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母亲、生育和生命之初的故事决定

1

第一次去医院做彩超，包裹着耦合剂的探头在腹部游走，超声穿过皮囊，投射到腹腔之中，你就这样显现在屏幕上——一处不明显的白点，一颗肉眼看不清的细胞，蜷伏在海浪般的子宫内壁。

这是你的史前史，存在却尚未诞生在这个世界的过渡时期。除了我从一次次呕吐、日渐增长的体重、五脏六腑的位移、腹部的蠕动知晓，世界并未真正察觉你的所在。

探头的按压下，我紧张地绷紧肚皮，医生说：“放心，我压不到Ta，肚子里面全是气。”

Ta究竟是它、他，还是她？在我的意念中，我依旧是独立的我，胚胎只是身体额外生出的一小部分，和脸上的一颗痘无异。而医生的语气，却已相当确凿地将你视为一个生命体。

这一度使我困惑：该如何界定一个寄生在你身体中，却终将不属于你、独立存在的生命体？当你们共用营养、血液、水分，你携带着“它”、同它交谈、想象它，乃至渴望摆脱它重归自我，你们之间的连结除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是否还牵涉其他更深层的哲学意义，譬如一个人与同类个体最密切的关联究竟能抵达何种程度？

没成为母亲之前，生育于我是最不可想象的“选择”（如果成为母亲真是一种自主选择）。因为尚不存在一个孩子，所以自然不可能理解连带的生活变化、情感和责任。

“生了你就知道有多爱了，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孩子。”我结婚后，母亲经常这么说。

“就像你妈和我如果没有你，我们多遗憾。”父亲在一旁搭腔。

对于一个尚未生养后代的人来说，这些话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人不可能先验地爱上不存在的人和事物，不可能依照个人经验将生育的所有影响，正面和负面逐一核对，再做选择。在“那件事”没有降临前，一切后果只能是猜想。

不过他们的确没有说谎。不能否认他们在我身上倾注的心力是惊人的，几十年如一日做一件投入和回报不成比例的事。从我上幼儿园到高中毕业，其间十五六年的时间，他们每个工作日凌晨五点半起床，替我做好早餐、提前准备好午餐，再叫醒我，送我去学校。他们没有一天偷懒，没有一次不小心睡过头、失手炒坏一道菜。他们不曾失误过，总能让我按时赶到学校，吃上热腾腾的午饭。他们对时间的把控太精确，自律到几近严苛的程度，以至于我会羡慕那些小孩——糊涂的家长一旦忘记给他们带饭，或是起太晚来不及准备，他们要么跑去小卖部买零食当午饭，要么结伴去校门口的小饭馆。我很少有机会参与这类足以让孩子们兴奋一阵子的活动。有时我会期待父母偶尔失误，偷偷设想送饭的工人不小心扣掉我的饭盒。但，一次也没有过。

若干年后，我去到陌生城市生活，必须自己解决一日三餐。工作和通勤劳心劳神，最后餐馆、外卖成了首选。按时喂饱自己已足够艰难，住在一个安全干净、租金合理、可持续居住的房子里同样不易。要承担另一个人的衣食住行，几十年如一日倾注时间和心血去养育和教育，变成一件不可想象的巨大挑战。结束一天的工作，地铁换乘站的悠长隧道里，人们悄无声息地朝同一个方向走，两侧是字体巨大的招聘广告：“不会马上成功，一定有所发展！”“搜索事业，下载理想，复制幸福，粘贴希望！”我会不自觉想象父母和我一般大时的生活，想象他们养育我的过程中没有对我说起过的困难，那会是什么？如果我和他们对调位置，在那个年代为人父母，我会做得比他们更好吗？

