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母亲、生育和生命之初的故事 医院

1

2022年5月底，距离孩子预产期还有一个月，母亲就坐上了从老家哈尔滨到北京的高铁。根据当时的防疫政策，只要出发地出现一例病例，健康宝即弹窗，无法抵京。两家每天关注着数据，在哈尔滨病例数清零的当天，母亲迅速收拾好行李，启程来京陪产。

母亲抵京时已是深夜，火车站旅客寥寥，略显冷清。远远看见瘦瘦小小的她，拖着和体型不相称的行李箱，头戴隔离面罩和厚口罩，朝我用力挥手。

我们上一次见面，还是在2019年春节。2020年春节，疫情爆发。2021年春节，老家小区封控。2022年春节，怀孕不便远行，就地过年。时隔三年，这是我第一眼见到母亲。

“你不该来的，我自己打车就行了。”她说。

车子载着我和母亲疾驰在空旷的街道，初夏的北京之夜，褪去白天的燥热，但仍不免叫人汗涔涔。“把面罩摘了吧。”我提议。母亲犹豫片刻，轻轻摘下隔离面罩，露出一双疲惫的眼。因为自身患有基础病，母亲没能打疫苗，加上肺部有病灶，每次出行，对她来说都是一场冒险。

然而，找上门的却是别的麻烦——来京第三天，母亲全身起了荨麻疹。腿、胳膊、脖颈、后背，一夜之间爬满了红色的疹子。我常见她一个人坐在床上，背对着房门抓挠。荨麻疹的痒侵扰了她的睡眠，连带着消化系统也开始反抗，频繁拉肚子。紧接着是停不下来的咳，支气管扩张的老毛病了。每当她努力说完整一句话，都不得不停下来，等这波咳嗽过去。这些天，她整个人消瘦下去，身体的疲态已让她无力应对。为了不给我添麻烦，她一直在试图掩盖，身体的实际状况却一次次漏了馅儿。

事不宜迟，网上挂了号，立刻带母亲去看病。一路上，她紧紧抓住我的胳膊，生怕我不小心摔倒。“我保护你。”穿过马路前，她拽住我的手，语气坚定。我别过脸，看向穿行的车流，感到滑稽：明明是我带她去看病，在我临近生产前夕，她如何保护我？

我扛着肚子，拖着抽筋的小腿、肿胀的双脚，因为腹腔内的压迫大口喘气。此刻，我们母女俩，都为了成全对方、照顾对方的不适，努力同自己的脆弱抗衡。

排队扫码进入医院时，母亲的手机响了，是姥姥、姥爷所在护养院的负责人打来的。

“你们尽力就好，我不追究。”我听见母亲说。

年初，母亲带上八十八岁的姥姥、九十二岁的姥爷，从之前的敬老院搬到哈尔滨市郊一家医养结合的护养院，起因是姥姥突发心脏病，原先的敬老院没有医疗条件。疫情正紧迫的节点，院方不许家人陪护。母亲不忍，避开了院方的围栏和监控，从后院的小树林钻进去，领着姥姥和姥爷去到他们的新居。

我无法想象那样瘦弱的母亲是如何背着行李、搀扶着两个老人偷偷穿过树林的。她后来和我炫耀，说自己虽然距离七十岁没几年，但仍身手矫健——可是，本不该如此啊。我想不通这有什么好骄傲的。

姥姥刚转好，姥爷又发病了。护养院的负责人打电话过来，时为了确认是否用药，并告知最坏的结果。这几年来，母亲一直在为两个老人奔忙。最近每隔一俩个月，她都要去医院开上数十种药，按照服用剂量分配、打包、标记好日期，再送到护养院去。衣物、水果、日用品，老人一个电话过来，母亲便立即行动。从家到市郊两个小时的车程，东西送到了，老人已经忘记了为什么需要。

“人啊，不是一点一点衰老的，而是一瞬间。一瞬间，就老了。”挂断电话后，母亲感慨道，像是在自言自语。

记得上一次回家，去敬老院看他们时，姥姥坐在床边，对着窗户发呆。听见响动，她转过身，望向我和母亲。我走过去，半晌，她将我紧紧搂在怀里，脸贴脸。那是我们之间打招呼的方式。姥姥认出了我。而我此时才知道，姥姥早已无法走路和站立，起初只能坐轮椅，没过几天，轮椅也坐不住了，只能躺在床上。母亲雇了医院的护工照料，喂水，喂饭，给药，擦身体。然而身体机能的退化是不可逆的。很快，姥姥大小便失禁，不认人，脾气无常，不时陷入谵妄。

