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曾如一口硕大无比、密不透风的黑锅，扣在我童年、少年时代的天空，让我饱受煎熬、倍感窘迫，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彼时，那场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巨大劫难，仿佛一头残暴无比的猛兽，挟着死亡的气息刚刚离去。母亲生下我时，奶水严重不足，多亏贵祥他妈慷慨帮衬，硬是从贵祥嘴里分出些奶喂我，我才勉强度过了婴儿期。正是由于先天营养不良，我自小就身材瘦小，体质孱弱，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班上个头最小的学生之一。打记事起我就体验到，贫穷如同一条甩不掉的尾巴，一直紧紧地追随着我、我们家以及全村的人。包括吃、穿、用在内的所有物资，都十分匮乏，匮乏到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富足，以为富足只存在于令人神往的故事里。
我老家所在的村子，位于陇东黄土高原腹地一块塬边上，那是一个如泥土一样朴素而平凡的村庄。如今站在村口望去，几乎家家都是清一色的小康屋，屋后是一望无际的苹果园，乡亲们靠果园以及外出打工，已经过上了不再为吃饭而发愁的好日子。但在我小时候，大多数人家还住在窑洞里，所有的家当加起来值不了100元，村上最富的人家，也不过有几间简陋的瓦房，比别人多了一辆自行车或一台缝纫机而已。吃饭是那时候的头等大事，所有的人一年到头都在找饭吃，为此耗尽了气力流干了汗，然而最终还是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很早我就品尝到饥饿的滋味，那是一种腹中似有无数只小爪子在不停抓挠的感觉，让你难受到对生活丧失信心，只有食物才能解除这种窘迫。于是我那时候的人生理想，就是将来每天都能吃到白面馍，如果能吃到油饼也就等于过年了。偶尔得到一只白面馍时，我会像捧着宝贝似的双手抱着它，不是狼吞虎咽地大口吃下，而是小口小口地慢慢品味，那真是一段美妙而幸福的时光。如果不小心，掉了一块能看得见的馍渣，我肯定会立马从地上捡起，吹一吹上面沾染的灰尘，毫不犹豫地送进嘴里。如今食物十分丰富，即使一个囫囵馒头掉在地上，能再捡起来吃的人，怕也不多了吧！
在国人的记忆里，发生在民国18年的西北大旱，与1960年前后出现的“三年自然灾害”，是上世纪中国影响深远的两大年馑。我出生晚，幸运地躲过了那两场深重的大灾难，却经历了1972年发生的一场小饥荒。奶奶是从民国18年过来的，吃过树皮、草根、观音土，因而后面出现的这场小饥荒，在她眼中几乎算不了什么。母亲经历过1960年的严峻考验，也积累了一些应对粮荒的经验，因而面对小饥荒显出应有的从容。然而对于我来说，后面的这场小饥荒，虽然没有到吃树皮、草根的地步，但也让我对饥饿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当时一个人每天只能供应4两粮，也分到了从河南调来的红薯干，4两粮之外的缺口，就只能靠各家各户自己去想办法了。
