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省农业农村厅的大楼，像一个被繁华都市遗忘的句点，固执地坐落在省委大院的东南角。它与权力核心区那些用光洁花岗岩和蓝色镀膜玻璃装点起来的现代建筑群隔着一条栽满法国梧桐的马路，仿佛隔着一个时代。这里没有进出不息的黑色奥迪，没有行色匆匆、表情严肃的年轻秘书，连门口站岗的武警，眼神里都少了几分凌厉，多了几分闲散。
付平的座驾停在楼前时，甚至没有引起门卫过多的注意。他从车上下来，抬头仰望这栋建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苏式建筑，水刷石的外墙在多年风雨的冲刷下，呈现出一种沉闷而疲惫的灰白色。墙体上，一行用红色油漆刷成的巨大标语，字迹已经斑驳，“发展现代农业，保障粮食安全”，在秋日的阳光下，显得有些褪色和不合时宜。
他走进大厅，一股混杂着旧文件霉变、泥土腥气和廉价消毒水的复杂气味，瞬间包裹了他。这味道与组织部常年弥漫的、由高级香烟、皮革沙发和打印机墨粉构成的权力气息截然不同。这里的空气，沉重、滞涩，带着一种被时光浸泡过的陈腐感。
厅长钱卫国的办公室在五楼。秘书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看见付平，脸上堆起职业性的微笑，引着他敲开了厅长办公室那扇厚重的木门。
门内，是另一个世界。
与付平想象中不同，钱卫国的办公室没有丝毫官僚气派，反而像个退隐乡间的老学究的书房。靠墙是一整面顶天立地的深棕色书柜，里面塞满了《中国农业通史》、《土壤肥料学》、《病虫害防治手册》之类的大部头，许多书的封皮都已磨损。办公桌是老式的三屉桌，油漆脱落了好几块，上面除了文件，还摆着一个装着几穗饱满玉米的竹篮。墙上没有悬挂名家字画，而是一幅巨大的江州省农业区划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的图钉标记着密密麻麻的点。
钱卫国正戴着老花镜，在一份文件上用红蓝铅笔费力地勾画着什么。他年近六旬，头发花白稀疏，脸上是那种被田间地头的日光和风霜雕刻出的深刻皱纹，皮肤黝黑。他身上那件半旧的灰色夹克衫，袖口已经洗得发亮。这副模样，若是在乡下碰到，付平会以为他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农技员，而不是一位正厅级干部。
“是付平同志吧？快请坐，快请坐。”听到声音，钱卫国放下笔，有些缓慢地站起身，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那笑容很真诚，但眼神却平静得像一口幽深的古井，不起半点波澜。热情是规矩，平静才是本心。
“钱厅长，您好，我是付平，来向您报到。”付平快步上前，伸出双手，与钱卫国那只布满老茧、干燥而有力的手握在一起。
钱卫国没有让秘书动手，而是亲自从一个印着“劳动光荣”字样的搪瓷暖水瓶里，给付平倒了杯茶。茶水是浑浊的，飘着几粒枸杞和暗红色的菊花。
“欢迎你，小付同志，欢迎加入我们农业厅的大家庭。”钱卫国坐回自己的藤椅上，椅子发出“嘎吱”一声轻响。他没有急于谈工作，而是像个拉家常的长辈，慢悠悠地开了口：“我听说了，你在组织部搞的那个干部轮岗，动静不小啊。是好事，给干部队伍注入了活水。我们那时候，可没这么多讲究，组织上让去哪就去哪，让下乡就背起铺盖卷，在村里一待就是好几年。”
话语里，既有对过去的追忆，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对当下“新规矩”的疏离感。这是老一辈干部的共同记忆，也是他们构建自身权威的根基。
付平微笑着，姿态谦逊：“都是在省委的领导下做的一些探索，跟您和老前辈们当年扎根基层的辛苦比起来，不值一提。”
钱卫国摆了摆手，呷了口茶，继续说道：“农业工作，是良心活，也是辛苦活。它不像别的，文件发下去，会议开完了，就算落实了。我们这儿，不成。你得看天时，看地利，看庄稼的长势。你跟土地打交道，跟农民打交道，来不得半点虚的。你哄它，它就绝收给你看。一年到头，就盼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一番话，全是质朴的大白话，却在无形中，为付平划下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你们，在庙堂之上运筹帷幄；而我们，在田埂之上俯首躬耕。这是两个世界。
付平静静地听着，他知道，铺垫了这么久，真正的“戏肉”要上场了。
