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农博会的喧嚣，像一场盛夏午后的雷阵雨，轰然倾泻，又倏然收声。
外商的大巴一辆接一辆驶离，轮胎碾过会展中心前广场的水洼，溅起最后几朵转瞬即逝的浪花；穹顶之下，只剩拆卸展台的金属碰撞声，空洞、清脆，像胜利后仍不肯停歇的战鼓。
就在这片回响里，省农业厅的庆功宴灯火通明，红酒与茅台交错，玻璃杯映出一张张被成功熏红的脸。
付平，这位被紧急推上总指挥位置的年轻人，自然是今晚最亮的星。省委的通报红头文件还散发着油墨香，厅长钱思源在麦克风前把所有华丽的形容词都堆砌到他身上，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匹配这场“史诗级”胜利。
于是，敬酒的人排成了队，道贺的话重复到词穷，连平时最挑剔的办公室主任也拍着他的肩，压低声音说“老弟，下一步可得带上哥哥”。
他笑得温润，杯沿只在唇边轻轻一碰，便把功劳让给“省委的英明决策、厅党组的坚强领导”，语速不疾不徐，像背过无数遍的台词，分寸感好得令人叹服。
可没人看见，那副面具之下，他的眼神冷得像凌晨两点的高速公路，没有一丝醉意，只有一辆辆思绪的货车呼啸而过。
鲜花、掌声、闪光灯，于他不过是战场上空短暂升起的照明弹，亮得刺眼，却注定快速熄灭。真正的指挥官在弹壳冷却之前，就要把下一场战役的沙盘推演完毕。
这场博览会，在外人看来是江汉省农业的“高光时刻”，在他眼里却是一次不留情面的全身体检。
报告单上，墨迹未干，却已血迹斑斑：智慧农业展台里，那些闪着蓝光的进口传感器，只要关闭外商后台，就变成一堆塑料垃圾；种子洽谈区，企业代表被问到“核心种源”时，笑容瞬间僵硬，像被掐住脖子的鹅；国际采购商反复确认“如果明年干旱持续，贵省能否保证交货量”，声音礼貌，却字字如刀。
刀刀割在付平心上，割出一串问题：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慧”，究竟是谁在指挥？没有攥在手里的种子，哪来的“粮食安全”？气候波动面前，江汉平原的万亩良田，是不是随时可能成为别人筹码？
他忽然明白，自己此前所有的救火——拯救南丰柑橘、搭建展会舞台——不过是战术层面的漂亮反击，而决定这片土地未来十年、二十年命运的，是战略，是藏在数据曲线与历史褶皱里的密码。宴会尚未进入蛋糕环节，他便悄然离席。
没有人注意，那位刚刚被众星捧月的英雄，正把西装扣子一粒粒系好，像给自己戴上另一重隐形盔甲。
夜风滚烫，城市霓虹在车窗上拉出长长的彩色伤口。他踩下油门，不是回家的方向，而是驶向省图书馆——那座在夜色中像一块沉默黑曜石的旧楼。
那里没有掌声，没有茅台，只有纸页翻动时轻微的“沙沙”声，像雪落前最后的平静。他渴望一头扎进冰冷的数字、发黄的县志、被虫蛀过的农业年鉴，让沉默的纸告诉他：江汉平原的地下水三十年下降了几米？外来杂交品种取代本土作物后，田间生物多样性损失了多少？近十年气候异常频次曲线与耕地撂荒率之间的相关系数究竟是多少？
车停在图书馆台阶前，他熄火，抬头望见穹顶外那轮将满的月亮，像一面冷峻的镜子。付平深吸一口气，把领带塞进公文包，换上一直放在后备厢的灰色夹克，掏出读者证——那是一张被岁月磨掉颜色的旧卡，却也是他此刻最锋利的通行证。
他知道，今夜的灯光只会为他亮到十点，但他必须在那之前，把下一战场的地图，一笔一线地描摹出来。因为真正的指挥官，永远要在烟火散尽之前，看清敌人下一颗炮弹的落点。
第二天上午，付平敲开了钱思源办公室的门。
“厅长，我想向您申请，牵头搞一个战略课题研究。”付平开门见山。
钱思源正批阅着文件，闻言抬起头，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哦？刚打完一场大胜仗，不想着休息休息，又想折腾什么？”
“我想做一个关于‘本省中长期粮食安全与重要农产品供给’的战略研究。”付平的语气，不像是请求，更像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告知。
钱思源脸上的笑容，缓缓收敛了。他摘下老花镜，身体向后靠在宽大的椅背上，目光变得深邃起来。他知道，付平这句话的分量。这不是一个处级干部该去操心的“闲事”，这，是省委核心决策层才需要面对的“天字号”课题。
“这个题目，太大，也太深。”钱思源沉默片刻，缓缓说道，“而且，吃力不讨好。研究深了，会揭很多盖子，得罪人；研究浅了，就是一堆废纸，浪费时间。”
“我明白。”付平的眼神，坚定如铁，“但农博会上，我越是和外商聊，心里就越是后怕。我们的饭碗，看似端在自己手里，但那碗里的米，用的谁的种子？那碗里的肉，吃的谁的饲料？这些问题不搞清楚，睡不着觉。”
钱思源凝视着他，良久，点了点头。
“好。我支持你。”他斩钉截铁地说，“厅里研究室的人，你随便挑。经费，我给你批。只有一个要求，既然要做，就要做出能让省委书记拍桌子的东西来！”
