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清晨的空气，带着一种独属于县城招待所的、混合了消毒水与陈旧棉织品的寡淡气息。付平坐在餐厅里，面前是一碗温吞的小米粥和两根不再酥脆的油条。他的目光越过对面正襟危坐、言语间小心翼翼地探寻着他用餐喜好的农业局长马向前，投向了窗外灰蒙蒙的天空。
权力是一张无形的网，而这张网最坚韧的丝线，便是由一套严丝合缝的接待流程编织而成。从路线规划到汇报材料，从食宿标准到陪同人员，每一个环节都被精心设计，确保上级领导看到的，是他们“应该”看到的东西。昨天那个窗明几净、瓜果飘香的“现代化农业示范点”，就像是舞台上被聚光灯照亮的一角，精致，却也虚假得令人窒息。
马向前还在滔滔不绝，手边放着一叠用蓝色文件夹精心装订的材料，封面上用加粗的宋体字打印着——《关于安平县现代化农业发展成果及未来五年规划的汇报》。付平知道，那里面充斥着增长率、覆盖率、优良率等一系列冰冷而漂亮的数字，每一个小数点都经过了反复推敲，足以在任何一场汇报会上赢得掌声。但这些数字，没有温度，更没有泥土的味道。
“马局长，”付平放下筷子，用餐巾纸轻轻擦了擦嘴，这个细微的动作让马向前的声音戛然而止，身体下意识地微微前倾，摆出了聆听指示的标准姿态。“昨天看了示范点，很受启发。你们的工作，抓手很准，亮点突出。”
这是一句标准的官场开场白，无懈可击，却也毫无信息量。马向前脸上立刻堆起谦逊的笑容：“都是省厅领导指导有方，我们只是做了些基础工作。”
“今天上午的座谈会，材料是关键。”付平的语气转得不着痕迹，“务必要详实、准确，把你们的经验和困难都摆出来。我想趁这个空档，自己一个人在县城随便走走，感受一下风土人情，也算是‘沉浸式’调研嘛。”他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口气，目光却如手术刀般落在马向前的脸上，“你们就不用陪我了。目标太大，前呼后拥的，老百姓看到了，想说的话也不敢说了。”
马向前脸上的笑容僵硬了一瞬。他脑子里的那根弦瞬间绷紧了。“脱稿”调研，这是地方干部最头疼的科目。这背后可能意味着三种情况：一，领导真的想体察民情；二，领导对安排的“规定路线”不满意，无声地表达抗议；三，最可怕的，领导已经掌握了某些他们不知道的线索，这是在进行定点清查。
哪一种，都足够让他惊出一身冷汗。但他脸上不能表露分毫，只能在零点五秒内做出最正确的反应。
“付处长说的是，是我们考虑不周，形式主义了。”马向前立刻自我检讨，姿态放得极低，“行，那您随心转转，我们这边抓紧再把材料过一遍，保证把咱们县的亮点工作和实际困难都汇报好。有任何需要，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付平站起身，对着不远处一直默然肃立的司机小王递了个眼色。
小王心领神会。他看着付平与马向前握手道别，看着马局长那张笑脸背后隐藏的焦虑，心中对自己的这位新领导多了一层认知。他不玩虚的，单刀直入，用最温和的语气，下达了最不容置喙的命令。
“小王，”走出餐厅，付平的声音压得很低，“去车库，开那辆牌照最普通的黑色帕萨特，别开挂着‘江C’政府牌照的奥迪。”
“明白。”小王点头，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他知道，真正的“调研”，现在才算开始。
帕萨特驶出县城，就像一条鱼脱离了规划整齐的鱼缸，游入了一片水流混沌的河道。宽阔的柏油马路很快被狭窄的水泥路取代，路两旁整齐划一的“美丽乡村”宣传牌和新式路灯渐渐稀疏，最终消失不见。车行半小时后，水泥路的尽头，是坑坑洼洼的土路。车轮每一次碾过，都会扬起一阵黄色的尘土，像一声沉闷的叹息。
付平没有看手机导航，他摊在膝盖上的，是一张标注得密密麻麻的纸质县域地图。这是他来之前，托省政策研究室的老同学搞到的最原始的行政区划图，上面没有标注任何“旅游示范村”或“产业基地”。他的指尖，点在一个用红笔圈出的地名上——老鸦村。
旁边有几行他自己写下的小字：距县城最远，无特色产业，非省级贫困村（意味着常年处于政策关注的边缘地带）。
