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上午九点，例行的办公室晨会刚刚结束，付平拿着一张手写的假条，敲开了办公室主任王凯的门。王凯正对着镜子，小心翼翼地梳理着自己为数不多的头发，试图营造出一种茂密的假象。这是他每天最重要的仪式之一。
“王主任。”付平的声音平静无波。
王凯从镜子里看到付平，不紧不慢地放下梳子，转过身，脸上堆起体制内标准的笑容：“付处长，有事？”
“想请一周假，”付平将假条递过去，“下去跑了一圈，信息量太大，脑子有点乱。我想找个地方静一静，把调研所得消化一下。”
“消化”这个词，在机关里有特殊的意味。王凯的目光在假条上停留了两秒，那手字写得遒劲有力，不像个年轻人。他心里迅速盘算开来：省里来的挂职干部，下来调研不到一个月就“闭关”，这是唱的哪一出？是摸到了真东西，要搞个大新闻？还是……碰了钉子，准备打退堂鼓，写一份不痛不痒的报告交差？
他倾向于后者。一个从省发改委空降下来的“笔杆子”，懂宏观经济，能懂田里那点事？
“应该的，应该的，”王凯热情地签了字，“付处长这是对工作负责。年轻人，有想法，有冲劲。不像我们这些老油条咯。行，你安心‘消化’，办公室这边有事我给你兜着。”
付平道了声谢，转身离开。他前脚刚走，孙兴国就端着个泡满枸杞的茶杯溜了进来，压低声音，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讥诮：“王主任，咱们这位省里来的，闭关修炼去了？”
王凯把假条往抽屉里一扔，靠在椅背上，慢悠悠地说：“说是要‘消化调研所得’。”
孙兴国嗤笑一声，声音不大，却足够清晰：“消化？我看是消化不良。下去转一圈，让老农民几句话就给问住了吧？这叫外行心虚，躲起来现学现卖呢。我猜，一个星期后，拿出来的报告还是那一套——‘加强领导，提高认识，狠抓落实’。”
两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在这座大院里，真正的能力不是看你做了什么，而是看你说了什么，以及怎么说。付平这种“实干”的姿态，在他们看来，幼稚得近乎可笑。
付平自然听不到身后的议论，即便听到，也不会在意。他穿过走廊，阳光从高窗投下，割裂出明暗交错的光斑，他一步步走过，仿佛正从一个光明的世界，走进一片必需的阴影里。
他住的单身宿舍在县委招待所的后院，一排灰砖平房中的一间。门“砰”地一声关上，也将那个充斥着茶水、文件和言不由衷的世界隔绝在外。房间逼仄，陈设简单到堪称简陋。一张吱呀作响的单人床，一张桌面已经磨掉漆皮的书桌，一把掉了漆的木椅子。唯一的电器，是桌角那盏灯罩发黄的旧台灯。
他没有急着坐下。他拉上厚重的窗帘，整个房间瞬间暗了下来。然后，“啪”的一声，他拧开台灯。一束昏黄的光晕，像舞台上的追光，精准地打在桌面一隅。
这便是他的战场。
他将所有调研笔记、从县统计局要来的近十年农业报表、一张巨大的安平县地图，以及几本厚厚的农业经济学专著，全部摊开在桌上和床上。最后，他在正对书桌的斑驳墙面上，用四颗图钉，钉上了一张一米见方的巨大白纸。
他站在这张白纸前，像一个即将落子的棋手，审视着空无一物的棋盘。良久，他拿起一支粗大的记号笔，在白纸的正中央，写下了三个力透纸背的大字：
为什么？
——农民为什么不富？农业为什么不强？农村为什么留不住人？
这三个问题，像三把尖刀，直指安平乃至更多地方农业问题的核心。他要写的不是一份歌功颂德的总结，而是一份解剖病灶的手术报告。
一下午的时间，他都在构建报告的骨架。白纸上，线条纵横交错，关键词如繁星点点，从“种子困境”、“渠道成本”到“劳动力流失”、“品牌缺失”，一个庞大的逻辑框架逐渐成型。
傍晚时分，暮色四合。付平揉了揉酸涩的眼睛，拿起那部老式电话，拨了两个号码。
第一个，是打给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高级工程师，张贺鹏。电话接通时，那头有些嘈杂。
“喂，张工吗？我是付平。”付平的语气里带着十二分的恭敬。
“付……付处长？”张贺鹏显然有些意外，一个省管干部直接打电话给他这个技术人员，不合规矩。“您有什么指示？”
“指示不敢当。张工，晚上有空吗？我这儿刚弄了点信阳毛尖，想请您过来坐坐，喝杯茶。有些技术上的事，我这个门外汉实在是云里雾里，想当面向您请教请教。”
