民间有“一根扁担两头沉”的谚语，意思是说，用扁担挑东西，两头吃力。我老家那一带，把一方在城里工作，另一方和娃娃留守在农村的家庭，称为“两头沉”。大多数情况下，在城里工作的是男方，留守在农村的是女方；偶然也可见女方在城里工作，男方和孩子留守在农村。在这样的家庭里，在城里工作的人往往要两头用力，一年四季在城乡之间来回跑，如同扁担“两头沉”。
农村的小伙子进城时，一般都是20岁左右，过不了几年就需要成家。大约那时城乡差别大，城里的姑娘一般瞧不上农村出身的人，而农村的父母又习惯在当地给儿子找媳妇，于是大多数人都将家安在了农村。在城里工作而在农村安家，实在是有百弊而无一利，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问题，会深刻影响到这个家庭的未来。
首先是造成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严重影响双方的感情，这方面的弊端无需多说。
其次是男方回一趟家不大方便，如果是在县城或周边的城市还算好，倘若在省城或者外地就非常麻烦。记得村里有一个叫军红的，1970年前后被招到北京一家纺织厂当工人，回一趟家光路上来去就得走4天，一年也就只能回来两三次。这样两头跑花钱、受累不说，一年压根儿就没有多少天假，因而真正在家能待的天数屈指可数。
再次是男方不在家，女方的负担便非常重，一些常常只有男人才干的重体力活，就落在女人身上了。所有“两头沉”的家庭，最累的是女人，一人身兼男女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平时有两项活最苦最累：一是挑水，二是推磨。挑水要从将近两公里外的深沟里去挑，来去得花一个小时，这是一项非常耗费体力的活，通常都由男人们来完成。我父亲在外面工作，这样的重活就留给母亲了。记得母亲凌晨下沟挑水时，我还常常在睡梦中；她挑水回来后，才叫我起床去上学。推磨几乎和挑水一样熬人，劳力充裕的人家还好些，三四个人一起上阵，再累的活似乎也没有那么累了。但我们兄弟还年幼的时候，那时候磨面机尚未普及，推磨便由母亲一个人承担，如果哪一天凌晨她不去挑水，一般便是去推磨了。那石磨由两个男人来推，一般也不会很轻松，她一个女人家，一个人却推了好几年，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等我和二弟，终于长到了能下沟抬水、能帮着推磨的年龄，才让母亲稍稍地缓过一口气。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两头沉”的家庭，给老人的赡养、孩子的教育、家庭的生活维持等等，都带来一连串问题。男方长年不在家，照顾年迈的父母，养育幼小的孩子，便毫无例外地全落在女方一个人身上。如果公婆与媳妇双方都识大体、明事理，一家人的关系还会融洽一些；假如有一方脑筋糊涂，大事小事都不作忍让，这个家庭便永无宁日，让长年在外工作的丈夫时刻有后顾之忧。而且，男方长年不在家，这个远在农村的家便近似于单亲家庭，孩子的教育也会随之遇到很多麻烦，让又做爹来又做娘的母亲难以应对。如果是缺少劳力的多子女家庭，正常的生活往往也会出现问题，虽然男方在外边是“挣钱”的人，给人一般印象是花钱不用愁，但也未必就能应付得了农村的生活。农业社时期，我家里是母亲带我们兄弟4人过日子，生产队分口粮，是按“劳六人四”的比例分的，即六成由劳动力数量决定，四成由人口数量决定。由于我家只有母亲一人挣工分，所得远远不够支付口粮价，于是几乎每年都要向队里交纳100元左右的粮款，相当于父亲两个半月的工资。
与“两头沉”的家庭一比较，便可以看出在城里找到对象、将家安在城里的人，是多么幸运。不说夫妻双方往往都是“挣钱的”好处，就是孩子一生下来便属于城镇户口，天然免除了家在农村的种种麻烦。但有这种好运气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要达到这样的程度需要具备各方面优越的条件，自然其中也有许多偶然的因素。我在省城化肥厂工作的堂叔贵元，便成为这少数幸运者当中的一个，他最大的福气，是遇到了一位父亲一般的好师傅。贵元叔以他老实忠厚的品格，赢得了师傅的好感和器重，结果在师傅一家人的悉心撮合下，最终在本厂找到了对象。这一重大人生经历所带来的显著结果是，他的儿子从小可以在城里享受到良好的教育，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了重点大学。而与他同时期当工人、对象找在农村的人，他们的大多数子女仍然是农民。
“两头沉”的家庭，应该是曾反复地考虑过，并且试探过将农村的家搬到城里，但也是除了很少的人家外，大多数家庭都没有能成功。其主要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前，所有的公家单位，正式职工都有严格编制，单位不会随意招聘、使用员工的家属，即使是临时工用量也十分有限。其次，就算厂矿企业会从家属中招聘一些临时工，但这部分职工家属一般都缺乏文化，因而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作做不了，能做的只是一些又累又脏的体力活，收入自然也是非常低。再次，城里生活成本明显高，靠丈夫一个人的工资，几乎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连住房都很成问题。因此，这些在城里工作的人，大多数都无法将家搬到城里，退休后一般也都是回到村里养老。想当年，他们被招进城当工人是多么风光，现在他们的人生如同画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上，命运似乎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想必他们的心里会有一丝淡淡的忧伤。
个别“两头沉”家庭，最终能在城里安家落户，实现了身份与命运的转变，是由于具备了下列一些条件。一是工龄达到了一定年限，可以享受到国家“农转非”的优惠政策。改革开放后，国家大约为了解决“两头沉”家庭的实际困难，有限度地放开了户籍限制，工龄一般超过20年的职工，家属和子女可以转为城镇户口，也就意味着从此可以吃上国库粮了。虽然吃国库粮也并非白吃，仍然需要交一定数额的费用，但这要比完全从土里刨食吃轻松多了。我家就是在1983年“农转非”的，当时我已经上大二了，“农转非”对于我个人没实际意义，但对其他人还有很有吸引力。考虑到当时二弟已经成年了，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转了户口后在城里不容易就业，于是父亲就说服他在农村发展，只转了我母亲和两个小弟的户口。二是本人收入相对比较高，能够在城里养活住一家人。比如，同村的金成在煤矿当工人，工龄虽然不够长，一时享受不到“农转非”政策，但他作为井下工工资比较高，因而他后来就将老婆、孩子接到身边，过得与城里人差不了多少。也有达到了“农转非”条件，但家庭收入不足以维持在城里的生活，结果仍然不得不坚守在老家的。可见能否在城里正常生活，收入高低成为一个关键性因素。
如今，大量的男性青壮年农民出外打工，将老婆、孩子留在农村，自己长年在城乡之间来回奔波，其实也造成了更多的“两头沉”家庭。但随着户籍政策的放开，不少人已经相对容易地将户口迁到了城里，或者迁到了他打工所在地的城市。“两头沉”的家庭形态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