“付处长，”小王握着方向盘，努力避开一个大坑，车身还是剧烈地颠簸了一下，“咱们去这个老鸦村……我听招待所的服务员说，那地方路不好走，也没啥看的，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村子。马局长他们安排的几个点，都比这有代表性。”
小王的话代表了体制内一种普遍的思维惯性：效率至上。去最“有代表性”的地方，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拿到最“有价值”的材料。
付平的目光从窗外掠过的一片因干旱而有些龟裂的土地上收回，眼神深邃。“小王，‘代表性’这个词，有时候就是个圈套。精心粉饰过的东西，再有代表性，也是假的。”他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我今天，就是想看看那些‘没啥看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真问题，往往都藏在没人看的地方。”
车窗外，景象愈发真实。统一规划的白墙灰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低不平、颜色各异的农家院落，有的红砖裸露，有的墙皮剥落，像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田地也不再是示范点里用无人机和喷灌系统伺候的“精品”，地块大小不一，作物高矮不齐，绿色的庄稼中顽强地夹杂着灰绿色的杂草。
这片土地，没有诗意，只有一种粗粝的、挣扎求生的生命力。
车在村口一棵老槐树下停稳。付平推开车门，一股混合着泥土腥味、牲畜粪便和植物秸秆被太阳暴晒后的味道，扑面而来。这味道，瞬间将他从省城机关大楼的空调环境中，拉回到了最原始的土地上。
不远处的一片玉米地里，一个瘦高的身影正弯着腰，一下一下地挥动着锄头。阳光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射在干涸的土地上。
付平转身回到车里，在小王诧异的目光中，脱下了脚上那双纤尘不染的黑皮鞋，从后备箱的一个布袋里，拿出了一双鞋面已经洗得发白的黑布鞋。他解开衬衫最上面的两颗扣子，走到田边，毫不犹豫地将西裤的裤腿卷到小腿肚，露出了与脸部肤色反差鲜明的皮肤。
然后，他一脚踩下了田埂。松软的泥土瞬间包裹住了布鞋，一种久违的、脚踏实地的感觉，从脚底直窜上心头。
孙老汉今年六十有七，刨了一辈子地。他的背已经有些佝偻，脸上的皱纹像被犁铧深刻过的田垄。他早就注意到了村口停下的那辆黑色轿车，也看到了那个朝他走来的“城里人”。
这种人他见得多了。要么是下来搞什么统计的，要么是来催缴什么费用的，再不然就是镇上新来的大学生村官，下来“体验生活”。无论哪一种，都意味着麻烦，或者至少是无意义的客套。他头也没抬，手里的锄头依旧不紧不慢地铲着地里的马齿苋，仿佛那才是他世界里唯一重要的事情。
“大爷，歇会儿，抽根烟。”
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孙老汉这才不情愿地直起腰，眯着眼打量来人。这人看着四十出头，穿着体面，但裤腿卷着，脚上是一双沾满泥土的布鞋，不像当官的。他手里拿着一包“红塔山”，正抽出两根。
付平将其中一根，用双手递到孙老汉面前。孙老汉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过来。付平随即掏出打火机，“啪”的一声，一簇火苗先凑到老汉的烟头前。火光映在老汉那张布满沟壑的脸上，眼神里的警惕似乎融化了一点。
付平给自己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然后和孙老汉一样，随意地蹲在了田埂上。
“大爷，这日头都上来了，还忙着呢？”付平开口，用的是刚学来不久、还带着明显口音的安平方言。
“不忙活，地就荒了。草可不等人。”孙老汉吐出一口浓重的烟圈，目光依然在付平身上逡巡，“你们是干啥的？又是来统计啥的，还是来收钱的？”
