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9月，清廷调曾国藩北上任直隶总督，空出来的两江总督职位由闽浙总督马新贻继任。此时距离曾国藩“剿捻”失败回到江宁，还不到一年半时间。清廷似乎很不体恤这位将近六旬的老臣，老是命他跑来跑去，容不得他休息半刻。
1868年底，曾国藩来到京城。十六年前，他满怀期望离开京城，前往江西担任乡试主考官。当时，他或许做梦都没想到，他将与这座千年古都别离整整十六年。当年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他，如今已经两鬓斑白、老态龙钟。北京依旧是当年的北京，大清依旧是当年的大清，但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曾国藩了。
慈禧太后接见了这位再造大清的功臣。这本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对话，然而慈禧太后似乎全然没有准备，她问的好几个问题都显得太过幼稚。
“你出京多少年？”“你带兵多少年？”“你从前在礼部？”“在部几年？”“曾国荃是你胞弟？”“你兄弟几个？”短短十几分钟的对话，慈禧太后问的大多是这种毫无意义的问题。曾国藩的这些背景资料，她本可以在事前就弄清楚的，但她并没有做这方面的准备。
本来，曾国藩对慈禧太后是充满希望的，然而这次会面令他感到非常失望。在他的眼里，慈禧太后缺乏执掌一个有着四万万人口的大国的能力。更令曾国藩伤心的是，慈禧太后根本就不重视他，对他的基本情况一无所知。
第二天，慈禧太后又接见了曾国藩，向他问及制造轮船的事。这次，两人都只说了寥寥几句话。
到了第三天，慈禧太后终于做足了准备，这次她问了曾国藩不少问题，总算是有些章法了。
慈禧太后问曾国藩：“你在外面这么多年，见到的良将多吗？”
曾国藩回答说：“良将倒也不少。陆师方面，多隆阿就是极好的，有勇有谋，可惜天不假年。鲍超很好，可惜谋略不足。塔齐布、罗泽南，都是很好的，可惜英年早逝。目前最好的将领是刘松山和刘铭传。水师方面，杨岳斌不错，可惜疾病缠身。黄翼升、李朝斌，都是二流将才，和杨岳斌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
曾国藩提到了杨岳斌，却没提及彭玉麟，这是有深意的。当时，彭玉麟已经准备回乡长期隐居，不再出来做官。所以，曾国藩没有提及他。
慈禧太后又问：“直隶护卫着京城，非常重要，但是兵力空虚。你到任以后，要好好练兵。直隶的吏治很松弛，你到任之后，要好好整顿。”
曾国藩回答说：“微臣知道直隶的重要性。天津、大沽口尤其重要。现在虽说和列强议和了，但仍需防备他们。微臣到任之后，首先练兵，然后整顿吏治。”
这次对话，慈禧太后总算和曾国藩多说了几句，其中有几句还算比较重要。
到了第四天，曾国藩依旧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两人谈论的主要话题，依旧是直隶练兵的事。慈禧太后说：“直隶很不安宁，需要练兵才能弹压得住。洋人也是要防备的。”
曾国藩深表赞同，说：“天津、大沽口都是要设防的。上海、广东沿海，也是要设防的。”
慈禧太后又说：“外省的督抚，现在有谈及海防的吗？”
曾国藩回答说：“最近几年，长毛、捻子闹得很凶，大家都把抵御洋人的事，放到一边没怎么管了。”
慈禧太后一听，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这是一件大事，一直没有办，真是令人担忧。”
曾国藩说：“没有比这更大的事了。洋人是不讲道义的，说翻脸就翻脸。中国必须练兵防备他们。哪怕一百年不打仗，也要练兵防备他们。”
慈禧太后点点头说：“说得好。这些列强，相互之间也是有矛盾的。然而，一旦它们中的某国与中国发生冲突，它们就会立马联合成一个整体来对付中国。真是可恶！”
曾国藩深表赞同，说：“太后所言甚是。中国与它们中间的任何一国开战，它们十几个国家就会联合起来对付中国。所以，我们虽然练兵，却不能主动挑起战端。即便发生冲突，也要避免开战。”
以前的不少历史学家给慈禧太后、曾国藩贴上了“卖国贼”的标签，然而从他们的这次对话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充满爱国热忱的慈禧太后和曾国藩。曾国藩的外交思想，也在这次对话中得以展现。之后他奉命处理天津教案，就是按照这一思想行事的。
不久之后，曾国藩前往保定就任直隶总督。一年多后，天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当时，外国传教士在天津开办育婴堂，收养流浪儿童。1870年夏天，天气炎热，育婴堂中有不少婴儿患病而亡。这时候，社会上开始流传一个谣言，说那些外国人开办育婴堂，是为了绑架杀害中国无辜儿童，用他们的尸体做药材。这种说法显然是荒诞不经的，但中国老百姓历来喜欢跟风，所以这个谣言流传很广。不少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加入到了反洋教的行列中。
