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队驶出曹海镇地界时，挡风玻璃外的景物似乎连色温都降了几度。那里的绿是饱含水分的、充满生命张力的翠绿，而黄湖县的绿，则带着一种被烈日和尘土反复打磨后的疲惫。
黄湖县的汇报会在县政府大楼三楼的常委会议室举行。椭圆形的红木会议桌光可鉴人，每个座位前都摆着崭新的白色瓷杯、一包未开封的本地特供烟和一瓶矿泉水。这种接待规格，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既透着对中央调研组的足够重视，又不逾越八项规定的红线。
县长亲自作报告，PPT做得相当精美，数据翔实，图文并茂。其中最醒目的一页，用加粗的红色艺术字写着——“订单农业覆盖率突破80%，龙头企业引领乡村振兴新格局”。
“付处长，各位领导，”县长面带微笑，缓缓站起身来，他那副金丝边眼镜在灯光的映照下，闪烁着淡淡的光芒。县长的声音洪亮而清晰，透露出一种自信和坚定。
“我们黄湖县，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终于走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订单农业发展之路。这条道路，可以用‘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农民受益’来概括。”县长顿了一下，环顾了一下会议室里的众人，然后继续说道，
“通过与省内乃至全国知名的龙头企业签订产销合同，我们成功地将小农户与大市场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这样一来，小农户们再也不用担心种出来的农产品没有销路了，他们只需要按照合同要求种植，就能保证收获后的产品有稳定的销售渠道。”
县长的话语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共鸣，大家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县长见状，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他接着说道：
“如今，我们黄湖县的农民朋友们真正实现了‘手中有订单，心中有底气’。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农业生产，不再为市场波动而担忧。这种订单农业模式，不仅保障了农民的利益，也促进了我县农业产业的升级和发展。”
县长的发言结束后，会议室里响起了一阵热烈而又恰到好处的掌声。这掌声既是对县长讲话的认可，也是对黄湖县订单农业发展成果的肯定。
付平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有节奏地敲击着，发出细微的声响。这样的动作似乎已经成为了他的习惯，每当听到类似的报告时，他就会不自觉地开始这样做。
这份报告他已经听过太多次了，每一个字都经过精心打磨，精准而漂亮，就像一颗颗雨花石，光滑圆润。然而，尽管这些文字看起来如此完美，他却无法从中感受到一丝温度。
与付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根才，他显得有些不耐烦。李根才靠在椅背上，目光越过县长的头顶，仿佛在研究天花板上吊灯的复杂结构。作为一名在田埂上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的专家，他对这些漂浮在空中的概念和数据，本能地保持着一种农民式的警惕。
汇报结束后，接下来是实地考察环节。官方安排的路线堪称完美，首先是一个中草药种植示范基地，然后是一个蔬菜标准园。一路上，药香扑鼻，让人感到心旷神怡；菜绿如茵，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被随机抽中采访的农户们，面对镜头时笑得一脸淳朴，那笑容仿佛是从心底里溢出来的一般，没有丝毫的做作和勉强。他们对于惠农政策和企业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可谓是如数家珍，不仅能够一一道来，而且背得滚瓜烂熟，就好像这些内容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他们的脑海之中。
这让人不禁心生疑虑：难道这是他们提前准备好的台词吗？毕竟，如此流畅自然的表述，实在不像是临时发挥的。然而，这一切看起来又是那么地完美，就像是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每一个环节都严丝合缝，无懈可击。
可是，俗话说得好，“百密必有一疏”，再完美的表象也可能存在破绽。而这个破绽，往往就隐藏在那些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在丹参种植基地，赵琳手中拿着一份农户与某制药企业签订的收购合同范本，她看得非常仔细，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放过。突然间，她的目光停留在了其中一条关于“一级品”的收购标准上，然后她抬起头，指着这一条款，向陪同的乡干部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陈乡长，您看这里，”赵琳的声音清脆而执着，“合同约定，一级丹参的有效成分‘丹参酮IIA’含量必须大于等于千分之三，且断面色泽呈‘均匀的砖红色’，无任何杂色纤维。这个标准……是不是太高了？”
