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云回到黄龙坳过了几年安身日子，乡亲们见他读了不少书，又当了几年干部，让他当生产队的会计兼记工员。有了这样一个身份，每个月集中记两天帐，平日出工，他也可以四处转转，登记一下出勤人员，劳动强度比一般社员要小得多。
凤姑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取名为匡东明。匡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像一个家：爷爷匡一明和奶奶黄秀莲过世了，母亲艾艾还健在。妻子凤姑是生产生活的好把式，挣工分顶得一个全劳力。回到家里，把一切收拾得熨熨帖帖。
林水丰成了队里五保户，她住的那桩土屋改作了队里的仓库，近几年又翻修了一回，一色的青砖青瓦，还在坪里用石炭豆浆修了一个结结实实的晒谷坪。她整天坐在门前，拿一根响竹杆，替队里看护晒的稻谷、种子、芝麻、豆子。那些带着孩子出工不方便的媳妇，纷纷把幼儿用的摇篮和木轿搬到晒谷坪，要她替自己看孩子。林水丰总是来者不拒，队里其他上了年纪的小脚女人，没事时也都带着自己的孙子重孙来到这里，渐渐的这晒谷坪成了不挂牌的幼儿园托儿所。
时光就这么安安稳稳的过着，可树欲静偏风不止，总有人看不得人家过太平日子。四队队长黄老喜，就这么个货色。他本来是干农活的好把式，人长得牛高马大，担、打、吃样样在行；农业生产技术上也很有一套，撑犁驾耙，耕、种、收门门精通。就是一个缺点，好酒贪杯，只要闻着酒香，腿脚就发软，再也迈不开步。其实他的酒量并不是很大，就那么三四杯，关键是天天想喝，一喝就醉。他也知道自己这毛病，想改，但总改不了。遇到有人请他喝酒时，也真心实意地推辞，实在推辞不过暗暗在心底叮嘱自己，只喝一杯，不许贪杯。可喝了第一杯后，喉头痒痒的，很想喝第二杯。这时候，只要有人提起酒壶，便不再推辞了。喝下第二杯后，全身就发软，从喉头到五腑六脏全都燃烧起来，非得用酒才能浇灭那股烈火，于是开始讨酒喝。第三杯下肚，他就是爷，全世界都是他的，真是要什么，有什么，想什么，来什么。此时，黄老喜已成了十足的酒疯子，主家见他醉了，不给他喝，他就去商店里买，到处找酒喝……
据说他有一次喝醉了酒，正值民兵集合去山里抓T市空降特务。黄老喜醉眼迷离把一蓬荆棘看作人形，一把冲过去抱住说：“狗特务，看你往哪里逃！”浑身刺得血淋淋却不知道痛，倒在溪流边，头枕在石头上。沟里的水顺着翘起的石块，流到他的嘴里，他一边喝一边嚷嚷：“好酒！好酒！”有年腊月廿九吃年饭，黄老喜喝醉了酒，大年初一，他老婆怕他多事没叫醒他。他一睡就是两天，初二起来正好打牙祭，黄老喜迷迷糊糊来到桌边说：“真是奇了怪，去年过年没三十，今年没初一！”笑得大家把刚吃到嘴里的饭菜全吐了出来。
黄老喜与匡家本来没什么过节，但他这个人好吃懒做，整天游水荡汉，这里转转，那里转转，只动嘴，不动手，家里穷得响叮当。但又看不惯别人比自己过得好，他就恨上了匡家一个月能到公社领五块钱烈属抚恤金。不错，匡政是烈士，可艾艾与黄皓鬼混，还生了个儿子，那块烈属牌就该摘下来。后来，他入党，担任四队的生产队长。匡云被遣送回乡当了农民，做了生产队的会计兼记工员，成了自已的下属，他的心态才稍微平衡……从当上了队长后，黄老喜贪杯的秉性发挥到了极致，一到吃饭的时候端着个碗这家转到那家。床下枕头边总放一个酒坛子，进屋出门都要呡一口，睡到半夜，都要起来，打个喇叭，否则一夜睡不着。队里分点钱，几斤豆子几斤花生和自留地的收获，都被他换了酒喝，两个儿子六七岁了，连条裤子都没有，天寒地冻还光着屁股。
人穷志短，这个好酒贪杯的黄老喜瞄上了生产队的财物，多次暗示匡云，想从账上弄点钱花，谁知匡云根本就不买他的帐。一次，黄老喜和匡云一起到县种子公司买种子，中午在饮食公司的饭馆吃了一餐饭。黄老喜要了半斤酒。
匡云说：“你带了钱没，这酒账不好报。”
黄老喜笑着说：“年成好，麻雀吃得了多少？你随便开张票不就报了？”
匡云故作没听懂说：“早稻上虫了，今年可能要减产。”
黄老喜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大干三年，干不死伙头！”
匡云没说什么，吃完饭，结账后，写一张欠条递到黄老喜面前，说：“你在这欠条上签个字吧，等分红时，在你的账上扣。”
黄老喜瞟了匡云一眼，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签了字，将笔一甩说：“真是岂有此理，站在‘油家锅’边没‘油家’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