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高干梁的时候，野柿子、面犁豆豆、剪子豆豆红得一塌糊涂，山上的灌木红一片、黄一片、绿一片，我们像凯旋的战士，高干梁的一切都在欢迎着我们。当然，家里人更高兴，母亲看父亲平安归来，除了清瘦，气色还不错，非常高兴。恰好二姐来浪娘家，母亲就嘱咐大嫂宰了家里养的大公鸡招待我们，难得地给了我一副笑脸，我高兴地帮着大嫂做饭去了。
搬迁给高干梁带来了另一种变化。往年的冬天，大家就是在家窝冬，反正来年的日子还是这个样子，也没啥可期待和谋划的。但今年不一样了，过了这个冬天大家可就要去红寺堡玉池村种地去了，这就得准备准备。而且仔细一想，还得啥都准备着。
红寺堡目前没有电，得做个煤油灯，吃过的罐头瓶子，在盖子上穿一个孔，用气门的螺丝拧上，把棉花搓成条形灯芯，从气门里穿过去。一个简易的油灯就做好了。
锅灶也得置办吧，之前一大家子人，用的都是直径一尺八的大铁锅。现在就得置办小锅小灶。一人早早去买了一个小铁锅，回家糊上牛粪架在火上烧，烧得牛粪脱落了之后，再倒上胡麻油拿着萝卜擦，擦好放着，从此以后做饭再也不怕锅有铁锈。
有锅就得有相配套的东西，不得不去买一套回来，再加上要去种地的一些东西，整个冬天，高干梁人居然没咋闲下来。一切的一切，都在为去红寺堡种地做着打算。一下子搬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着也得等在那边把地种好之后再做打算。高干梁再不好，总是可以生活的，但红寺堡不一样，根基不稳，去吃饭都成问题。
冬天很快过去，高干梁的人分成了两拨。仍旧和盖房子时一样，一家去一个身强力壮的去红寺堡种地，剩下的人仍然留在高干梁。说是去红寺堡种地，但红寺堡的地不同于高干梁的地，别看我们种了大半辈子地了，水地还是第一次种，见都没见过，去也是学着种。
母亲要跟着父亲去红寺堡了，父亲不会做饭，母亲是跟着去给父亲做饭的。父亲在高干梁现在也是“家大业大”，他的身体没办法完成这些，所以去红寺堡是唯一的选择。但红寺堡也没那么好过，母亲跟着可能大家都放心一些。
我们家仍然是我和天明去，公公婆婆身体尚好，还能应付高干梁的这些庄稼，考虑到天明不会做饭，婆婆二话不说就同意让我去。高干梁的春天不是那么忙，在做好所有准备之后，我们带着一袋面、一袋洋芋和诸多闲杂的东西坐上了去红寺堡的班车。身后的山越来越远，我们奔着希望一路向北。
春天是一个躁动的季节，这种躁动总是通过风来表达。我们在高干梁的时候并没有感受到这种躁动，但到了红寺堡，风成了主宰这里的王。
去年秋天来盖房子的时候，这里的一切看着荒凉高远，但有一种静谧的安宁。我们在的一个月里，每一天天空都是蓝蓝的，太阳暖暖的，偶尔有个风，也是一带而过，让人觉得很舒服。
可仅仅过了一个冬天，我们再来，一切就都变了模样。这种转变是从大家闺秀到河东狮吼的转变，前脚说话还温润如玉，后脚就成了面目可憎的悍妇。
到了红寺堡的地界上，车里面就一股土腥味，公路边边上的沙子被风一层层赶到了路上，路面像得了白癜风一样，一道一道的。汽车站三层高的小楼是红寺堡唯一的高层建筑，此刻也像蒙上了面纱一样，影影绰绰地看不见楼的真面目。再远一点，就是黄蒙蒙一片，那么广袤的一片土地，此刻被黄尘遮得啥也看不见。我心说：“咋这么大的风，这么大的土呢？”其他人也扒着车窗看着外面，一脸疑惑。
车拐过车站，向东摸索着前进，下午四点的时候在指挥部门前停下了，一下车，风带着沙子打得人的脸生疼，连句话都不敢说。司机不耐烦地催促大家赶紧把东西搬下来，他还要朝东走呢。我们的面和洋芋像碉堡一样垒在了指挥部门前的空地上，这里距离我们的玉池村还有几里地。人走也就走上去了，可面和洋芋怎么上去呢？一群人在风中犹豫，想着在哪里找辆三轮车来拉东西。可这会儿，风刮得路断人稀的，上哪找车去？
