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凡
奇迹是崇拜的基础。
——托马斯·卡莱尔，《衣裳哲学》（1834）
我认为，对宇宙怀有宗教般的感情，是最强烈、最高尚的科研动机。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概念与判断》（1954）
艾莉能清楚地回忆起在那趟华盛顿之行里，自己到底什么时候爱上了德·希尔。
但要敲定和帕尔默·乔斯会面的具体时间，似乎得花上很久很久。很显然，乔斯不愿意造访阿尔戈斯项目所在地；他说，让他感兴趣的是科学家们为何不敬，而并非他们如何解读信息。为了弄清楚科学家的秉性，他们需要去更加中立的地方。至于去哪儿艾莉倒是无所谓，反正总统的特别助理会替她去谈。总统希望艾莉和乔斯一对一会面，其他射电天文学家都别来掺和。
艾莉也希望能尽早敲定时间，因为再过几个礼拜，她就得飞去巴黎参加世界大消息协会的第一届全体会议。她和维戈是全球信息收集项目的协调人，与此同时，记录电波已经成了各地天文台的日常。
最近几个月，他们收到的信息没有出现任何疵漏，艾莉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又有了些私人时间。她决定和妈妈好好聊聊，不管妈妈说什么，她都要保持耐心。此外，还有一大堆备份文件和电子邮件等着她处理，不但有来自同行的批评和祝贺，还有宗教界的警告、民科自信满满的理论，以及全球粉丝的来信。《天体物理》杂志她也有个把月没看了，最近的八月刊上，还有篇文章的第一作者是她——那是整个八月刊毫无疑问的焦点。因为织女星电波信号强烈，很多天文爱好者厌倦了他们的“业余”级无线电设备，开始建造起自己的小型射电望远镜和信号分析仪。刚开始接收电波那阵子，他们记录下的电波确实能派上用场，但直到现在他们还在包围着艾莉，觉得自己掌握了SETI专业人员所没注意到的情报。艾莉觉得她应该好好写封信，鼓励他们也注意下阿尔戈斯基地的其他重要项目，比如类星体观察之类的。话说回来，别看她计划立了一大堆，实际上她把几乎所有空余时间都用在了肯身上。
当然啦，艾莉确实有义务让总统的科学顾问尽可能深地参与到阿尔戈斯项目里来，唯有这样，总统才能得到最新最充分的科研信息。艾莉希望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能像美国总统那样，对他们的工作有彻底而深入的了解。总统本人虽然没有接受过专门的科学训练，不过倒真挺喜欢这个项目。不光因为它的实用价值，还因为知识本身令人愉悦。除了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以外，美国这样的总统委实不多。
即使如此，德·希尔愿意在阿尔戈斯项目上耗费那么多时间还是有些不寻常。他每天要花一个多小时，用高带通通信设备和华盛顿老行政办公大楼“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的同事联系，剩下时间，就艾莉所知，他一直……待在附近。他会捣鼓电脑系统，或去造访某几台射电望远镜。有时候，来自华盛顿的助手会陪他同行；更多情况下他选择独自一人。德·希尔在阿尔戈斯基地搞到一间空闲的办公室，透过开着的门，艾莉常常看到他脚搁在桌上，读着什么报告或者打着电话。他会朝艾莉愉快地挥挥手，然后继续工作。艾莉注意到他不但同德拉姆林、瓦莱里安讲起话来很随性，对那些低级技术人员和秘书也一样。后者不止一次告诉艾莉，说他很“迷人”。
德·希尔总是有一堆问题要来问艾莉。起初都是些技术上和程序上的问题，不过很快就变成了对未来的各种计划，后来更是变本加厉，完全成了天马行空般的假想。再往后，对阿尔戈斯项目的讨论已经成了他们待在一起的借口。
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华盛顿要求特别应急工作组会议后延，原因是泰隆爆发了自由危机。为了这个会议才从新墨西哥飞来的艾莉和德·希尔一下子多出了空闲时间，便决定去越战纪念碑逛逛。纪念碑设计者是当时还在耶鲁大学建筑系念本科的林缨。那场愚蠢的战争所唤起的记忆本应满是阴霾和悲哀，但德·希尔看起来似乎挺开心，让艾莉情不自禁地思考起这个人性格中的缺陷。两个总务署的便衣小心地跟在他们身后，佩戴着肉色的定制耳塞，仔细看才能分辨。