果然，在一段看似随意的沉默后，钱卫国端起茶杯，用杯盖轻轻地撇着浮沫，目光却仿佛穿透了付平，望向了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空。
“付处长，”他突然改了称呼，语气也变得郑重了些，“你在组织部是搞宏观的，看问题站位高，笔杆子硬，思路活，这是你的优势，是组织上派你来的重要原因。”
他先扬了一下，话锋随即一转。
“不过呢，我们农业口不一样，有它自己的规律。这里讲究的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讲究的是‘实践出真知’，得脚踩在泥土里说话。理论再好，文件再漂亮，农民不认，也是白搭。你那个产业发展处，听着名头大，实际上是个针尖大的窟窿，能透出天大的风。可要是找不准风口，使再大的劲儿，也是白费力气。”
他放下茶杯，看着付平，眼神平静却极具穿透力：“所以啊，来了之后，不着急，慢慢来。先多听，多看，多下去走走。熟悉情况是第一位的，不能好高骛远，急于求成嘛。”
这句话，说得笑呵呵，软绵绵，每一个字都透着“关怀”与“爱护”，但组合在一起，却像一根浸了冷水的绳子，无声无息地勒紧了。
这是告诫，也是敲打。更深层的含义是：这里不是你大展拳脚的舞台，你这条“过江龙”，到了我们这片土地，就得先学会盘着。别想拿组织部那套“雷厉风行”来这里指手画脚，我们不吃那一套。
付平的心沉了一下，但他脸上依旧保持着谦逊的微笑。他知道，此刻任何辩解和表态都是多余的，只会加深对方的戒备。
“谢谢钱厅长提点，您的话我记在心里了。”他诚恳地说道，“我就是来当小学生的，两眼一抹黑。以后还得请您和厅里的老同志、老专家们多批评，多帮助。您放心，我一定把脚踩在泥里，把根扎下去，先把情况摸透了再说。”
他刻意强调“小学生”、“老专家”，将自己的姿态放到了最低。在权力场上，有时候退让，是为了更好地进攻。
从钱厅长的办公室出来，付平的后背感到一丝微凉的寒意。钱卫国这只“老狐狸”，用一杯温茶和一番家常话，就给他上了一堂生动的“下马威”课。他的态度，代表了整个农业厅对自己的定位：一个需要被“教导”和“观察”的、背景深厚的门外汉。
产业发展处在三楼最东头的拐角，位置偏僻，仿佛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办公室的门虚掩着，上面挂着的“产业发展处”的牌子，有一颗螺丝已经松动，歪斜着，透着一股萧索之气。付平推门进去，一股更浓的文件霉味和劣质烟草混合的气息扑面而来。
办公室不大，甚至有些拥挤。靠墙的文件柜锈迹斑斑，柜门上贴着发黄的封条；桌上、地上，到处都堆着一摞摞的文件和农业期刊，几盆绿萝因为缺水而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叶子。整个空间，都弥漫着一种事多人少、经费紧张的窘迫感。
办公室里坐着四个人，听到动静，四双眼睛，八道目光，像探照灯一样，齐刷刷地聚焦在他身上，审视，探究，还夹杂着一丝难以言说的玩味。
付平的目光，最终落在了靠窗那个位置的男人身上。那人五十出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夹克，国字脸，皮肤黝黑粗糙，像是常年在烈日下暴晒的结果。他就是副处长孙兴国，在农业系统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是全省都挂得上号的植保专家，也是这个处室里说一不二的“老法师”。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付平。从今天起，和大家一个锅里吃饭了，请多多关照。”付平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主动打破了这片凝固的沉默。
没有人立刻回应。空气仿佛被抽成了真空，压得人胸口发闷。
最终，还是孙兴国慢悠悠地站了起来，脸上挤出一个皮笑肉不笑的表情，朝付平走过来：“付处长，欢迎，欢迎。我们这庙小，来了您这尊大佛，真是蓬荜生辉啊。”
这话，听着客气，实则句句带刺。
付平伸出手，孙兴国只是用指尖象征性地碰了一下，便迅速收了回去，那感觉，像是碰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来，我给付处长介绍一下。”孙兴国转身，指着另外几人，声音里透着一股懒洋洋的腔调，“小李，负责粮食产业；小王，负责经济作物；老张，内勤，管我们吃喝拉撒。”介绍得极其敷衍，连全名都懒得提。