她顿了顿，补充道：“据我所知，这几乎是实验室级别的提纯标准了。在自然生长环境下，能达到这个标准的丹参，占比能有多少？”
被点名的陈乡长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他干笑了两声，含糊其辞道：“这个嘛……赵博士，你是专家。企业定这个标准，也是为了保证药品质量嘛。我们鼓励农民兄弟们，要精细化种植，科学管理，向高标准看齐！”
“我问的是达标率。”赵琳追问，毫不退让。
陈乡长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眼神开始闪烁，看向别处：“这个……具体数据我手头没有。总的来说，情况还是好的，农民的收入，总归是提高了嘛。”
付平一直沉默地站在旁边，此刻，他将这一切尽收眼底。陈乡长的言辞闪烁，像一面被投下石子的湖水，虽然很快恢复平静，但那一圈圈荡开的涟漪，已经暴露了水下的暗流。
他心里有了计较。
当晚，调研组下榻在县招待所。晚餐后，付平召集了一个只有核心成员参加的短会。
“行程要变。”付平开门见山，语气不容置疑。“老王，你立刻去县交通局，调一辆不带任何官方标识的普通商务车。今晚，我们脱离‘大部队’，自己走一走。”
他看向李根才：“老李，你经验丰富，有没有听说过黄湖县哪个地方的蔬菜种植矛盾比较集中？”
李根才掐灭了烟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精光：“黄湖县的西兰花是出了名的。我听说，最北边的王家铺子村，前两年闹过事，就是因为跟省里那个‘绿源’食品公司的订单。”
“好。”付平一锤定音，“就去王家铺子。赵琳，你跟老王去办车的事。我和老李，现在就出发。”
命令下达得突然，却带着一种强大的执行力。这是付平的风格，一旦嗅到问题的味道，他就会像狼一样，毫不犹豫地扑上去，直捣病灶。
深夜十一点，一辆灰色的商务车悄无声息地滑出县城，汇入沉沉的夜色。车上，付平闭目养神，但紧锁的眉头显示他内心并不平静。李根才抱着手臂，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一言不发。
王家铺子村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偏远。车子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颠簸了近一个小时，才看到远处稀疏的灯火。
一股奇异的气味，顺着车窗的缝隙钻了进来。那是一种植物腐烂后发酵的酸臭味，混合着泥土的腥气，刺鼻，令人作呕。
车子在村口停下。付平推开车门，那股气味更加浓烈了。王工打开手电，一道惨白的光柱刺破黑暗，照向气味的来源。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村口的一大片空地上，堆着小山一样的西兰花。成百上千颗本应鲜嫩翠绿的花球，此刻已经发黄、腐烂，表面覆盖着一层黏滑的霉菌。手电光下，绿色的菜叶和黄色的腐败斑块交织在一起，像一幅巨大的、抽象的、充满了绝望和浪费的油画。
这里不是菜地，是坟场。是“订单农业”这个美好梦想破碎后的坟场。
“作孽啊！”李根才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沉重，他蹲下身，捡起一颗还在腐烂边缘的西兰花，用手指捻了捻，“多好的菜，就这么糟蹋了……”
村支书是被叫醒的。一个五十多岁的精瘦汉子，姓张，叫张玉明。他披着一件旧外套，睡眼惺忪地看着这群深夜到访的不速之客。当付平亮出自己的身份后，张玉明的脸上没有惊喜，反而是一种近乎麻木的警惕。
“领导，这么晚了，有事？”
“老张，我们想了解一下村里和‘绿源’公司的订单合同情况。”付平的声音很平静。
张玉明沉默了，他给几人让开路，领他们进了自家小院。院子里，昏暗的灯泡悬在半空，几张小马扎散乱地放着。他给每个人倒了碗热水，然后就坐在门槛上，一根接一根地抽起了旱烟。院子里烟雾缭绕，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付平的耐心似乎很好，他也不催，就静静地坐着。他知道，有些伤口，需要时间才能慢慢揭开。
不知过了多久，张玉明狠狠地将烟头摁在地上，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他哑着嗓子说：“你们等一下。”
他回屋，不一会儿，身后跟出来三四个村民。他们和张玉明一样，脸上都刻着一种被生活反复碾压后的愁苦与麻木。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的，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文件袋。
“他叫张富贵，”村支书指着那个老人，“我们村种西兰花最多的一户。”
张富贵走到付平面前，浑浊的眼睛打量着他，充满了不信任。