第一份工作的同事们都比我年长，很多已经做了父母，他们听到我是“90后”，瞪大了眼睛（正像后来我在职场遇到“00后”一样心惊）。刚做妈妈的女同事们每天相约一起去母婴室吸奶，像是某种神秘仪式，我看着她们走进那间狭窄到容不下第三个人的小屋，又提着包出来，并不知道她们在里面做了什么，更想不到若干年后会轮到自己进去。午餐时，她们讨论奶粉、纸尿裤、孩子摸不透的脾气，我插不上嘴，只好讲自己小时候的事。那段时间听了太多的婆媳矛盾、育儿压力、夫妻分歧，听她们讲生育、孕吐、生产中血腥而诡异的故事，仿佛在听一桩不属于人间的天外奇谈。

“我生孩子那天，生到一半，一个维修师傅过来，要我换张床，说我那张床坏了，医院叫了维修。”一个同事说——大家笑起来，纷纷表示“干吗非要这时候修”——“结果我还不是撅着个屁股爬下床。”

“我怀孕的时候吐到脱水，成天只能躺那儿，动都不敢动。生的时候大出血，差点儿噶。”另一个同事接了茬，“生完不久，婆婆就来暗示我，趁年轻要第二个。”她翻了个白眼，“我死都不会再生了。劝别人生孩子，忒不人道！”

很多时候，她们如同一个独立同盟，使用外人听不懂的语言，有着极为相似的情感需求——被看见，被聆听，被尊重。在你来我往的对话中，不平的情绪逐渐加固加高，形成一道屏障，将不明所以的他者隔离在外。刚入职就怀孕的同事令她们愤慨，而休完产假即被辞退的新手妈妈则收获了她们一致的同情，她们帮她出谋划策，提出各种可行建议。有时候，她们的话锋会突然一转，毫无征兆地指向我，询问我的感受、我的选择：打算什么时候生啊？是不是被我们说得都不想生了？

那时，成为母亲对我是如此遥不可及。那些含义模糊的谈话、互相之间眼神的交换、难以纾解的抱怨，都在向我传递一个无法对外人道的秘密，只等我自行解开谜底。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道谜题太困难，留下的只有一种大而化之的感受：做妈妈大概和惩罚有关——上帝要让女人受苦，所以命她们成为母亲，承受疼痛，经历流血，留下伤口，孩子吸走她们的乳汁，占据她们的时间，剥夺她们的睡眠；除了向同类倾诉，她们无处求助；一旦发现不合理的存在，她们便奋起反抗，绝不犹豫，努力捍卫自己的权利。

之后的几份工作，身边的同事越来越年轻，有的年龄和我相差整整一轮。闲聊起来，她们好奇我为什么结婚，为什么生孩子。听了我的回答，她们和我当年一样，讲起自己小时候。

但我始终没找到自己的同盟，也没能以日常的语言和拥有共同经历的人讲述自身。一方面是选择婚育的人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是我自己有意克制：在潜意识中，我不希望别人对我的第一印象仅仅是“母亲”，也不想让“母亲”成为我唯一可辨识的身份标签。

2

二十八岁时，我决定终止我的记者生涯。两年了，供职于一家传统报刊的文化副刊部门，每天在不同的咖啡馆、书店、酒店大堂采访，然后玩命写稿，写到视线模糊，腰酸背痛，颈椎病、腰肌劳损、干眼症纷纷找上门。终于到了某个时刻，我厌倦了自己假装明白，不喜欢问出堂而皇之的问题。

“其实你不适合做记者。”主编在我辞职前和我说。

“为什么？”我能采，能写，能编，比其他人出手迅速，稿件的关注度和点击率也高。

“因为你太希望别人喜欢你，你问不出那些讨人厌的问题。”她说，记者就是要敢于质询，要触及真相，“比如有一年，网传一个作家去世了，我们和各方核实都没有获得确凿的证据。可我们最后还是第一家发稿的媒体。”

“怎么做到的？”

“我们的一位记者打听到了他住的医院，直接赶到现场，拿到了第一手消息。她也是顶着压力的。”她盯着我，好像在观察我的反应。

我做过打电话确认死讯的那个人，那感觉太糟糕了。身为记者，我必须这样做。可作为人，我不想再经历第二次。

“还有你最近做的作家专题访谈，两位译者之间的矛盾你事先不知道吗？”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问？为什么要绕开它？”

