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摧毁了几千年的土地制度，真正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极大地焕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经济开始复苏。随后，中央出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计划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几年时间不到，具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发挥他的天才的想象力，认为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力往一处使，就可以“赶英超美”，一夜之间，把全国农民像赶鸭子一样，赶进了“人民公社”……毛泽东境界高，他老人家为中国革命贡献了六位亲人，坐了天下还经常穿着打了很多补丁的睡衣，吃饭最高的要求就是一盘红烧肉，所以也要求所有官员子民和他一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把战争时期的军事共产主义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现在，将千家万户的锅砸了，千家万户的房子拆了，千家万户的人聚在一起……“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为了顺利达到这一目标，从党内到党外，从城市到乡村，从中央到全国每一个角落来一次彻底的“整风运动”。
运动一开始，已经调到林业局担任副局长兼办公室主任的匡云，带领大家学文件，领会中央精神。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除了学习文件外，还有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本是胡乔木《初级哲学常识读本》。匡云学完前一本，后一本才学到第七页，其中有一句“世界上万事万物是客观存在的。”读到这里时，他合起书本，想了想，觉得是这个理，就把这句话记住了。
早稻插秧后，县委召集全县教师、民主人士、工人代表在县委礼堂开大会，号召大家向政府机关提意见。会议由县委副书记苏黎明主持，他说：“这次‘整风运动’是根据中央精神，其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使用的武器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把大家请来，就是要大伙来帮我们县委把把脉。大家不要有什么顾虑。请放开胆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鸣，大放，大字报’，无论哪一种形式，我们都欢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大家说，是不是？好下面让大家准备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后开始‘鸣’‘放’，大家说要不要得？”
大家点了点头，嗡嗡叽叽地议论着，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一些人跑来跑去，一些人找来笔墨准备写大字报。
云阳乡的土改干部黄尚志是匡云的老乡，以前和匡云在一起工作过，走到匡云身边说：“我想写一张《农村干部‘十可怜’》的大字报。”
匡云也有同感，说：“行，那你就放第一炮吧。”
“可这个‘怜’字怎么写，我突然间却忘了。”黄尚志笑了笑，有点不好意思。
匡云接过他的草稿纸写了一个“怜”字。
黄尚志有点歪才，平日里经常跟着民间的鼓乐队搞点业余演出，能即兴编唱，仿照茶陵流行的民歌《十送》，编了一段长长的顺口溜，写好后，用毛笔抄好，第一个贴在礼堂后面的墙壁上。
会场上的人见了，赶紧围过去看。
苏黎明也挤在人群中。《农村干部‘十可怜’》反映的确实是事实。譬如推行“统购统销”，农民将粮食藏在棺材里，乡干部硬是搜了出来，结果没少挨村民的骂……为了搞密植乡干部挨过农民的扁担，有时为了研究解决问题开会到深夜，回到房东家敲门，大半夜都叫不开，害得乡干部在外面挨冻……苏黎明边看边点头，对旁边的谭秘书长说：“你把黄尚志叫到台上来，当众朗读这份大字报，调动下会场气氛。”
谭秘书长来到黄尚志身边，轻轻地说了几句。
黄尚志点了点头，从旁边的同事手里，拿回那份《农村干部‘十可怜’》的草稿，跑到主席台用鼓乐班唱曲的方式念了起来……
自从盘古开天地，
一朝天子一朝臣。
如今进入新社会，
人民翻身做主人。
土地回家农民喜，
按劳分配勤耕田。
喜讯乐事暂不表，
说一段《农村干部‘十可怜’》。
“好！”会场上齐声喊了起来。
