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风并不总是满楼的。有时候，它只是悄无声息地，从门缝里挤进来，先吹凉了你桌上的那杯茶。
省委组织部大楼里的空气，就是从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茶开始变味的。付平，付常务副部长，那个走路带风、说话像是在敲钉子、眼神能把文件纸看穿个洞的男人，已经两天没来上班了。这在大楼里，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要稀奇。付平的工作日程，一向是用分钟来计算的，他就像一台永不停歇的精密仪器，他的缺席，意味着这台仪器要么是坏了，要么是被拿去检修了。而对于一个身居高位的人来说，这两种情况，往往是同一种意思。
他的办公室，那扇厚重的、挂着“常务副部长”铜牌的实木门，紧紧地关着。门缝里没有光，也没有声音，像一只巨兽闭上了眼睛。人们经过时，脚步会下意识地放轻，眼神却忍不住往那门上瞟。那块铜牌，在走廊顶灯的照射下，反射着冰冷而模糊的光，仿佛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悬在每个人的心头。
王部长，那位总是笑呵呵、说话四平八un稳的正部长，暂时接管了付平的工作。他召集开会时，语气依旧温和，但眼神里多了些许不易察觉的凝重。他只是说：“付平同志最近身体不适，请了几天假，他手头的工作，我先担起来。”
“身体不适”，这四个字，在机关里是一门玄学。它可以是得了流感，也可以是进了班房。它可以是字面意思，也可以是任何意思。越是含糊其辞，想象的空间就越大。空气里那些看不见的孢子，终于找到了繁殖的温床。
第三天上午，那张纸来了。
它不是红头文件，只是一份内部通知，打印在普通的A4纸上。但纸的右下角，盖着两枚鲜红的刺眼的印章：一枚是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另一枚是省委组织部的。这种“联合执法”的印章组合，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级别的警告。通知的下发范围被严格控制在“极小”，小到只有各个处室的一把手，在王部长的办公室里，站着，看完了那张纸，然后被要求立即忘掉。
可记忆这东西，尤其是有刺激性的记忆，比爱情还顽固。
通知的内容简洁得像一把手术刀：【为核实有关群众反映，经省委同意，成立由省纪委周副书记任组长、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室刘主任任副组长的联合调查组，对付平同志有关问题进行调查。】
字不多，但每个字都像一块冰，砸进每个传阅者的心里。
周副书记，省纪委那位著名的“冷面阎罗”，办案以铁腕和不近人情著称。他亲自挂帅，这已经不是“核实”，而是“定性”的前奏了。副组长是干部监督室的刘主任，自己人查自己人，这叫“内部清理”。这个调查组的规格，高得令人窒息，像是一门本来用来打飞鸟的高射炮，现在却调转炮口，对准了自家的院子。省委书记拍板的威力，在这一刻，具象化为那两枚红得发黑的印章。
通知看完，不需要任何动员，组织部大楼里最后一丝轻松的空气被彻底抽干。一种名为“高压”的氛围，像浓雾一样弥漫开来，走廊里，人们走路的姿势都变了，从前是脚后跟先着地，自信而笃定；现在是脚尖先点地，像是在地雷阵里跳芭蕾。每个人都成了优秀的演员，脸上挂着“一切如常”的面具，但眼神的交汇却像两只受惊的兔子，一触即分。
下午两点整，三辆黑色的帕萨特，挂着不起眼的地方牌照，悄无声息地滑进了组织部大院。车门打开，下来七八个穿着深色夹克的男人。为首的，正是周副书记。他五十出头，身材不高，但背脊挺得笔直，一张国字脸像是用花岗岩雕刻出来的，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他没有和任何人寒暄，甚至没看闻讯赶来迎接的王部长一眼，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便径直走向电梯。
他的身后，干部监督室的刘主任紧紧跟着，脸上同样是公事公办的严肃。其余的人，目光锐利，行动统一，像一群训练有素的猎犬。
电梯门打开，周副书记一行人走了出来。他们的目标极其明确。其中三人，在刘主任的指引下，直接走向付平的办公室。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从包里拿出一卷黄色的封条和一盒红色的印泥。
“咔哒。”
办公室的门被刘主任用备用钥匙打开。那三名工作人员走了进去，不到五分钟，又走了出来。门再次被锁上。这一次，一道印着“中共河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字样的封条，以一个巨大的“X”形，交叉贴在了门上，中间还盖了一个鲜红的油印。