我的确避开了房间里的大象，以为谈论翻译本身就可以支撑一篇采访了。也许主编是对的，我害怕冲突，害怕成为那个捅破窗户纸的恶人，更害怕自己被赋予过度的权力。

辞职后，我尝试写小说，寄希望于我的主人公比我勇敢，比我复杂。一位作家好友在读过我的小说后委婉道：“作者太好了，笔下的人物也太好了。好人能写小说吗？或者说能有一部全是好人的小说吗？我不知道。也许你可以借此创造出新的形式。”

我失败了。从此对写小说这件事敬而远之，直到玛格丽特·杜拉斯一语惊醒梦中人：

“我对书籍的一大意见就是它们不自由。我们可以在写作中看到这一点：它们被编造、规整、约束；可以说它们顺从了。写作的修正功能，也是作家常常想加诸自己身上的东西。那一刻，作家变成了监督自己的警察，一心想着好的形式，换言之，最平庸的形式。最清晰、最无害。仍有一代又一代僵死之人在产出循规蹈矩的书。甚至包括年轻人：讨人喜欢的书，没有深度，没有黑暗，没有沉默。换言之，没有一个真正的作者。”（《写作》，1999）

做不了真正的记者，也成为不了真正的作者。面对不了内心深处的黑暗，无法凝视深渊、坦然坠落，创造便永无可能。

在做母亲这件事上，我同样未能幸免。如何忠实记录下为人母的至暗时刻，讲述一个主体在成为母亲之后的种种挣扎，成了一件考验道德、情感与写作功力的挑战。现在我要迎向它，在刀锋落下之前直视闪过的凛凛寒光，争取不闭眼。

在决定生育之前，他人的经验终归只属于他人，很难为所有人提供参照。当你不属于育儿群体的一员，关于生育和养育的描述往往支离破碎、讳莫如深，即便靠语言传达出来，也语焉不详、有失精准。造成它不能够被准确讲述和传达的，究竟是人为有意隐瞒，还是生育本身超出了言说的限度？

成为母亲之前，女性几乎很难提前了解那些必将面对的事。大部分时候，我们所见所闻的都是社交媒体上游刃有余的母亲——她们一边工作一边带娃，夫妻恩爱、家庭和谐。我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一位比我年轻好几岁的女士，一口气生下了七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可爱，他们在一起玩耍的画面安静祥和，闪耀着人类灵性的光辉。这位年轻妈妈也令人惊叹，她一次次经历着生育，又一次次瘦身成功，练出马甲线，不久又怀孕，生产，瘦身。如此循环。我惊叹的并不是她瘦身的效率，而是意志，是反复将身体塞满又腾空的勇气，还有说起这一切时的轻松语调。

为什么没人讲述？哪怕它不是警示，是倾诉也好。

在美国作家蕾切尔·约德（Rachel Yoder）的小说《夜母》（Night Bitch）中，不堪重负的母亲终于化身一条狗，在无人的黑夜里嗜血、撕咬、嚎叫、自由狂奔，全凭生物本能养活她的孩子。这位母亲曾经有自己的事业、在艺术界大展拳脚，却因孩子的出生、丈夫常年离家在外工作而成为全职妈妈。

主人公和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在怀孕的时候，她试着和妈妈聊聊生孩子，想知道接下来会碰到什么问题。结果妈妈只说了句：“生孩子是件很辛苦的事。”她理解其中安慰的成分，但也明白妈妈的意思：“生孩子其实糟糕透了，可既然你是女人，这就是你的命，你的分内事，你就是得辛苦，得承受不可言说的痛苦，沉默地遵守这份契约。”