“来这儿之前，我都准备好了。”母亲语调平淡。“照片选好了，衣服备好了，该交代的都交代了。”

“其实你不来，我自己也可以的。”我说。

“都是必经的过程。没办法。”她仿佛没听见我说话，自顾自咳起来。

距离预产期一个星期，我变成了黄码。接到社区打来的电话，说我和阳性病例时空伴随，就在家附近的商场，要求我居家观察，等统一安排的核酸上门，检测结果阴性即可解除。至于何时安排核酸上门，何时能自由活动，仍是未知数。小区内变黄码的不在少数，上班的、上学的、等着去医院的，都在群里发问，得到的答复一律是：等通知。

当天，隔壁楼因有阳性病例到访被封控，单元门口竖起围栏。十几人的保安队进驻小区，分批把守在每个单元门口，出入需查验核酸。整整一天，接打电话，反复确认与被确认；一层楼一层楼喊人，统一在院里做核酸。次日一早，每家每户门口安装了门磁，社区分发“爱心菜”。一切迹象均表明，小区封控只是早晚的事。

腹中的孩子一日比一日膨胀，强有力的胎动、顶出肚皮的气势时刻在宣告：一切就绪，准备发动。我想到自己随时可能迎接一个新生命到来，而那个明晃晃的黄码却预示着一路可能遇到的阻碍。我焦虑到极点，将自己关在房间中，情绪崩溃。

“怎么都有办法，你听我的，肯定没问题。”母亲相当冷静，“我保护你。”

“你怎么保护我？”我感觉极度孤独无助，且那份不安只属于我一人，即便强大如母亲也无法再替我承担什么。我只有默默祈祷孩子来得晚一些，再晚一些，千万等到我可以通行无阻。

一个星期后，黄码变绿码，腹中的胎儿发动了。

凌晨三点，在前往医院急诊的路上，网约车司机要求每位乘客扫码。我刚举起手机，母亲便按下我的手臂，动作略微有些粗暴：“我自己扫就行了。”

司机一再坚持，必须每位乘客扫码才能开车，她瞬间提高了音量：“万一有病例坐过你的车，我们怎么进得去医院？”

我感到尴尬，不知道说什么好。司机也沉默了。

“妈，你太紧张了。”

母亲不再说话。一进医院，她立刻冲到急诊诊室门口替我排队，并命令我坐在一旁。我远远看到她和另一个排队的人争论着什么，走过去，只听她说：“我女儿做胎心监护不影响你们看医生，快让她进去吧。”

“准备住院吧。”医生说。

住院处门口，母亲枯瘦的手几乎嵌入我的手臂，掐得我生疼：“有什么状况都要记得喊医生！自己勇敢点啊！”

疫情期间，家属不得陪产，需要待在门外的等候区，签协议和送物品。玻璃门开了，护工接过我丈夫手中的待产包。母亲的手还掐着我。我用力甩开她的手，强忍阵痛，头也不回跟着护工穿过寂静无人的走廊。

2

凌晨五点，住院部的走廊一片昏暗，阒然无声，只有钟表滴答作响。护工让我坐在前台等她，丢给我一堆表格填写，大多和疫情相关，流调表、承诺书、个人信息采集。借着前台微弱的灯光，我努力填写工整，同时竖起耳朵捕捉空气中和分娩有关的信息。

一片死寂。我坐在黑暗里，对于即将到来的事茫然无知，因此也不感到恐惧。那几年我习得的最主要的事，就是等待和配合。

床头的对讲机叫我到病房对面的胎心监护室。进来的男医生示意我躺下，脱下内裤。紧接着走进来三五人，模样像大学生，估计是实习医生。其中一男生被点了名字，他神情严肃靠近我，“要做一个内检，看看骨盆情况”，声音低到快听不见。我知道这个检查，产检、急诊已做过两次。我屏住呼吸，感到一块长条形石头硬生生塞进了阴道。男生的手指因为紧张而僵硬，为了不让他的第一次实习经历太过波折，我咬牙忍住了，没有叫出声。从怀孕的那一刻起，我的身体已经变作一件容器、一个工具，既然已经踏进了这条“生产线”，当一回“小白鼠”又有什么关系。