黄尚志扫了大家一眼，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舔了舔嘴唇，继续唱道。
农村干部一可怜，
工资级别最低等。
家里没分“自留地”，
物次供应无票证。
领到工资数一数，
刚好买回一只鸡。
你说可怜不可怜？
农村干部二可怜，
工作时间没个准。
天光出门夜进屋，
东跑西颠四处奔。
严寒酷暑在路上，
饥渴饱饿谁人管。
你说可怜不可怜？
农村干部三可怜，
工作难度比登天。
上面政策要执行，
农民利益要维护。
左右为难走钢丝，
常被村民打出门。
你说可怜不可怜？
农村干部四可怜，
生活艰苦赛唐僧。
老婆在家守活寡，
老人孩子照看难。
亲戚朋友没走动，
遇事求人比登天。
你说可怜不可怜？
黄尚志还在念，当他每次说到“你说可怜不可怜”时，大家一笑，大声回答：“可怜！”而且一次比一次响亮，会场的气氛完全调动起来了。许多人拿起笔墨，开始写自己的大字报。
匡云一下子想起了小花，想起梅园监狱里潘东的那句话。“对，当时的县委就是干涉婚姻自由，就是典型的干部特殊化……”于是很快地写了一张大字报，《干部特殊化之怪状：县委分配老婆》，还画了一张漫画，把县委书记描绘成拆散“牛郎织女”的王母娘娘，把刘守衡画成抢夺喜儿的黄世仁。大字报一张贴出来，立即引起轰动。
苏黎明脸有难色，低声对谭秘书长说：“小匡怎么这么没肚量，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耿耿于怀，看来我看错了人，他根本不适合从政……”
谭秘书长清楚苏黎明与匡云的关系，一时不知怎样回答。
苏黎明说：“叫大家散了吧……他这样做是要吃亏的……”
谭秘书长走到主席台，拿起话筒，宣布散会。可大伙的兴趣调动起来了，拿了写来的大字报，纷纷要求上台念。
谭秘书长笑着安慰大家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大家回去后，要继续揭盖子，把本单位的问题揭露出来……虽说是‘四大’，但也不必高谈阔论，把心里话说出来就行。有些文化水平低的同志，担心不会写大字报，这没关系，也不一定要求大家个个写长篇大论，只要是真心话，对党有用，对革命事业有用，一两句都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嘛，都是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不久，三十前在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担任过主席的国务院副总理谭征林，在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谭雨宝的陪同下，来到茶陵视察整风运动。县委首先召开股级干部，聆听谭征林的报告。随后，召开了工人、农民、城镇居民、转业军人、工商界、文教卫生界、高中毕业生代表座谈会。会上，谭征林带来了中央的新精神，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他说：“请大家不要有什么顾虑，畅所欲言，有话说尽。共产党承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大家帮我们共产党整好‘党风’，帮政府整好‘政风’……至于那些有历史污点的同志，交代了就没事……历史就是是历史，交代清楚了就送进了档案馆，成了过去的东西，今后主要看工作表现。”
谭征林前脚才迈出茶陵，风向就开始变化。报纸上说“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大家才知道上了当，可已经迟了。各地自上至下，开始划右派，而且还分了指标……
林业局分了两名右派指标，已经内定了一位姓宋叫宋公明的副股长。还有一个名额给谁呢？刘局长想起“大赶羊”时，匡云毫不留情的批评，如鱼刺在喉，向负责反右斗争的谭秘书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谭秘书长记起那天在县委礼堂听苏黎明说的话，就把匡云列入预计划定的右派名单，送给副书记看。
苏黎明指着匡云说：“这个家伙太狂了，不知天高地厚……仗着自己的好出身，居然不把县委放在眼里……我当时真是瞎了眼，在他身上花了那么多心血……”
谭秘书长试探问了一句：“是不是把他的名字划掉？”
苏黎明说：“不！给他个教训，让他长长记性，否则他永远长不大……”他原本是想给这个自己曾经喜欢过的年轻人一点教训，让他懂得怎么做官，怎么为人，根本没想到就这一句话，将匡云打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谭秘书长拿了苏副书记的尚方宝剑，开始和林局长商量，收集整理匡云的“罪证”。他们俩都知道，这个年轻人出生正，根子红，又是烈士的后代，没有足够的材料，很难把他打成“右派”。
“整风运动”进入到关键阶段，也就是“大辩论”。谭秘书长亲自来到林业局蹲点，和刘局长一唱一和，设计好陷阱，专门引诱匡云上钩。在辩论会上，谁心里想得多，口说得多，笔写得多，刘局长就故意表扬谁。
