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产业发展处的办公区域，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然而，细心的人们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新来的付平似乎从他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与其他新官上任的领导不同，付平并没有急于召开会议听取汇报。通常情况下，新领导到任后都会迅速召集下属，了解部门的工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但付平却毫无动静，仿佛对这些事情毫不关心。
不仅如此，他也没有对处里的工作指手画脚。一般来说，新领导往往会对现有的工作流程和方式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以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权威。然而，付平却完全没有这样做，他似乎对处里的工作现状非常满意，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想去干涉。
更让人惊讶的是，付平甚至没有急着去厅里各处室“拜码头”联络感情。在官场中，与其他部门建立良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和个人的职业发展。但付平却对这些传统的社交活动毫无兴趣，他就像一个独来独往的隐士，与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付平的行为让产业发展处的人们感到十分困惑。他就像一颗被投入深井的石子，除了第一天激起的那点涟漪，便再无声息。人们开始猜测他的真正意图，有人认为他可能是在暗中观察，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出手；也有人觉得他可能是个不喜欢张扬的人，更喜欢默默地做事。
然而，就在大家对他的行为议论纷纷的时候，一场无声的风暴，正在他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酝酿。没有人知道他在里面做什么，也没有人能猜到他的下一步计划。但可以肯定的是，付平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的沉默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深意。
从第二天清晨开始，付平的办公室画风突变。他让厅办公室找来了近五年来国家层面和江州省所有关于“三农”问题的政策文件汇编、农业厅历年的工作总结和要点、全省农业产业发展的五年规划和年度报告……这些文件，一部分来自档案室，带着陈年的霉味；一部分来自打印室，还散发着油墨的清香。它们像潮水般涌入付平的办公室，很快就在他那张干净的办公桌和旁边的空地上，堆起了半人高的几座“山”。
付平，就成了这座文件山里的“愚公”。
他把自己彻底埋了进去。一天八小时，除了必要的喝水和去洗手间，他几乎纹丝不动。他看得极慢，也极细，手里一支红笔，一支黑笔，交替使用。重要的政策节点用红笔画线，关键的数据用黑笔圈出，旁边的空白处，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和疑问。
处里的小王有次进去送文件，看到付平正戴着一副不知从哪儿找来的老花镜，聚精会神地研读一份关于“江州省优势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的报告。他专注的神情，不像一个处长在审阅文件，更像一个准备考研的学生，在啃一本厚重的专业书。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在他身上投下一片光斑，空气中的尘埃在光柱里飞舞，整个场景安静得有些不真实。
小王轻轻放下文件，退了出去。回到自己座位上，他忍不住对旁边的小李嘀咕：“这新来的处长，有点邪门啊。是真看，还是装样子？”
小李头也不抬：“管他呢。装样子能装几天？由他去折腾。”
孙兴国偶尔从门口经过，往里瞥一眼，看到那堆积如山的文件和付平专注的背影，嘴角会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镀金”罢了。农业的学问，岂是靠看几天文件就能看懂的？这是典型的机关干部的工作路径依赖，以为掌握了文件，就掌握了世界。可笑。
然而，几天之后，孙兴国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付平，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他开始挨个办公室“串门”。
但他串门的方式很特别。他不带秘书，也不提前打招呼，手里只拿着一个半旧的黑色硬壳笔记本和一支笔。他不去拜访那些手握实权的处长，而是专找那些业务精熟、但位置不太显眼的老科长、老同志。
他找到种植业管理处的老科长王建军，一个快退休、整天端着个保温杯在走廊里晃悠的“老油条”。
“王科长，您好，我是产业处的付平。想请教您个事儿。”付平客气地递上一根烟。