沉默地遵守这份契约。原来如此。这是一种礼节性的约定俗成，充斥着心照不宣的暗示，需要超强的悟性才能捕捉其中的蛛丝马迹。

沉默背后的深层问题或许是：生育的决策在多大程度上是女性的自主选择？以及，我们在讲述生育的时候到底在讲什么？令我们不满、痛苦、反复哀悼的究竟是什么？

在《夜母》中，约德的描述让我内心一颤：

“早在少女时期，你就点起了一把火。你将它烧旺，对它悉心照料。你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它。你不能让它燃成一大团光，因为那不适合女孩。你要把它当成一个秘密，任它燃着。若你在其他女孩眼中看到火苗，你们就会像同谋一样点头致意，但从来不会把几乎难以承受的热和愈烧愈烈的火宣之于口。

你要照料那团火焰，不这样做的话，你就会陷入困境，如坠冰窟，孤立无援。等待你的将是制作节庆贺卡，做务实的选择，听‘世事如此，由不得人’的劝说，将是妥协与理解、辩解与同意，将是换个角度看问题，从他的角度看问题，通过其他各种方式看问题，就是别以你自己的方式看问题。”

所以问题的关键果真在这里吗？因为社会、文化、政治等一系列因素的合谋，女性预先被放置在某个特定的角色、地位、处境之中。换言之，我们的人生脚本早已提前写好了，大多数时候顺从的成本远低于违抗的代价。又因为我们获得的信息永远是经过筛选加工的、片面的、阶段性的，我们错将被迫选择视为自主选择。当我们不得已让渡曾经小心呵护的自我，那种疼痛和悔恨才如此难以言说。

3

你在用力向我证明自己的存在。身体，胃肠，呼吸，血液，骨架，都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呕吐随时可能发生，不分昼夜。从前很难注意到的胃完全崩坏，无法吸收食物，哪怕是煮烂的面条或小米粥；它不停抽搐、反抗、歇斯底里，胃酸将胃和食道灼烧得生疼。呕吐时鼻涕眼泪倒灌进鼻腔和耳道，泪水喷涌出双眼，耳鸣和眩晕接踵而至，脱水让人眼前发亮，嘴里溢满铁锈味。除了平躺，很难找到不会诱发呕吐的姿势，精神也恍惚起来。

八周过去，因为身体如同对待外族入侵那样决绝地反抗，我的体重减轻了六公斤。产检也从每月一次变成每周一次。每次检查前抽六七管血；空腹灌下浓稠的葡萄糖水，间隔一小时抽血测血糖变化，这个过程叫“糖耐测试”，可能加剧孕吐；监听胎心，成排的孕妇肚子裸露在外，腹部绑上蓝色或粉色的绑带；检查骨盆，扩阴器塞进下体，提取阴道分泌物检测阴道环境。孕产妇们接受着评判和建议，努力将自己变为合格的容器。

在我建档的公立医院，不孕不育门诊和妇产科的诊室相连，共用同一个候诊室。胎心监测室的门开着，咕咚咕咚的胎儿心跳声回荡在走廊，挺着肚子的孕妇来回穿行，而渴望成为母亲的人就站在不远处等候。

从前陪家人手术时，手术室隔壁就是重症监护室。一面是接受切割或缝合有望痊愈的人，一面是在生死线挣扎极有可能有去无回的人。那条长长的走廊，聚集了最朴素的面孔和最朴素的愿望。打铺盖卷头发凌乱的男人，坐在马扎上望向空无的老人，头抵在墙壁上背对人群的女人，他们没有表情，因此也看不见痛苦和希望。他们没办法再做些什么了，只剩下等待这一件事。

大多数等待产检的准妈妈们同样是没有表情的，没有广告和图书封面上那种满是憧憬的笑容，她们在走进医院的那一刻已决心平静地接受医学的检验。在入院填写的疫情流调表里，她们的身份是“患者”，和生了一场十个月的病无异。待产室里她们各自为战，在帘子隔开的床上独自殊死决斗。没有影视剧里青筋暴露大汗淋漓，也没有哭天抢地号啕大哭的戏剧场面。没有。她们只是忍耐，攥紧拳头，咬牙坚持，轻声哀求，渴望解脱，仅此而已。

不知道为什么，产检候诊室的纷乱嘈杂一度让我无法克制地悲伤。要进入其中，需要持24小时核酸证明，这意味着妈妈们需要在前一天中午之前赶到一家核酸检测点，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排队，等候手机上的绿码刷新出来。这是第一道关卡。