德·希尔哄着一只漂亮的蓝色毛虫往枯树枝上爬。毛虫一拱一拱地攀上去，色彩斑斓的身体随着十四对足的运动不断打颤。在枯枝末端，它抬起前五截身体在空中不断试探，见始终没找到新的枝叶，便很聪明地转过身，沿着来路往回爬去。不过德·希尔换手拿住了枯枝的另一端，于是回到起点的毛虫发现它依旧无路可走。就像被关进笼子的野兽，它来回反复试探了好多次，最后几次已经泄了气。艾莉开始可怜起这个倒霉蛋，虽然她知道这些家伙会导致大麦歉收。
“这小家伙脑袋里的程序多棒啊！”德·希尔赞叹道，“这款超级逃生软件每次都会启动，还让它知道不能往下掉。我的意思是，它明白这根树枝被举起来了。毛毛虫在自然界里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树枝肯定会连着什么东西。艾莉，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把这个程序安进你的脑袋，会有什么感觉？我是说，如果你走到树枝末端发现没有路，你会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事实吗？你会怎么处理这种情况？你会记得自己对此的想法吗？你会好奇自己是怎么知道应该探出10英尺的身子，但后18英尺牢牢抓着树枝的吗？”
艾莉微微侧过头，仔细打量德·希尔——而不是毛毛虫。对德·希尔来说，把艾莉想象成一只虫子好像不是什么难事。她决定不直接回答问题。艾莉提醒自己，德·希尔之所说这些话，只是犯了生物学家的职业病而已。
“你打算对它怎么办？”
“大概是放回草坪吧。还能怎么着？”
“有些人可能会踩死它。”
“明白一种生物拥有意识以后，你就很难下得去手了。”他依旧举着枯枝。
他们静静地走了一会儿。两人经过的抛光黑色花岗岩纪念碑上，刻着55000个死难者的名字。
“每个准备打仗的政府都会把敌人描绘成怪物。”艾莉说，“他们不希望你把对手当人看。如果意识到你的敌人和你一样会思想、会感受，你就会犹豫该不该杀死他们。但战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最好把对面当成怪物。”
“嘿，看看这个漂亮的家伙。”过了一会儿，德·希尔说道，“真的。仔细看。”
艾莉照做了。她压抑住心中的反感，试着从他的角度来看待毛虫。
“看看它在做什么。”德·希尔继续道，“如果它有你我那么大，能把人活活吓死。一个真正的怪物，对吧？可它才那么点大。它以树叶为食，只注重自己的事，还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了一些美感。”
艾莉挽起德·希尔空着的那只手，沉默地走过了一排排死难者名单。那些名字是按照牺牲时间排列的。当然，这里的死者全是美国人。虽然那场战争还在东南亚造成200万当地人口的死亡，但世上却没有类似的纪念碑去缅怀他们。美国人看待那场战争最常见的角度，只是党派政治削弱了己方的军事实力，觉得自己遭了暗算，艾莉想，和德国打输一战时差不多。越战愧对我们的民族良知，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位总统能鼓起勇气去抨击它——越南民主共和国后来采取的那些政策，也没有让情况往好的方向发展。她还记得美国士兵是怎么称呼北越军人的：亚洲佬、扁额头、斜眼，还有那些更糟的叫法。如果人类连尊重对手都做不到，真的能迈进下一个历史阶段吗？
日常生活中的德·希尔一点儿不像个科学家。他在街角报刊亭买报纸的样子，让你绝对想不到这人居然能搞科研。他讲起话来永远带着纽约腔，同事们觉得这是种单纯的反差萌，而且随着他搞研究的名气越来越大，人们对他口音的关注也越来越小。但怎么说呢，他在许多学术名词上的发音总归很有趣，比如他说出口的“三磷酸鸟苷”，就给人一种那是爆炸性物质，而非稳定分子的感觉。
两人迟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坠入爱河，其他人却早就心知肚明。几个礼拜以前，维戈还在阿尔戈斯的时候，长篇大论过好几回关于语言的非理性问题。那一次，他们聊到了英语。
“艾莉，为什么人要说‘再次犯下同样的错误’？‘同样的’和‘再次’不是语义重复了吗？‘烧起来’和‘烧掉了’的意思不是差不多吗？‘慢下来’‘慢慢来’不也都一个意思吗？既然有了‘拧上’，为什么不是‘拧下’呢？”[1]
艾莉漫不经心地点点头。她不止一次听到维戈跟他的苏联同事抱怨说俄文不够精确，她敢打赌，巴黎会议上也会有人说法语存在同样的问题。当然啦，人类的语言确实有各种各样的缺陷，然而考虑到它们的起源五花八门，又一直受到各种微小压力的改变，要是始终不走样才是怪事。维戈抱怨归抱怨，不过心情一直很好，艾莉也就没跟他提自己的看法。