王建军眯着眼打量了他一下，不咸不淡地“嗯”了一声，算是回应。
付平也不在意，直接打开笔记本，指着上面的一行字，问道：“王科长，我看报告上说，咱们省的水稻种植，目前是‘籼稻’和‘粳稻’并存。您能给我说说，这两种稻米，在种植习惯、产量和市场上，主要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咱们省的江北多种粳稻，江南又以籼稻为主？”
这个问题，问得极其基础，就像一个农业大学新生提的问题。但又很具体，不是那种“如何提高我省粮食产量”的空泛问题。
王建军愣了一下。他本以为付平会来问一些关于项目、资金的宏观问题，没想到一开口就是这么个“土”问题。他端起保温杯，吹了吹上面的茶叶末，慢悠悠地说了起来。从江州的积温带分布，到不同品种对光照、水分的需求，再到南北方老百姓的口感偏好……不知不觉，就说了十几分钟。
付平听得极其认真，手里的笔刷刷地记着，时不时还追问一句：“那我们省现在主推的超级稻品种，它的优缺点又是什么？农民的接受度高吗？”
一场“请教”下来，王建军多年的“屠龙之技”总算有了用武之地，心里竟有了一丝久违的被尊重感。付平走后，他对着旁边的年轻人感叹了一句：“这个付处长，有点意思。不像个官，像个记者。”
付平又摸到了市场与信息化处的办公室。他没找处长，而是找到了刚参加工作两年的大学生小张。
“小张，你好。我看到你们处刚发了一份猪肉价格监测周报。我想问问，最近这个价格波动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报告里提到的‘猪周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和‘蛛网模型’有什么关系？”
小张被一个处长这么郑重地请教，脸都有些红了。他把自己刚从课本上学来的理论，结合着最近的数据，磕磕巴巴地解释了一通。付平听完，不仅道了谢，还鼓励他：“你讲得很好，很清晰。年轻人有理论功底，要多结合实际，以后前途无量。”
一句鼓励，让小张激动了半天。
最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他竟然主动敲开了孙兴国的门。
当时，孙兴国正在用放大镜观察一个装着蚜虫的培养皿。看到付平进来，他连眼皮都没抬。
“孙处，打扰您一下。”付平把门轻轻带上，径直走到他桌前，将笔记本翻开，指着上面一个词，“我昨天看您给我的那份报告，里面提到一个‘拮抗微生物’的概念，我查了些资料，但还是理解得不透彻。您是这方面的权威，能不能给我用大白话，通俗地解释一下？”
他态度极其诚恳，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伪装，就像一个真心求教的学生。
孙兴国抬起头，透过老花镜的上沿，审视着付平。他心里有些意外，也有些复杂。他本以为付平会对他敬而远之，没想到对方竟然主动把脸凑了上来。伸手不打笑脸人，而且，这个问题正中他的专业靶心。作为“权威”的虚荣心，让他忍不住想要“好为人师”一番。
他清了清嗓子，放下了放大镜，身体往后一靠，摆出了授课的姿态。
“所谓‘拮抗微生物’，说白了，就是微生物界的‘一物降一物’。比如，土壤里有一种病菌，会让作物烂根。我们就可以在土壤里施加另一种对作物无害的、但专门‘吃掉’或者抑制这种病菌的微生物。它们之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和营养，会互相‘打架’。我们利用的就是这个原理。这就叫‘以菌治菌’。明白了吗？”
他讲得深入浅出，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
付平听得连连点头，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着，嘴里还赞叹道：“明白了，明白了！您这么一说，我就豁然开朗了。孙处，您真是行家。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以后，我还有很多问题要向您请教，您可别嫌我烦。”
这番话，既是真心实意地表达了感谢，也极大地满足了孙兴国的自尊心。他虽然嘴上说着“没什么，付平客气了”，但脸上的表情，明显比之前舒缓了许多。他心里依旧看不起付平这个“外行领导”，但也开始犯嘀咕：这个人，好像跟以前那些只会指手画脚、夸夸其谈的镀金领导，确实不太一样。他……是来真的？
白天，农业厅大楼里，大家总能看到付平拿着个笔记本，在各个办公室之间穿梭的身影。他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关于农业的一切知识。起初，大家对他还很戒备，回答问题也多是敷衍。但日子久了，人们发现，他问的问题越来越专业，越来越有深度，而且他从不摆领导架子，永远是一副谦逊求教的姿态。渐渐地，大家也愿意跟他多说几句了。农业厅这潭沉寂已久的水，似乎被他搅动起了一丝微澜。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
付平的“补课”，分成了白天和黑夜两个战场。
晚上，当农业厅大楼陷入一片黑暗，他并没有像其他干部一样，奔赴各种饭局应酬，而是开着他那辆半旧的国产车，穿过大半个城市，来到位于郊区的江州农业大学。
他偷偷地，以一个社会人员的身份，给自己报了一个农大继续教育学院举办的“现代农业技术”夜校培训班。