风没有任何要停的意思，母亲用手压着头上的帽子，举得手臂都有点酸麻了，又换另一只手上去。父亲揉了揉眼窝，刚想说什么，嘴里已经被沙子抢占，只能压下想说的话，呸呸呸地吐着唾沫。天明扯起衣服遮挡着半边脸，和其他人商量着怎么找车。
天明和几个小伙子到庄子里去找车了，剩下我们守着东西和风做伴。指挥部旁边的村子按支渠的数字排到了二十三支，具体的村名也没人在意，就像玉池，我们说十一支，知道的人反倒多。二十三支住上人已经两年了，依托指挥部，这里的人迅速富裕起来了，这一点从住的房子就能看出来。人家的房子已经盖得整整齐齐了，大部分人还砌了院墙，电也通上了，自来水也有了。我心想：“我们十一支什么时候要和这里一样就好了。”
他们去了好久之后才找到车，费了好大的口舌才把一个人从炕上说下来，答应走一趟，给人家付三十块钱的车费。就这还只是拉东西，人是要走上去的。这会儿说啥都没用，只要能把东西拉走，走就走吧。派了三个人跟车，剩下的人搭伴一起朝十一支走。
以前在高干梁吧，随便翻几座山也没觉得有啥，但今天顶着风走路，每一步都觉得是艰难的。特别是有人提议走捷径，从沙滩上穿过去。为了早一点到，大家都同意了。
风一点都不着急，一会儿戏耍个塑料袋，一会儿和一蓬干蒿子玩一会儿，一会儿赶着沙子向东，一会刮着尘土向西，这片土地就像它的游乐场，它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对于我们这些突然闯入它领地的外来者，它的态度一点儿都不友好，几度用沙尘袭击我们，希望我们能知难而退。脚下是软绵绵的沙子，身边和眼前是密集的沙尘，大家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得换着睁眼闭眼才能向前走。走着走着，给人一种错觉，我们到底有没有朝着十一支的方向走呢？我们看不见太阳，看不见周围有什么，就凭着一点点记忆，顶着风一点点地向前挪。我们都暗自后悔，不该贪图这一点点捷径，如果顺着大路走，我们肯定不会走得这么费劲。但风连让我们说出这种后悔话的机会都不给，除了朝前走，再没有任何的退路。
下午六点的时候，我们摸到了我们盖的房子跟前，大家相视一笑，露出白森森的牙。母亲说：“差点把人眼窝子都填平了，这是个啥地方嘛！”
我们没办法回应，因为去年秋天的红寺堡绝对不是这个样子，要是看地方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我相信没有人会愿意来的，但现在不是说这句话的时候了，我们的一半家产都拿来在这盖了房子，好与不好，我们都得先留下再说。
东西集中卸在了父亲家的院子里，先来的三个人把堵在父亲门上的砖扒开，躲在屋子里避风。他们十几分钟就上来了，心里还在疑惑剩下的人咋没影了。我们顾不上进去避风，急忙去自家的房子门前扒砖，晚上总要睡觉的，再不去收拾，天黑了怎么办。
本以为扒开砖头把头藏在自己屋里总能躲避一下风沙，但打开房门进去的一瞬间，屋子里的情况还是让人心凉了一下。去年遗留下来的铺盖上落着厚厚的尘土，一冬天过去墙上的砖缝子居然透着光，风不停地从砖缝里蹿进来，带着尘土在屋子里面跳舞。
天明扛着一袋面不知道朝哪里放，我拿起枕巾抖了抖土，垫在案板上，让他先把面放下。天明把嘴里的沙子吐了一下：“唉，这是个什么破地方嘛，这么大的风把人都能刮跑，还能干个啥呢？”
我笑了一下：“来都来了，就慢慢收拾吧，能有什么办法呢。”
没等我们收拾完，天色就暗了下去。没有水，晚饭也没办法做，凑合着吃了一口家里带来的饼子，感觉满嘴都是沙子。煤油灯摇曳在两间房里面，像极了以前在高干梁的日子。想起母亲常说的一句话：“人一辈子三反三正地活呢，谁能一眼把人看死。”
勉强把炕扫出来，但总感觉扫不干净，因为总是有土尘。风没有要停下的意思，在夜晚更加地猖狂，从远处带着哨声从屋顶过去，然后再杀一个回马枪。屋顶仿佛随时都想弃我们而去，好跟着风去浪。煤油灯随着砖缝子里进来的风摇曳，把屋子晃得阴森森的，更加深了这风的恐怖和肆无忌惮。我看着天明，天明也看着我，灯下的我们都无话可说，长夜就这样开始了。