4两粮勉强只能吃一顿，等于每月有15天没有饭吃，这实在是一件让每一个人都头皮发紧的事。而能作为粮食的替代品，可以不花钱就能弄到手的，大概也就只有野菜。但由于野菜需求量太大，几乎天天都有人采，因而野菜也成为抢手物资，能不能采得到就看你的运气了。于是在饥饿的威逼下，村里凡是能出得了门的人，包括小脚老奶奶以及尚未到上学年龄的孩子，都不约而同地加入到剜野菜的队伍中。似乎也无须大人特意督促，饭不够吃就是无声的号令，因而我也常常会提上一只小竹篮，跟着其他人到处寻觅野菜。最初可以到返青的麦地里去剜野菜，麦子起身之后，麦地里就不让再进去了，只能到山沟里去剜。站在塬边上朝下一望，常常可以看到每一面荒坡上，都如星星般挤满了剜野菜的人，可见吃饭问题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就是在这样的经历中，不仅认识了荠荠菜、苦苣菜、灰灰菜、扫帚菜等众多的野菜，还熟悉了它们各自不同的味道，知道哪个好吃一些，哪个比较难吃。由于没有别的选择，因而即使难吃也得吃，慢慢地吃多了，也就不觉得有多难吃了。除了地上长的之外，像榆钱、洋槐花这些树上长的，也会被采来食用。有一种叫地软的藻类植物，模样十分不起眼，冬春时节可以从低洼潮湿的荒草丛中拣到，用它做的汤味道却很不错。但野菜总体来说天生性野，真正能作为美味的并不多，有的是口感太差难以下咽，有的是吃到胃里不好消化，还有的含有一定的毒性，吃多了或烹制方法不得当，便会使人中毒。如今到乡村旅游的人，专门到“农家乐”去点野菜吃，就是为了图个新鲜或换个口味，哪里知道在贫困的岁月里，这些东西却是农民们司空见惯的口粮。
说起野菜，我想特别提一下苜蓿。这是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到处可见的一种极普通的植物，平时是用来作家畜饲料的，然而在饥荒年代，它却是农民们的救命粮，没有哪一种野菜的贡献能超过它。初春时节到山洼里采野菜，采得最多的其实就是野苜蓿芽。鲜苜蓿可以做成凉菜，也可以掺进面粉蒸成馍或烙成饼，还可以做成菜汤，口感比大多数野菜都要好。最值得称道的是，苜蓿像韭菜一样，一年可以割好几茬，春天可以吃嫩苜蓿芽，夏天、秋天可以吃苜蓿条；可以作为青菜吃，也可以晒干储存到冬天吃。饥荒年代，谁家会没有储藏着几袋干苜蓿呢！往往一个冬天的时光，都要在苜蓿的帮助下艰难度过。粮食之外，能让农民们产生依赖的野菜，大概就数苜蓿了。为了能对苜蓿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写这篇东西时特意“百度”了一下，才知道苜蓿有“牧草之王”著称，不仅产量高，而且草质优良，各种畜禽均喜食。它耐干旱，耐寒热，生长不挑土质，还能改善土壤。最值得称道的，是其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尤其是多种维生素的含量，竟然会在好多蔬菜之上。苜蓿具有清脾胃、利大小肠、下膀胱结石的药用功效，对人身体上的各种小出血，都有很好的预防效果。
如此好的粮食替代品，按说在食物匮乏的年代应该大量栽植，以缓解农民时常出现的粮荒。然而这在那时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大量栽植苜蓿，势必会挤占基本农田，从而影响粮食的播种面积及总产量。每个生产队，大约只被允许栽植不到20亩的苜蓿，而且压根儿就不是为了缓解粮荒，而是给队里的几十头大牲畜提供草料。平时队里并不允许村里人随便去揪苜蓿，还会专门派人看管，如果有人偷偷去揪，抓住是要做经济处罚的。我小时候常常听到，远近不少村子，晚上总有人去偷生产队苜蓿，被发现后惊慌逃窜，结果跌下悬崖而摔断了腿。
