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7日，毛泽东撤离井冈山前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柏路会议。会议结束时，代表们纷纷起身离座。毛泽东忙向即将出门的彭德怀、谭震林以及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中共永新县委书记龙超清、宁冈县委书记王怀等人招了招手，将他们留了下来。
“之所以让大家留下来，是要传达一个文件。上午传达时，袁文才、王佐在场，我跳过了这一段。”毛泽东抓过身旁的布包，抖落出已经传达过的中共六大文件，用手指着《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这是中央‘关于与土匪的关系'一节，大家听听……‘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这是保持地方秩序的先决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使他们帮助过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如渗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使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大家一听，立即睁大眼睛，不由得面面相觑。
毛泽东念完这一段，便放下文件，心情沉重地说：“你们听明白了吧？就这一段，我上午没念。真不晓得中央搞么子呀？弄出这一条政策来。要是老袁、老王晓得了，还不知有啥事？你们几个议一议，该咋办？”
龙超清最先站起来表态：“既然中央有这样的指示，我们应当执行，对于井冈山的土匪，我们也应坚决剪除。”
王怀也跟着随声附和。
陈毅首先表示反对，他说：“我们不能这样做！前几天我们红四军才发了《告绿林兄弟书》，号召绿林兄弟们加入红军，与共产党齐心合作，怎么一下子又变了调呢？再说，老袁、老王他们早就是革命同志了，与文件中说的土匪不能等同。”
朱德说：“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所谓土匪，这称呼都是土豪劣绅们取的，其实，他们大部分被逼上梁山的……他们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很少有祸害乡里的。袁文才和王佐，他们开始也是这样，后来又都加入了我们的党组织。他们俩有缺点不假，我们可以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如果，真的按中央这文件去做，这叫自断手臂！”
“对！我们红军决不能过河拆桥……”几个参军不久的客籍干部也跟着喊了起来。
毛泽东听到这里，心里一下宽慰多了，他一锤定音说：“好，大家能这样想就好……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不在中央文件的意思范畴内。对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共同的战斗与考察，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俩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
王怀、龙超清见毛泽东已经表态了，便不再说什么。
然而，毛泽东也非常清楚，有可能就此埋下一颗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引爆。为了保护这两位将才，也缓和一下日趋紧张土客籍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来了个“釜底抽薪”，将两家的核心人物，袁文才和龙超清都调离岗位。袁文才免去边界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调离井冈山，改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大队一起远征赣南；龙超清调往莲花工作，让何长工出任宁冈县委书记，与此同时，对县、区干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临走前，毛泽东还不放心，又将自己一贯器重的爱将时任特委副书记的宛希先留了下来，来斡旋平衡黏合以土籍为主的边界特委与王佐等人的关系。
这着棋果然奏效，自从袁文才下山后，这些矛盾纠纷也确实缓和了一阵。可等到袁文才看到了那份文件，偷偷离开主力部队再一次回到井冈山时，矛盾便越来越升级，最终酿成杀身之祸。
1929年5月，远征赣南的红四军经过连日的长途奔袭后，作了短暂休整。这天，袁文才来到前委秘书长刘辉霄处，只见门敞开着，院子外两条破长凳上晒满了文件。正当他跨门而入的时候，瞅见长条凳上一溜文件中，有一份用铅笔画出了粗粗的黑杠，在阳光的映衬下，显得异常醒目。
袁文才收住脚，停下来仔细一看，顿觉寒彻肌骨，仿佛掉进了深深的冰窖里，猛然间，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刘辉霄闻声而出，见这般情景，心中什么都明白了。
“看来他们还是不信任我们，我的担忧终于应验了……”袁文才自言自语，梦魇般地说。
“要不咱们还回井冈山，那是咱们的根，一旦真有什么事，也好应付。”刘辉霄安慰袁文才说。
“对！咱们走，到哪里都一样的革命！”袁文才当机立断，给毛委员留下一张“告假条”，拉上刘辉霄、谢桂标等人，悄悄离开部队，又回到了井冈山。