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在回教堂的路上，他又与天津知县刘杰就反洋教一事展开争论。两人意见不合，越吵越烈。许多老百姓前来围观。
崇厚争辩不过，一怒之下拔枪射击，击伤刘杰的远房侄子刘七。围观的群众见外国人当街开枪，打伤中国人，都挺义愤填膺。有几个胆大的冲上去，将丰大业拉下轿子殴打。后面的群众也跟了上去。丰大业和他的秘书西蒙，就这样当场被打死。
群众的怒火一旦被点燃，就很难浇灭。他们冲进育婴堂和教堂，看见信教的人就打。十三名法国人、三名俄国人、两名比利时人、一名意大利人和一名爱尔兰人在冲突中被打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在天津教案之前，清朝已经发生过好几起教案。之所以会发生教案，主要原因有两个。
首先，天主教是一个包容性很差的宗教，和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一样，它排斥其他信仰，这就难免要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发生冲突，最终引发各种教案。
其次，教案的频发也与当时中国人普遍存在的盲目排外心理有关。不仅一般的老百姓盲目排外，在中央政府中，也有一个盲目排外的团体。这个团体以醇亲王奕譞为首，以李鸿藻等清流干将为骨干，势力非常大。
早在1869年初，曾国藩还在京城的时候，醇亲王奕譞就曾拟过一道折子，阐述他的外交策略。在这道折子中，醇亲王提出了六条抵御洋人的策略。其中第三条就是“请令督抚激励绅民打毁天主堂”。醇亲王的这道折子，与天津教案的爆发有着必然的联系。
当时，醇亲王请曾国藩领衔上这道折子。曾国藩连忙推托，醇亲王也没有勉强。虽然没有领衔，但曾国藩为了避免得罪醇亲王，还是在那道折子上签上了他的名字。曾国藩的不抗争，助长了盲目排外势力的发展。
法国政府得知天津发生教案，十三名法国人在冲突中丧命的消息后，扬言报复中国。中国的老百姓并不惧怕法国的报复，主战的呼声非常强烈。京城中，醇亲王、李鸿藻等主战派也积极行动，制造开战的气势。战争似乎一触即发。
然而，慈禧太后并不想打仗。她很清楚，刚刚从长期战乱中恢复过来的中国，还没有实力与欧美列强较量。她命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理教案。在给曾国藩的谕旨中，她要求曾国藩“持平办理”、“顺舆情而顾大局”。
慈禧太后是个很有心计的女人，虽然从天津教案爆发之初，她就下定了息事宁人、维持和局的决心，但她不愿表露自己的真实意图，以免遭来骂名。
在给曾国藩的谕旨中，她将“顺舆情”与“顾大局”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其实，她何尝不知道，要“顺舆情”，就不可能“顾大局”，要“顾大局”，就不能“顺舆情”。她故意下这么一道充满矛盾的命令，就是为了将议和的责任全部推到曾国藩身上。
慈禧太后的心思，曾国藩是非常清楚的。曾国藩明白，为了保护慈禧太后的声誉，他必须去背这个黑锅。他预感到，他花费了二十多年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声誉，很可能在这次议和中毁于一旦。
在前往天津之前，曾国藩在保定衙署中留下了一份遗嘱。在这份遗嘱中，曾国藩反复阐述勤、俭、孝友、不忮、不求等居家处世的基本原则，他希望曾纪泽、曾纪鸿兄弟在他去世之后仍能保持良好的家风，使曾家兴旺发达下去。留下这份遗嘱后，曾国藩觉得轻松多了。他觉得，即便他的身躯与声誉在天津一起毁灭，他也不会再有任何遗憾。
抱着“拼将一死报君王”的气概，曾国藩来到了天津，开始审查教案。十多天后，他把审查的结果整理成一道奏折，即《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上报给清廷。
在这份奏折中，曾国藩认为，社会上流传的那个谣言，说什么育婴堂绑架杀害中国儿童，用尸体做药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这次外交谈判中，中国理亏，需要做出让步，才能达成和议。
紧接着，曾国藩提出了他的教案处置意见。曾国藩认为，按照一命偿一命的原则，中国需要杀十几个人才能令列强满意。同时，曾国藩请求清廷调兵进入天津附近，弹压当地的反洋教群众。
曾国藩虽然认为中国理亏，但他同时提出天主教有许多容易引起怀疑的地方，正是这些值得怀疑的地方，导致了谣言的产生，并进而导致了教案的发生。所以，曾国藩认为，天主教本身是有一些问题的，中国老百姓的反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情有可原的。
