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有成败、有得失、有顺境、有逆境。当时间帮助我们渡过每一个阶段之后，我们往往将之归结于命运使然。
何为命运？命和运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命是命数、运是运道；命是定数、运是变数；命是死的、运是活的；命是上天注定的；运是变幻无常的。
然而，命和运却又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也是相称相应、相互作用的。比如有的人天生就是个穷命，却能隔三岔五儿的捡到一百块钱，美美的在路边摊喝几瓶啤酒撸一把烤串。
古今中外，多少人穷其一生去探索命运的真谛，但是他们既没有那个命，也没有那个运。
三合永改革的第一年，顺风顺水的过了十个月，到了年底，发生了一场大事——鼠疫。
孙大老板说：“时也，命也，运也，非吾之所能也。”
意思是他在正确的时间已经做出了正确的抉择，但是他的命中注定没有那个气运，结果也不是他能够左右的。
但他不知道的是，还有一位为国为民，呕心沥血，矢志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的孙大老板，也在内心无声的呐喊道：“时也，命也，运也，非吾之所能也。”
这位孙大老板，名叫孙中山。
三合永改革的第二年，又顺风顺水的过了十个月，到了年底，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起义。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三日之后，革命党人夺取了武汉三镇并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大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通电全国，号召各省响应。
武昌起义的成功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短短两月的时间，关内十八省中，除了直隶、山东、河南、甘肃四省还在效忠清廷，其余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千疮百孔的大清王朝名存实亡。
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是为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中国最后一个正统的皇帝溥仪被迫退位，宣告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皇朝的灭亡，同时也宣告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灭亡。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大清王朝在一场大鼠疫之后推翻了大顺和大明，开始了关里关外总共三百年的统治。同样在一场大鼠疫之后，革命党人推翻了大清王朝，拥立共和。
从一八九五年开始，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为首的革命党人曾经组织过十余次武装起义，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无外乎缺乏经费、力量薄弱、组织不够严密、准备不够充分等等。然而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够成功，却并非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计划周密、准备充分，而是一个大大的乌龙。
起义之前，保路运动爆发，四川全境失控，清廷集调大臣端方率领六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巧合的是，当时的湖北新军共计一万六千官兵，支持革命的约占四分之一，而剩下的一万人里，支持革命的还有四千。革命党人认为时机成熟，决定由蒋翊武担任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为总理，在十月六日发动起义。
随后，几名士兵醉酒闹事，不但打了上司，还把大炮拉出来准备炮轰军营，但是没有找到炮弹。事发之后，时任湖广总督的爱新觉罗·瑞瀓下令，收缴弹药、禁止聚餐、换防。这样一来，起义的部署被打乱，起义的日期延迟到了十月十六日。
接下来，事件的发展越发的戏剧性了。十月九日，革命党人在配制炸弹的时候不慎爆炸，参谋长孙武重伤被送往医院，总指挥蒋翊武逃遁，革命党人的名册也落入巡捕手中。瑞瀓得到消息后，命令按照名册抓人，全部处以极刑，造成革命党人人人自危。
危急时刻蒋翊武潜回武昌，和起义的骨干人员商议，于当晚十二时临时发动起义。结果行踪暴露，除了蒋翊武之外的多名骨干都被军警逮捕，并于翌日立即处决。
第二天，瑞瀓宣布加强防卫和巡查，同时还禁止各营官兵之间走动，已经人人自危的革命党人一致认为不能坐以待毙了，不如拼死一搏。于是工程第八营班长熊丙坤召集大家紧急议事，让大家分头准备，立刻发动起义。
但是因为弹药被集中收缴，大家手里只有极少的武器和弹药。所以一部分人先去搞武器弹药，剩下的人则检查枪械。忽然，一个负责巡逻的排长查房，看到有人不睡觉还在擦枪，就喝问道：“你们想造反啊！”