风整整刮了一夜，天亮时，我们庆幸我们的屋顶没有抛弃我们，眼窝里的沙尘用手一抹，从脸上扑簌簌地掉。眼角是昨晚从眼睛里清理出来的沙尘，硬硬地壳着，一抠带下来一根眼睫毛。被子上、枕头上、床单上、案板上、锅台上、地上、房梁上都落了一层土。天明说：“奶奶的腿，这是要早早把人埋了的节奏啊，我还没活够呢！”
我大笑：“那就赶紧起来，把自己扒出来，再晚就真埋了。”
大家都没有水做饭，一大早就凑在了父亲家商量怎么办。大家说：“这个地方太苦焦了，光这个刮风谁受得了，现在连口水都没有，这日子咋过？唉，当初还说在这里过好日子呢，就这个样子，只怕好日子没过上，把人先折耗在这里了。”
父亲也好半天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昨晚的风给大家造成的冲击太大了，这样的情况谁都没想到，他一时也说不出来什么好的办法。
倒是五哥说话了：“大家别慌，当年我在芦草洼给我三哥修房的时候也是这么大的风，当时真是能把人刮走，也因为风大很多人在芦草洼没有待下去，跑了。快二十年过去了，现在大家看，人家过得啥日子，当年跑了的那些人过得啥日子。我就觉得，要陪一个地方吃苦呢，吃苦了才能享福。国家能把我们搬到这里来，肯定是有发展，能让我们活下去的，现在说啥话都有点早。我们大家先不要慌，先把屋里都收拾了，慢慢来么。”
五哥的话让大家都冷静了下来，确实，人家芦草洼搬走的那些人现在都过得和城里人一样。就别说那些人，他们来看地方时，人家搬来两年的人也过得好着呢。咱们又不是缺胳膊少腿，怎么就被一场风吓倒了。
父亲也说：“老五说得对着呢，大家先不要着急。一会儿去指挥部那里先割一个水袋回来，我这房子外面两间也不住人，先叫一车水放在水袋里，大家先拉着吃，看回头水的问题怎么解决，先把人安顿下来再说。”
这样一说，大家的情绪就都稳定了下来，各自顶着风去忙活去了。
父亲的房子里用土围了一个圈圈，水袋被安置在里面，拉水的车来把水灌进去，各家拿着水桶来舀走，先生火做饭，等一碗热乎的面下肚，大家已经完全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墙上的缝子那么大，就先把墙里面用泥泥了再说，这难不倒高干梁人。砌砖不行，玩泥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照着去年的方法，在院子里取土，和泥，一天时间，就把屋子里的墙面整个抹了一遍。
整整三天，风终于停了下来。大家也把屋子里该抹的、该塞的地方都收拾了一下，就又商量着去指挥部那里买窗子。去年都把窗户拿砖堵了，堵的屋子里黑洞洞的。风停了，人也消停了，就搭伙去买窗子。那边有拿铁条焊好的成品，而且这边盖房子都有尺寸，照着尺寸买就行了。
中午的时候，大家雇了辆车一人拉着一个窗子回来了。扒掉砖，又开始安窗子。窗子安上，玻璃镶上，再拿油泥把边子糊住，屋子里瞬间就明亮了起来。
不刮风的时候，这里真的挺好的，但不刮风的日子少得可怜。以前在高干梁，一下雨就什么都干不了，而在红寺堡，一刮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停掉。
门窗让屋子里消停了下来，风围着屋子打转，一些沙尘挤过门缝和窗户缝，在屋子里悄悄散落，墙上糊的泥也静静地掉着粉末，桌子上总是落着灰一样的细尘。这些细尘无所不在，锅灶上、案板上、碗上、洗碗的抹布上、盆子里都沾染着这些细尘，洗不掉，抹不净。做好的饭里总是隐约感觉到有咯咯吱吱硌牙的微小颗粒，说不清，道不明，不知道这些细尘到底是从哪里进到饭里面去的。大家刚开始也吃不下去，可每顿饭都这样，也就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现实。总不能把面都倒掉，那可是花钱拉上来的。我在每一次做饭之前都要把案板抹了又抹，但还是免不了饭里有沙子。从此以后，我吃饭就再也不喝汤了。
