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板是白色的，墙壁是米黄色的，都裹着一层厚实的软包，像是某种巨大的、温顺的野兽的胃壁。空气不流通，带着一股新装修材料和旧汗渍混合的、沉闷的味道。灯是白色的，二十四小时不熄，把时间和空间的概念都抽离了出去，让人分不清是清晨六点，还是午后三点。
付平坐在一把没有棱角的椅子上，背挺得很直。他一夜没睡。
但这不眠之夜，不像那些贪官污吏被“请”进来后，在恐惧、悔恨和侥幸中煎熬出的枯槁。他的不眠，更像是一场漫长的自我手术。他先是把震惊和愤怒的表皮剥离，然后是屈辱和不甘的脂肪层，最后，他用理智这把最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自己的内心，找到了那根名为“信念”的坚硬脊骨。
当门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和钥匙碰撞的叮当声时，他睁开了眼睛。眼球上布满血丝，但眼神却清澈得像被雨水洗过的天空。
两名年轻的看守人员端着早餐进来，一个塑料餐盘，上面放着一个馒头，一小碟咸菜，一个水煮蛋，还有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米粥。标准配置，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付……同志，吃早饭了。”其中一个年轻人似乎想称呼“付书记”，但话到嘴边又觉得不妥，硬生生改成了“同志”。
付平点点头，没有去看那份早餐。他站起身，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硬的关节，骨骼发出一连串轻微的爆响。他看着那个年轻人，语气平静得像是在办公室里安排一项日常工作。
“同志，麻烦你，我想见一下调查组的负责同志。就说我有重要情况，需要主动向组织说明。”
两个年轻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些许惊讶。他们在这里工作有些年头了，见过进来后哭天抢地的，见过沉默不语的，也见过装疯卖傻的。但像付平这样，一夜过后，精神头不但没垮，反而像是准备去参加一场重要会议的，还真是头一回。
“我们会向上级汇报的。”年长的那个点了点头，语气里多了一丝公式化的尊重。
他们收走了餐盘，门再次被锁上。付平坐回椅子上，闭上眼，脑子里开始一遍遍地预演接下来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措辞，每一个可能出现的表情。他知道，这不是一场审讯，而是一场战争。一场用事实对抗谎言，用光明驱散阴霾的战争。他没有援军，唯一的武器，就是他自己过去二十年的人生。
大约一个小时后，门再次打开。
“付平同志，请跟我们来。”
还是那间会议室，还是那张长条桌。周副书记坐在主位，面色沉静如水，看不出任何情绪。他旁边的刘主任，组织部出身，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手里握着一支笔，面前摊开着一个崭新的笔记本。
付平被带到他们对面的椅子上坐下。那把椅子孤零零地摆在房间中央，像是一个等待审判的被告席。
周副书记抬眼看了他一下，声音依旧是那种不带温度的语调：“付平同志，听说你有情况要主动说明？”
刘主任的笔尖悬在笔记本上，随时准备记录。
付平没有立刻回答。他先是端起桌上的那杯白开水，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润了润干涩的喉咙。这个动作让房间里原本紧绷的气氛有了一丝微妙的松动。他不像一个被审查对象，倒像一个应邀前来的顾问。
放下水杯，他抬起头，目光平静地迎向周副书记。
“是的，周书记，刘主任。”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字字清晰，“我思考了一夜。我觉得，与其被动地回答问题，不如我主动把所有事情都摊开在组织面前，这样效率更高，也更有利于组织查清事实。”
周副书记眉毛不易察觉地挑了一下。刘主任则扶了扶眼镜，眼神里闪过一丝兴趣。这开场白，有点意思。
付平将他从被约谈时就一直带在身边的那个半旧的黑色公文包放在桌上。这是他唯一被允许带入的私人物品。包的皮质已经有些磨损，边角泛着白，但铜质的搭扣却擦得锃亮。
“啪嗒”一声，他打开了搭扣。这个清脆的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突兀。
周副书记和刘主任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聚焦在了那个公文包上。他们以为会看到什么求情的信件，或者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
但付平拿出来的第一样东西，就让他们两个的眼神同时一凝。
那是一本深蓝色的硬壳笔记本，封面已经有些卷边，看得出用了很久。
“这是我的工作笔记。”付平把本子推到桌子中央，“从我担任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那天起，我就养成了这个习惯。每天的工作要点，重要谈话，包括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人和事，我都会记下来。”
