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农业厅的大楼像一头趴伏多年的巨兽，终日沉默，连呼吸都带着陈旧纸张和铁锈暖气片的味道。这里的日子，大多时候像一潭静水，偶尔有人事变动，也不过是往水里扔了颗石子，荡开几圈涟漪，旋即恢复平静。但付平扔下的不是石子，是块水泥预制板。
调研组的名单，没有经过任何内部吹风或小道消息的预热，就这么用最普通的宋体字，打印在一张A4纸上，贴在了大厅的公告栏里。
公告栏前很快就围拢了一群人，像一群谨慎的鸽子，伸长了脖子，交头接耳。起初是窃窃私语，接着是压抑不住的惊叹，最后演变成一片嗡嗡的议论，像一窝被捅了的马蜂。
全厅哗然。
这名单，完全不讲道理，不讲规矩，不讲人情世故。
组长，付平。这不意外。
副组长，空缺。这有点意思。
一组组长，王建国。
“哪个王建国？”有人问。
“资源处的，老王工啊。”
“他？他不是快退休了吗？一辈子没当过副科的那个？”
“就是他！付处这是要把古董挖出来用啊？”
二组组长，李根才。
这个名字更陌生了，后面括号里的备注解答了所有人的疑惑——（齐夏县农业局副局长，借调）。
“借调？从县里往省厅借调一个副局长来当组长？闻所未闻！”
“这个李根才我知道，刺头一个！当年跟市里的领导拍过桌子，说人家是坐在办公室里指挥插秧，差点被就地免职。”
三组组长，赵琳。
备注：省农科院，在读博士。
这下连马蜂窝都安静了。一个在读博士，连编制都没有的“学生娃”，直接领导一个小组？这已经不是不讲规矩了，这是在掀桌子。
名单上剩下的成员，也都是些各处室里不显山不露水，要么技术过硬但性格木讷，要么想法很多但没人搭理的“边缘人物”。整个名单看下来，就像付平拿着个筛子，把厅里那些油滑的、会钻营的、资历深但只会喝茶看报的全都筛了出去，剩下的，全是些奇形怪状、带点毛刺的硬骨头。
这支队伍，不像要去搞调研，更像是要去梁山聚义。
在一片议论声中，付平本人，正站在资源处一个最偏僻的角落里。这里是王建国，王工的“领地”。说是格子间都抬举了，更像是一个被文件柜和资料架包围起来的壕沟。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张轻微的霉味，混合着廉价茶叶的苦涩香气。
王建国背对着外面，佝偻着身子，像一头上了年纪的老黄牛，正戴着老花镜，用一支红笔，在一份几十年前的地质勘探图上标注着什么。他的桌子上，堆满了各种技术手册，书页的边角因为常年翻阅而变得毛糙、泛黄，但上面用各种颜色的笔迹做的标注，密密麻麻，却又井井有条，像一片精心耕种过的田地。
付平没有出声，就这么站着看了几分钟。他觉得，这满桌子的书，比厅长办公室墙上那些“天道酬勤”的书法，要厚重一万倍。
“王工。”付平终于开口，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角落里格外清晰。
王建国浑身一颤，像是被惊扰到的田鼠，猛地回过头。看到是付平，他慌忙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划出刺耳的一声，差点把桌上的茶杯碰倒。“付……付处长，您怎么来了？”他有些手足无措，两只布满老茧的手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付平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落在那一堆“宝贝”上，他走上前，拿起一本《土壤结构与肥力分析手册》，书页已经脆得像饼干。“王工，这些宝贝，该拿出来晒晒太阳了。”
王建国愣住了，浑浊的眼睛里写满了不解。在农业厅这种地方，“宝贝”通常指的是项目、资金和编制，而不是这些过时的、没人看的破书。
“我看了您写的关于全省耕地地力变化趋势的内参，二十年前的，”付平把手册放回原处，语气平淡却认真，“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现在都应验了。可惜，当时没人听。”
王建国感觉自己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那篇内参，是他花了半年时间，跑了十几个县，采集了上百份土壤样本后写出来的心血之作。交上去后，如石沉大海，他甚至以为早就被当成废纸处理了。他没想到，二十年后，还有人记得，而且是这位新来的、正搅动风云的年轻处长。