张贺鹏在那头犹豫了。去一个处长的宿舍“喝茶”，这算怎么回事？但他又不好直接拒绝，只能含糊地应下：“行，那我……晚点过去看看。”
第二个电话，是打给马局长饭局上认识的农资销售商，周万里。这人五十出头，在安平县跑农资跑了三十年，从国营供销社时代一直干到现在的化肥代理，县里哪个村的地是什么土质，哪个村的“大包户”有什么背景，他都一清二楚。他就是安平农业的“活地图”。
付平的语气瞬间变得热络江湖：“张哥！忙不忙？晚上过来我宿舍喝两杯，我这儿藏了瓶好酒，顺便跟我唠唠市场上的嗑。”
“哟！付处长还看得起我老周？”周万里的声音洪亮，带着一股子草莽气，“行啊！你等着，我马上到！”
一个代表官方技术，一个代表民间市场。付平要做的，就是在这间小小的宿舍里，点燃一堆火，让这两种看似绝缘的材料，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
晚上七点，张贺鹏拘谨地敲开了门。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手里还拎着个公文包，像是来汇报工作的。紧随其后的是周万里，他穿着一件夹克，满身烟火气，手里提着一袋刚出锅的卤猪头肉，大咧咧地喊道：“付处长，光喝酒没菜可不行！”
付平的宿舍里，一张小方桌，三把椅子。桌上没有酒，只有一个巨大的搪瓷缸子，里面泡着能让牛喝醉的浓茶。一盘花生米，一盘周万里带来的猪头肉。
“张工，周哥，坐。”付平给两人倒上茶，“今天不是处长和老板，就是一个想搞明白事情的学生，和两位老师。”
张贺鹏显然不适应这种场面，身体坐得笔直。周万里则不然，他自来熟地盘腿坐下，掏出烟盒，给张贺鹏递了一根，张贺鹏摆手拒绝了。他又递给付平，付平接过，却没点燃，只是夹在指间。
“付处长，您想了解什么，直接问。”张贺鹏率先开口，试图把场面拉回到工作的轨道上。
“好，”付平直入主题，“张工，我就问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安平县，玉米的平均亩产，到底是多少？”
张贺鹏似乎早有准备，他拉开公文包，取出一本打印整齐的报告，扶了扶眼镜，用一种宣读文件的语调说：“付处长，根据我们站去年在全县十八个示范点的跟踪数据，推广的最新品种‘安农3号’，实验亩产最高可达三千二百斤。综合全县各种土地情况，官方公布的上年平均亩产是两千三百五十斤。”
他说完，合上报告，带着一丝技术人员特有的自豪。
没等付平说话，一旁的周万里“噗”地一声，将嘴里的花生皮吐在地上，头也不抬地开了腔：“张工，你那是‘领导数据’，是糊在墙上给上面看的。我给你报个‘百姓数据’。”
他伸出两根被烟熏得焦黄的手指：“除了你们那几块天天有人伺候的样板田，老百姓自己种，风调雨顺，老天爷赏脸，一亩地能收到一千八百斤，就得去庙里烧高香了。要是碰上秋老虎或者连阴雨，能收一半就不错。你那两千三百五，是不是把田埂上的草也算进去了？”
张贺鹏的脸“刷”地一下红到了脖子根，他霍地站起来，声音都有些发颤：“老周！你这是抬杠！统计有统计的口径，你这是纯粹的经验主义，不科学！”
“科学？”周万里也来了劲，他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碾灭，“我跑了三十年，哪个村子产量高，哪个老板姓会种地，我比你那本子清楚！你们的‘科学’，是实验室里的科学。老百姓的田，是露天的工厂！风霜雨雪，哪一样是你们的报告能算出来的？”
空气瞬间凝固，小小的宿舍里充满了火药味。
付平没有劝架，他只是静静地听着，手里的笔在笔记本上飞速地记录。直到两人都说得口干舌燥，他才抬起头，将笔记本推到桌子中央。
“两位看，”他说。
笔记本上，一页纸被一道粗线从中间分开。左边，工工整整地写着“官方数据”，下面罗列着张贺鹏报出的“3200斤”、“2350斤”等数字。右边，龙飞凤舞地写着“江湖数据”，下面是周万里的“1800斤”、“看天吃饭”。
在两栏数据的中间，付平用红笔，画了一个巨大而醒目的问号。