他没有等两人发问，自己翻开了笔记本。他的手指修长而有力，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他翻到中间的某一页，停了下来。
“举报信里提到了几位干部，说我利用职权，为他们调整岗位提供了便利，并收受了好处。”付平的声音依旧平稳，“比如，城建局的副局长张涛，教育局的王科长，还有市一院的李副院长。”
刘主任的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这几个人，确实是举报信里的“关键人物”。
付平的手指点在本子的一行字上。“周书记，刘主任，请看这里。”
两人凑近了些。只见本子上用一种刚劲有力的笔迹写着：
“三月十二日，下午四点。张涛之妻托其表兄王某某来办公室，谈及张正科级晋升副处事。暗示可‘表示’。当场回绝，告之：组织部有人事纪律，干部提拔靠的是实绩，不是关系。王某某，市二建公司副总，电话139xxxxxxxx。此事已存档。”
付平又翻了几页。
“四月三日，上午十点半。接市一院办公室电话，李副院长父亲称身体不适，欲来家中探望。判断其实为李职级调整事而来。婉拒，告之：工作时间不谈私事，干部调整需经组织程序。李父，原市人大退休干部。”
……
他一连指出了五六条记录，每一条都与举报信里的“案例”精准对应。时间、地点、人物、事由、处理方式，记录得一丝不苟，清晰得像一份官方报告。那种长期坚持下来的、近乎刻板的严谨，透过这本陈旧的笔记，散发出一种无声但极具说服力的力量。
刘主任的笔在本子上飞快地记录着，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在抄录付平笔记上的内容。他越记，心里越是吃惊。他知道付平作风硬朗，人称“付阎王”，但没想到他硬到了这个地步，严谨到了这个地步。这种滴水不漏的工作习惯，本身就是一种品格的证明。
周副书记没有动，他只是静静地看着那本笔记，眼神深邃。他办案多年，见过太多人的丑恶与伪装。有人会销毁证据，有人会伪造证据，但像付平这样，拿出一本亲手记录的、对自己“不利”交往的笔记来自证清白的，他是第一次见。这本笔记，如果是真的，那它反驳的不仅仅是举报信的内容，更是在抽打那个构陷者的脸。
“这本笔记，我愿意上交给组织。”付平合上本子，轻轻推了过去。“上面的每一个字，我负全部责任。”
没等两人从第一波冲击中完全回过神来，付平又从公文包里拿出了第二样东西。
那是一沓用回形针别好的A4纸，最上面一张的标题是《家庭财产申报表》。
“这是我和我爱人刘逸霏名下所有的财产情况。”付平的声音提高了一点，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坦诚，“包括房产、存款、股票、基金，以及每一笔超过五万元的理财产品。每一笔收入的来源，工资、奖金、稿费，都做了详细备注。后面附有相关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他将那沓纸放在笔记本旁边。“我们夫妻二人，愿意签署授权书，授权调查组查询我们本人及双方直系亲属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证券账户和信托产品。查国内的，也查国外的，如果有的话。”
“轰”的一声，仿佛一颗无形的炸弹在周副书记和刘主任的脑子里炸开。
主动要求查全家，查三代，查海内外。
这不是配合调查，这是在邀请凌迟。
周副书记久经沙场，此刻也无法完全掩饰内心的震动。他盯着付平，那张素来冷峻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丝难以名状的复杂神情。他在审视，在判断，眼前这个男人，是真的清白到了无所畏惧，还是在演一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地反击？可这代价也太大了。一旦授权，就等于把自己扒光了扔在手术台上，稍有一点经不起推敲的瑕疵，都会万劫不复。
刘主任已经停下了笔，他抬头看着付平，镜片后的眼睛里写满了震撼。他想起了组织部里关于付平的传闻：说他当年为了一个贫困县的干部名额，硬是顶住了省里一位领导的招呼，把电话打到了省纪委。当时很多人都说他傻，说他愣，说他迟早要栽跟头。现在看来，这种“傻”，这种“愣”，或许才是一个共产党干部最硬的底气。
“关于举报信里提到的，我爱人刘逸霏创办的‘向日葵儿童成长中心’，那几笔所谓的‘捐款’。”付平深吸了一口气，从包里拿出了第三份文件，一本装订好的财务报告。
当提到自己妻子的时候，他那坚冰一样的声音里，第一次出现了一丝裂痕，带着歉疚和难以抑制的心疼。
“我个人的荣辱，说实话，不算什么。进了组织部的大门，我就做好了准备。但这件事，牵扯到了我的家人，牵扯到了一份纯粹的、只想为那些留守儿童做点好事的事业。这是我最不能容忍的。”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但很快就稳住了。他把那本薄薄的财务报告也推到桌子中央。
“这几笔捐款确实存在，举报信里没说错。但这里是中心成立以来，收到的每一笔捐赠的记录，和每一笔支出的明细。大到几万块的企业捐赠，小到几十块的网上众筹，全部都在上面。每一分钱花在了哪里，买了多少书，请了几个心理辅导老师，给孩子们加了几顿餐，也都清清楚楚。”
“我们中心，每年都会请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并在网上公示。这份报告，欢迎组织进行最严格的审计。如果发现有一分钱进了我们夫妻的口袋，我付平，立刻认罪。”