付平站起身，看着他，语气诚恳：“老乡，我们是从省城来的，就是想听听你们的实话。你们遇到的难处，说出来，我们才好想办法。”
也许是“省城”两个字起了作用，也许是付平的眼神足够真诚。张富贵紧绷的身体，终于有了一丝松动。他颤抖着手，从文件袋里掏出一份被捏得发皱的合同，那动作，不像是在掏一份文件，而像是在掏出一张死亡通知书。
“领导，就是这个……”他开了口，声音嘶哑，带着哭腔，“白纸黑字，省里有名的大公司，我们信政府，信合同，还能有假？可到头来，这白纸黑字，就成了我们的催命符！”
村民们的情绪瞬间被点燃了，压抑已久的委屈和愤怒，如火山般喷发。
“他们就是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畜生！”
“三板斧！年年都是这三板斧！”
付平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他示意大家安静，然后对张富贵说：“老乡，你慢慢说，他们怎么做的？”
张富贵抹了把眼泪，指着合同，开始了他血泪斑斑的控诉。
“第一板斧，叫压价。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一级品一块二一斤。可到了收菜的时候，他们的人就来了，说‘市场行情变化，总公司调整了价格’，咔嚓一下，一块二就变成八毛。你卖不卖？不卖，这几十亩地的菜，一天就老了，烂在地里，一分钱都没有！”
“第二板斧，更狠，叫变标。”另一个村民抢过话头，激动得满脸通红，“我们认了八毛，他们就该收了吧？不！他们派来的质检员，人手一个游标卡尺，对着我们的西兰花量来量去。说我们的花球直径超过标准2毫米，次品！说我们的花球不够紧实，次品！连花梗的颜色稍微有点不均匀，都他娘的是次品！好好的菜，一大半都给打成了次品。次品，四毛钱一斤！这不是收菜，这是明抢！”
李根才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他从村支书脚边拿起一颗被丢弃的西兰花，那正是他从村口捡回来的样品。他从随身的帆布包里掏出一把小折刀，“唰”地一下切开，将平整的切面展示给所有人看。
“我拿我二十年的名声担保！”李根才的声音如同洪钟，震得小院嗡嗡作响，“这绝对是特级品！花球紧实，颗粒均匀，颜色正！他们说的那个标准，狗屁不通！我搞了一辈子农业，就没听过用游标卡尺收西兰花的！那不是收菜，那是抢劫！”
他气得满脸涨红，重重一拍桌子，用方言大骂起来：“这帮没P眼儿的，要断子绝孙的！”
张富贵的手抖得更厉害了，他指着合同上一处用小了两个字号打印的补充条款，递到付平眼前。
“领导，你看这儿，这儿写着……‘具体收购标准及品级认定，由甲方（企业）派驻的现场质检员进行最终解释’。最终解释权！我们斗大的字不识一筐，谁看得清这个？这就是个套啊！”
“那第三板斧呢？”付平的声音已经冷得像冰。
“第三板斧，叫毁约。”张富贵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有些硬气的，不认他们的压价和变标，想跟他们讲道理。好啊，他们直接不收了！车一开就走。我们想告他们违约，找了律师才知道，合同里还有一条，说如果因为‘不可抗力或市场重大波动’，企业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还不承担违约责任。什么是‘市场重大波动’？他们嘴巴一张，就是了！我们农民，就这么好欺负？我们一年的血汗，就这么没了……没了……”
说到最后，这个在土地里刨食了一辈子的汉子，再也撑不住了，蹲在地上，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整个院子，死一般的寂静，只剩下张富贵的哭声和村民们沉重的呼吸声。
赵琳站在一旁，她第一次看到商业合同可以被如此利用，数据和标准可以成为一把“合法”的屠刀。这堂残酷的“社会课”，让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愤怒。那些在报告会上听到的“赋能”、“共赢”、“闭环”，在这一刻，显得如此苍白和讽刺。
不知何时，那个陪同考察的陈乡长也闻讯赶来了，他站在院门口，脸色煞白，进退两难。
看到付平冰冷的目光扫过来，他硬着头皮上前解释：“付处长，这个……这也是市场行为嘛。企业也要考虑成本和风险。农民兄弟们……可能是在理解合同上，有点偏差……”
“偏差？”付平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锥子，狠狠刺入陈乡长的神经。他打断了对方的话，一字一顿地问，“你的意思是，我们的人民群众，连汉字都看不懂了？还是说，这份合同从一开始，就是个文字游戏，是个陷阱？你告诉我，这叫市场行为，还是市场欺诈？”
陈乡长被问得哑口无言，冷汗顺着鬓角流了下来。
调研组离开王家铺子村时，东方的天际已经泛起了鱼肚白。晨曦微光，却照不亮这个死气沉沉的村庄。
付平回头，深深地看了一眼村口那片腐烂的菜地，然后转过身，对身边的王工说：“王工，记下来。”
他的声音里没有了愤怒，只剩下一种钢铁般的冷静和决绝。
“我们这次下来，不仅要给做一次全面的CT扫描，还要给这些所谓的‘龙头企业’，做一次彻底的‘肠镜检查’。我倒要看看，它们那光鲜的皮囊下面，到底藏了多少黑心烂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