“还有‘头上脚下地跌进爱河’，”维戈说，“这是句俗话，对吧？它的字面意思和它要表达的完全相反。脑袋的位置本来就在脚上面。你要真被恋爱冲昏了头脑，那应该是‘脚上头下’。对吧？你知道恋爱什么滋味，不过发明这句俗语的人恐怕并不清楚。他觉得你走起路还是一如往常，而不像那个法国画家——他叫什么来着？”
“他是俄国人。”艾莉答道。他们的对话正在往尴尬的方向发展，马克·夏卡尔正好给了她一个台阶下。聊天结束以后，她有些好奇维戈是不是在调侃她，或者想从她这里打探点风声。也没准他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艾莉和德·希尔之间增长的情愫。
不过很明显，德·希尔对此多少有些抗拒。作为总统的科学顾问，他把大量时间投入到了这项史无前例、微妙又前途未卜的事业中。和这项事业的领军人物产生感情纠葛，无疑会带来风险。总统要德·希尔做出冷静客观的判断，他得在必要的情况下提出艾莉会反对的行动方案，或者力劝她收回计划。爱上艾莉，无疑会对他的工作效率造成影响。
对艾莉来说情况更加复杂。她在当上这个大型射电天文台的主管前，有过不少伴侣。她不是没品尝过恋爱的滋味，可是结婚一直离她很遥远。艾莉依稀记得她每次决定终止双方感情的时候，都会用一首四行诗——是威廉·巴特勒·叶芝写的吗？——来安慰伤心欲绝的情郎们：
吾爱，你说若非永恒，爱便不存。啊，多么愚蠢，世上多的是更棒的剧目。
她清楚记得约翰·斯托顿向妈妈求婚时是个多有魅力的男人，但在成为她继父后，又是多么快地褪去了那层诗意。只要你跟男人结婚，他们要不了多久就会变出你没见过的可怕形象。女性对浪漫的追求就是她们的弱点，艾莉想。她不会重蹈妈妈的覆辙。不过从更深层的心理来讲，她害怕毫无保留的爱，害怕把自己托付给一个可能会抛弃她的人。而你只要不付出真爱，自然就不用担心受到伤害（其实艾莉没有仔细想过这事，只隐约觉得这说法算不上完全正确）。再说了，如果她没有真正地爱上一个人，也就不会真正地背叛他。在内心深处，艾莉始终觉得妈妈背叛了去世多年的爸爸。直到现在，她还是很想念他。
肯似乎不一样。又或者她对男性的期望在这些年里一点点妥协了？和她能想到的其他男性不一样，肯在面临挑战或者承受压力时，表现得更加温和，更有耐心。是的，要从事他这份工作，和解的心态和科学上、政治上的素养都不可或缺，可艾莉还是觉得自己瞥见了他表象之下一些更坚实的东西。能把科学这样融进生命，能向两届政府这样传授科学理念的人，无疑值得尊敬。
在小心翼翼的试探中，两人越走越近，后来德·希尔甚至有了点要在艾莉房间里住下来的意思。他们享受彼此的对话，各种奇思妙想像羽毛球一样在两人间飞来荡去。有时候甚至不用把话说完，他们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德·希尔是个体贴入微、聪明睿智的情人。用生物学的术语来讲，她喜欢他分泌的信息素。
能和德·希尔聊这么起劲，能在他面前这么放开自己，让艾莉所料未及。她越来越爱他，而这反过来影响了艾莉：因为德·希尔，她发现了一个更好的自己。很显然，德·希尔也有同样的感觉。正因为如此，他们之间的爱意越来越浓，却依旧能够保持着对对方的尊重。至少，艾莉是这么告诉自己的。以前即使朋友再多，她也会感到隐隐的孤单。但自从有了肯，她再也没体验过那样的心境。
艾莉可以自然而然地对他说起自己的幻想、记忆的片段，还有童年的尴尬事。德·希尔不仅感兴趣，甚至显得很着迷。他会连着问她童年的旧事，几个小时就在对话间悄然而逝。他的问题总是直达主题，鞭辟入里，但始终保持着一份温柔。从这时起，艾莉逐渐明白了为什么情侣之间总是会说些外人听起来孩子气的话。每个人心中都有儿童的那一面，但除了情侣之间，它们没有机会向外展露。如果你的次级人格，也就是一岁的你、五岁的你、十二岁的你和二十岁的你，都能在对方身上找到一一的对应，那样你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快乐。爱情是独孤的终结。也许爱得有多深，可以从有多少次级人格享受其中来进行判断。艾莉在以前的伴侣身上，往往只能找到一个对应人格，其他都是脾气暴躁的小跟班。
和乔斯碰面的前一个周末，他们躺在床上。阳光从百叶窗缝隙里洒落，在两人身上打出了条条的纹路。
“跟人聊天时，”艾莉说，“我可以提到我爸爸，不会感到……惘然若失。可如果真的回忆他——他的幽默感，还有……他对生活的激情——那些伪装就会被打破。我会想哭。因为他已经回不来了。”