袁文才的回来，给刚刚平息的土客家之争，又打了一剂强心剂。边界特委的土籍龙超清、谢希安等人，力主严惩，叫嚷着要开除袁文才的党籍；而刘克犹、李筱甫两名客籍常委则坚决反对。一时，土、客籍的两派党员激烈交锋，相持不下。
宛希先果断地站了出来，左右劝解，反复调停。
特委听取了宛希先的意见，采取了折中办法：给袁文才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仍参加县委常委工作，负责三十二团军事及宁冈县地方武装的领导工作。
宛希先，在边界特委里是唯一的外籍干部。他原本为土、客籍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在各方面的声望都很高。自毛泽东离开井冈山后，他便成了袁、王在边界特委内唯一的依靠和缓冲。而边界特委与袁、王关系越来越紧张，最后到了形同水火、你死我活的程度；此时的宛希先则无形中充当了袁文才和王佐的保护伞。因此，被土籍人把持的边界特委要想除掉袁文才和王佐，就必须先搬开宛希先这块横亘其间的巨石。
1929年3月开始，到10月间，先后爆发了蒋桂、蒋冯两次大战。军阀一混战，就给湘赣边界的革命武装以喘息的机会。围剿九陇山根据地的国民党正规军大部分抽走了，仅“茶陵经常有一营至一团国民党正规军驻防，以茶陵为驻地，兼顾酃县、桂东、安仁一带”。在边界斗争最困难的时期，宛希先挺身而出，在九陇山召开永新、茶陵、宁冈三县党组织联席会议，组织了新的临时特委。无论资历还是能力，宛希先担任特委书记是当之无愧的。由于特委中土籍势力强，他们大部分视与袁文才、王佐走得比较近的宛希先为异己，加上宛希先一直主管党务工作，厉行“洗党”时，在永新、宁冈的党组织中“洗”掉的“投机分子”过多。永新、宁冈县委对此十分不满，认为是与他们过不去，一直怀恨在心。加上去年8月，永新县委妇女部长龙家衡的被误杀，导致占特委多数的永新、宁冈土籍革命派，在选举临时特委书记时，都投了永新县委书记朱偕昌的票。
龙家衡，虽然出身于一个大地主的家庭，但思想进步，很早就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投身革命，并与同她一道投身革命的学长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刘真结为夫妻。
一天下午，龙家衡正在一个山区小村搞社会调查，从敌占区回到的侦察人员悄悄地对他说：“刘书记的父亲死了……”
龙家衡暗暗地想：“刘真是个孝子，可现在这种时期，反动派正到处抓他，此时回去，肯定凶多吉少。自己一个女的，悄悄地去一趟，可能不大会引起注意……”就这样，她悄没声息回到了婆家——国民党占领区株塘村。由于时间紧迫，距特委、县委所在地九陇山又远，来不及请示，只是向身边的同志简单地交代了几句。
回到株塘村以后，龙家衡藏在一个族叔家里，暗地里安排料理公公的后事。不料，还是被自己的哥哥盯上了。
龙庆楼和龙家衡虽然是两兄妹，但属于两个水火不容的阵营。龙家衡不仅是共产党的妇女干部，还嫁了个县委书记老公；而哥哥龙庆楼则当上了五乡联防团的团总，心甘情愿地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
龙家衡料理好公公后事，当晚就返回九陂山区，天刚拂晓时，回到到了住地。
“龙部长，你怎么一个人出山去了白区？去白区要经过县委、特委批准，这是纪律，你不会不知道吧？”宛希先一见到龙家衡便阴沉着脸。
原来就在龙家衡去株塘的第二天，宛希先率特委一个警卫连回到了九陂山区。宛希先最看不惯龙家衡的狐媚样，当初刘真娶这个地主家的大小姐时，宛希先就一肚子意见，这回龙家衡犯了纪律，给自己逮住了，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如果，事情至此打止，就一了百了，可偏偏事又在节骨眼上出了个大事。龙家衡在哥哥龙庆楼还真的告了密，国民党兵跟踪她摸进山来了。
“报告，宛书记，白狗子进山来了！”警卫连颜连长气喘嘘嘘地说。
宛希先大怒，喊了起来：“好个龙家衡，前几天警卫排长抓到联防团的一个侦探，从他身上搜到一封你哥哥给你的策反信。我们还相信你，认为这是敌人使的离间计……想不到你真的叛变投敌，还把白狗子引上了山……”
龙家衡申辩说：“我没有！”
“那这作何解释！”宛希先指着森林中越来越近的国民党兵，狠狠地瞪了龙家衡一眼，下达了战斗命令，“警卫连立即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赤卫队掩护区委机关和伤病员赶紧往深山老林撤！”
由于撤得及时，敌人没捞什么油水，但敌人偷袭的阴影一直在宛希先的脑子里挥之不去。为了搞清事实的真相，宛希先命令警卫连的汪排长带几名战士押送龙家衡，去特委机关接受审查。
这汪排长出身贫穷，苦大仇深，听说这个女的是“反动派的奸细”，便非常气愤。一路上，左一个“奸细”，右一个“老实交代”，“审讯”着，龙家衡心想这种人只是个大老粗，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便缄口不语。可汪排长却认为是藐视他，气愤不过，最后竟掏出枪来威逼龙家衡招供。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龙家衡这才开口说话。
“这个臭奸细，谁是你的同志？老子一枪崩了你，免得你再危害革命！”汪排长大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竟鬼使神差地扣响了扳机。
“砰——！”一声枪响，在山谷里久久回荡。
龙家衡摇晃了一下身子，倒在血泊之中。
汪排长此时清静了，叮嘱手下的战士说：“大家给我记好了，这个女的是通敌的内奸，在押送的路上，夺枪逃跑，被我们打死的……谁要是他妈的，活腻了，多嘴，老子第一个弄死他！”