每个产妇都要自带绑带，到病房对面的胎心监护室监测胎儿心率。他们将一卷塑料管套在我手上，叫我和几个产妇轮流将管子插在墙上的接口吸氧。除了疼，我其实并不觉得缺氧，但依然照做了。整个过程无人交谈，一旁的护士只负责记录数据，盯机器的时间比看我们的时间长。从进入住院部到现在，四五小时过去，除了独自忍受比月经痛更剧烈的阵痛，接受一个又一个的指令和安排，除了一位护工帮我从待产包里找出用于生产的隔尿垫，另一位产妇替我从地上捡起掉落的手机，全程没有一个人出于关怀问候我，我的感受、疑惑、迷茫、疼痛根本不在这个系统之内。

胎心监测显示，阵痛来临时孩子的心率下降了一次，为了保证孩子能承受住临产前的剧烈宫缩，医生建议我提前催产，将宫缩频率提升到十分钟内三次，以便监测胎儿心率，看是否符合顺产条件。于是，我连人带床从病房被推进了待产室。

等候催产针就位的时间，隔壁床的产妇打着滚在床上喊，鲜血将她的导尿管和大腿染红，黄色的尿液流进她身下的尿袋。她哀求大夫给她打无痛，却被告知因为产程过快，已经错过了打无痛的时机。为了让她在挣扎和情绪崩溃中听清楚这些理由，医生一遍遍大声喊她的名字。

待产室的病床之间没有拉起帘子，她的口罩搭在下巴上，我清晰地看见了她的鲜血、她狰狞的表情，疼痛通过空气传导到我的身体，仿佛我也在痛，也和她一起呼号。那画面和声音的冲击力之大，和我从前看到的资料、影像乃至想象全然不同。她的名字如此文雅，搭配那样的画面着实令人震惊。我突然有点理解为什么在产科和监狱，每个成员都需要一串代号。那些曾被父母寄予厚望的名字，行走社会时写在名片簿上的名字，和客户洽谈生意时被郑重提及的名字，的确不适合公布给所有人听。最好等熬过这一切，回归日常，再更换回自己的姓名。代号就像某种净化仪式，省略掉主体性的痛苦，将一段不堪忍受的记忆彻底封存。

我需要一串编号，替我承受。

等待宫口打开的过程比想象中漫长，我们换上统一的病号服，脱掉裤子，躺在自己铺好的一次性隔尿垫上。疫情期间每位产妇必须佩戴N95口罩，氧气管放在口罩下面。倘若因为呼吸不畅，摘掉口罩，就会有医护人员走过来要求你重新戴上，“也是为你们好，不然呼吸过度会头晕的”。就这样，我们一边忍受着生产痛，一边将脸上的口罩戴上摘下、又戴上。

没插导尿管之前，还可以上厕所。我光着屁股，戴着口罩，推着输液架，走走停停，去到走廊另一头的卫生间。迎面过来的产妇和我的姿势一样，交错时，我们避开了目光，不是出于礼貌，而是不想在对方的窘态中看见自己，更不想留存这里的回忆。后来这个画面无数次出现在梦中，仿若现实版的《使女的故事》。直到这时，我仍是无知透顶，以为只要熬过这段时间，孩子自然会降生，对于即将面临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绝境毫无觉察，竟让护工帮忙从待产包里取一包清洁下体用的卫生湿巾。

“你是来生孩子的，还擦啥啊？”一旁的护士说。

无论做了多少准备，看过多少资料，我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生孩子就是这样：赤身裸体，下体流血，你无法保持整洁或体面，甚至无法保全尊严。

进入待产室约三小时后，阵痛已使我的腹部、肋骨、骨盆、腰背痛到无法忍受，像一辆超载的卡车在我身上反复碾压，骨头连着皮肉被压碎。我从前经历的任何一种痛都无法与之相比。耳边有个声音朝我低语：要撑不过去了，已经是极限了，我快要死了。人生至此，还不曾有什么如此彻底地碾碎我的志气。

“医生，我想打无痛。”我叫来站在床尾的护士，她正和三位用药物调理宫缩频率的二胎妈妈们聊天。

她侧过身，一脸狐疑地盯着我：“无痛？现在吗？”

“我家人就在外面，可以找他签字。”临产前我一度焦虑不安，叮嘱丈夫一定要为无痛分娩签字。新闻里丈夫或婆婆不肯签字的画面反复闪回，人活一世，生死关头还要获得外人的授权，着实荒谬。

“你再想想，再考虑考虑。”护士说。

“考虑什么？”