基本的生活安顿下来之后，我们就开始收拾地。水地不同于旱地，对平面有着非常严苛的要求，去年姑舅哥盖房子时拿着一盘透明的细管子，房子的水平就靠管子里灌上水找平。姑舅哥当时就笑着说：“以后我们种地也就要靠水找平了。我们肉眼看到的根本不算，平不平水进了地就一目了然了。”
我们分到的地比起老家的地，平得不能再平，整个高干梁都找不到这样一块地。水浇地，水渠也很重要，斗渠在每家的地头上都留了口子，我们就要在口子上继续把毛渠挖到地的另一头。这个没啥难度，连最弱的人两天都能把渠挖开。至于能不能装水，那得水进去才知道，反正我们是把渠挖开了。
人是大地上的鼢鼠，都在忙活着各自的宫殿。只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每一个人都是高明的建筑师。我们对水地毫无概念，凭借着做了多年农民的经验照猫画虎，蹲在自己的地里，横看一阵子，竖看一阵子，跪着看，侧躺着看，用自己的肉眼丈量着平衡，看见有坑了扔两锨土，看见高了把土散一散。我们以为平地就是这个样子的。
等水的日子似乎是遥遥无期的。临时的村委会成立了，大喇叭今天喊着让买水票，明天又继续喊，高干梁人倒是积极，早早地去买了，但水总也没下来。又一个清晨，村委会的大喇叭不喊着买水票了，喊着让大家去领树苗。大家都挺高兴的，赶紧领回来栽到地边上去，长大了好给我们遮个阴凉，好挡个风沙。
我们到了村部，一辆大卡车上正在朝下扔树苗。说好的苗呢，只是一捆捆擀面杖粗细的树，根须浸过水，湿漉漉地挤在一起。我们好歹是在山里长大的，从来没见过树成了这个样子还能活。这倒挺稀奇的，因为在高干梁，山上的树都是自己生根自己发芽成长的。我们对栽树没什么概念，偶尔去栽棵树，也是从山上连根带土地挖来栽上。这就一个光杆杆、秃桩桩，栽上能活？车上还在一捆一捆地朝下扔着树苗，树根上偶尔带着的土被这样一摔也摔得干干净净了。
村支书招呼大家一人拿几捆栽去，房前屋后、渠边都可以栽。大家看着这些光秃秃的树犹豫着到底该不该拿。父亲说：“拿回去栽上看么，不活了再说。”
我们一人拿了几捆，其他人有没有拿就不知道了。但是连着三天，大喇叭喊的都是领树苗的通知。去年和我们一起盖了房子的人都没有来，就我们这个巷道里人多。大家把树苗拿回去先在自己的房前屋后栽了一圈。村里的树在很多时候既是地标，也是界限。
没有自行车，也没有架子车，我们去哪儿都是靠走。一捆树苗也挺重的，要想栽到地里去，就得扛着。天明扛了两捆，我扛了一捆，我们想着，趁树根湿着，赶紧栽上看能活不。水渠挺长，我们俩顺着水渠一路栽过去，像给水渠站了一路岗。远远的，其他人也在忙着栽树，每个人心里都是抱着期望的。
栽完我们家的，我俩第二天又帮着父亲把树栽在了渠边。母亲是个细致人，从此以后，洗脸水、洗菜水、刷锅水都不乱倒了，全部浇在外面的树坑里，她比任何一个人都期望这些树赶紧发芽，快快长大。
风像是在生我们的气，从我们来就一刻也没有消停，好不容易白天不刮了，晚上就开始刮，晚上要安宁了，白天就又开始了。等待的过程是无聊的，拉电和拉水又遥遥无期。大家一时不知道干啥，父亲喊天明和五哥：“我们来挖个窖吧。”
父亲总是在尝试，因为他听说早搬来的人都是拿窖装水的，就是简单挖个五六米深，拿水泥沙灰一裹，再用水泥兑水刷上几遍。干了就可以用了。天明说：“这行不行嘛，别再挖成了不能用。”
父亲说：“没事，我们就先挖一个试试看，要是能行，我们就再挖另一家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父亲这样说了，天明也不好意思再反驳，就说：“那行呢，姨夫，我们先给你挖一个试试。”