第二道关卡是被标记和分类：医生的桌子上，建档本堆叠在一起，被贴上不同颜色圆形标签，绿色代表正常，黄色代表有异常，红色代表高危产妇。医生的桌前很少只有一个孕产妇，有时是三个，有时更多。医生身后的帘子后面，躺着量腹围和宫高、接受阴道取样、骨盆检查的孕产妇。医生助理喊出一串数字，诊室内和诊室门口的人都听得到。有时很难分辨出医生在对谁说话，也不明白那些数字代表着什么。我们只需要一个确凿无疑的结果——孩子是否健康。

产检之所以让我无法抑制地悲伤，并不是因为检查过程之繁复，而是联想到人，那些孕育着新生命的、同我一样的人。

身为女性，我们也努力闪耀过，譬如成为一个善良优秀的人，在求学时拼尽全力、同诸如“男孩更有后劲儿”之类的言论相抗衡；在职场上毫不吝惜力气，巧妙维系着与隐蔽的传统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在争取更高职位的同时还要承受“女人不能太强”的社会偏见。

生育却将我们的一切努力击个粉碎，打回原形。候诊室里边等着叫号边打电话向领导道歉的女人，手握一沓检查结果同时还在平息丈夫怒火的女人，分身乏术的女人，独自承担恐惧和担忧的女人，需要靠双腿运送沉重身体的女人，承担孕吐、缺氧和呼吸困难的女人，为了保胎坐轮椅的女人，受伤和受苦的女人……当被问起，她们会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与男人精子的入侵无关，与家长的期待无关，与其他人和环境无关。她们允许一种可能性经由自己的身体实现，这在那些倡导不婚不育、女性独立且晚熟的年轻人当中，已然是“原罪”了。

可这至多让我感到孤独，却不至于悲伤。真正使我悲伤的是——你身体供养、携带、保全的这个生命，它其实并不真正属于你，却被外界视为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你负全责。你的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心情感受、重视程度，你的基因、体力和精力，决定了它是否发育完备（这种紧密捆绑的关系将一直持续到孩子降生）。你因此被纳入另一个全新的话语系统，原本的社会性身份被抹除，只剩下一堆生物性的指标。

我们用三十年的时间从生物的状态蜕变成人，如今却被悉数归还。

第十二周，你长成一颗枇杷大小，十二克，六厘米。你有了心跳、呼吸，长出了鼻骨，还会在羊水里撒尿。在B超室，我第一次听见你的心跳，像漫长战役前轰鸣的战鼓，有节奏的鼓点撞击、律动，大声宣告一个生命的存在。

自那天起，从医生手里接过黑白的彩超单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B超室门口站定，避开川流的人潮，在机器报出的序号和名字中，仔仔细细地寻找你。

第十六周，你像一只海马，俯卧在我的腹腔里，脊柱比四肢更清晰，晶莹剔透，似某种蛰居在漆黑海底的深海生物，游荡在宇宙深处不似人类的精灵。“单活胎”，报告单上这样写道，你的双顶径、头围、腹围、股骨长、心率都被记录成数字，成为衡量你这只“小海马”发育是否良好的参考指标。

第二十周，来到一家工作室拍五维照片。屏幕上的你蜷着腿，好像在做一个漫长无际的梦。无论怎么活动、走路，你的脸依旧朝向我的脊柱——高科技的机器探头也拍不到的地方。即将放弃之际，你转过了身。他们将照片放在相框里递给我。蓝色的相框，意味着是个男孩。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养男孩，弄不懂他们。”我有些茫然。

“没事，到时候就知道怎么养了。”我们坐在商场里的奶茶店，看跑来跑去不知停歇的孩子，对我们生活即将迎来的改变一无所知。

照片里的你是那样安静平和，外界的一切纷扰都与你无关。你双眼紧闭，抿着小嘴，鼻梁高挺，鼻翼发亮，好像太阳底下的建筑物在反着光。额头和五官各占脸的一半，耳朵因为空间的挤压卷起来，供给养分的脐带绕在脖子上。虽然照片没有显现出一点棱角，没有任何锐利的成分，那质地看上去却并不柔软，更像是一件精雕细琢却尚未完成的雕塑，粗具规模的艺术品。