“你这么年轻，宫颈条件是这些人里面最好的。”她用眼神向我示意身后的二胎妈妈们，医学界定的“高龄产妇”，“她们想自然生还生不了，你自身条件这么好，打无痛太浪费了。”

浪费？那么我用我具备的身体条件，一条健康柔软有弹力的宫颈，实现了什么样的资源置换？为自己赢得了什么有利条件？痛，反过来说，又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呢？无痛和止痛浪费的是什么？初为人母的难得体验？日后向孩子讲述生产之艰的机会？与全世界所有母亲一同经历的某种共同体叙事？

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有了丈夫的签字、麻醉医生已就位的必要条件，镇痛药物终于通过镇痛泵和导管注入我的脊柱。“从1到10，你给自己的疼痛程度打几分？”麻醉医生问我。这个问题太难回答，好比在问“从1到10，你给你对父母的爱打几分”，量化和感知势不两立，冰火不容。

几分钟后，药物起了作用，疼痛被驯服，成为笼中猛兽，山谷里的最末一次回声，杳远空灵。麻醉医生赶往下一台手术，我赤身裸体，下体流着血，蜷曲侧卧在刚刚不知怎样爬上来的手术床上，披头散发，昏昏睡去。

3

当我再一次在剧痛中惊醒，产程已过半，墙上的时钟过了约两小时，窗外的天空是灰蓝色的，我在挣扎中打翻了一瓶只喝了两口的能量饮料。

“为什么还是这么疼？”我几近嘶吼，却没有半点力气。

“不是告诉你了吗？无痛只对第一产程有用，后面还要靠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换了一位男护士，他先在我的下身淋上碘伏，然后将手伸进我的下体做内检，告诉我已经开了七指。疼痛已使我的大脑麻木，小腿抽筋，我想起了陕西榆林因疼痛坠楼的产妇。在那一刻，如果有什么办法能立即终止那样的痛，我会毫不犹豫照做。

我看了一眼窗户，窗外有护栏。

抽筋的疼痛，生产的疼痛，下体伸进一只手的疼痛，撕裂后缝针的疼痛，趾骨分离无法行走的疼痛，乳头皲裂的疼痛，哪一种疼痛更要命？更无法忍受？更让人感到受辱？

承受剧烈疼痛的躯体并没有思想存在的余地。时隔一年半后，我才开始回溯疼痛的根源，想厘清它为何会将我抛掷在震惊和不解的荒芜之地。在怀孕期间，我翻看了介绍孕期常识的指导手册，手机被推送过不少母婴博主的科普视频、日常vlog，和有怀孕和生产经验的人聊过，也阅读过市面上形形色色有关女性主义、母职、育儿的理论书籍。我从不恐惧知晓，不想故意回避，更不想和父母辈、祖父母辈一样一无所知地接受命运。然而，我自以为知晓的一切，在被推进产房的霎那轰然崩塌。

每次疼痛袭来，我双手和脚趾一并抓紧床围栏，粗重地呼吸。为了防止我们从床上滚落，床围栏相当受用。隔壁床正在用药物调宫缩的大龄妈妈从床上起身，紧盯着我，观察我的一举一动，仿佛想从我这里找到动产的答案，那热切又游离的眼神令我心颤。想象中齐心协力的画面并不存在，肢体接触是没有的，安抚更无从谈起。在剧痛和翻滚当中，我的小腿抽筋了，我请站在床尾的男护士帮忙，他并没有伸出援手，只说：“你自己勾脚趾，我帮不了你。”我帮不了你，他前后说了好几次。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再贴心的医疗服务也不能减缓我的痛。但我想不通的是，即便陌生路人我也会过去帮忙，他为什么不帮？

使我自尊受挫的远不止这些。为了早点结束这一切，我不得不一次次恳求他替我做内检。他用碘伏淋洗我的下体，伸手抵住阴道口，叫我“用力推”。因为长时间的疼痛和喊叫，加上一直没有睡觉、吃饭，我精疲力竭。见我用力不够，他用半嘲讽半激将的语气喊出我的名字：“你太弱了！就这点力气，你怎么生啊？”停顿一会儿，他又问：“你平时不锻炼的吗？”

在这位男护士告诉我开了七指、可以进入最后产程之前，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唯一指示就是“鼻子吸气，嘴呼气”。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极力忍耐着，担心自己的喊叫声打扰到其他人。不知过了多久，帘子拉开，待产室里除了我，空无一人。

后来我被推到手术室，他们叫我自己爬上产床，腿放在两个支架上，手抓住两侧的把杆。一位负责接生的中年女性坐在门口，告诉我如何用力，见我始终不得要领，她说：“你逛大街呢？我们都跟这儿耗着下不了班。”