挖窖对于五哥和天明来说是小儿科的事情，因为在高干梁，谁家家里还没几个洋芋窖。这次挖的水窖算是洋芋窖的扩大版，再大一些、深一些而已。说干就干，第二天父亲在院子的拐角处选定位置，天明和五哥就开始挖了，窖口一般都比较小，一边挖一边向下扩。窖口一挖开就好挖了，没一会儿，已经挖到了五哥的腰部，天明把五哥替换上来，自己又下去挖。两个人就这样替换着，一人挖一阵子。
一天下来，人已经完全在地里面了。父亲做了一个轱辘，用三根木头支在窖口上，一篮子一篮子地朝上吊土。五哥一边挖一边说：“这里的土层真好，是竖着的。尽管挖，是不会塌的。”
父亲说：“就是的，我就知道这里的土好挖着呢。”
整整四天，一个比洋芋窖大了好几倍的窖挖成了。巷道里的人都来看，说这个老汉挖这么大个窖准备干啥呢？父亲说：“准备装水。”大家伙儿就笑，说：“真幽默，这怎么装水嘛？”父亲也笑，说：“你们等着，装上水你就知道了。”
父亲让天明帮忙去喊了一三轮车沙子，拉了十袋子水泥。沙子拉来用筛子筛了一遍，粗的放一边，细的留下准备和水泥和沙灰。和好之后，几块厚木板被绳子吊着搭成了一个活动的架，五哥进窖去了，天明一桶一桶地朝进吊沙灰。抹沙灰是一个细致活，五哥就像绣花一样，一点一点抹着沙灰。先从窖口开始抹，一个茬口接着一个茬口抹得光光的，一点一点向下移去。
整整一天，五哥除了上来吃饭之外，都在窖里忙活着，晚一点的时候，父亲让天明和一点粗沙灰。到了底子了，先用混凝土垫一下底子再用细灰抹。忙完最后一道工序，五哥满头大汗地从窖里被吊了上来，架还不能拆，因为这样的水窖才算完工一半。
第二天一大早，五哥又全副武装地下窖了。这次他不要沙灰了，用塑料桶装着和好的水泥汤汤，拿着一把扫地的笤帚，用笤帚蘸上水泥汤汤，一遍一遍地糊着昨天他抹好的水泥墙。一圈糊下去，五哥上来了，说明天了再糊，糊上三遍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我趴在窖边看了看，深度让人看着有点眩晕，黑乎乎深不见底的感觉。窖被沙灰抹了一遍，又被水泥刷了一遍，散发着浓重的水泥味。我心想，这个样子，能装水不。
刷了三遍，父亲的水窖终于完工了，他和母亲挖了一道水渠直通到庄院的进水口。只等着水下来了之后灌到窖里试试能不能蓄水。
我每天都会发一会儿呆，但我又说不出来我为什么发呆。罗山像个不爱说话的男人，每天都呆呆傻傻地杵在那里。这里好像不会变化，风都刮不出来啥新样了，巷道里每天看见的都是高干梁的旧邻居，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有时候会让人生出一种错觉，我们到底有没有离开高干梁呢？一抬头看见罗山，心里就会反应过来，哦，我们离开了，这里是红寺堡，是十一支，是玉池村。
我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焦虑一阵子，我想看本书，想说点什么。但哪里有书，我又要什么呢？其实这么久，我已经丧失了表达的能力，因为说了也没人明白，大家都会笑话我痴人说梦。生活都解决不了，梦想就是个笑话。我和天明也不说，我在沿袭母亲的行为准则，尽量让自己是个贤妻良母。我还没孩子，良母也谈不上。
一些想法在心里久了是会发霉的，我总是想一阵子，再自我否定一阵子，然后再看着眼前的情景感叹一阵子，尽量给自己找点事情做，我想，我终究是想多了吧。
到了“五一”，水还是没有下来，父亲嘀咕：“这清明前后，点瓜种豆。节气都过了，水还不下来，水浇上都啥时候了，还能种点啥呢？”
母亲说：“能种点啥就种点啥，这么个乱糟糟的地方，你还指望它打金豆子呢？”
母亲这两年的脾气越来越不好了，动不动就怼父亲。而且她一直不看好这个地方，她不知道父亲都六十岁的人了，哪来这么大的心劲儿，还非要在这个地方种地。也可能是她心疼父亲，想着这么大年纪了，一辈子没享上什么福，又是个病身子，还这么奔波，不知道意义在哪里。