“现在报纸上，许多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提出这样一个论题，‘党的宗派主义是客观存在的’。大家就这个问题展开一下讨论。”谭秘书长抛出这样一个话题。
这是一支毒箭，谁接谁死。林业局的干部大部分都是没多少文化的大老粗，对这样一个莫测高深的哲学命题，根本就是老虎吃天，无法开口。讨论进行了一个礼拜，还没一个人发言。谭秘书长与刘局长商量，决定不上班，专题讨论，不讨论好，不准下班回家吃饭。会场一下子紧张起来，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希望有谁打破僵局。年轻的希望年长的先讲，职工把目光投向干部，稳重的寄希望那几个平素信口开河的炮筒子，最后大家不约而同的盯着内定右派宋公明，希望他打头炮。
宋公明说：“你们盯着我干什么，这么深奥的话题，我根本不知从何说起，要不还会熬到现在？”
刘局长说：“要不干脆轮吧，反正谁都要发言，表态。”
谭秘书长说：“轮不是好事，还是让有文化的人先说，启发启发大家。”
刘局长说：“那么就请匡云同志先谈谈自己的看法……匡云同志的大字报写得最漂亮，大家鼓掌欢迎！”
“啪啪啪——”大家听了，如释重负，一个劲儿地鼓掌。
匡云微微眯着双眼，正处于一种半睡眠状态。他坐在座位的中间，无论从那一头轮起，都不会让他打头炮，想不到谭秘书长偏偏点了他的将。匡云没了退路，只好站了起来说：“既然秘书长和局长点名要我说，我就说几句。‘党的宗派主义是客观存在的’是一个哲学命题。我们都没有研究过哲学，整风运动开始时，县委印发了胡乔木《初级哲学常识读本》，一共十页，其中第七页有一句话，说‘世界上万事万物是客观存在的’。我想，既然‘万事万物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党的宗派主义是客观存在的’，这话也不会错到哪里去……”
“你能不能谈点具体的？”谭秘书长继续下套，生怕猎物溜走了。
匡云说：“我是这样理解的，党也好，政府也好，都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人都有不同的背景和社会关系，或同乡，或同学，或一起出生入死打过仗……如果把这种关系带到党内政府机关里，就是宗派主义……比如说，茶陵县委政府以前的干部大部分是南下的山西人，大家在工作生活上，也可能互相帮衬……县委在刘守衡与张小花的婚事处理上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好！说得很好，今天的讨论暂靠一段落，下次继续。”谭秘书长见猎物已完全套牢，整理一下记录，立即打道回府。
接下来的辩论，方向明确，目标一致，在刘局长的统一安排下，大家口诛笔伐，集中火力对准匡云。
“匡云说党的宗派主义是客观存在的，我看他完全是别有用心。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职工们这样说。
“匡云说党的宗派主义是客观存在的，是彻头彻尾的谬论！是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在这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头脑中的反映。”干部们这样说。
“匡云说党的宗派主义是客观存在的，是纯粹的右派言论，报纸的大右派都这样说！”刘局长一锤定音，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准、狠、稳”地砸在匡云的头上。
谭秘书长代表反右领导小组，宣布匡云四大罪状，说：“匡云参加革命后，自认为根正苗红，是烈士的后代，放松了自身的思想改造，被资产阶级腐朽拉拢，以致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为了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罪状如下，其一，在辩论会上公开叫嚣：‘党的宗派主义是客观存在的’，与那些大右派分子遥相呼应。其二，借所谓的‘婚姻自由’恶毒攻击县委，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其三，目无领导，口出狂言，妄图取而代之。其四，仇视社会主义，煽动农村工作干部对党和国家不满，说‘农村干部可怜’……”
与匡云一同划作右派的乡党委书记、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文卫系统、工矿界等知识分子了172人，其中中小教师100人。划右派时，县委给教育界定了100个名额，可直到运动快结束，怎么挖也只能挖出99人，后来实在没办法，就抓到一个临时代课的老师抵数。因为没正式编制，还算不得老师，便称作“代课右派”……二十多年后，右派摘帽平反，恢复工作补发工资，“代课右派”因祸得福，也和正式老师一样补发了一大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