慈禧太后收到曾国藩的奏章后，召集大臣展开讨论。以醇亲王为首的主战派对曾国藩非常不满，要求慈禧太后严厉谴责曾国藩，促使他在谈判过程中强硬一点。以恭亲王为首的主和派则认为曾国藩的处置办法非常妥当，建议慈禧太后采纳。
两派相互责难，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都等待着慈禧太后做最终的决定，然而慈禧太后却并没有表达明确的意见。在给曾国藩的谕旨中，慈禧太后下达的还是一道矛盾的命令：“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慈禧太后又一次把难题抛给了曾国藩。
紧接着，慈禧太后将曾国藩那道奏折中谈及天主教值得怀疑的地方删去，然后将删改后的奏折公之于众。曾国藩的原折并不算卖国，但是经过删改后的这道奏折，就有点卖国的嫌疑了。这样，在那些主张盲目排外的人眼中，曾国藩成了不折不扣的卖国贼。各种批评、指责、谩骂的声音，令曾国藩感到万分悲凉。虽然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但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他还是难以承受。
曾国藩曾经是多少湖南人崇拜的对象，而这一刻，连湖南老乡也要彻底抛弃他了。在北京湖南会馆，曾国藩的官爵匾额全部被击毁。紧接着，湖南会馆将他的名籍削去，不再承认他是湖南人。
向来主张对外强硬的左宗棠也加入到指责曾国藩的队伍中。他认为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惩办无辜百姓以及府县官吏，并建议朝廷加紧调集军队，以应对法国的军事挑衅。
就连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也认为曾国藩以命偿命的处置办法完全不可理解。他认为曾国藩优柔寡断，才能平庸，对世界一无所知，根本无法胜任外交工作。中国人把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老古董”身上，真是莫大的悲哀。
在举国上下一片反对的声浪中，也有少数人发表了支持曾国藩的言论。郭嵩焘就是其中一位。
郭嵩焘一直主张与列强和平共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侵略者要求进京换约，咸丰皇帝对此束手无策，顾虑重重。面对这种情形，一向好胜的僧格林沁主张以武力对抗侵略者。郭嵩焘对此表示坚决的反对，他认为与列强开战，即便侥幸获胜，也难以使列强屈服，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兵连祸结，国无宁日。僧格林沁没有听从郭嵩焘的建议，最终遭遇惨败。
天津教案发生后，举国上下都指责曾国藩卖国，但郭嵩焘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郭嵩焘认为，在对外交涉中，最重要的就是严格遵守条约，与列强和平共处，避免动武。一般的老百姓没有见识，仇视洋人，情有可原。但作为官吏，必须因势利导，不能做那些不负责任的事情，更不能有意煽动老百姓仇视洋人。
郭嵩焘觉得，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行为是完全正确的。人们之所以诋毁曾国藩，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当局者的困楚，不明白实情，对中国的事情不负责任。他在给友人的书信和日记当中，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替曾国藩鸣不平。
国人的不理解乃至谩骂，对于曾国藩来说，是沉重打击。他原本就患有很严重的肝病，此番遭受重大打击之后，病情更加恶化了。他的右眼几乎全瞎了，左眼也只剩下一点点余光。这样的一个人，确实如赫德所说，完全不能胜任外交工作。曾国藩也很清楚这一点，于是他在奏请朝廷命淮军做好战争准备的同时，奏请将当时的江苏巡抚丁日昌调来天津协助他处理教案。清廷答应了曾国藩的要求。
丁日昌自接到朝廷谕旨，立即做好动身准备，并先行上奏发表自己对天津教案的意见。丁日昌认为，中国应该做好战争准备，否则会失去更多的利权。进而，他提醒最高统治者，不要为舆论所左右而在和战问题上动摇不定。
当得知丁日昌即将来天津的消息后，曾国藩的精神有所好转。8月20日，丁日昌日夜兼程抵达天津，立即与曾国藩等人会商办案方针。丁日昌认为，在严格要求天津府县捉拿凶犯的同时，应该尽量做到“虚抵多而实抵少”，即判军流徒刑的应该多一些，判正法的要少一些，决不接受列强提出的对天津府县官予以正法的要求。