“都不是。”付平笑着摆摆手，指了指地上的马齿苋，“我就是路过，看您这地里的庄稼长得精神，下来透透气。大爷，您这锄的草叫啥名？看着根挺深，不好除吧？”
这个问题让孙老汉愣住了。以往下来的人，开口不是问“家里几口人，年收入多少”，就是问“政策知不知道，补贴拿到没”，从没有人问过他地里的草。草，对于官员来说，是不存在的；但对于农民来说，是战斗一生的敌人。
“猪耳朵菜。根浅，就是籽多。”孙老汉的话匣子，像是被这句问话撬开了一道缝，“除不尽的，今天锄了，明天下场雨，后天就又冒出来了。跟那烦心事一样。”
“是啊，庄稼活，就是水磨工夫。”付平顺着他的话头聊下去，“今年的雨水跟去年比怎么样？我看这地，有点旱。”
“可不是嘛！开春到现在，就下了两场像样的雨，都旱透了。”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从天气聊到农时，从化肥价格聊到农药真假。付平始终不问收成，不问政策，只聊庄稼人最关心的、最具体的东西。十几分钟下来，孙老汉紧绷的肩膀松弛了下来，他看眼前这个“后生”，眼神不像那些当官的，没有居高临下，也没有那种刻意表现出来的亲切。他的眼神是平视的，是真诚的。
“你这个后生，看着不像一般人，问这些干啥？”孙老汉嘬了口烟，半信半疑地问，“问了也白问，上头的人，谁听咱们老百姓说啥。”
“大爷，我就是来听你们说话的。”付平的表情严肃起来，“你们不说，我们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报上来的材料，就真以为天下太平了。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办法，不一定管用。只有你们种地的人，才知道根子上的问题出在哪。”
这句话，似乎触动了孙老汉心里的某根弦。他沉默了，只是大口大口地抽着烟。
付平觉得时机到了。他掐灭烟头，看似不经意地问道：“大爷，我听城里人都说，现在政策好，咱们农村农业搞得红红火火，您觉得呢？”
这个问题，像一颗石子，投入了孙老汉看似平静的内心深潭。
他没有立刻回答。那张饱经风霜的脸瞬间绷紧了，所有的皱纹都像是凝固了一般。他将只剩半截的烟猛地吸到尽头，火星烫到了手指也浑然不觉。然后，他把那个小小的烟头，狠狠地扔在地上，用黑色的布鞋底，一下、两下、三下，用力地碾着，直到将它碾成一撮看不出原形的灰烬。
这个充满仪式感的动作完成后，孙老汉缓缓抬起头。他那双平时有些浑浊的眼睛，此刻却迸发出一股令人心惊的锐利光芒，像两把锥子，直直地刺向付平。
“红火？”他从牙缝里挤出这两个字，带着一股浓烈的嘲讽，“红火个屁！都是糊弄你们这些下来看的人的面子活儿！我跟你说，咱们这儿的种地，有三大死穴！这三个穴道解不开，再好的政策下来，都没用，早晚得死！”
付平的心猛地一沉，他知道，正题来了。
孙老汉伸出一根被农活和岁月磨砺得像老树皮一样的手指。
“第一，种子，是人家的！”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从胸腔里砸出来的，“你看我这片玉米，叫‘金博士3号’，好不好？好！一亩地比老种子能多收一百多斤，省心。可种子呢？县里那个‘绿丰种子公司’卖的，一袋就要八十块！死贵！人家说了，这是杂交种，自己留不了种，第二年再种就全退化成草了，不出棒子。你说说，咱们祖祖辈辈种地，种子都是自己留的，现在倒好，命根子攥在人家公司手里了！他说明年涨价，你就得认！咱们辛辛苦苦，是给谁种地？给种子公司打长工！”
付平的呼吸一滞。种业安全——这个他在省里开会时听专家们讲过无数次的宏大概念，此刻被一个老农用最朴素、最切肤的话语给活生生地解剖了出来。
孙老汉伸出第二根手指，指向远处那条蜿蜒的土路。
“第二，销路，是人家的！”他指着那条路，仿佛那里正行驶着一辆看不见的、吞噬他们血汗的巨兽，“秋天玉米收了，卖给谁？就那几个开大车的贩子，年年来。他们拉着磅，车开到你地头。今天给你一块一，看你急着出手，明天就给你一块零五。要是看村里收得多了，后天就敢把价压到九毛五！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你没地方说理去！咱们脸朝黄土背朝天，伺候这地大半年，风里来雨里去，最后那大头的利润，全让那些动动嘴皮子、踩踩油门的中间商给赚走了！咱们拿的，就是个辛苦钱，有时候连辛苦钱都拿不足！”