宛希先听信了汪排长的话，在特委会上作了汇报。
龙家衡的死引起了轩然大波，在特委会上，特委的另一位副书记刘天干当场就站了起来质问：“宛希先，龙家衡是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县委妇女部长，就这样被你随随便便地枪杀掉，谁给你的这个权力？”
“我已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了，她逃跑，汪排长才开枪才把她击毙的……”宛希先申辩说。
“宛麻子，你哄骗得谁？龙家衡会逃跑？鬼都不相信，要不是你下的命令，那个信汪的排长敢开枪？”王怀大声指责。
袁文才、王佐见那些土籍的革命派这样围攻宛希先，便觉得大事不妙，如果此时，不把他们的气焰压下去，不仅老宛将来抬不起头，他们两个也没好果子吃。
王佐和袁文才交换了一下眼色，袁文才点了点头。王佐便霍地站了起来，一掌拍在桌上：“龙家衡，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反动团总的亲妹子，在革命队伍中就是一个祸害！不要说老宛不是有意杀她，就凭她引来白狗子这一条，杀了她，有什么错！”
龙家衡的丈夫永新县委书记刘真，也拍着桌子站了起来，为妻子辩护：“龙家衡早已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一心革命，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她与她哥哥龙庆楼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会肯定事出有因……退一迈步说，即使她有错，也不该死罪！你们怎么能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就乱杀人呢？”
袁文才等刘真一说完，连忙接过话茬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刘真同志这份丧妻之痛，本人深表同情。但我们是革命者，革命者当以大局为重，切忌儿女私情……老宛他一个外地人，他图个啥？还是为了革命事业，只要没有私心，身为特委副书记，在当时那种非常时期，他还是有权处置那些突发事件……”
王怀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连忙反驳道：“你们三个早就穿一条裤子，串通一气，要打击永新的同志。老实告诉你们，没那么容易！”
“王怀，你血口愤人！老子今天把话撂在这，你不把话讲明白，我王佐，绝不罢休！”王佐跳了起来，把枪掏出来，拍在桌子上。
土籍革命派的权威人物朱昌偕，怕事情闹僵了，不好收场，便大声制止说：“别吵了，这是特委会议，像什么话！都是革命同志，要团结一致嘛，不要相互怀疑，相互猜忌，意气用事。龙家衡同志的被杀，也是事出有因，不能全怪老宛。今天就讨论到这里。散会！”
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宛希先主动要求暂时离开九陇山特委机关，去茶陵县兼任特别区委书记。
1929年4月，原特委书记邓乾元，回到九陇山主持工作，决定从永新、宁冈各抽出60人枪，茶陵抽出42人枪，莲花抽出50人枪，组织一支由特委直接掌握的武装。此时，担任正在茶陵担任特别区任区委书记的宛希先，不顾茶陵当时的特殊困难，将最好的枪，最优秀的干部战士输送到了特委。这支武装后来与红五军的李灿部和王佐部合编为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收复了井冈山，一举粉碎了敌人的“三县联防”。
不久，特委在宁冈古城召开第四次执行扩大会议。会上，谭思聪被选为特委常委，而宛希先因为上述原因，只当了个一般的执行委员。
宛希先已经明白自己的处境，但他忠于革命，能忍辱负重，从大局出发。他既没有利用手中掌握的茶陵县委和茶陵游击队去和永新、宁冈的土籍革命派相抗争，也没有笼络和利用王佐、袁文才的优势兵力来保护自己；而是忠于职守，潜心于革命事业。
在湘赣两省的第三次“会剿”中，由于宛希先的正确领导，茶陵的党组织和游击队损失最小。旧历年前，谭家述带领战士们，奔袭黄沙庄，奇袭小车。然后又利用春节期间，远出西乡边陲界首东岭西岭和潭湾山区，在县内频频“吊羊”，缴了不少挨户团的枪，在当地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特委从茶陵游击队中抽调42人枪之后，茶陵游击队仍然有30多支枪。宛希先利用这些枪支组织了几支武装工作队，采用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形式，一步一步地向县内推进。游击队在特别区委的领导下，一方面潜回大亚山，凭借险要有山势固守；一方面派人往返于溪江、狐狸形、鸭婆寨、东岭西岭等地，四处活动，骚扰挨户团，以分散国民党茶陵当局对东部山区的注意。与此同时，大力开展秘密工作，有目的有预谋的派人打入挨户团，刺探情报，策反兵变；或进驻村寨，扎根串联，发展党团组织。仅仅不到半年时间，茶陵的革命又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了，一支支农民武装像雨后春笋般地从地底下冒了出来，党的组织已经伸展到田东、上坊、东坑、白水陇、南岸、尧水、岩口、岩内……
正当宛希先在茶陵苦心经营，发展革命势力时，一把魔剑悄悄地在他的头上举了起来。而手握此剑的，偏偏不是十恶不赦的敌人，却是那些被偏执和狭隘迷住了心窍的战友……
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