那个曾经代表着权力和威严的办公室，此刻像一具被贴上符咒的棺材，沉默地宣告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另外两名工作人员，则在一位副处长的陪同下，直接进了档案室。他们没有废话，开口就要付平上任常务副部长以来，所有干部任免的会议纪要和原始档案。动作干脆利落，像外科医生在做肿瘤切除手术，精准，冷静，不给任何人反应和准备的时间。
周副书记本人，则在王部长的陪同下，征用了三楼的一间小会议室，作为临时办公室。他坐下后，对王部长说的第一句话是：“王部长，感谢配合。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一个绝对安静的环境。所有与调查无关的人员，请不要上三楼。”
王部长点点头，镜片后的目光复杂难明。他退出来，轻轻带上门。那扇门，成了新的风暴眼。
付平的“消失”，终于得到了官方的、却又最令人恐惧的解释。他不是“身体不适”，他是“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大楼里的气氛，彻底凝固了。沉默，有时候比喧哗更具力量。官方的沉默，更是催生谣言的最佳培养基。各种版本的“内幕消息”，开始在茶水间、食堂、卫生间，以及各种隐蔽的微信群里，像病毒一样疯狂复制、传播、变异。
版本一，是经典的“贪腐版”，这个版本最符合人民群众对落马官员的朴素想象。
“听说了没？付阎王被‘双规’了！他老婆连夜转移资产，结果在高速上被截住了，后备箱一开，我的乖乖，全是金条！”
“不止！我听我一个在银行的同学说，查到他在海外有七八个账户，数字后面好多个零，数都数不过来！”
“家里，对，就是他那个郊区的别墅，地下室挖开，墙里面全是现金！砌墙的师傅都用傻了，码得比砖头都整齐，钱发霉了，熏得人头晕！”
版本二，是更具香艳色彩的“情色版”，满足了另一部分人的窥私欲。
“嗨，钱算什么？主要是作风问题。听说跟那个搞美妆电商的女企业家，叫什么莉的，不清不楚。”
“何止是不清不楚？人家纪委的同志，直接冲进酒店房间，堵了个正着。照片都有，高清无码的！”
“我听说的版本是，不止一个。他有个小本本，上面记着一长串名字，都是他提拔过的女干部，背后都有交易。”
版本三，是集大成的“综合版”，这个版本最有市场，因为它听起来最“合乎逻辑”，细节最丰富。
“你们都说对了一部分。真实情况是，他收了那个女企业家的钱，帮她拿地，然后又把钱用来买官卖官。这次是窝案，一查就要牵出一大串！咱们部里，估计也得有好几个人睡不着觉了。”
“对对对，就是这个版本！据说举报人就是那个女企业家的老公，请了私家侦探，跟拍了半年，录音、录像、转账记录，证据链做得比电视剧还完整，直接捅到省委书记那里去了！”
这些谣言，每一个都说得有鼻子有眼，仿佛讲述者就是当时躲在床下的那个人。它们在空气中发酵，让整个组织部大楼都变得粘稠而紧张。每个人都在窃窃私语，又在防备着别人的耳朵。信任，成了此刻最稀缺的奢侈品。
在这场“黑云压城”的压抑剧中，并非所有人都感到窒息。有那么一小撮人，正享受着这场风暴带来的病态快感。他们是这场葬礼上，最兴奋的吹鼓手。
综合规划处的副处长蒋华明，就是这群人的旗手。
蒋华明四十出头，戴一副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平日里总是笑眯眯的，见谁都点头哈腰，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副笑脸背后，藏着一颗比谁都计较的心。他曾经因为一个规划方案，被付平当着所有处长的面，批得体无完肤，说他的方案“华而不实，是典型的官僚主义花架子”。从那天起，仇恨的种子就在蒋华明心里扎了根。他不止一次在私下里跟人抱怨：“付阎王，他以为他是谁？不就是仗着领导赏识吗？做事这么绝，迟早要摔跟头！”
现在，他感觉自己成了预言家。
食堂，这个往日里只负责填饱肚子的功能性场所，此刻俨然成了情报交换中心和情绪表演舞台。蒋华明和他那几个“铁杆”，雷打不动地占据着最显眼的那个角落。
午饭时间，蒋华明端着餐盘，重重地往桌上一放，发出一声巨响，成功吸引了周围几桌人的注意。他没急着吃饭，而是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口气叹得百转千回，充满了“痛心疾首”。
“哎，”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足以让邻桌听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付处长……哦不，付平同志，平时看着多正派，多有原则的一个人，没想到……唉，真是给我们组织部抹黑，给党员干部队伍抹黑啊！”
他旁边一个姓钱的副处长立刻接话，像个训练有素的捧哏：“是啊，蒋处。这事儿闹得，我们出去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组织部的了。真是想不到，他能干出这种事来。”