会议室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只有空调出风口轻微的“嗡嗡”声。
桌子上，一本工作笔记，一份财产清单，一本财务报告。三样东西，静静地躺在那里，却仿佛三座大山，沉甸甸地压在了周副书记和刘主任的心头。
它们构建出了一个完整的人格画像：一个在工作上严于律己、近乎苛刻的干部；一个在生活上坦坦荡荡、无所畏惧的丈夫；一个在道义上守护家人、守护事业的男人。
这个画像，与那封举报信里描绘的那个贪婪、伪善、专营的形象，形成了天与地的反差。
终于，付平打破了沉默。
他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目光如炬，直视着周副书记。那是一种不卑不亢，甚至带着一丝压迫感的眼神。整个房间的气场，在这一刻发生了彻底的逆转。他不再是被审讯者，反而像是在质询。
“周书记，刘主任。”他一字一句，声音不大，却像锤子一样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我只有一个请求：请组织对我进行最严格、最彻底、最全面的审查！”
“查我所有的通话记录，查我过去十年的银行流水，查我所有的社交往来，查我电脑里的每一个文件，查我车子的每一公里去向！我付平，如果真的有问题，收过一分不该收的钱，办过一件不该办的事，甘愿接受党纪国法最严厉的制裁！我请求，从重从严！”
他的声音越来越激昂，胸膛因为激动而微微起伏。
“但如果我是被诬告的，我也请求组织，一定要把那个藏在阴暗角落里，用PS照片和谎言来构陷同志、破坏组织风气的人，给我揪出来！这不仅是还我付平一个清白，更是还我们这个组织一个公道！”
说完，他靠回椅背，眼神里的火焰慢慢平息，重新化为一片深邃的平静。他已经亮出了自己所有的牌。
他看着对面的两个人，缓缓地补充了一句，像是在做一个总结陈词。
“我相信两位同志都是党内最优秀的‘医生’。现在，我这个‘病人’就在这里，我把自己的五脏六腑全部摊开给你们看。是健康的，还是有癌变的组织，请你们用最锋利的手术刀来检验。我只有一个要求——不要被假的X光片迷惑。”
“假的X光片”，这个比喻太精妙了。它既指了那张PS的照片，也指了整封看似天衣无缝的举报信。
周副书记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放在桌下的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他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场面。他见过太多声泪俱下的忏悔，见过太多歇斯底里的辩解，也见过太多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顽抗。
但他从未见过，有人用这种极致的坦荡和磊落，来主动迎接一场风暴。
付平的行为，已经超出了“配合调查”的范畴。这是一种宣言，一种挑战，一种对自己人格和信仰的绝对自信。
这种自信，本身就是最强大的武器，足以击穿任何精心编织的谎言。周副书记内心那杆原本已经倾向于“举报属实”的天平，在这一刻，发生了剧烈的摇晃。他开始怀疑，那封逻辑完美、证据链条看似完整的举报信，会不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他沉默了足足有半分钟。这半分钟里，他脑中闪过了无数个案子，无数张面孔。最后，他抬起头，看向付平的眼神，已经和一小时前截然不同。
“付平同志，”他开口了，语气中那层冰冷的公事公办的外壳，悄然融化了一丝，露出了一点人情味，“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认真核实。”
从“付平”到“付平同志”，一词之差，天壤之别。
“请你放心，组织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在你主动说明的这些情况查清之前，你先在这里休息。我们会保障你的合法权利。”
说完，他站起身，拿起桌上那本深蓝色的工作笔记，指尖在粗糙的封面上摩挲了一下。然后，他又拿起了那份财产申报表和财务报告。
“这些材料，我们先收下。”
刘主任也站了起来，他合上自己的笔记本，对着付平微微点了点头。那个点头的动作，已经带上了一份平级同志之间的尊重。
付平也站起身，他没有多说一个字，只是同样点了点头。他知道，心态上的第一颗种子，已经埋下了。
当他被带出会议室，沿着来时的走廊往回走时，他的脚步比来时更加沉稳。窗外的光线透过走廊尽头的玻璃，照亮了他前方的路。那光，很亮。
会议室里，只剩下周副书记和刘主任。
刘主任看着桌上那个孤零零的、付平喝过的水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像是刚看完一场惊心动魄的戏。
“老周，”他忍不住开口，语气里满是感慨，“这个‘付阎王’……真是闻名不如见面。我干了这么多年组织工作，第一次见到有人敢这么把自己往死里查的。这要是没点金刚钻，谁敢揽这瓷器活？”
周副书记没有说话。他翻开付平的工作笔记，那刚劲有力的字迹，仿佛带着主人的脾气，扑面而来。他一页一页地翻看着，越看，眉头锁得越紧，但眼神却越来越亮。
许久，他才缓缓合上笔记本，吐出两个字。
“查。”
“查谁？”刘主任问。
“都查。”周副书记的声音恢复了往日的冰冷，但这次，冰冷中带着一股杀气，“把付平查个底朝天。同时，给我把写这封举报信，拍这张照片的人，也查个底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