父亲看着母亲，没有再言语，或许他也知道，再说两个人吵起来就没意思了。
盖房的人多，真正来种地的人并不多。红寺堡正在建设初期，稍微能过一点的人都不想在这里吃苦。所以大家都还在观望。可这却苦了这些要种地的人，水渠没有挖开，灌溉的土地又分散。连着三次，水都没有放下来，不是大渠被拥堵，就是斗渠出问题，更糟糕的是，我们挖的水渠不堪一击，水朝过一流水渠就垮了，水就像脱缰的野马，在地里乱窜。而且，我们又是趴又是跪地目测出来的水平线平的地根本就不平，水一进地，哪里平哪里不平一目了然。看着满地乱跑的水，大家都束手无策，感情大家当了半辈子农民，到头来居然不会种这里的地了。
水快到父亲地里的时候，母亲煮了十个鸡蛋，我和天明揣着这十个鸡蛋去给父亲地里淌水。走的时候，天明对父亲说：“姨夫，你不用来了，就那点地，我们俩就淌了。”
父亲还想说点客气话，但天明一再说我们两个人就够了。到地里的时候水还没有下来，我们就坐在斗渠边上等着水下来。今天没有刮风，罗山上的路、屋舍上的墙皮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要是有个人走在那里的路上，一定也是可以看到的。
这里真的很空旷，除了我们俩再看不见别人的身影。几只喜鹊在田埂上蹦跶着觅食，对于这种依赖树来垒窝的鸟来说，最大的困难可能不是觅食，而是在哪里安家。这里没有一棵树，不知道觅完食它们能去哪里栖息。一只类似于壁虎的小东西从我脚边匆匆爬过，全身长不超过十厘米，却在沙地里灵活穿梭。吓得我跳起来离开水渠，因为它的脑袋太像一条蛇，而它的尾巴又像老鼠一样，四个爪子紧贴地面，肚皮细白。特别是它歪着脑袋打量我的时候，我总是想起在高干梁折蕨菜时遇见的蛇的眼睛，冷冷地、幽深地，那种打量，让人头皮发麻。高干梁人给它取了名字，叫它“沙和尚”。我一直觉得高干梁人是有创意的，总是能把一些无趣的东西说得非常有意境，就比如这个小东西，怎么就成了“沙和尚”呢？
看着我狼狈，天明笑我胆小，我白了他一眼。男人和女人的神经永远都不在一条线上，所以，也别指望他会理解我的恐慌。
最先到达的不是水，而是水渠里的各种杂物，树叶、草籽、蒿子、塑料瓶瓶、烂纸袋子，上面还架着一只粉红色的拖鞋，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顺着水渠欢快地奔涌，把我和天明弄了个措手不及。
斗渠是直线下来的，水要进毛渠就要把斗渠直接堵死，让水九十度拐弯流进毛渠，一路过去，从最后一块地里朝前匀着淌水。等这家靠近斗渠的最后一块地淌满，就喊下一家子来把水移交过去，那家用同样的方法淌水，这家子再把自己家的毛渠堵上。
我和天明把斗渠用土填得严严实实的，生怕漏水，又跳着踩了一顿脚。可即使这样，这些杂和在一起的东西欢快地奔来时，差点从我们挡的土埂上蹿了过去。天明喊我赶紧拿铁锨把这些东西清理掉。啥都怕多，多了就挺吓人，这些东西一见水，又搅和在一起，重量就增加了，我一铁锨下去，一下子没捞起来还差点把我带进水渠里。天明一看不行，赶紧过来帮忙，两个人用铁锨合力捞了半天才捞起来一堆。我们俩挡水的土埂被水冲刷得摇摇欲坠了，天明说，他捞这些杂和，让我赶紧加土巩固土埂。我拿铁锨使劲踏着渠边的土朝土埂上扔，平时一铁锨土感觉也多呢么，但此刻一锨土扔下去，就好像擀面的时候撒了一把干面一样，作用不大。眼看着水一点点浸过土埂，天明也着急了，停下捞杂和，转身过来帮忙，男人力量上的优势在这一刻就体现出来了，他的几铁锨土扔进去，水一下子安分了下来，乖乖地拐进了毛渠。天明嘱咐我再跳着踩一下土埂，我就像只跳蚤一样，在土埂上使劲蹦。水渠底下的土被泡软了，踩得多了竟然和一团软面一样，黏黏糊糊的。我赶紧下来，拿土又加固了一顿，继续蹦跶着踩，直到把这些浸水的土埂整个掩埋起来。