“付处长，那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不，”付平摇摇头，眼神锐利如鹰，“对庄稼来说，没有陈芝麻烂谷子，只有脚下这片地。地力退化，就是悬在我们头上的刀。这次全省农业普查调研，种植业这块，是最难啃的骨头，我想请您来当一组组长，带队去啃。”
组长？王建国以为自己听错了。他一辈子勤勤恳恳，懂技术，熟悉基层，但就因为不善言辞，不会处理人际关系，连个副主任科员的坎都磨了十几年才过去。几十年来，他就像办公室里那台嗡嗡作响的老旧服务器，默默处理着海量的数据，却从没被人注意过。现在，有人要把他这台老服务器，直接搬到前线当总指挥？
他看着付平，看着那张年轻却写满坚毅的脸。那不是客套，不是画饼，而是一种近乎命令的邀请。一股热流，从他那颗早已冷却的心脏里猛地涌出，瞬间冲向四肢百骸，最后汇聚在眼眶里。
王建国猛地转过身，假装去整理桌上的图纸，不想让别人看到一个快六十岁的男人失态的样子。他抬起手背，飞快地擦了一下眼睛。再转回来时，他的腰杆，几十年未曾挺直的腰杆，不自觉地挺直了许多。
“付处长，”他深吸一口气，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但更多的是一种压抑已久的决绝，“只要您信得过我这把老骨头，我……我这条命，就交待在这件事上了！”
士为知己者死。古人诚不我欺。
搞定了“老黄牛”，付平马不停蹄。他亲自开车去了趟齐夏县，在县农业局一间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找到了正在跟几个农技员为了一袋化肥的配比吵得面红耳赤的李根才。
李根才是个黑瘦的汉子，看着比实际年龄苍老，一双手伸出来，像老树的根。他听完付平的来意，斜着眼睛，从头到脚打量了付平一番，吐掉嘴里的烟屁股，蹦出一句：“省里的大领导，也懂地里的事？”
付平没生气，只是从包里拿出一张齐夏县的地图，指着其中一块区域说：“李局长，这片地，三年前改种经济作物，去年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土壤板结和酸化问题。县里的报告说是气候原因，但我查了资料，我认为是过度使用氮磷钾复合肥，破坏了土壤微生物群落导致的。您觉得呢？”
李根才的眼睛瞬间亮了。他没想到这个省里来的“白面书生”，一开口就说到了点子上。这是他跟县里吵了半年的问题，没人信他。他脾气耿直，得罪人无数，在官场上是个异类，但在田间地头，他就是皇帝。他闭着眼睛都能闻出土壤的酸碱度，是真正的“田秀才”。
“你这个领导，有点意思。”李根才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发黄的牙，“行，我跟你去。不过说好了，我只管技术，不管人事。谁要是跟我扯那些虚头巴脑的，我可不管他是谁，照样骂娘。”
“就要你这个脾气。”付平也笑了。
最后，付平去了省农科院。他要找的人，是陈岩教授最得意的门生，赵琳。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博士，数据分析和农业建模领域的“技术尖兵”。
陈岩教授起初是拒绝的。“付处长，我理解你的心情，但赵琳的毕业论文正在关键时期。你们政府部门搞调研，我知道，就是走走过场，写写报告，这对她的学术前途没有帮助，纯属浪费时间。”
付平坐在陈教授对面，不急不躁地说：“陈教授，如果我告诉您，这次调研，我们不要现成的数据，所有数据都要重新采集、交叉验证。我们不仅要搞清楚现状，还要建立一个覆盖全省的耕地质量动态监测模型，用数据来指导未来的农业政策。这个课题，够不够她写一篇博士论文？”
陈岩教授愣住了。
付平继续加码：“我不是在邀请她去当个摆设，我是邀请她，和我们一起，用科学的方法，给咱们省的农业，做一次彻彻底底的CT扫描。找出病灶，开出药方。这是真正的学以致用。”
赵琳就站在门外，把这一切听得清清楚楚。她推门进来，扶了扶鼻梁上的黑框眼镜，眼神里闪烁着一种学院派特有的理想主义光芒。“老师，付处长，我想去。”
她被付平描述的那个“用科学改变农业”的蓝图，彻底点燃了。
就这样，一支由“老黄牛”、“土专家”和“技术尖兵”领衔，由一群“边缘人”组成的杂牌军，在农业厅内外一片惊疑不定的目光中，正式集结。
第一次全体会议，被安排在办公楼角落一间临时征用的小会议室里。
房间不大，甚至有些简陋。墙上没有“团结奋进，开拓创新”之类的标语，只有一块巨大的白板，上面画满了付平亲手绘制的调研路线图和逻辑框架图，各种线条和符号交织在一起，像一张复杂的作战地图。长条会议桌上，没有鲜花水果，没有姓名牌，只有一摞摞厚厚的资料、地图，和几瓶喝了一半的矿泉水。