那几个人也只是象征性地点了点头，一个埋头看电脑，一个假装翻文件，连站起来的意思都没有。
无声的排斥，像一张冰冷而粘稠的网，瞬间将付平包裹其中。他那张由老张临时收拾出来的办公桌，干净得发亮，与周围的杂乱格格不入，像一座被遗弃在垃圾场里的孤岛。
“付处长，您刚来，旅途劳顿，本该让您先休息休息。”孙兴国不等付平坐稳，便从自己的桌上拿起一份厚厚的报告，直接进入了主题，“不过厅里催得紧，有个方案下午就要过会。我先跟您简单汇报一下我们处里最近在抓的一项重点工作吧。”
这一下马威，来得又快又狠，不给人任何喘息的机会。
他清了清嗓子，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办公室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他不是在汇报，他是在“上课”。
“我们正在推进一个‘全省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与应用’的方案。核心思路是通过‘以螨治螨’、‘以虫治虫’等生防技术，构建稳定的农田生态系统，从源头上降低化学农药的使用率。这符合中央关于绿色发展的精神。”他先戴上了一顶政治正确的大帽子。
随即，他话锋一转，开始了他的表演。
“目前，我们计划在江汉平原的三个示范区，重点推广赤眼蜂释放技术，以控制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的种群密度。关键在于掌握最佳的释放窗口期，必须与害虫的卵孵化高峰期精准同步，我们称之为‘时空耦合’。同时，大面积布设性诱捕剂和食诱剂，对斜纹夜蛾成虫进行物理诱杀，这涉及到诱芯缓释技术和不同海拔梯度下的气流扩散模型……”
孙兴国的语速极快，满口都是生僻的专业术语，像一挺机关枪，密集地向付平扫射。“赤眼蜂”、“性信息素”、“生物天敌协同”、“Bt蛋白”、“寡雄腐霉菌剂”、“多角体病毒”……一个个名词像冰雹一样砸下来，中间还时不时夹杂着几个英文缩写，比如“IPM（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和“UAV（无人机）”。
他甚至还举了个例子：“比如，对于棉铃虫的防治，我们不能再用老办法了。我们引入了基因编辑的思路，利用CRISPR技术，对天敌瓢虫的某个基因片段进行敲除，增强其对棉铃虫的捕食欲望。当然，这还处于实验室阶段，但代表了未来的方向。”
付平确实听得云里雾里，像是在听一堂高深的生物化学课。他脑子里一片空白，那些名词在他耳边盘旋，却无法组成任何有意义的信息。但他没有打断，也没有露出丝毫的困惑或不耐烦。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双臂环抱在胸前，眼神始终平静地注视着孙兴国，手里无意识地转动着一支从口袋里掏出的签字笔。
笔尖在他指间稳定而有节奏地旋转，像一个永不停歇的陀螺。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一个习惯，每当遇到棘手的情况，这个小动作能帮助他保持大脑的高度冷静。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办公室里其他同事虽然都低着头，假装在忙，但他们的耳朵都竖着，眼角的余光都在偷偷地观察着他。小李甚至没忍住，发出了一声被压抑的、短促的咳嗽，来掩饰嘴角的笑意。
这场单方面的“知识霸凌”，持续了足足十几分钟。
终于，孙兴国合上报告，脸上带着一种大功告成的、假装谦虚的表情，看着付平，问道：“付处长，您是领导，站位高，看得远。我们这个方案，搞技术的，思路难免狭隘，肯定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您给指点指点方向，我们也好马上修改完善。”
整个办公室瞬间鸦雀无声，连电脑主机风扇的嗡嗡声都显得格外刺耳。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目光或明或暗地投向付平，等着看他这个“门外汉”如何出丑。
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说“好”，显得他根本没听懂，是个只会点头的傀儡。说“不好”，他又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只会自取其辱。怎么回答，都是输。