“两位说的，都是事实。”付平的声音不大，却有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张工说的是我们农业技术的‘潜力’，是理论上能达到的天花板。张哥说的，是农民实际到手的‘现实’。我们这份报告要研究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这个问号——从潜力到现实之间，那凭空消失的一千多斤粮食，到底去哪儿了？”
张贺鹏和周万里都愣住了。他们争了一辈子，一个在体制内，一个在体制外，从未想过，他们的矛盾，竟然能被一个外人如此清晰地摆在桌面上。
“是技术下乡的力度不够！”张贺鹏缓过神来，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农民舍不得投入！总觉得便宜的种子化肥就行。只要我们的良种覆盖率再提高二十个百分点，测土配方施肥全面推广，产量肯定能上去一个台阶！”
“张工，你又钻牛角尖了。”周万里嘬了口浓茶，咂咂嘴，“我问你，种子是谁的？是省外的种子公司，还是外国的先锋、孟山都。化肥是谁的？是云天化、中化。农药是谁的？是拜耳、先正达。老百姓就算咬碎了牙，听你的，全用上最好的东西，一亩地多种出三百斤玉米，按现在一块一斤的收购价，毛收入增加三百三十块。可这好种子、好化肥、好农药的投入呢？一亩地至少多花两百块！里外里，农民从开春忙到秋后，多挣一百来块钱，你觉得他们图个啥？图个身体健康？”
周万里顿了顿，从鼻子里哼出一声：“更别说，粮食真丰收了，粮贩子就该笑了。他开着大卡车往村口一停，喇叭一喊，‘今年粮多，一块零五分，你卖不卖？’你辛辛苦苦多种出来的粮食，最后全进了中间商的腰包。农民，就是给人打长工的！”
“这……这是市场流通问题，不归我们技术部门管……”张贺鹏被问得哑口无言，脸色由红转白。他一辈子都在跟土地、跟作物打交道，他相信科学，相信数据，但他从未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他信奉的科学，在冰冷残酷的市场面前，是何等的无力。
整个房间陷入了死寂。只有那盏台灯，还在不知疲倦地亮着。
突然，付平站了起来。
他走到墙边那张巨大的白纸前，背对着两人，拿起那支粗大的记号笔。张贺鹏和周万里都屏住了呼吸，看着他的背影。
付平深吸一口气，手臂挥动，在白纸上，画出了一条两端高高翘起、中间深深下凹的曲线。那曲线的形状，像一张咧开的、正在微笑的嘴。
他转过身，指着那张图。
“张工，张哥，你们看这张图。”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激动，“我叫它‘农业产业链价值微笑曲线’。”
他用笔尖点着曲线的最左端：“这里，是研发。包括种子培育、技术专利。这是高利润区。”
他又点向曲线的最右端：“这里，是市场。包括品牌塑造、渠道建设、农产品深加工和终端销售。这也是高利润区。”
最后，他的笔尖重重地落在了曲线的最低谷。
“而这里，”他的声音沉了下来，“是种植生产环节。也就是我们安平县百万农民，张工你这样的技术专家，我们所有人，现在正拼死拼活的地方。这里是整个产业链里，技术含量最低、可替代性最强、利润最薄的环节。”
“我们辛辛苦苦‘增产’，把所有力气都花在了这个价值最低的‘坑’里。我们多种出来的每一斤粮食，都在为曲线两端的高利润环节创造价值。种子是人家的，我们增产，种子公司赚钱；化肥是人家的，我们增产，化肥厂赚钱；终端品牌是人家的，我们增产，超市和加工企业赚钱。利润的大头，全被拿走了。”
付平抬起头，目光如炬，扫过目瞪口呆的两人。
“我们现在所处的困境，就是八个字——‘两头在外，中间受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越是增产，农民却感觉越不增收的根本原因！”
话音落下，宿舍里针落可闻。
张贺鹏呆呆地看着墙上那条简单的曲线，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这条曲线，像一道惊雷，把他几十年来坚信不疑的工作逻辑劈得粉碎。他一辈子都在研究如何让曲线最低端的那个“坑”再往下深挖一点，多产出几斤粮食，却从未想过，也许他们努力的方向，从一开始就错了。
“我……我操！”
一声粗暴的咒骂打破了沉寂。周万里猛地一拍大腿，激动得满脸通红，他指着那张图，嘴唇都在哆嗦：“付……付处长，你……你这图……真他娘的是个天才画出来的！我老周跑了几十年市场，吃了无数的亏，受了无数的气，心里就一直憋着这么一股劲儿，可就是说不出来！对！就是这个理儿！‘两头在外，中间受气’！说绝了！”