市场渠道垄断。付平的脑海里瞬间跳出这个专业术语。马向前的报告里绝不会写这个，报告里只会写“全县粮食总产量再创新高”。可产量高了，农民的口袋却没鼓起来，这“新高”的意义又何在？
孙老汉的目光变得黯淡，他缓缓伸出第三根手指，环顾了一下四周空旷的田野和远方寂静的村庄，声音也随之低沉下去，充满了无尽的悲凉。
“第三，年轻人，都跑了！”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口气里，仿佛带走了这片土地最后的一点精气神，“你看看这村里，白天还能喘气的，除了我这种半截身子已经入土的老头子、老娘们，还有谁？我儿子，我孙子，都在南边的工厂里打工，一个月挣的，比我种一年地还多。谁还愿意回来受这份罪？又累，又不体面，还挣不着钱。你告诉我，再过十年，等我们这辈人干不动了，死了，这地，谁来种？到时候就真荒了！”
“轰隆！”
付平仿佛听到了一声惊雷，在自己脑海里轰然炸响。
种子、销路、人。
这三句话，没有一个专业术语，没有一句引经据典，却如三把最锋利的尖刀，精准地刺中了当前中国农村问题的三大要害——种业安全、市场渠道和人才流失。这比马向前那份几十页的、图文并茂的华丽PPT，要深刻百倍、真实千倍、沉重万倍。
付平站在田埂上，看着眼前这片广袤而沉默的土地，看着面前这位满脸沧桑、眼神里交织着愤怒与无奈的老农，心中豁然开朗。
他终于明白自己此行的目的。他要解决的，不是报告上的数据如何优化，不是示范点的盆景如何更亮丽，而是眼前这位老农口中，这关乎生存与未来的“三大死穴”。
他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他没有立刻表态，没有说出任何一句诸如“大爷您放心，我们一定解决”之类的、轻飘飘的承诺。
他默默地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掏出那个已经快写满字的笔记本和一支钢笔。他再次蹲下身，以自己的膝盖为桌，一笔一划，极其认真地，将孙老汉刚才说的那三句话，原封不动地记了下来。
“一、种子是人家的。”
“二、销路是人家的。”
“三、年轻人都跑了。”
这个动作，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孙老汉看着付平的笔尖在纸上划过，眼神里的激动和锐利慢慢退去，转为一种复杂的、近乎于感动的神情。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只是化作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大爷，谢谢您。”付平合上本子，站起身，郑重地对孙老汉说，“您今天跟我说的这些，比我在城里看一百份文件都有用。我记下了，不白听。”
他转身向车子走去。一直靠在车边、早已被这场对话惊得目瞪口呆的司机小王，连忙拉开了后车门。
孙老汉站在田埂上，看着那辆黑色的帕萨特缓缓启动，掉头，沿着来时的土路，激起一阵烟尘。他对着身边空无一人的玉米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这片土地诉说：
“这个官，好像跟电视上那些不太一样……他还真拿本子记……”
车里，付平一言不发。他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脑海里反复回响着老汉那三句振聋发聩的话。马向前PPT上那些华丽的曲线、增长的数据、鲜亮的图片，在“三大死穴”面前，瞬间变得苍白无力，不堪一击，甚至有些滑稽可笑。
他睁开眼，眼神里已经没有了来时的迷茫与试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和清晰。
他看着前方的道路，对小王平静地说：
“开车吧。我们知道该干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