整个环境，弥漫着一种紧张、高效的“战时”氛围。
调研组的成员们，陆陆续续地到了。他们大多彼此不熟，拘谨地找地方坐下，互相打量着。王建国抱着他那个用了二十年的旧茶杯，沉默地坐在角落。李根才则像一尊铁塔，双臂抱在胸前，审视着每一个人。赵琳和她的两个年轻组员，则打开了笔记本电脑，屏幕上闪烁着复杂的数据图表，与周围格格不入。
付平最后一个走进来。他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走到白板前，环视了一圈这群被他“骗”来的人，没有客套，没有官话。
“各位，”他开口，声音不大，但穿透力极强，“欢迎来到‘地狱’。我把大家请来，不是来旅游观光，是来打一场硬仗。这场仗，没有后援，没有退路。”
一开场，就是一盆冷水，浇得所有人心里一哆嗦。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块被捂了很久、已经开始发臭的烂摊子。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掀开，不管有多臭，不管会看到什么恶心的东西，都要把它弄个明明白白。”
付平拿起一支白板笔，在白板上重重地写下“困难”两个字。
“第一，地方保护主义的阻力。”他的笔尖在白板上敲了敲，“我们要下去的数据，很多都关系到地方的政绩、脸面，甚至是某些人的乌纱帽。迎接我们的，不会是笑脸和热茶，很可能是软钉子、假报告，甚至是明目张胆的对抗。他们会把我们当成敌人。”
“第二，利益集团的干扰。化肥、种子、农药、农机补贴……农业领域的每一个环节，背后都有一张看不见的网。我们动了数据，就等于动了他们的蛋糕。他们有的是办法，让我们看不见、听不到、拿不准。威逼、利诱，什么手段都可能用上。”
“第三，也是最难的，数据的真伪难辨。报上来的亩产‘放卫星’，病虫害‘被消灭’，土壤污染‘被优化’……这些年，我们看过的假数据，比各位吃过的盐都多。我们这次下去，就是要撕掉所有滤镜和美颜，拿到最真实、最原始的第一手数据。这比得罪人更难，这需要专业，需要良心，更需要勇气。”
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只剩下付平的声音在回响。他没有描绘任何美好的前景，而是把最残酷、最丑陋的现实，血淋淋地撕开，摆在所有人面前。
在座的，都是在体制内摸爬滚打多年的人，谁都清楚这里面的水有多深。付平说的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他们心里最敏感的地方。他们开始明白，这不仅仅是一次调研，这可能是一场战争。
付平说完，放下了笔，目光从每个人脸上扫过。他看到了王建国紧锁的眉头，看到了李根才眼中闪过的一丝狠厉，也看到了赵琳脸上凝重的表情。
“该说的丑话，我说完了。”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沉重，“现在，想退出的，还来得及。打开这扇门走出去，我绝不为难，我们还是同事。但是，一旦留下来，就意味着你接受了这一切。”
没有人动。空气仿佛凝固了。
付平缓缓打开手中的文件夹，从里面拿出了一张A3纸。
“这是我起草的一份《调研工作承诺书》。”他将承诺书展示给众人。
上面没有长篇大论，只有寥寥数语，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用铁水浇铸的，带着灼人的温度：
“我们，省农业厅‘全省农业普查’调研工作组核心成员，在此郑重承诺：
以科学、严谨、负责的态度，深入基层，实事求是，排除万难，获取真实数据。
三个月内，拿出一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高质量调研报告。
如若任务失败，或报告流于形式、弄虚作假，本人付平，及全体核心组成员，自愿向厅党组提交辞职报告。”
辞职报告！
这四个字像一颗炸雷，在小小的会议室里轰然炸响。所有人都惊呆了。在体制内，犯了错误，最多是检讨、处分、调离，辞职？那是天方夜谭。这已经不是在工作了，这是在赌上自己的政治生命和职业生涯。
付平拿起桌上的一支签字笔，拧开笔帽，在承诺书的最下方，一笔一划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付平。他的笔迹，和他的人一样，瘦硬、锋利。