那一夜，宿舍的灯亮到了凌晨四点。
在“微笑曲线”这个石破天惊的理论框架下，三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他们的讨论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效。张贺鹏不再固守他的“技术决定论”，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思考，安平的特色农产品，比如小站稻、沙地红薯，如何在技术上实现标准化，为未来的品牌化赋能。周万里则把他脑子里那张“活地图”彻底摊开，从“地头价”到超市的“上架费”，从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到消费者的最终购买价，每一个环节的利润瓜分，都被他用活生生的案例剥得一清二楚。
付平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两种话语体系的交锋与融合。旁边一页，是老周口中的“大包户”、“倒爷”、“串串儿”，付平用红笔在旁边标注着“一级渠道商”、“二级批发商”、“市场信息中介”。两种看似天差地别的语言，在他的笔下，指向了同一个残酷的商业本质。
报告的撰写，在思想的熔炉中，飞速推进。
第六天晚上，报告的初稿终于完成。三万多字，每一个字都浸透着汗水和争论。付平通读一遍，总觉得还缺点什么。报告的逻辑是冷的，数据是硬的，但它缺少一种能直击人心的温度和力量。
他点上一支烟，这是几天来的第一支。烟雾缭绕中，他想起了下溪村那个在田埂上遇到的老农。
“老周，”他揉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声音沙哑，“那天在下溪村，那个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大爷，送我们走的时候，说的那段话，你还记得吗？你再原原本本地给我学一遍。”
周万里愣了一下，随即陷入了回忆。他掐灭烟头，清了清嗓子，用一种苍凉、沙哑的语调，模仿着老农的口气：
“他说啊……‘种子是人家的，农药是人家的，化肥也是人家的；销路是人家的，价钱是人家定的。到最后啊，连这地里长大的娃娃，也是人家的了，都跑去城里，给人家打工去了……你说，这地里，还剩下个啥？就剩下我们这些刨不动土的老东西了。’”
付平沉默了。烟头的火星，在黑暗中明灭。良久，他猛地将烟按熄在烟灰缸里，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
“好！”他一字一顿地说，然后猛地敲击键盘，删掉了原来用标准公文体写的引言，“就用它开头！一份给省委领导看的报告，如果连农民最痛的心里话都不敢原样照搬，那这份报告写出来，还有什么狗屁意义！”
他将这段质朴、沉重，却充满血泪的话，原封不动地放在了报告的最顶端。
第七天上午，报告定稿。付平拿着手绘的、修改过无数次的“微笑曲线”图，亲自跑到县政府文印室，盯着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扫描成高清图片。他将这张图，作为报告的核心附件，附在了正文之后。
报告的标题，他反复斟酌，最终舍弃了所有耸人听闻的字眼，定为一个平淡无奇的名字：
《关于我省安平县农业发展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标题如同一块被扔在路边的普通石头。但只有付平自己知道，这块石头里，包裹着足以引发一场观念地震的雷霆。
第七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这间弥漫着烟味和泡面味的宿舍时，打印机吐出了最后一张纸。报告完成。
付平一夜未睡，双眼通红，眼神却亮得惊人。他拿起那份还散发着墨香、沉甸甸的报告，轻轻吹了吹纸页。
一灯如豆，燃尽了七个不眠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