此后20多天时间里，曾国藩与丁日昌几乎无日不在一起会商天津教案。至9月中旬，教案的办理终于有了些许眉目，准备处决的人犯名单基本上都已经出来了。
此前，由于两江总督马新贻在江宁被刺客刺杀，清廷命曾国藩前往江宁，再次担任两江总督。空出来的直隶总督职位，由湖广总督李鸿章接任，天津教案的后续工作，也由李鸿章来完成。
李鸿章来到天津后，前来拜见曾国藩。没等李鸿章开口，曾国藩便问他：“少荃(李鸿章字)，你现在到了天津，这里是中国外交最重要的场所。现在，中国国势衰落，欧美列强时刻都想联合起来欺负中国。如何正确利用外交手段避免被欺负，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处理不当，小小的失误，便会给国家带来灭顶之灾。你现在和洋人打交道，将采取怎样的办法呢？”
李鸿章谦虚地说：“学生正是为了此事来请教老师您的。”
曾国藩说：“你既然来到了这里，就肯定有主意了。说给我听听。”
李鸿章说：“学生也没有什么好主意。我想，与洋人打交道，不管他们怎么要挟，我只需用‘痞子腔’，便可稳操胜券。”所谓“痞子腔”，是李鸿章家乡的一种俗语，即油腔滑调的意思。
曾国藩听完，沉默着以五指捋须，过了好半天才慢慢开口说话：“哦，‘痞子腔’，‘痞子腔’是怎样的，你试着说给我听听。”
李鸿章见曾国藩并不赞同他的看法，连忙转换口气，说：“学生信口胡说，错了，还请老师指教。”
曾国藩眯着眼，又不停地捋起胡子来，好久才抬起眼来看着李鸿章说：“照我看来，最关键的还是一个‘诚’字。唯有诚实，可以打动洋人。圣人说，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是断然不会有错的。中国国力衰败，再怎么装腔作势，也是骗不过洋人的。以诚相待，虽然占不到什么便宜，但也不至于吃大亏。你看这样是不是比你说的那个‘痞子腔’要好一些呢？”
曾国藩的这番话，说得李鸿章面红耳赤。这时候的李鸿章，或许还不能完全理解曾国藩的这番话。随着他的外交经验的增加，他越来越感觉到曾国藩的这些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李鸿章后来回忆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洋人相对付，果然没有差错，而且有很大的收获。”
曾国藩向李鸿章交接完相关事务后，前往京城向慈禧太后汇报天津教案的处置情况。之后，他将长途跋涉，前往江宁，再次担任两江总督。
李鸿章对于天津教案的处置，与曾国藩几乎差不多。唯一的变化是偿命的中国人数由二十人减少到十六人。这并不是李鸿章争取的结果。俄国人主动提出不要中国人偿命，所以人数减少了四人。李鸿章只是捡了个便宜，却获得了不少中国人的赞许。不少人觉得，他比曾国藩厉害许多。不过，李鸿章本人，肯定不会认为的。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太过软弱，有损中国的国家利益。其实，这种看法是对曾国藩的苛求。在当时的情形下，天津教案除了像曾国藩这样处理以外，别无更好的处置办法。开战是不可能的，且不说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什么海军，法国可以随便在中国沿海找寻攻击地点，陆路上，淮军能够抵挡得住法军的进攻，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光从财政的角度考虑，清廷就不敢打这一仗。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及各地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清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军费，并且随着起义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种军需支出日益增加而无休止。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得清政府的财政十分拮据。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878年新疆军事结束后。
清朝盛世时的中央财政是相当充裕的，银库常年有大量积存银子，乾隆后期达到七千到八千万两的规模。嘉庆、道光时期，财政情况恶化，但国库中仍有两三千万两的存银。
咸丰朝最初的两三年里，太平军刚刚起事，尚在流动之中，清政府的财政支出就相当惊人。国库中的存银基本上被花光。曾国藩创建湘军，根本不能指望朝廷拨给军饷，只得自己筹饷。