本来以为这样就完事了，水可以顺利地淌进地里。可一淌水才发现，我们的毛渠是多么的不结实。斗渠是国家拿水泥板铺好的，毛渠就是我们自己挖的，将近两百米远。水走了一半，毛渠就出问题了，一个老鼠洞里开始渗水，天明过去堵洞，三两下找不到，这一耽搁，前面又开始渗水。我们挖的毛渠在水面前就成了个豆腐渣工程，哪哪都出了问题，我和天明像两只猴子，上蹿下跳，到处救水。两条腿抡成连枷了也没有救下，毛渠到处决堤，我们俩喘着粗气，拄着铁锨把不知道应该去救哪里，只能眼睁睁看着水在地里乱窜。天明抖了抖脚上的黏泥：“没办法了，就让这样淌去吧，奶奶的腿，这太考验人了，咋这样嘛！”
我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没有再说什么。天明缓了一口气说：“走吧，去把水口子看好，斗渠那儿要是垮了更没办法了，也不知道其他地方的人种水地咋种着呢，我们咋就弄得这么狼狈，这水简直和老虎一样。”
我笑了笑：“不知道么，可能人家种地有经验了。”
对于我的无趣，天明历来是无语的，我总是慢半拍，总是不接话，接了也是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气得他也翻白眼。
我俩到斗渠上的时候，土埂又一次被水冲刷得摇摇欲坠了，这次比上次还严重，就剩了薄薄一层。天明喊我赶紧加土。人一慌就出事，我铲了满满一铁锨土扔向土埂，没想到土埂已经太薄，反倒被我一铁锨土下去给砸塌了。水呼啦一下就涌向了那个豁口，只一下，斗渠就开了，天明气得吼我：“你咋这么笨嘛！”
我已经顾不上他的脾气了，只想着怎么能把水堵回来，这淌的可不是水，而是钱。淌在父亲的地里怎么都好，流在水渠里淌别人家地里就是浪费。我把铁锨挡在斗渠里让天明扔土，我又把身上的外套脱下来堵在斗渠里，都没用，水太急了，一铁锨下去就像给水里加了一把调料，根本停不下来。天明脸上的汗像水一样朝下流，他顾不上擦一把，可扔了半天，渠里没有存下一把土。
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想，我就是想把水堵住。我扔了铁锨，捞起外套，扒着渠边子一屁股坐在斗渠里了。天明一看又开始吼我：“你咋这么笨嘛，你下去干啥去了？”
我抬头说：“赶紧扔土，说这些有啥用？”
我用后背让水流缓了下来，土在我的后背上慢慢地被堆积起来，脚下的水越来越少了，我知道，斗渠再一次被堵了起来。
天明看着重新被堵起来的斗渠，我把鞋和袜子脱了在水里涮了一顿，拧干水继续穿上。天明说：“这里也没人，你把上衣、裤子都脱了涮涮拧干了再穿上，你也真是的，水跑了有多大个事情呢，你为了娘家的事情连命都不顾了。”
我又不接话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也没听他的，光天化日之下，即使没人我也不想脱衣服，湿就湿吧。好在五月了，水没那么凉。只是我这一身泥真是壮观。
整整一天，我们俩就耗在斗渠旁边看着，毛渠完全坏了，只能让水信马由缰地在地里跑，有的地方淌上了，有的地方干着，地不平，也只能淌到这种程度了。
父亲撵来看的时候，我身上的衣服都已经干了，只是泥还条条绺绺地沾在衣服上。父亲问我咋了，我说没咋。天明气呼呼地说：“那个和超子一样么，看着水堵不住了，人就坐在水渠里挡水。”
父亲叹口气说：“这个地方还真是苦焦啊，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好一点，你也真是，水跑了就让跑去，你怎么敢坐在水里面嘛，遭下病可咋办？”
我说没事，然后再不说话，用手抠着裤子上干了的泥巴。父亲看了一圈，觉得水淌得差不多了，就打发我先回去喊下一家来接水。走在回家的路上，腿酸软得厉害。两边的地里都是光秃秃的，田埂上栽下的树也是秃秃的。罗山迷蒙了起来，看着好像又要起风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