由于饿肚子是经常发生的事，因而凡是能吃的东西，自然都会容易成为偷盗的对象。生产队里的庄稼、蔬菜以及果树，往往在将要成熟而尚未收获的时节，一般都要派人看管。即便如此，也仍然会时常发生丢失，做贼的人饿急了，总能想出办法偷走可以吃的东西。有一年腊月，生产队里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偷盗事件，当时队里存放粮油的仓库，晚上在看管的人眼皮底下被盗，丢失了三麻袋小麦和一缸菜籽油。队上干部开会分析，认为四五百斤重的东西不容易转移到远处，因而极有可能是本村人偷的。于是组织人挨门挨户搜查，连各家的粪堆底下都挖开看了，愣是没有能找得到。大约过了好几年，30里开外的玉都公社抓住了几名惯偷，从他们的交代中得知，是这几个人合伙盗窃了我们队里的仓库。
还有偷牲口饲料的事。生产队养着几十头以牛为主的大牲口，每到农忙使用这些牲畜耕地、拉车时，为保证其有足够的体力，必须在草料中加入玉米粒、麦麸或豆饼之类的精饲料。这些饲料虽赶不上粮食，但总比野菜要好得多，因而可以作为粮食的替代品。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饲料流失，队里每天按牲口数量，只向饲养员供给牲口一天吃的饲料，还要求大家互相监督。然而这样仍然不能完全防止饲料的流失，有的饲养员家里实在没吃的，就会暗暗打饲料的主意。这样做一旦被发现，轻者会被罚工分或罚款，重者还会上批斗会，让你在全村人面前名声扫地。人在极度的饥饿面前，会觉得没有什么比活命更重要，因而常常丧失应有的道德。
食物短缺的年代，没有什么比粮食更金贵。收麦时天气变化剧烈，一是怕过度暴晒，让麦粒脱落到地里；二是怕突然遇到暴雨、冰雹，把成熟的麦子砸成一堆泥，因而有“虎口夺食”之说。这时候，所有的青壮年，包括回家探亲的工人、军人以及干部，都要一起被动员来割麦，甚至一些小脚老奶奶也上场了。学校也会给小学生放10天忙假，让我们专门去刚收割完的地里拾麦穗，之后把麦穗交到队里，1斤记1分工分。我最多时一天拾到过6斤麦穗，等于挣了6分工分，而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分，大约也就是12分。到年底队里一决算，1分工分值4到5分钱，我拾6斤麦穗等于挣了两三毛钱，那时街上食堂里一碗面也就是8分钱。拾麦穗的活看起来像鸡啄米，需要不断地弯下身又伸直，刚开始干似乎很有意思，但一连干10天就会觉得很乏味也很累，到最后腰都疼得直不起来。然而这样的工作，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不仅崇高乃至神圣，小脸儿会被晒得起了皮，也不会有人偷懒耍滑。想来我至今坚持的劳动光荣的观念，应该就是从那时候树立起来的。
小麦和玉米，是老家那一带最主要的两种粮食作物。小麦价值高，所以收割时格外珍惜，尽量做到颗粒归仓；玉米相对价值低，划不来过度重视，因而一遍掰过去也就完事了。但个别玉米杆上，会长一大一小两个棒子，大的被掰走了，小的偶然会被遗漏。掰了棒子的玉米地，队里不再派人看管，允许人们进去搜寻遗留的玉米。我曾经多次搜寻过，运气好时，也能拣到五六个大小不一的棒子，足够一家人煮着吃一顿。说起到玉米地寻找遗留的果实，村上曾经发生过一起悲惨的事件，被乡亲们反复诉说了许多年。这件事发生在1961年秋天，当时村上有4个少年，其中有贵祥他大哥和我三叔，一起到一块刚收过的玉米地里找遗漏。这几个少年应该是饥肠辘辘，然而谁能想到，同样处于饥饿状态的还有一群狼，他们在空旷的地里四处寻觅的时候，这群狼悄无声息地从山沟里溜上来，将利爪对准了他们。结果，贵祥他大哥当场被狼咬死，我三叔被狼爪抓到脖子上，虽侥幸夺回一命，却终生留下了一块伤疤。等我长到能在玉米地里找果实时，大约是人口的增长挤占了狼的活动空间，狼已经稀少成一个令人悲伤的传说，不会再到玉米地里来了。