有了钱思源的尚方宝剑，付平立刻组建了一个精干的课题组。但他没有急于坐在办公室里写报告，而是开启了一场艰苦卓绝的“田野长征”。
在接下来的数月里，他的身影，消失在了省城的办公室政治生态圈里。
夏天，他出现在江汉平原的产粮大县。头顶是灼热的、能将人烤出一层油的毒辣阳光，脚下是滚烫的、没过脚踝的稻田泥水。他和当地的农民一起，蹲在田埂上，吃着最简单的盒饭，听他们用最粗朴的方言，讲述着化肥、农药、种子价格的年年攀升，和粮价“稳如泰山”的矛盾与无奈。
秋天，他奔波于鄂西山区的玉米产地。崎岖的山路上，他乘坐的越野车颠簸得像要散架。他在乡镇的招待所里，与最基层的农业技术员彻夜长谈，听他们抱怨着基层农技站“名存实亡”、人才流失严重、先进技术下不了乡的现实困境。
冬天，他赶到了被称为“旱腰带”的鄂北地区。萧瑟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他站在覆盖着一层白霜的麦苗地里，看着农民们因为灌溉用水而愁眉不展。他在一个有着三十多年工龄的老粮站站长办公室里，喝着酽得发苦的茶，听到了让他脊背发凉的话。
“付处长，你别看我们现在这粮仓，是满的，数字上好看得很。”那位两鬓斑白、皮肤黝黑得像老树皮的站长，磕了磕烟斗，声音沙哑地说，“但我这心里，慌啊。我们这儿产量最高、米质最好的稻种，是日本人几十年前的品种‘越光’；抗病性最强的玉米种，是美国杜邦公司的‘先锋’系列。都是买人家的。我就琢磨一个事，万一哪天，人家不高兴了，不卖给我们了，我们拿什么去种这几十万亩地？”
付平追问：“我们县里自己的育种站呢？”
那位站长旁边的一位农技员，闻言苦笑一声，接过了话头：“育种站？早就名存实亡喽。没经费，没项目，更留不住人。一个博士生毕业，人家跨国种业公司直接开出五十万年薪，我们这里一个月三千块钱的死工资，拿什么跟人家争？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
这些没有任何官话套话、带着泥土气息和现实痛感的原话，被付平密密麻麻地记录在了好几个厚厚的笔记本上。这些笔记，成了他后续报告中，最坚实、最无可辩驳的血肉。
结束了长达四个月的实地调研，付平又一头扎进了省图书馆最深处的故纸堆里。
那是一个安静得只能听见自己呼吸和心跳的地方，空气中充满了书卷和尘埃混合的味道。他像一个孤独的考古学家，埋首于一堆堆已经泛黄、散发着霉味的历史资料中。
他查阅了从建国初期到现在的、江汉省历年的农业统计年鉴、水文资料、气象记录、粮食产量与进出口数据。那些沉默的、躺在纸页上的数字，在他的眼里，仿佛都活了过来，向他讲述着这片土地数十年的变迁、兴衰与隐忧。他与那些跨越时空的冰冷数据，进行着一场场无人知晓的、深刻的对话。
调研归来的钱思源，有一次顺道去图书馆看他。推开厚重的木门，看到的是付平被淹没在小山一样的资料里，整个人都瘦了一圈，眼窝深陷，头发也长了，显得有些不修边幅。
“小付，你这是在用命做学问啊。”钱思源心疼地说道，“掌握情况就行了，差不多就行了，别把自己搞垮了。”
付平从故纸堆里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却闪烁着一种近乎偏执的光芒。
“厅长，不行。我越是调研，越是看这些历史数据，心里就越是后怕。粮食安全，是天大的事。我们现在看到的风平浪静，只是冰山的一角。水面下的东西，那些我们一直不愿意去触碰的东西，更吓人。”
从图书馆出来，他便将自己彻底锁进了书房。
那里，成了他最后的战场。地板上，散落着无数的草稿纸、参考书和被他自己揉成一团的废纸。墙壁上，贴满了各种用手绘制的数据图表和逻辑框架图，纵横交错的线条和箭头，像一个重案组探长正在分析的、错综复杂的案情板。
经过近半年的心血浇筑，一份长达十万字的、题为《关于江汉省中长期粮食安全保障与重要农产品供给的战略研究报告》的鸿篇巨制，终于，在他的书房里，诞生了。
报告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题为“我们脚下的土地：三大现实困境与结构性风险”。付平没有使用任何激昂的、歌功颂德的语言，而是用一种近乎冷酷的客观，以海量的数据为支撑，冷静地分析了江汉省“人多地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严重不均、核心种源对外依赖度过高”这三大无法回避的现实困境。每一个论点，都有长达数十年的数据演变作为佐证。
第二部分，题为“灰犀牛与黑天鹅：未来五到十年我们可能面临的巨大风险”。在这一部分，他大胆地、甚至可以说是“危言耸听”地发出了预警。他结合当时日益复杂的国际贸易摩擦和全球极端气候频发的宏观背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精准地预测了在不同情景下，未来五到十年，江汉省可能出现的粮食缺口，和在某些重要农产品，如大豆、高端蔬菜种子上，可能面临的“卡脖子”的巨大风险。