这个排长不知道的是，正是这句话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也断送了大清朝的江山。大家一听，当时就炸锅了，造反就造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就此打响。随后熊丙坤等数十人赶往望乡台的军械库，准备强行占领。结果守卫军械库的士兵没有抵抗、反而主动打开军械库，加入了革命阵营。
拿到枪械和弹药的革命党人立刻鸣枪为号，此时其他的革命党人也做好了准备，只待听到枪声以后就迅速从各地向军械库集结，很快就聚集了三千余人。不过这时候领导起义的人一个都不在场，大家伙儿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就推举了一个叫吴兆麟的连长做总指挥。
吴兆麟临危受命，义不容辞的担负了这个重任。在吴兆麟的指挥下，革命军兵分三路进攻总督府，并让炮兵向总督府开炮。瑞瀓见势不妙，破开总督府后墙，乘船逃往上海，余者放弃抵抗。至此，武昌起义成功。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吴兆麟其人，并非是革命党人，而是听到枪响之后去军械库查看情况的。担任总指挥也是被众人的革命情绪感召，一时激愤、血灌了瞳仁。
而领导起义的骨干人员，当时也是死的死、逃的逃，没有一个在场。
黄兴先生身在香港，正在计划赶往武昌。他给在美国四处奔走，为革命募捐的孙中山先生发电报，让孙中山先生汇款支援武昌起义，并且速回。
孙中山先生因为密码本放在行李箱中无法取出，到达丹佛才看到电报的内容。而孙中山先生没有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考虑再三，决定回电黄兴推迟起义，不可轻举妄动。但是天色已晚，孙中山先生疲惫不堪，电报就没有发出。
第二天，一觉睡到中午才起的孙中山先生本打算吃过饭以后去给黄兴先生回电报，可当他随手拿起一份报纸，却看到了头条上的“革命党人占领武昌”。当时的孙中山先生根本就无法相信，再三确认之下才知道起义已经成功。
武昌起义的成功，可以说是诸般巧合、阴差阳错。这些事证明了什么？证明了两件事，第一，时也、命也、运也，大清朝就是这个命数，孙中山先生就没那个运道。第二，什么他娘的时也、命也、运也，人狠话不多，胸口一个勇字，干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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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成功之后，全国都被革命的浪潮淹没，但是东北三省的局势却越发严峻了。
武昌起义成功不久，革命人士就聚集到奉天，并且多次召开会议，计划利用新军将领的革命情绪向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施压，妄图采用和平的手段迫使东北三省独立。
赵尔巽其人，一九零五年曾任盛京将军。一九一一年六月，又到奉天就任东三省总督，其实就是换了个官名，谁知屁股还没坐热就爆发了武昌起义。面对这样的局势，赵尔巽成立了奉天保安会，对外宣称奉天独立。实则，保安会上下并未脱离清政府拥护共和，并以保境安民为借口，组织民团镇压革命党人。
为了与之对抗，以张榕为首的革命党人成立了联合急进会，组织了数万人的武装力量在辽宁各处起义。
在这种情况下，因在日俄战争中战胜而在东北享有巨大利益的日本不干了，日本天皇甚至下令动用武力干涉东北独立。
但是一个人的出现，却破坏了东北三省的革命形势，最后致使整个东北三省的革命失败，这个人就是后来的东北王——张作霖。
一九一一年的时候，张作霖仅仅是洮南的前路巡防营营长，手下人马不过五千。武昌起义成功以后，张作霖未经调令，擅自带兵进入奉天。后又通过袁金铠的引荐，得到赵尔巽的重用。随后在赵尔巽的授意下，以血腥、残酷的手段对革命党人进行镇压。
他先是命人暗杀革命领袖，后又明目张胆的大肆搜捕革命党人，短短数天之内就屠杀了四百余人。整个奉天人人噤若寒蝉，无人敢再言革命。
可是事后，张作霖却得到窃国大盗——袁世凯的赏识。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张作霖被任命为二十七师中将师长，并藉此登上了政治的舞台，并且一步一步走向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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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海城地区的革命党人也在积极的准备起义，时任联合急进会执法部长的赵中鹄先生被派往海城进行革命工作。
十一月，赵中鹄先生在海城组织革新急进会和学生义勇团，为起义积蓄力量。随后，赵中鹄先生派遣学生义勇团数十名团员潜伏在城内充当内应。自己则亲赴海城东南的英落山村召集乡民、学生和巡警人，一路袭击警察住所，收缴武器，准备在入夜时分攻占海城县城。结果消息泄露，海城的警务长万聚川带兵镇压，双方在城南遭遇，仓促展开激战。最后革命军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起义失败。
这场战斗，学生义勇团团长王焕章身中流弹，殉于城外。其余革命军同志牺牲十余人，被捕二十余人。事后，王焕章被官府定义为土匪匪首，因受革命党人煽动，纠集党羽，以当官诱骗良家子弟，武装袭击县城。现匪首伏诛，被俘者皆为青年学生，家境殷实，素无不法行径，确系被人所误。
转过年来，中华民国成立，已经没有乱党革命可言。但是被俘的革命党人却被以匪患扰乱治安的罪名，请准就地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