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鸦村回来，付平把自己关在了办公室整整三天。
三天里，他谢绝了所有不必要的拜访，推掉了两个厅里组织的、主题宏大的学习会议。办公桌上，孙兴国副处长送来的那几份关于“春季农业产业化招商引资”的请示文件，被他用一个铜质的镇纸压着，纹丝未动。镇纸是前任处长留下的，上面刻着四个字：宁静致远。在这座权力与欲望交织的机关大楼里，这四个字显得既讽刺，又意味深长。
付平没有急于行动。那田埂上的“三大死穴”，像三根钢钉，深深楔入了他的脑海。他很清楚，仅凭一次调研，一次触动，不足以撼动任何东西。问题的发现，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体制内，比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找到能够解决问题的人。一支拉不起来的队伍，再好的蓝图也是废纸一张。
他要做的，是“按图索骥”。而他的“图”，不是组织部下发的干部名册，而是那些沉睡在档案柜里、记录着每个人真实轨迹的人事档案。
第四天下午，秘书小李抱着一摞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轻手轻脚地走进了付平的办公室。档案袋的封口处，盖着人事处的红色印章，散发着一种庄严而神秘的气息。在机关里，一个人的前途、荣辱、功过，乃至性格的棱角，都被压缩、提炼，最终固化为这薄薄几页纸上的铅字。
孙兴国端着他那标志性的紫砂茶壶，从走廊的另一头慢悠悠地晃过来。他的办公室门正对着付平的，这个位置极佳，能将处长办公室门口的迎来送往尽收眼底。当他看到小李怀里抱着的档案袋时，嘴角勾起一丝难以察得的冷笑。
他回到自己办公室，对正在汇报工作的综合科科长赵鹏飞看似随意地说道：“新官上任三把火，咱们这位付处长倒好，火没见着，先开始修史了。看档案能看出花儿来？处里这盘棋，靠的是跑部钱进、横向联合，靠的是人脉资源，不是考古。”
赵鹏飞是孙兴国一手提拔起来的，自然心领神会，附和道：“孙处您说的是。现在都讲究‘短平快’出成绩，付处长这风格，确实是稳健。”
他用了“稳健”这个词，在官场话语体系里，这往往是“保守”、“缺乏魄力”的同义词。
孙兴国满意地呷了口茶，不再言语。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付平这种学者型的干部，空降下来，不拜山头，不拉关系，却想靠翻故纸堆来打开局面，无异于缘木求鱼。产业发展处这潭水，深着呢。
付平的办公室里异常安静，只有他翻动纸页的沙沙声。
他看得极其仔细，仿佛一个严谨的地质学家，在勘探一片从未被开采过的矿区。他略过了那些千篇一律的“德能勤绩廉”考核评语，目光聚焦在每个人的原始履历、教育背景、专业特长以及那些被淹没在时间里的奖惩记录上。
很快，两个名字从一堆履历中跳了出来，像藏在沙砾中的金屑，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微光。
张贺鹏。五十有三，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入省农学院育种专业的本科生，根正苗红的技术派。档案里夹着几张发黄的复印件，是他八十年代末在《中国农业科学》上发表的论文——《北方旱地玉米抗倒伏性状改良研究》。在那个年代，能在这种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其分量不亚于现在拿到一个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然而，他的履历却简单得令人心酸：毕业后分配到省农科院，后调入农业厅，在产业发展处的前身“经作处”一干就是二十年，至今仍是一个主任科员。历年考核评语中，总会出现“不善沟通”、“性格固执”、“团队协作意识有待加强”之类的字眼。
付平几乎能想象出这样一个形象：一个戴着厚眼镜、不苟言辞、一头扎在技术里却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老学究”。这种人，在以人情世故为主要润滑剂的机关环境里，注定要被边缘化。
另一个名字是张敬德。档案科科长，五十六岁，比张贺鹏还大几岁。中专学历，档案管理专业，从入职那天起，就没离开过那间终年不见阳光的档案室。他的档案里没有任何亮眼的功绩，只有年复一年的“优秀”或“称职”的考核结果。但在一份98年抗洪救灾的表彰通报附件里，付平发现了一段不起眼的描述：“张敬德同志在防汛指挥部，凭借惊人记忆力，三分钟内准确报出沿江五个乡镇近十年最高水位及相应受灾耕地面积，为指挥决策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一个“活字典”，一个行走的大数据。付平的指尖在“张敬德”三个字上轻轻敲了敲。这种人，是单位的“家底”，但往往因为岗位“不重要”，而被人遗忘。孙兴国那种长袖善舞的“活动家”型干部，是绝不会把目光投向这种人的。