第三部分，题为“铸造我们的盾牌：构建‘四位一体’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在深刻揭示了问题和风险之后，他系统地、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了构建“以现代生物育种为核心的现代种业体系、以大数据和物联网为基础的智慧仓储物流体系、以政府储备和金融工具为手段的市场价格平抑体系、以基层农技推广和高等院校研发为支撑的农业科技支撑体系”的“四位一体”应对之策。每一项对策，都有详细的实施路径、责任部门建议和初步的预算匡算。
在报告的扉页，付平没有放任何豪言壮语或者领导题词。他只放了一张他自己在“旱腰带”地区调研时，亲手拍摄的黑白照片：
一位老农，布满沟壑皱纹的双手，正从龟裂的、寸草不生的土地里，小心翼翼地，捧起一把干涸的泥土。那眼神，充满了对雨水的渴望，和对土地的无限眷恋。
报告的结尾，他只写下了一句话：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粮食安全这个根本问题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把我们的饭碗，放在别人的锅里。靠市场去买，是买不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真正的安全的。”
当赵琳帮他将这十万字的报告打印、装订出来时，看着那厚厚的、像两块城墙砖一样的两大本成品，她由衷地感叹道：“处长，说真的，你这份报告，要是匿名发在国家级的核心期刊上，绝对是能拿最高学术大奖的水平。”
付平摇了摇头，目光平静地看着那两本凝聚了他半年心血的报告。
“我不要获奖。”他说，“我只要这份报告里的每一个字，最终，能够变成我们江汉省粮仓里，一粒粒实实在在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粮食。”
付平将报告的最终稿，亲手放在了钱思源的办公桌上。
那物理上的“砰”的一声闷响，似乎就带着一种万钧之重。
钱思源没有立刻翻阅。他只是看着那两本砖头厚的报告，又看了看眼前这个明显清瘦、但眼神却愈发锐利的年轻人，沉默了很久。
他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的时间，将报告从第一个字，读到了最后一个字。期间，他办公室的门一直紧闭，秘书谢绝了所有的访客和电话。
第二天一早，付平被叫到了钱思源的办公室。
钱思源的表情，异常严肃。他的面前，放着那份报告，上面用红笔画满了各种圈圈和批注。
“付平，”钱思源的声音，有些沙哑，“你知道吗？这份报告，如果按照程序递上去，可能会得罪很多人。从省发改委，到财政厅，再到我们农业厅自己的一些部门。因为它把我们很多年都想捂着、或者说是不愿意去正视的盖子，全都揭开了。”
付平平静地迎着他的目光：“厅长，如果说真话会得罪人，那我选择说真话。”
钱思源的眼中，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混杂着欣赏、担忧与决然的神色。他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好！说得好！”他拿起那份报告，像拿起一件沉重的兵器，“你付平敢写，我钱思源就敢递！天塌下来，我给你顶着！”
……
这份报告，经过农业厅党组的慎重讨论后，被作为“绝密”件，直接呈送到了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案头。
半个月后，在一次仅限于省委常委和主要厅局一把手参加的内部学习会上，省委书记周浩然，没有念秘书准备的稿子。他只是举起了手中那份被他翻得起了毛边的付平的报告，脸色凝重地，对着台下江汉省的权力核心圈子，一字一句地说道：
“同志们，今天我不讲别的。我只向大家推荐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我建议在座的每一位，都带回去，好好地读一读！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要读出汗来！”
他环视全场，目光如电。
“这份报告，写的是粮食，但说的是我们江汉省的生存与发展！它既是我们未来农业发展的‘汗血宝马’，也是一柄悬在我们所有人头顶的、随时可能掉下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全场，鸦雀无声。
坐在后排的钱思源，缓缓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知道，付平，以及这份报告的命运，从这一刻起，已经完全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