生产持续了十七个小时，从凌晨到夜晚。疼痛抵达承受的边界，体力趋近极限，我手脚发麻，眼前发亮，眩晕使我听不清医生的指令。“她很会用力啊！”一位小个子护士走过来，抚摸了一下我的头发，“你放心，这是我们院最有经验的助产士。”

手术室紧绷的气氛一下子放松下来。我什么话都没说，内心却感激不尽。因为从始至终，我都是“不合格”的产妇，力气小，不会用力；我不够格成为母亲，因为不会忍痛，无法在关键时刻给孩子最好的助力；我无知，阵痛刚开始就因为怕没力气喝掉半罐红牛，吃了两块巧克力（“万一到时候顺产生不出来，剖宫产可是要洗胃的！”）；我不合时宜地穷讲究，开指时还惦记着擦净下体；我固执，那么好的宫颈条件却打了无痛。我是耽误医生下班的病人，不得要领的产妇，不负责任的妈妈，从始至终只想着自己要活着出去，几乎没有余地想孩子。

面对不了黑暗，无法凝视深渊、坦然坠落，创造便永无可能。在人生的至暗时刻，努力做一个周全的好人，又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在孩子顺利娩出后，我还要用尽最后的力气向替我缝针的医护人员道谢、关心她是否辛苦？刚刚还在用嘲讽击碎我又用她的专业将我缝补起来的人，我渴望从她那里获得什么认可呢？“今天我遇到了一个懂礼貌的产妇”？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些时刻我并不真正存在。我的孩子也是。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在经受一段现代社会的过渡礼仪。没有旁证，没有注目，没有劝慰，只有鲜血、被压抑的嚎叫和捱不过去的疼痛。还有劫后余生之后一条幸福洋溢的朋友圈。

“在历史上的当下做一个身受剧痛的小人物，意味着在大多数人只想往你的身体里窥探时，做一个对自己身体尚存感知的人。”

如果我能在生产之前，在过去孤立无援的时刻到来之前读到诗人安妮·博耶的这段话就好了。那样，我所承受的，我们共同承受过的，也就不会令人绝望且无意义了。

一声啼哭。

“怎么这么多羊水！”

“哪里？”

“不是肺里的，好像是胃。需要叫儿科来吗？”

“不用。”

长长松一口气。

一团淡紫色的肉球被抱过来，你皱巴巴的额头贴在我脸上。两秒。我永远都忘不了那种触感。这是你和我打的第一个招呼，你发皴的皮肤紧紧贴在我的脸上，温温的，味道像是被大雨冲刷过一整夜的草皮、冬天从屋外回家后风尘在人身上留下的淡淡腥味。

针线在我的下体穿行，撕裂伤，医生说要手动缝合半小时。“缝肉是需要缝出层次的，没那么简单。”医生边动作娴熟地穿针引线边向我解释。经历过十七个小时的生产，此时的疼痛更锐利、叫人无法细想，但多少带有解脱的滋味。

“会通知家属吗？”我问。

“会的。”

过不多久，护士将你放在我身边。你裹在一块墨绿色的布里，闭着眼，油黑的头发像刚洗过。粉红色的嫩嫩的皮肤，圆圆的鼻头上长着粟粒疹，额头上一块浅咖色的印记似有似无。我的孩子，一个崭新、干净的小生命，就这样只身闯入未知的世界。

“该拿他怎么办啊？”我问护士，下一步该做什么，我还没有概念。

“什么怎么办？”他转身去了隔壁床。那个产妇宫口已经开了五指，除了急促的吸气声，她过于安静了。

4

三小时后，我从留观的产房被推回病房，用手机发了你的照片，家人才知道一切顺利。疫情期间，家属一律不许进入病房陪护，也没有人告知他们孩子已经出生。想象中医生抱着孩子通知家属，和他们宣布孩子顺利降生、男孩女孩、几斤几两、母子平安的画面并未出现。

医院内外的时间被切割开来，当护工替你穿上衣服，喂你喝下第一口奶粉，我为自己渡过劫难而庆幸时，在医院门口等了一天一夜的爸爸、因为身体熬不住回到家中熬夜等待的姥姥、远在东北的姥爷、河南的奶奶爷爷，都还各自握着手机不敢入睡，等待着你的平安降生。