贵祥他大哥被狼所害，还不是这一家人灾难的终结，另一桩同样凄惨的事，发生在10多年之后的那场小饥荒期间。由于一家人穷得实在过不下去，贵祥父母便悄悄把贵祥他弟贵平，以5斗麦子的身价，卖给南山中一户人家做养子，这样既给贵平找了一个吃饭的去处，也让一家人暂时摆脱无米下锅的困境。然而贵平被卖到南山后不久，却不停有受到虐待的消息传来，这让贵祥父母总是寝食难安，也让村上的人唏嘘再三。3年后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贵祥他爸去探望贵平，与亲生儿子相遇在荒凉的村头，当时贵平正背着粪筐，瑟缩着身子在路边拾粪，爷俩禁不住抱头痛哭。后来几经周折，这个卖给人家的苦命孩子，终于又被遭受着亲情与良心双重煎熬的父母，费尽心思地赎了回来。然而谁料祸不单行，没过多久，贵平又遭遇了人生之初的第二次灾难。
食物匮乏的岁月，不仅人受到饥饿的威胁，似乎狼也同样为缺少食物而狂躁，于是频频出现在村子里。听村上老一辈人讲，狼平时是以兔子等小动物为食的，人到了没饭吃的时候，过度地捕猎了山中的兔子，等于把狼的食物给抢了，于是便把狼招惹到村中来觅食。但狼首先瞄准的，应该还是家中的畜禽，只有在畜禽被看管得过紧而无法下手时，才会转而袭击人。我曾听到过许多狼伤人的故事，除前面那一则之外，竟然有两起都与我小姑有关。母亲告诉我，小姑小时候，曾经两次遭遇了狼。第一次是小姑四五岁时，有一天凌晨出大门上厕所，母亲见小姑许久不回来，喊了两声也听不到答应，便赶紧出门去找，却在厕所门口看到小姑的一只鞋，又发现地上有什么被拖走的痕迹，便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不测。于是母亲拿起一根木棒，顺着地上的印子，沿着到沟里担水的山路追下去，就看到一只狼叼着小姑，已经拖出了三四十步远。小姑上厕所能与狼遭遇，说明那狼也是饥饿难耐，早早就潜伏在了大门外，只等猎物出现。见有大人在后面喊叫着，狼起先一直不肯松口，仍然拖着小姑一步步地往沟里走，等母亲追到了跟前，狼才极不情愿地放下小姑，悻悻离去。小姑受到极度的惊吓，只见嘴一张一合，却听不见有声音喊出来。这件事过去了大约两年，小姑又一次受到狼的侵害。那是一个仍然时不时饿肚子的春天，母亲到自留地里给玉米苗锄草，小姑跟着母亲到田埂上剜野菜。当时，母亲正专心锄地，忽然听到小姑在不远处惊叫了一声。母亲扭头一看，一只狼正从田埂下跳出来，朝着小姑的后背打了一爪子，小姑立时倒在地上。那时候，庄稼也就长到半尺高，狼在几乎没有什么遮挡的时候，突然到地头上来袭击人，说明狼也是饿疯了。于是母亲赶紧跑过去救小姑，那狼却并不马上躲开，而是屁股蹲在地上，前爪在地上刷刷地刨着土，似乎要与母亲对阵。母亲曾经听老一辈人讲过，狼最怕人朝它扬土迷了眼睛，于是她从地上抓了两把土，接连朝狼扔过去。狼感受到母亲毫不退让，这才慢慢走开，一边走一边还回头朝母亲张望，似乎很不甘心。母亲得空抱起后背流血的小姑，一路小跑着回到家，进门一放下小姑，才为刚才的情景而深深后怕。