此后，太平军气势大涨，英法联军又杀入中国，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清政府的军费开支远远超出了咸丰朝最初的两三年。清朝国库存银一直保持在几十万两到一二百万两之间。可见，当时清王朝的中央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朝的财政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但由于捻军以及各路农民起义军的存在，清廷每年依旧需要支出大笔军饷。国库存银依旧很少，根本无法支撑一场和法国的战争。
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捻军虽然虽然已经被镇压，但仍然有好几股规模比较大的起义军，清廷每年的军饷支出依旧很大。其中，陕甘的回民起义、贵州的苗民起义，都不是很容易就能镇压下去的。
总而言之，在1870年左右，清廷的财政是十分拮据的。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如果选择开战，那就是自寻死路。醇亲王、李鸿藻这些主战派，也就有那么一点坐而论道的本事，真要他们上战场，估计会比马尾海战中的张佩纶还跑得快。
在天津教案发生后不久，法国和德国之间爆发了普法战争。法军在战争初期就连吃败仗。1870年9月2日，法军在色当遭遇惨败，拿破仑三世率领十万法军投降德军。当时，天津教案正在交涉中。于是，便有不少的历史学家指责曾国藩没有充分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在谈判桌上为中国争取更大的利益。也有人认为，清廷没有利用这一机会向法军开战，是非常愚蠢的。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中国和欧洲并没有直达的电报线路。按照当时的信息传递速度，中国要获得来自欧洲的消息，需要将近一个月。所以，曾国藩得知普法开战是在1870年8月，得知法军在色当遭受惨败是在1870年10月。这样一来，普法战争的爆发留给曾国藩的斡旋空间并不大。
虽然曾国藩得知普法战争开战的时候，正是天津教案谈判的关键时期，但由于信息传递滞后，曾国藩不清楚普法战争的进行情况，所以他没能很好地利用普法开战这一重要时机压制住法国方面。当法军战败的消息传来时，天津教案的相关谈判已经结束了。
其实，就是普法开战本身，曾国藩也是不敢确信的。当时，交通和通信设施并不便捷，能够操作电报的又是洋人。在这种情况下，对电线传输来的情报，中国方面不可能毫无怀疑。曾国藩对于普法开战这一消息，一直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这也是他不敢太过压迫法国方面的重要原因。
曾国藩在8月9日给恭亲王奕的信中谈及普法开战说：“法国将与布国（指普鲁士）开战的消息，我这边传言很久了。如果法国真的与布国开战，他们或许会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放弃对中国的侵略。然而，我又听说法国皇帝年纪很大了，讨厌无事生非，主张和平而反对战争。这样看来，开战的消息很可能是谣传。总而言之，无论这一消息是真是假，我们都需要按照原有的计划继续谈判，避免战争的爆发。电报传来的消息、报纸上登载的消息，都不足以取信，我们不能因此就对法强硬，导致战争的爆发。”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描绘的拿破仑三世形象与拿破仑三世的真实形象有较大差别。曾国藩说拿破仑三世讨厌无事生非。其实，拿破仑三世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由此可见，由于信息传递的滞后，曾国藩对于普法战争的真实情况，了解甚少。从曾国藩的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我们今天被当做确切消息来源的电报和报纸，在当时人看来，可信度极低。
实际上，不仅曾国藩等人不敢确信这一消息，就连外国人的办的报纸，也怀疑这一消息的真实性。《上海新报》一篇题为《法布两国信息》的报道中，作者先是声称法国公司轮船带来的“开仗信息甚细”，继而却说消息“皆电报也，虚实未敢遽信”，要等到外国报纸送到之后，才能确认消息是否准确。所以说在那个年代，电报带来的战争讯息往往令人真假莫辨。曾国藩采取怀疑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自然不敢过分地逼迫法国方面。事实上，普法战争的爆发对于天津教案的影响相当小。这并不是曾国藩的过错，通信水平低才是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