我叫你——久久。但愿人长久。我以为是最好的祝愿。

分配给我的护工是一位六十岁左右的东北阿姨。两个折叠凳子放在床尾的空地上，再搬出一个木板擎在上面，铺上瑜伽垫，就成了她夜里睡觉的临时床铺。曾安安静静待在我腹中、仅靠翻滚和蹬腿宣告存在的你，此刻在透明小床里时睡时醒，不时发出生涩的哭声。

麻醉医生下班了，无痛分娩的止痛泵还挂在我身上。等到三天后出院，我才重新在镜子前审视经历了这一切的自己：肚子松松垮垮，似热水袋一般；乳房被堵塞其中的奶水撑得锃亮，一直肿胀到接近锁骨的位置；肚脐是深褐色的，变得扁平，肚脐上方留下了一道“V”字形的妊娠纹；固定导尿管的胶布已被撕去，在小腹左侧留下了两道深色的印记，任凭我用流水冲洗、毛巾擦拭也无法除去；无痛针刺入脊柱的针眼被一块方形胶布盖住；缝合的下体肿胀起来，形成一个肉疙瘩，排尿时火辣辣地疼；小腿和脚上还沾着血，已然干涸，变为红褐色。

我凝视镜中的自己，像和一位从战场凯旋的士兵对视，眼里没有骄傲，只有疲惫。她只身闯过了鬼门关，自此以后，要去打更加艰难、更无法预测的仗了。

病房安静得让人喘不过气。明天即将剖宫产的年轻妈妈在偷偷啜泣，她说自己胆子小，怕疼，手上划个口子都会哭。

半夜，当我沉浸在兴奋中无法入睡，突然床动了，我被移到一边，门外推进另一张床。新入院的产妇，腹中的孩子尚未足月，羊水提前破了。医生将她的病床调整到脚高头低的位置，告诉她减少移动，避免羊水流出让胎儿缺氧。她始终保持着微微倒挂的姿势，在厚厚的棉被里一动不动。夜里，她牙齿咬得咯吱直响，压低声音呻吟着，我支撑起上半身去看她需不需要帮助。她指着床尾的小床轻声问我：“那是你的宝宝吗？”我说是。

“真好啊，你完成了。”她叹了口气，苦笑道。

那一晚，黑暗闷热的病房里，三个妈妈被围困在各自的烦忧中，无人倾诉。

奶水还没有来，配方奶粉成了必需品。为了记录下你第一次喝奶的珍贵片段，我拿起手机录像。可我每每举起手机，奶瓶便从你嘴里被抽走，喂奶停止了。一开始我不明所以，直到有天护士长查房，发现了床底下的一桶奶粉。

“谁让你们喂奶粉的？不是说了母乳喂养吗？”她冲护工高声道。

“我知道，但宝妈还没有奶水。”护工似已见怪不怪，有一搭无一搭地应和，换纸尿裤的动作没有停。

护士长再次严正普及了母乳喂养的方式和好处，并要求护工尽快收走床底的奶粉。她走后，护工无奈摇头：“每次都是这样。那没奶怎么办？孩子饿着吗？”

那是我的孩子，我的母乳，我花钱购买的奶粉。从始至终，没有人问过我一句。阳光照进病房，将我的影子映在墙壁上。我就是那团模糊的影子。

住院第三天，我们本该一起出院。我算好了日子，得空就在病房走廊扶着墙上的扶手练习走路。生产让两腿之间的趾骨分离，过度用力拉伤了大腿内侧的肌肉，缝合处伤口尚未痊愈，有两天时间我无法从床上起身，全靠护工搀扶和搬运，更不要说独自走路了。

大概是吞进胃里的羊水挤占了空间，你喝奶时边喝边吐，而新生儿黄疸非要多吃多排才能消退。我正坐在床边收拾东西准备出院，护士走过来，说孩子黄疸值偏高，需要单独去儿科住院。

“单独？就他一个人吗？”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对。”

“要多久？”

“看情况。”

好吧，我想。看情况，等通知，好像变成一种规定用语，它代表着大而化之的责任，承担了，但不多。

从怀孕起的十个月里，这是你第一次离开我。你还那么小，拳头和一颗樱桃一样大，我不敢去想你怎样独自一人去住院。那天下午，给你喂完奶，洗好澡，换上干净的纸尿裤。病房里只剩下我和你。我轻轻亲了亲你的额角：“我保护你。”