所有能吃的东西，比如路边或山中没有主人的果树上的果子，根本等不到成熟，就让人们早早给摘掉吃了。谁家门前如果有杏子、核桃、枣之类的果树，为了防止被别人偷摘，一般都有老人整天坐在树下看管，要不就在树下拴一只狗，让你根本到不了跟前。我常常和小伙伴们去山中采野果，山杏、山桃、木瓜、酸枣都采过，甚至像杜梨这种只有经过漫长的冬天才能脱去涩味的小野果，我们都当美食似的吃过。也许是饿怕了，人们把食物看为是最宝贵的，其他东西可以随便借你用，饭却不会轻易大方地请你吃。如果是什么好吃的，那就更加珍贵，往往则要背过人去做、去吃，感觉就像偷来的一样。比如谁家偶然杀一只鸡，多是半夜里才烧火煮熟，为的是避免有人突然串门。过年时，家境稍好一点的人家都会炸油饼，也是不放到白天来炸，而是要等到黎明时分，那时候左邻右舍应该都在睡梦中。好吃的东西实在太稀少，往往需要一大家子人分着吃，青壮年会尽量让着老人、孩子，而老人又总是把自己的那份省下来，最终塞到小孙子手里。我幼儿时是曾祖母照看的，偶尔有亲戚来看望她，带来了点心、水果之类，曾祖母往往是尝一口，就悄悄留给了我。但曾祖母与三爷、三奶在一起过，她这样做绝不能让三奶看见，否则三奶是要跟她闹事的。三奶家里蒸了白面馍，上工前她都要把剩余的馍数了又数，之后再把馍锁进柜里，就是为防止曾祖母偷偷把馍给了我吃。
饥饿的年代，不能吃或未成熟的东西，也会被当成食物吃掉。记得我八九岁的时候，某日与贵祥等几位小伙伴，在一块糜子地边玩耍，无意中发现地里有一棵野生的瓜秧，上面结了一只比拳头稍大一点儿的瓜。小伙伴兴奋异常，观察这瓜要再等半个月才能成熟，于是约定到时一起分着吃。担心被路过的人发现摘走，我们还拔了几束茅草盖在上面，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晚上我睡在炕上，感到心里有两个小人儿打架，一个要把那只瓜偷偷摘来，独自享用，另一个主张信守诺言，不要做对不起小伙伴的事情。第二天贵祥和那几位小伙伴都来找我商量，说那只瓜肯定等不了半月，就会被过路的人发现摘走，还不如乘现在就吃了算了，其实是大家都馋涎欲滴等不及而已。于是我们又兴冲冲地来到那块地边，让贵祥把瓜摘下来，很均匀地给每人分了一块，我们便美滋滋地吃起来。因为离成熟还很早，这瓜完全没有一丝香甜的味道，倒是有一股发涩难咽的苦味，然而却让我们吃得津津有味。这大约是童年时所品尝的最特别的食物，因而至今还鲜活在我苦涩的记忆里。
作为孩子，小时候总盼望着过年，因为不仅可以得到压岁钱，还可以吃到好东西。现在的孩子过年所得的压岁钱，动辄会有数百元、上千元乃至上万元，由于没有经历过贫困，所以他们对自己得到这么多的钱，并没有多少兴奋或满足的感觉。我小时候大约是穷日子过怕了，虽然每年所得的压岁钱总数只有1块几毛钱，也仍然觉得拥有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其实那时候大人手里也没多少钱，能给我给得起压岁钱的，不过就是父亲、二叔和几位舅舅，还有一位在城里工作的表叔，每人所给的压岁钱一般只有2角，是特意从银行换来的新币，拿在手里有一种新奇的感觉。隔壁三叔有好多年手头拮据，他给两个女儿几乎从未给过压岁钱，给儿子也只是象征性地给5分钱。而我能得到的压岁钱有1块多钱，已经算是很有福气的了，在当时够买一学期用的作业本。