签完，他把承诺书和笔，推到了桌子中央。
“我签了。现在，轮到你们选择。”
会议室里，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
王建国看着那份承诺书，看着付平的名字，他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剧烈地燃烧。他想起了自己那篇石沉大海的内参，想起了自己在这个单位里坐了半辈子的冷板凳，想起了付平在他那堆旧书前说的话。一辈子，就等这么一个机会，等这么一个“来真的”人。值了。
他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走到桌前，拿起笔。他的手抖得厉害，但在纸上写下“王建国”三个字时，却异常地稳健、有力。
李根才“呵”地笑了一声，笑声里带着一股子草莽英雄的豪气。他大步流星地走过去，从兜里掏出一个折得方方正正的信封，拍在桌上。
“我老李在基层干了二十年，净看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了。今天，付处长你来真的，我舍命陪君子！”他拿起笔，龙飞凤舞地签上自己的大名，然后指着那个信封说，“这辞职报告，我提前就写好了，揣兜里了！啥时候要，啥时候掏！”
全场为之动容。
下一个是赵琳。这个年轻的女博士，脸上没有丝毫犹豫。她走到桌前，平静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她最痛恨的就是数据造假和学术不端。付平的这份承诺书，恰恰击中了她内心最坚守的底线——求真。
“付处长，”她签完字，轻声说，“用辞职来保证一份报告的真实性，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魔幻，但又很伟大的事。”
有人带头，剩下的人不再迟疑。他们一个个上前，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这已经不是一份简单的承诺书了，这是一份投名状，是一份将所有人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的契约。
当最后一个名字签完，付平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红色印泥盒。
“最后一道程序。”他说，“签字，还要画押。”
他打开印泥盒，第一个用拇指蘸满朱红的印泥，重重地按在了自己名字的旁边。一个鲜红的指印，像一滴滚烫的血，烙印在白纸之上。
王建国、李根才、赵琳……所有签了字的人，都默默地上前，蘸上印泥，按下自己的手印。整个场面庄严肃穆，像一场古老的誓师大会。
做完这一切，付平小心翼翼地捧起这张签满了名字、按满了红手印的A3纸。他没有把它收起来，而是转身从墙角拿出一个早就准备好的、最简单的木质相框。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将这张“军令状”平平整整地装了进去，然后踩上椅子，亲手将它挂在了会议室最显眼的那面墙上。
从此，它将悬在每个人的头顶，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也像一枚等待被授予的勋章。
会议结束，人们陆陆续续地离开，但每个人的表情都变了。来的时候，他们是一盘散沙，一群背景各异的“乌合之众”；离开的时候，他们的眼神里，多了一种叫做“信念”的东西。他们被付平用这种近乎疯狂的仪式感，拧成了一股绳。
赵琳走到付平身边，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了。
“付处长，”她轻声说，“来之前，我导师说，您是个疯子。”
付平正在收拾桌上的资料，闻言抬起头，笑了笑：“他没说错。”
“但我现在觉得，”赵琳扶了扶眼镜，眼神清亮而坚定，“农业就需要您这样的疯子。”
付平脸上的笑容敛去，他看着墙上那份刚刚挂上去的“军令状”，目光深远。
“同志们，”他的声音传遍了还没走远的每个人的耳朵，“这份报告，要么是我们的功勋章，要么就是我们的辞职信。没有第三种可能。”
他转过身，看着门口的方向，仿佛已经看到了前方那条布满荆棘的道路。
“现在，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