“毫无疑问，语言能释放我们的情感。至少很大程度上如此。”德·希尔按摩着她的肩头说道。
“也许这就是它存在的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这个世界，同时不被它吞没。假如果真如此，那语言的发明可就不仅仅是上天的赐福了。你知道的，肯，我愿意拿一切——我真的没开玩笑——去换回我爸爸，哪怕只是和他在一起待几分钟。”
她想象着天堂的模样。天下所有已经过世的好爸爸和好妈妈都漂浮在空中，或者倚靠在朵朵白云上。人类从诞生至今，死亡的人口数以百亿计，天堂肯定得是个非常非常大的地方，才能容下那么多的灵魂。宗教所说的天堂很可能拥挤不堪，除非它的概念建立在天文学基础上。只有那样，天堂的空间才绰绰有余。
“肯定有一个数字，”艾莉说，“能够表示银河系里智能生物的总量。你觉得它会是多少？如果存在100万个文明，每个文明都有10亿个个体，那么，嗯……就是10的15次方个智慧生物。不过呢，如果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比我们先进，那‘个体’的概念可能就不适用了；这可能是另一种地球人才有的沙文主义观念。”
“对。然后呢，你就可以算出高卢香烟、夹馅面包、伏尔加轿车和索尼口袋通信器在星系中的生产率了。接下来，则是银河系总产量。算出这一层以后，宇宙的总产量……”
“又拿我开涮。”艾莉微笑，心中没有半点不悦，“不过你想想这个数字。我是说，好好想想。那么多的星球有生命，大多数还比我们先进。你不觉得激动吗？”
艾莉知道德·希尔是怎么想的，但她突然记起别的事：“来看看这个。我一直在为乔斯的会议做准备。”
她从床头柜里拿出了《大英百科全书》的第16卷，上面的标题是“鲁本斯到索马里”。书中夹了张被她拿来当书签的废旧打印纸，她翻到那一页，指着“庄严或神圣”的词条。
“对于庄严或神圣之物，神学家们似乎意识到了一种特殊的、非理性——但并非不合理——的情感。他们叫它‘超凡’。这个词起初……我们来看看……出现在《论神圣》里，那本书1923年出版，作者鲁道夫·奥托。他认为人类有发现、敬畏超凡之物的本能。奥托给这种本能起了拉丁名叫‘神秘的敬畏’。还挺简单，以我的拉丁文能力也认得出来。
“面对超凡之物，人们会感到自己的渺小。不过我没看错的话，这里并没有被忽视的意思。奥托认为超凡是‘完全的它者’，人类见到它们，会感到‘彻底的讶异’。如果宗教人士也愿意用这种词来描述庄严啊、神圣啊之类的东西，我倒是乐于接受。这就像你在不停地收听电波，但你没想过居然真的会有信号传来。我猜所有科学都能激起类似的敬畏感。
“现在听听这个。”艾莉读道：
百年来，许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说超凡之物已经消失，宗教将迎来消亡。一项对宗教史的研究表明，宗教的形式发生了改变。对于宗教的性质和表现方式，人们从来没取得过一致的看法，不管人们[2]……
“当然，又是篇男性至上主义者写的文章。”艾莉评论道。然后，她继续读了下去：
不管人们有没有处在全新的形势之下——传统上，我们认为超凡神圣之物存在，但现如今，我们完全抛弃了老一套，转而发展起对终极价值结构的认知。
“所以呢？”德·希尔问道。
“所以我认为，制度化的宗教就是用条条框框限制住你，不让你直接感受到那些超凡的事物——打个比方，通过6英寸口径的望远镜观察星空。如果对超凡的感知是宗教的核心，那么，到底谁更有宗教信仰呢？是官僚制度化教派的教徒，还是对科学不懈探索的人？”
“咱们来看看能不能说得更直接点。”德·希尔回道。这个句子原本是艾莉的口头禅，现在被他给学去了。“在一个懒洋洋的周六下午，一对裸体的男女躺在床上，阅读《大英百科全书》，并争辩仙女座星系是不是比耶稣复活更‘超凡’。你说，他们真的知道什么叫享受生活吗，嗯哼？”
[1]慢下来、慢慢来的原词为Slow up、Slow down，拧上和拧紧是Screw up和screw down。Up和Down在英文中是“上”和“下”，但组成这两个词组后，语义并未发生变化。
[2]这里的“人们”，原文为man，亦有男性之意。
第二部分
机器
万能的讲师通过宇宙的结构，将科学原理展示了出来，引诱人类去学习、去模仿。他仿佛在对我们这颗星球上的居民说：“我造了大地，使人类得以容身；我造了苍穹群星，授人类以科学与艺术。现在，你们终于能过得舒舒服服，从我慷慨的恩赐中学习该如何与邻为善了。”
——托马斯·潘恩，《理性时代》（1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