每周二、四、六的晚上七点到九点，他会准时出现在那间简陋的多-媒体教室里。教室里的学员成分复杂，有二十出头的在校大学生，有刚承包了土地、想学点新技术的年轻农民，还有一些是农业企业的技术员。三十七岁的付平，穿着便装，夹在这些年轻的面孔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他总是刻意选择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那个位置不容易被人注意到。
讲台上，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用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普通话，讲解着土壤学、植物营养学、病虫害绿色防控……这些在付平看来如同天书的知识。付平听得比任何一个学生都要专注，手里的笔几乎没有停过，笔记本上，很快就写满了各种化学公式、专业名词和歪歪扭扭的图画。
有一次，讲到昆虫的趋光性，老教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扑棱蛾子的简笔画。付平也跟着在自己的本子上画，画得不成样子，把自己都逗笑了。那一刻，他仿佛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组织部的明争暗斗，忘记了农业厅的冷遇和压力，变回了一个纯粹的学生。
他有两个笔记本。
一本是在单位用的，黑色封皮，上面记录着工作中的问题、同事们的解答、政策文件里的要点，条理清晰，逻辑严谨。其中有一页，一个问题被他用红笔重重地画了三个圈：“为什么我省马铃薯产量全国前列，但薯条、薯片等精深加工转化率远低于邻省？产业链的断点究竟在哪？是品种问题？仓储问题？还是招商引资问题？”这显示出，他的思考，已经开始从单纯的技术学习，转向了对整个产业链的宏观审视。
另一本是在夜校用的，蓝色封皮，上面就“杂乱”得多。画着各种植物的根系图、昆-虫的形态图，写满了陌生的化学分子式，还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着重点和疑问。
每天深夜，当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妻子和孩子早已熟睡。他书房的灯，总会亮到凌晨一两点。
他会泡上一杯滚烫的浓茶，点上一支烟，然后把两本笔记摊开在书桌上，进行对照、整理、归纳。他要把白天在机关里听到的“江州农情”，和晚上在课堂上学到的“农业科学”结合起来，试图从中找到一条能贯穿理论与实践的线索。
烟灰缸里的烟头越堆越高，茶杯里的茶水换了一杯又一杯。窗外，是沉睡的城市，只有他这一扇窗，还固执地亮着光。
有一个周四的晚上，夜校下课时，外面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付平没带伞，被困在了教学楼的屋檐下。
“大哥，没带伞啊？要不跟我挤挤？”一个憨厚的、带着乡音的声音在他身边响起。
付平转头，看到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皮肤黝-黑，手里拿着一把小小的折叠伞。他是付平的“同学”，一个在市郊承包了几十亩地种蔬菜的新农人。
“太谢谢你了，兄弟。”付平没有客气。
两人挤在一把小小的伞下，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停车场。雨水打湿了他们的裤脚，但两人聊得却很热火。
“大哥，我看你笔记记得最认真，你也是搞农业的？”年轻人问。
“算是吧，刚入行，什么都不懂。”付平笑着说。
“今晚教授讲的那个测土配方施肥，我听着是好，可我们那儿，没人搞这个。大家还是***惯，凭经验撒化肥，都觉得撒得越多，长得越好。结果呢，地越来越硬，种出来的菜，味道也不如以前了。”年轻人叹了口气。
“土壤板结了。”付平下意识地接了一句，“是化肥里的氮磷钾比例失衡，破坏了土壤的团粒结构。”
年轻人惊讶地看着他：“大哥，你懂这个？”
付平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刚学的。那你觉得，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雨夜里，一个省厅的处级干部，和一个普通的农民，挤在一把小伞下，就着昏暗的路灯，认真地探讨着关于化肥使用和土壤板结的解决方案。
这一幕，无人知晓。
农业厅里，关于付平的议论，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哎，你们发现没，付处长最近问的问题，越来越刁钻了。”
“可不是嘛！昨天他问我关于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流程，比我都清楚，还指出了我们省申报材料里的一个漏洞，搞得我一身冷汗。”
“孙副处，好像最近也不怎么给他甩脸子了。昨天我还看见，付平拿着一张病虫害的照片去问他，两人在办公室里讨论了半个多小时。”
付平，正在用一种最“笨”，却也最扎实的办法，为自己在这座坚冰般的堡垒上，凿开第一道裂缝。
他办公室的灯，依旧是整栋大楼里，最后一盏熄灭的。那束孤独而倔强的光，穿透深夜的黑暗，像一颗种子，正在这片看似贫瘠的土壤里，努力地，想要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