蒋华明用筷子扒拉着米饭，眼神却在四处扫射，享受着那些竖起来的耳朵带给他的权力感。他压低了声音，但那音量又恰好能让更多人听到：“想不到？我早就觉得他不对劲了。你们想，他那套搞法，能长久吗？不近人情，目中无人，把人都得罪光了！现在好了，墙倒众人推！这叫什么？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另一个同伙凑过来，故作神秘地问：“蒋处，我听说……纪委那边掌握的证据，是铁证如山？”
蒋华明发出一声短促而得意的冷笑，像是在嘲笑这个问题的幼稚。他放下筷子，身体前倾，营造出一种在分享绝密情报的氛围：“你还不信我？我一个在纪委工作的发小，昨天我们还一起喝酒了。人家亲口说的，这次是省委书记亲自批示，要一查到底，办成铁案！上不封顶！懂吗？”
他特意加重了“上不封顶”四个字的发音。
“付阎王？呵呵，我看他这次是真要去见阎王了！”他端起汤碗，喝了一口，发出一声满足的喟叹，仿佛那不是普通的紫菜蛋花汤，而是庆功的香槟。
整个食堂里，支持付平的干部们，大多默默地坐在角落里，食不知味。他们能感受到蒋华明那边投来的、夹杂着炫耀和挑衅的目光，但他们不敢反驳，甚至不敢对视。在局势明朗之前，任何表态都是危险的。他们只能把担忧和愤怒，连同米饭一起，艰难地咽进肚子里。
而大多数的中间派，则在小心翼翼地观望。他们吃饭的速度都比平时快了许多，仿佛这个充满流言蜚语的空间，多待一秒都会被辐射。
这场风波中，最难熬的，莫过于付平的秘书小李。
小李刚过三十，是付平一手从基层提拔上来的，对他充满了敬佩和感激。这两天，他感觉自己像是活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罩里，外面所有人的目光，无论是同情的、好奇的、还是幸灾乐祸的，都穿透玻璃，聚焦在他身上。
他依旧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最后一个走。他把付平桌上的文件整理得井井有条，把那盆付平最喜欢的君子兰擦拭得一尘不染。他想用这种方式，表达一种无声的信念：付处长还会回来的。
可现实却在一次次地击打他。
蒋华明端着茶杯，“路过”小李的办公位，停了下来。他弯下腰，用一种长辈关怀晚辈的语气说：“小李啊，最近辛苦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跟赵哥说，别一个人扛着。”
小李站起来，低声说：“谢谢蒋处长，我没事。”
蒋华明拍了拍他的肩膀，手上的力道不轻不重，却带着一股炫耀的意味。“没事就好。年轻人嘛，遇到点事是好事，能成长。不过，也要学会保护自己。现在这情况，唉……”他又是一声标志性的长叹，“我们也替你难受啊。”
他嘴上说着“难受”，眼角的笑意却像藏不住的狐狸尾巴。他不是来“嘘寒问暖”的，他是来耀武扬威的，是来向所有人展示，旧的权力中心已经坍塌，他，蒋华明，将是新的秩序中不可忽视的角色。
小李只能微笑着，点头，说“谢谢蒋处关心”，然后坐下，埋头于工作中。他能感觉到蒋华明的目光在他后背上停留了几秒，才满意地离开。那一刻，他手里的笔，几乎要被他捏断。他坚信付处长是清白的，那些肮脏的谣言，都是无稽之谈。可是在这股滔天的巨浪面前，他的信念，就像一叶孤舟，无助而渺小。
下午，又有几个与付平工作交集比较多的干部，被纪委的人叫去了三楼的小会议室。每一次有人被叫走，大楼里的空气就更冷一分。被叫进去的人，出来时，脸色大多苍白，脚步虚浮，像是被抽走了魂。
傍晚，蒋华明在走廊里“偶遇”一个刚入职不久的年轻干部小王。他亲热地揽住小王的肩膀，把他带到窗边，指着楼下的车水马龙，语重心长地说：“小王啊，年轻人，有干劲是好事。但更重要的是，要擦亮眼睛，跟对人。知道吗？”
小王有些惶恐地点点头。
蒋华明继续说，声音里带着一种过来人的沧桑和智慧：“有的人，看着像座山，让你觉得可以依靠。但实际上呢，他可能是座冰山。看着巍峨，其实根基早就被掏空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哗啦’一下，说塌就塌了。到时候，靠着他的人，躲都来不及。”
他说完，又重重地拍了拍小王的肩膀，转身走了。留下小王一个人站在窗边，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心里一片茫然。
夜幕降临，组织部大楼里大部分办公室的灯都熄了。只有三楼那个被征用的小会议室，和五楼调查组临时下榻的几个房间，灯火通明。那几扇亮着灯的窗户，在漆黑的楼体上，像几只彻夜不眠的眼睛，冷酷地注视着这座城市。
黑云压城城欲摧。
此刻，云层已经低得仿佛触手可及，只是不知道，这云里裹着的，究竟是倾盆的暴雨，还是撕裂夜空的雷霆。又或者，两者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