那时候生活水平普遍低下，过年所能吃到的好东西，与今天相比实在不值一提，不过就是菜里面有几块猪肉、面筋和豆腐，再加油饼而已。但一年才会过一次年，感觉等待的时间太长了，长得几乎让人无法等到。慢慢地我便发现，只要能给驻队的干部管饭，就可以跟着吃几顿好的。那时候，上面经常有干部来村里蹲点，队里便会给他们派饭，每顿饭给管饭的人家补助2斤麦子、2两油。由于有油水可捞，一般人家都会抢着管饭，但队里不是谁乐意管就派给谁，而是不仅要考虑谁家饭做得好，还要让吃饭的干部感到满意才会派。母亲也算是村里饭做得最好者之一，如果一连几天要给干部管饭，会按队上要求特意炸油饼。油饼得先让着干部吃，干部吃剩下端回厨房后，才能让我们小孩子沾一下光。我发现母亲管饭很有讲究，如果来吃饭的干部是1个人，会在盘子里放3个油饼，再放1个馍；如果是2个人，会放5个油饼加2个馍，最后的结果是，总会有1个油饼剩回来。多年以后，当我熟谙了人情世故之后我才明白，在那个食物异常匮乏的岁月里，吃派饭的干部心里都清楚，这端来的油饼有一个必须是剩下的，这样才能满足主人家的孩子或老人的一丝期待，他们如何会将好吃的一扫而光、做出令人扫兴的事来呢！我至今记得，那个剩下的油饼一端回来，母亲便用菜刀切成均匀的4份，给喉咙里早已伸出无数只小手的我们兄弟4人每人一块，我们便会欢天喜地地吃起来。
整个童年、少年时代，给我留下最难忘却的记忆，便是村上的人无论男女老少，一年四季都在为挣一口饭吃而努力。那时候，故乡人的食物结构非常单一，除了粮食，便没有其他可以经常吃的东西。肉是非常稀罕的，一般人家只能在过年时买几斤肉，除此之外，常年碗中看不到荤腥。隔壁三叔家日子过得更是艰难，连续有好多年，过年时连1斤肉都买不起。三叔如果想吃到肉，得等到哪位亲戚家有红白喜事，他去吃宴席才能够吃到。邻村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某日谁家娶媳妇，有位客人来吃宴席，大约是为了节约自家的粮食，或者是贪占人家的便宜，他先一天就让肚子空着。结果由于吃得过猛，他想一顿吃到两顿的饭，谁料没到散席就撑炸了胃，送到医院没能抢救过来。平时乡亲们也没有什么菜可吃，最多在门前屋后炕头大点儿的地里种一点，根本没有更多的地用来种菜。家家都养鸡，不过鸡蛋舍不得自己吃，几乎都卖到了供销社，日常的开支要全靠它。那时候不准做生意，也无打工挣钱的门路，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很好的来钱渠道，便只能向土地要。野地里生长的中药材能卖钱，乡亲们只要有空闲时，就会去山中挖药材。我和二弟也曾挖过，什么甘草、茜草、板蓝根的，挖回来收拾干净并晒干，最多的一次卖到过9毛钱。9毛钱在如今不值一提，但在那时候足够三天的伙食费，而且这是靠自己的力气得到的，因而让我和二弟高兴好几天。
在物资匮乏、粮食奇缺的年代，肥料也十分稀少昂贵。粮食是人类的食物，肥料是庄稼的食物，庄稼缺肥便难以多打粮，没有人不懂得这个朴素的道理。为了搜寻和制作肥料，生产队常组织社员，或者把山中的腐殖质运到地里当肥料，或者把路边的草皮铲起来沤肥。有些人出门倘若碰到一堆牛粪，会摘下草帽用帽壳儿把牛粪端回来；外出时常常舍不得浪费一泡尿，会硬憋在肚子里带回来，撒在自家的粪堆上。羊粪豆被看为是与化肥相当的上等肥料，于是生产队便鼓励人们，农闲时到山中去拾羊粪豆，交给队里每斤可以兑现3分钱。拾羊粪豆是一项十分枯燥而累人的活，与拾麦穗一样得不停俯下身子，因而时间一久腰会很疼。我上小学的那几年，应该年年都要拾羊粪豆，但我最多一天只能拾5斤，而贵祥却可以拾8斤。村上拾羊粪豆的冠军是贵祥他妈，为了给贵祥挣学费，她一个小脚老奶奶翻山越岭、跨沟爬洼，瘦小的身子比年轻人还要矫健，每次都是她拾到的羊粪豆最多。那时候，一个小学生每学期的学费是3块钱，得拾100斤羊粪豆才能换回3块钱），贵祥家比我家还要困难些，他每学期的学费，都是他和他妈拾羊粪豆挣得的。为了拾羊粪豆，村上也曾出过事。那是一个冰雪初融的春天，我们一群孩子下沟去拾羊粪豆，也许是雪刚消过地上有点儿滑的缘故，贵祥他弟贵平，就是卖给南山中人家后来又被赎回来的那个，竟失足跌下了悬崖，当时摔得血肉模糊、昏迷不醒。后来花了不少钱，贵平的命总算保住了，却留下了终生的残疾。