付平脸上的微笑不变。他从孙兴国手里接过那份沉甸甸的报告，没有立刻翻看，而是不紧不慢地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拉开椅子，从容地坐下。
他将报告平放在桌上，用手指轻轻敲了敲封面。
然后，他抬起头，目光平静地扫过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最后落在孙兴国的脸上，缓缓开口：“孙处长辛苦了，同志们也辛苦了。方案很专业，也很详细。光是听你刚才的介绍，我就能感觉到，大家前期是下了大功夫的，做了大量扎实的基础研究工作。”
先肯定，这是基本章法，也是对他们劳动的尊重。
孙兴国嘴上说着“应该的，都是分内工作”，心里却在冷笑：说点空话套话谁不会？看你接下来怎么说。
付平继续说道：“这样，材料先放我这儿。我先学习消化一下。毕竟我是新兵，对农业技术这一块是两眼一抹黑的门外汉，要先向你们这些在一线干了几十年的老专家补补课，不能不懂装懂，更不能瞎指挥。这是对工作负责，也是对同志们负责。”
他坦然地、公开地承认自己是“门-外-汉”，这三个字，他说得清晰而坦荡。这一下，反而让孙兴国准备好的所有后手，都像打在了棉花上，软绵绵地没了着力点。人家都把姿态放到尘埃里了，你还揪着不放，就显得你格局太小，是在刻意刁难新领导了。
“明天上午九点，我们开个处务会，专门听听大家对这个方案的具体想法和遇到的困难。我先用今天下午和晚上的时间，把这份材料啃一啃，至少要做到能听懂大家在说什么。”付平最后补充道，语气平淡，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力。
“行，那……就听付处长的安排。”孙兴国有些悻悻地说道。他精心准备的一场“下马威”，就这样被付平用太极推手般的招式，轻轻地化解了。
第一天的工作，就在这种诡异的平静和暗流涌动中度过。
下午五点半，下班的铃声准时响起。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像是得到了赦令，几乎是同时合上文件，关闭电脑，迅速地收拾东西。他们互不言语，甚至没有和付平打声招呼，便鱼贯而出。孙兴国走在最后，经过付平身边时，脚步顿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便也转身离开了。
门被轻轻带上，办公室里瞬间安静得只剩下窗外微弱的风声。
付平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窗外的天色渐渐暗淡下去，最后一抹夕阳的余晖从窗户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地板上拉出一道狭长的、孤独的光影。
他拿起桌上那份天书般的报告，翻开了第一页。那些陌生的名词和复杂的化学分子式，像一群张牙舞爪的怪物，在他眼前肆意跳动。
他想起了王部长的话：“是金子总会发光，但也要小心被泥沙掩盖。”
现在，他感觉自己不是被泥沙掩盖，而是直接被活埋在了一座由专业壁垒构筑的、密不透风的坟墓里。
从权力的中枢，到业务的边缘；从众星捧月，到孤立无援。巨大的落差，像冰冷的海水，从四面八方无声地涌来，带着刺骨的寒意和令人窒息的压力。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胸中的那股委屈和不甘，此刻才真正翻涌上来。
他拿出手机，想了想，没有打给王部长。这条路是自己选的，更是组织安排的，任何抱怨都显得软弱和不成熟。
他打开手机浏览器，在搜索框里，艰难地敲下了第一个词：赤眼蜂。
屏幕亮起，跳出来的，是密密麻麻的、更加深奥的学术解释和论文链接。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是妻子打来的。
“喂，到新单位了吗？怎么样？”妻子的声音里充满了关切。
付平走到窗前，看着窗外逐渐亮起的万家灯火，城市中心那几栋标志性的高楼，在夜色中闪烁着璀璨的光芒，那里，曾是他的战场。而现在，他却站在这片光芒的边缘。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用一种尽量轻松的语气说道：“到了，挺好的。同事们都很专业，也很热情。”
战争，已经打响了。而他，是这片战场上唯一一个连对手的语言都听不懂的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