付平合上档案，端起已经凉透的茶喝了一口。他知道，他的第一步棋，该落在哪里了。
午休时间，办公楼里的人走了大半，走廊里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付平没有回宿舍，而是径直走向了三楼最角落的那间办公室。
门上挂着一块陈旧的木牌：技术推广科。
他轻轻敲了敲门，里面没有任何回应。他试着推了一下，门虚掩着。一股混合了旧书、尘土和泥土样本的特殊气味扑面而来。
这间办公室，更像是一个被时代遗忘的私人实验室。靠墙的书架上，塞满了《土壤学报》、《植物病理学通报》等专业期刊，书脊因常年翻阅而破旧不堪，与走廊对面综合科书柜里那些崭新气派的精装法规汇编形成了鲜明对比。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用铅笔手绘的“玉米生长周期及病虫害防治图”，图上的标注细致到每一片叶子的形态变化。
张贺鹏正戴着一副酒瓶底厚的眼镜，俯身在一个简易显微镜前，专注地观察着载玻片上的土壤样本，对付平的到来恍若未觉。
付平没有出声打扰，只是静静地站着。他手里拿着几张A4纸，上面是他昨晚熬夜画的几张作物轮作的示意图，线条有些笨拙，但标注却很认真。
过了足足两分钟，张贺鹏才从显微镜前抬起头，似乎是脖子酸了。他这才发现办公室里多了一个人，镜片后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错愕，随即又恢复了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他只是从镜片上方瞥了付平一眼，没有起身，也没有说话。
“张工，打扰您午休了。”付平的姿态放得很低，像一个前来求教的学生，“我从安平县带了点土壤样本回来，有些技术问题想不明白，想跟您请教一下。”
“付处长。”张贺鹏扶了扶眼镜，声音干涩，“你是领导，研究的是宏观决策，是方向性问题。技术细节，有我们下面的人搞就行了。”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别来搞形式主义那一套，我没空陪你演戏。
付平丝毫不在意他的冷淡。他知道，对于这种有真才实学的技术干部，任何行政命令和客套话都是无效的，唯一能敲开他们硬壳的，只有专业。
他将一张图纸，小心地铺在桌子唯一的一块空地上，那上面摆着十几个贴着标签的玻璃瓶。“张工，您看。安平那种黏土质土壤，老乡们说‘春天硬如铁，雨天一包浆’，保水性差，透气性也不好。我查了些资料，说可以通过增施有机肥来改良，但这个方法见效慢、成本高，大规模推广有难度。我在想，有没有可能通过特定的作物轮作，比如在休耕期种植一些深根系的豆科植物，来活化土壤、改善它的物理结构？这是我画的一个简单的轮作设想，您是专家，给看看，是不是太外行了？”
当张贺鹏听到“黏土质”、“物理结构”、“深根系豆科植物”这些精准的专业词汇时，他那古井无波的眼神终于起了一丝波澜。他狐疑地拿起那张图纸，目光落在上面。
半晌，他拿起桌上的一支红笔，毫不客气地在图纸上画了几个大大的叉。
“外行！简直是乱来！”他开口，语气生硬，却充满了压抑不住的激动，“你选的这种黄花苜蓿，根系是深，但耗水量太大！安平是典型的半干旱地区，你种这个下去，等于让它跟主粮抢水！这是拆东墙补西墙！要用，也得用农大最新培育的‘紫花7号’，耐旱性提高了百分之三十，而且根瘤菌固氮效率更高……”
张工像是打开了话匣子，完全沉浸在了技术世界里，全然忘了眼前人的身份。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满是笔记和折角的《作物栽培学》，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上面的数据图表，跟付平争论起不同作物的根系深度和耗水系数。
付平没有打断他，只是认真地听着，时不时提出一两个关键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问在点子上。
这场不像上下级对话的讨论持续了近半个小时。最后，张工激动地一拍桌子，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
“付处长，其实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搞‘水肥一体化滴灌’！我十年前就在厅里提过，还熬了三个月，写了份三万字的详细方案！可惜……可惜他们开会研究了一下，就说一次性投入成本太高，不切实际，风险太大，就把方案给否了！那份报告，到现在还在档案柜里睡大觉呢！”
他说到最后，眼神黯淡下去，充满了怀才不遇的落寞与不甘。
付平的眼神却瞬间被点亮了。他要找的，就是这个！
“张工，您说的是真的？那份方案能给我看看吗？”他的声音里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认真，“成本高不怕，关键是效益账怎么算。如果真能像您说的，增产百分之三十，节水百分之五十，那这个账，就算得过来！国家的钱，就该花在这种能让土地和农民都受益的刀刃上！”