我上高中时已到上世纪70年代末，那应该是人民公社制度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吃饭问题仍然未能解决。那时学校没有学生灶，即使有，大多数学生可能都吃不起，因而学校允许学生每周三下午回一次家，专门取一次馍。家境好的学生，还可以经常吃到白面馍；我大约隔一周才能吃到白面馍，另一半日子吃的是玉米面馍。也没有什么菜，最多从家里拿来一罐头瓶辣椒酱，或者其他什么咸菜，就着馍吃。天天吃玉米面馍，又没有足够的蔬菜伴食，胃里便会发酸，感觉到消化一直有问题。学校供应开水，打一大缸子开水，泡两个冷馍，就算是一顿饭。天气热起来时，馍在宿舍里不好存放，会长出一层白色的霉菌，让馍变了味道。我那时候学画画，可以画老虎，学校烧开水的曹师傅知道了，让我给他画了一张老虎，从此允许我到锅炉房里去烤馍。顿顿吃开水泡馍，吃得实在没胃口了，就到学校不远处的饭馆里，花4分钱买一碗酸汤，将馍泡在里面美滋滋地吃一顿。那时大多数同学经济状况都不好，馍从家中背来一般都装在包里挂在墙上，个别同学馍不够吃，就会去偷别人的馍，因而宿舍里经常发生馍被偷吃的事件。我为了防止馍被盗，从家中拿来了一只小木箱，离开宿舍时把箱子一锁，这样就不用担心馍被偷了。
真正能够每天吃上白面馍，彻底与饥饿告别，还是在1981年我考上大学之后。我上的是师范院校，每月伙食费与助学金可以得到29.5元，足够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学生吃得十分满足，因而同学们相互开玩笑说，自己上的是“吃饭院校”。我上大学后的第二年，国家在农村推行了包产到户，很快解决了吃饭这个始终困扰国人的老大难问题，从此让饥饿也成为永远定格在记忆中的一段历史。
饥饿如一块无法抹去的胎记，深深地烙在我的生命里。饥饿又如一所大学校，它教会我在饱食终日时无法学到的东西。如今，每当面对一桌丰富的饭菜，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味起，饥饿如何把一个人变成一只胃的岁月，不由得怀念起粮食。大如蚕豆、小如芝麻的粮食，这小小的生命的要素，是那样牵动着社会的每一根神经，谁能绕过它而去奢谈诸如理想、追求和人生的终极意义？怀念粮食，也就是怀念那些宝石般闪亮的品质。每天都不可缺少的粮食，当它从庄稼的母体上滚落下来，变为我们碗中的东西，谁能完全领略它无私的情怀与奉献的精神？又有谁能领悟它所经受的苦难和应该享有的光荣呢？从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人们，谁能忘记粮食的情谊？在它面前，有谁不觉得自己显得渺小和浅薄呢！在那些鄙视泥土和农人的眼里，粮食也许同泥土一样卑贱；然而在为它付出过终生血汗的农人及其子弟的心目中，粮食就是他们坚定不移的信仰。在同粮食进行了无声的交流和相互凝视之后，谁不感到自己也变成一颗粮食，成为一粒渴望亲吻土地的种子呢？攥紧一粒粮食，犹如握住自己一生的愿望和幸福。我热爱粮食，如同婴儿热爱母亲的怀抱，每一粒饱满的种子，只要播进土地，总能发芽并长成一株优美的庄稼。我根植生我养我的大地，又能长成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