我摆动僵硬的双腿，亦步亦趋跟在护工身后，你被裹在单子里，小小的一团。我一直跟到住院部另一侧的走廊尽头，直到铁门在护工身后关闭。

再见到你，已是你出生后第七天。你温顺地躺进姥姥怀里，瞪着大眼睛来回打量，不哭也不闹。姥姥微笑着，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你。后来才发现，这一幕和我家中的一张老照片惊人地重合——三十多年前，和我现在一般年纪的母亲抱着我，我在母亲怀里吸着奶瓶，眼神无念无想。那时的母亲，圆脸，单眼皮，刘海浓密，羞涩地望向镜头，比我印象中的她更柔软，更天真。

5

坐上轮椅，母亲来接我。丈夫去办理我的出院手续、孩子的入院手续，推轮椅的任务就落到了母亲身上。来到地下车库的斜坡处，轮椅怎么都上不去，推到半路就退回去。我提议下来走，母亲不让。我能感觉到她用尽全身力气，因为轮椅突然冲到坡顶，差点儿撞上迎面走来的一位老人。

我终于有机会从母亲口中复原三天前病房外的经过——我住院后，母亲一直等在住院部门外，从凌晨四点到下午四点，中间吃了顿简单的午餐，和给我送进病房的食物相同，一个茴香馅儿包子，一碗粥。夜幕降临前，她实在累得睁不开眼，必须找个地方躺一会儿了。临回家前，她对我丈夫千叮万嘱，“千万别离开”。

“我想着你不会那么快，他肯定要在医院过夜了。我就跑到马路对面的超市，给他买了睡袋。又怕他睡在地上受凉，到处找纸盒箱。”

“去哪儿找纸盒箱？”

“我看有家卖水果的，门口堆着好多箱子，我去要，他们怎么都不给，付钱也不行。没办法，我抢了两个就跑。”她扬起眉毛。

我感到可笑。毕竟，我一个人在里面生不如死，丈夫等在外面是应该的，至于他睡不睡觉，在那个节骨眼并不是多重要的事。母亲总喜欢把事情搞复杂，关注些细枝末节。等她回到家，刚躺在床上，孩子就出生了。

“你那晚睡了个好觉吧？”我问。

“我？我根本没睡着！怎么可能睡得着呢？”她反问我。

母亲没有在我身边待太久，等我和久久顺利出院，她便立即赶回老家，照管年事已高的姥姥姥爷。

仅仅一个月过去，姥姥已经衰老到站不起来。母亲和舅舅赶去送轮椅，她和自己的一双儿女握了握手，刚坐上轮椅，没说上两句话，便昏昏睡去。母亲这才从护工那里知道，这几天姥姥已黑白颠倒，意识模糊，晚上起床翻抽屉，时常整宿不眠。有时候陷入躁狂状态，姥姥会乱抓乱打，啃咬靠近她的人。有时候状态复原，她又乐颠颠给照顾她的护工唱“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姥姥喜欢唱歌。小时候去姥姥家，床上摆满她手抄的歌谱，停顿和情绪一一用圆珠笔标记出来。《外婆的澎湖湾》《牡丹之歌》《我的中国心》她最拿手。唱喜欢的歌，她中气十足，面色红润，遇到拿不准的音，会对照简谱反复练习，直到满意。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姥姥决心不再上老年大学的声乐课，转而去学英语。她用同样的热情和专注抄写英文单词、句法，说要为奥运尽自己的一份力。之后的一两年，只要我们见面，话说到一半，她会突然严肃起来，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Welcome to Beijing. I am from China. I love my country.”她很快学会了用英语打招呼、指路、买东西：“Cross the street, the bus station is on your left side.”每当我听懂她的英文，翻译成中文讲给她，她就兴奋得直拍手。可2008年已经过去了，姥姥还是一次也没有来北京，更没有遇见过找她问路的外国人。我猜她学英文的真正意义，大概在于挑战自己，对抗衰老的记忆。

夏末秋初，母亲从北京的医院辗转至老家的护养院，想在姥姥忘记她之前多看几眼。无奈疫情期间，不让家属探望。母亲心切，提上一大兜水果，从门卫的玻璃窗塞进去：“老人病重，求你让我进去吧。”门卫师傅不忍，便替母亲登记，讲好一个钟头之内必须出来：“从旁边的小门进吧，别被监控拍到。”