张贺鹏愣住了。他看着付平眼中那团炙热的火焰，那是他只在年轻时自己身上看到过的、对技术和事业的纯粹热情。多少年了，没有一个领导，会跟他讨论“效益账”，他们只关心“政绩账”。
他沉默了片刻，缓缓地点了点头。
傍晚时分，付平又去了档案室。
档案室在办公楼的北侧一楼，终年阴冷潮湿。一排排顶天立地的铁皮档案柜，像沉默的巨人阵，守护着这个单位几十年的记忆与秘密。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张和铁锈混合的味道。
张敬德科长正踩在一个吱嘎作响的铁梯子上，吃力地将一盒档案往最高层的空位上塞。他有老寒腿，每一个向上蹬的动作，都显得格外艰难。
付平没有出声，默默走过去，伸出双手，帮他扶稳了摇摇晃晃的梯子。
“张科长，慢点儿。”
张敬德听到声音，吓了一跳，低头看到是付平，更是受宠若惊，连忙颤巍巍地爬了下来。“哎哟，付处长，您怎么来了？使不得，使不得！有什么事您打个电话，我给您送过去。”
“没事，我正好路过。”付平扶着他站稳，然后将自己一直握在手里的保温杯递了过去，“天冷了，这档案室湿气重，喝口热水暖暖身子。”
张敬德看着那个冒着热气的杯子，双手有些不知所措。
“张科长，我想查个数据，可能比较偏，档案上未必有。”付平切入正题，“安平县的老鸦村，我想知道从1985年到1990年，这五年的平均无霜期和年降雨量，有具体记录吗？”
这是一个极其刁钻的问题，时间久远，地点又精确到一个村，几乎不可能在常规档案里找到。
张敬德听到这个问题，反而镇定了下来。他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没有去翻任何检索目录。他闭上眼睛，眉头微皱，像一台老旧但精准的计算机，正在进行内部数据检索。
几秒钟后，他睁开眼，语气平稳而自信地说：“付处长，不用查了。85年到90年，老鸦村属于背风坡小气候区，数据和县气象站的官方记录有出入。那五年，它的平均无霜期是182天，最短的是86年，倒春寒，只有175天。年均降雨量480毫米，其中88年大旱，才390毫米，89年又涝了，超过600。详细数据，在92年编纂的《安平县农业志》第三卷，第72页，右下角那张附表里。那本书，应该在乙字-13号柜的第四层。”
付平脸上的表情，从平静转为惊叹，最后化为由衷的敬佩。
“张科长，”他发自肺腑地说，“您这脑子，可比电脑好用多了！这简直就是咱们处里最宝贵的财富，是活的档案啊！”
张敬德黝黑的脸上泛起一阵红晕，那是长久被忽视后，突然被认可的激动。他一辈子都在跟这些冰冷的纸张和数据打交道，第一次有人告诉他，他的工作是“财富”。
第二天，张敬德上班时，发现自己那把坐了二十年的硬木椅子上，多了一个厚实的棉坐垫。下午处里开例会，秘书小李给他倒水时，特意在他的杯子里放了三片驱寒的老姜。
他端着那杯热气腾腾的姜茶，看着坐在会议桌首位，正条理清晰地布置工作的付平，眼眶有些湿润。他知道，这不是秘书自作主张。这份体恤，无声无息，却暖到了骨子里。
处里的空气，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张贺鹏不再整天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他抱着一叠发黄的图纸和报告，主动敲开了付平办公室的门，两人在里面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出来时，张工的脸上泛着久违的红光。
张敬德也不再只是埋首于档案堆。他花了两个通宵，整理出了一份厚厚的《全省主要县市特色农业资源禀赋及气候数据变迁汇编》，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写好，亲自送到了付平的办公桌上，只说了一句：“处长，这个您可能用得上。”
这两个在处里被视为快退休的“老古董”、“边缘人”，像是被注入了新的生命，连走路的腰杆都挺直了许多。
这一切，孙兴国都冷眼旁观。他站在自己办公室门口，看着张贺鹏和付平像两个刚攻克了技术难关的战友一样，并肩走出办公室，还在为某个数据激烈地讨论着，他从鼻子里发出一声轻蔑的哼声。
他转身对赵鹏飞说：“看见没，新来的处长，路子就是野。不去跑省发改委，不去争取农业部的专项资金，天天跟那两个快退休的老家伙泡在一起。这是要干嘛？著书立说，给咱们处修地方志吗？我倒要看看，靠这两个‘宝贝’，他能在这真刀真枪的战场上，搞出什么名堂来。”
付平的办公室内，灯火通明。
桌上摊开的，正是张贺鹏那份沉睡了十年的《关于在北方旱地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的可行性报告》。报告的纸张已经泛黄，字迹是手写的，力透纸背。旁边，摆着张敬德那份数据汇编。
付平的钢笔，正在报告的空白处，飞快地写下一行行新的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