想起我产后四十二天去医院复查，月嫂抱着孩子去儿科检查，我去妇科。等我返回儿科找孩子，门口的医护拦下我：“疫情我们有规定，一个孩子只能进一个家长。”刚满月的孩子在月嫂怀里哭，我求她让我进去。她也说了类似的话：“那你得溜边进去，千万别让摄像头拍到，上面管得严。”我弓着腰偷摸溜进儿科候诊室，用余光找摄像盲区，内心狐疑：此刻到底谁在摄像头的另一端看我？

那一次去护养院探望，母亲总共知晓了两件事：第一件，姥姥背着护工和姥爷偷藏了两万块现金；第二件，姥姥还是爱她的。“她大概是知道自己快不行了，钱是她唯一能掌控的东西了。”母亲说，“临走前，你姥姥握住我和你舅的手，说：‘我希望你们都好。’”

久久出生后三个月，一个清晨，我喂完奶，打开手机看时间，收到了母亲发来的信息：姥姥故去了。失去了母亲的母亲冷静得叫人心疼，继续给我发着消息：走得很安详，没遭罪，就像上天安排的那样顺利。我知道，身为长女的母亲一向如此，再不可逾越的痛苦，她都能镇静地讲述。那代表她已整理好心情，准备投入下一场战斗，非但不需要别人劝慰，反而承担了劝慰他人的角色。

回想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给父母发去久久的视频：能追视了，听见声音有反应了，会对人笑了，能抬头了，学会趴着了。同一时间，母亲每天也会接到护养院护工发去的视频：姥姥几乎丧失了视力，听不到声音了，看见人没有反应，起不来床了，渐渐完全不能自理了。以我有限的阅历和想象力，我不知道母亲怀着怎样的心情看完了这些视频，又如何平静地将自己的母亲送走。

母亲说，临走前姥姥半睡半醒，护工用开水烫了她最爱吃的葡萄，替她剥好皮，准备用勺子喂她。姥姥眯着眼，抬手轻轻挡了一下，大概是在说，让我安静走吧。等母亲赶到护养院，姥姥已安详离世。

看到消息的那一刻，我无端想起一件根本无关紧要的事：

五六岁的样子，晚饭过后，母亲带我下楼遛弯，忘了带钥匙。父亲出差在外，隔天才回。母亲带我去了姥姥家。姥姥将皮沙发的靠垫铺在地毯上，变成我们娘俩临时的床铺。临睡前，妈妈和姥姥坐在沙发上，说着我听不懂的话，我一个人在垫子上翻跟头，从屋子这头到那头，再从那头翻回来。

夏日夜晚，风从窗子吹进来，轻柔，温凉，窗帘的一角鼓动着，像胀满的船帆，淡淡的月光洒在地毯上。我兴奋得无法入睡，在黑暗中感到幸福。

母亲回哈尔滨前夕，我预约了上门拍摄新生儿照片。等到母亲和我们告了别，回到东北，我才收到摄影师发来的照片底片。其中一张是我们一家三口，肉团一样的久久光着身子躺在我怀里，丈夫站在我身边。画面的右侧，出现了半个手掌。那是母亲的手。拍照当天，是她替我们撑起反光板，将手掌的影子留在了底片上。

盯着照片里母亲微微弯曲的小指，我一遍遍回想拍照时的场景，反复质问自己：为什么当时没有想到叫母亲一起拍张照呢？为了久久的诞生，她从老家专程赶来北京，一个半月里体重减轻了四斤，并且一直在和自己瘦弱多病的身体抗争。留下一张合照，该多好呢？

这一刻，我突然理解了母亲为什么那晚偏偏执着于买睡袋、找纸箱，拖着疲累的身体瞎忙活——她自知帮不上我，于是只好竭尽全力做她能做的事，帮她能帮的人。只有这样，她才觉得帮到了我；也恰恰是这一系列无关紧要的小事，让她捱过了女儿受苦的时间。

韩国作家金爱烂在《我的忐忑人生》中写道：“人为什么生孩子？人们渴望让自己没有记忆的生活重新来过……人们通过子女去回望，重新经历那段时间。啊，我还在吃奶呢！啊，我撑起脑袋了！啊，我用那种眼神看着妈妈呢！人们看见了原本看不见的自己。自从做了父母，人们重新变成了孩子。”

而面对你，久久，我感到自己不仅重新变成了孩子，同时也变成了当年的母亲。我看着你闭着眼吸吮乳汁，透亮的眼睛直直望向我；你对这个残酷的世界一无所知，心中既无希望也无恐惧、没有志向也没有规划、没有力量也没有欲望。我悄悄看你的时候，突然对母亲多了一层理解——她必定也曾这样充满怜惜、怀抱期待地望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