“我们会养好他吧？”我转了转奶茶的吸管。

“会吧。好好养就是了。”

“怎么算好好养呢？”

“我们都还记得小时候受过的委屈、不被理解的滋味、表达不出来的愿望，对吧？”

“嗯。”

“那我们就尽量去倾听、接纳、理解他的愿望呗。”

可未来有一天，你终将面对一个不那么自在的世界，发觉自己不断被安置在不同的轨道上行进，自由连同实现自由的手段同样可疑，你会怪我们吗？你会如何理解自己的处境和我们生下你的选择？

是的，你是我们共同的选择。如今回看，生育的选择从根本上是社会期待和自我期待合力而成的结果——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无数条河流汇聚的岔口，生活恰好对这种可能性开放。

对我而言，触发这种可能性的只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一天下班后，走到家楼下，想起奔忙却无进展的一天，沮丧得抬不起头。这时，隔壁单元冲出来一个六七岁模样的男孩，身后跟着两个大人。爸爸妈妈带你去买新文具好不好？女人说。现在吗？男孩摘下蓝色的鸭舌帽，又扣回到头上。走！三个人走出院子，脚步轻快。男孩三步并作两步，蹦得好高。

回想我自己的童年，和跃入半空的男孩一样，大抵是快乐的。不需要独自面对生活的重压，心安理得地接受他人的馈赠，很少质疑自己是否配得。

在那一刻，我多想它延续下去。

4

刚怀孕时，我曾试图和妈妈聊聊生孩子这件事，想知道接下来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生的时候害怕吗？”

“怕啥？一点也不害怕。那时候年轻，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疼死了吧？”

“也就折腾了一天一宿，医生给打了催产针，下午你就出生了。”

兴许是担心我害怕，母亲并没有说有多疼，“折腾”两个字也过于轻描淡写了。

记事以来，我几乎没听母亲主动说起过她的恐惧、难过、痛苦。她无所不能，是光芒四射的太阳，幽默开朗、与人为善、擅长缓和矛盾，到哪里哪里就有笑声。她明亮得刺眼，世间的挫折和黑暗源源不断地被她吸走、消化、掩埋。一个没有任何负面情绪的人，积极情绪也显得那样不可信。一个全身光明的人会给人距离感，令人怀疑。当我考试失利、受人欺负、感情不顺、工作受阻、害怕失去，一旦我表露一点没那么正面的情绪，她的第一反应永远都是：“那有啥啊？有啥可怕的！”她太勇敢，太坚强，简直无坚不摧。

可即便拥有这样一位堪称神勇的母亲，一个肯为我付出一切的母亲，我依然会在成长过程中感到惶恐难安，无法真正同内心的黑暗共处，在挫折和感情面前绵软无力，缺乏决断。某种意义上，我没能习得母亲的坚韧和乐观，在任何层面都很难同她抗衡。和德博拉·利维不同，她的母亲并不是她所渴望的那种充满母性的女性角色；而我的母亲，又太过接近这一角色，以至于让身处这段母女关系的我渺小无光。

“母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它意味着给予安慰、保护、教育、培养、鼓励、谎言，在孩子经历人生的风浪时，充作保护伞，永远在那儿，那么对任何角色来说，这都是个艰难的任务。”（《自己的房子》）

我的母亲无疑是我的保护伞，无论我遭遇任何风浪，她永远在那儿。她几乎完美地完成了为人母的艰难任务，但对于生育这件事，她能教我的唯有忍受：靠求生的本能忍受孕吐，用意志力忍受疼痛，再用所谓的“母性”包容生育带来的一切影响。要忍受改变带来的不适，理解另一半工作的忙碌，不要把自己的标准强加到别人身上。要替人着想。困难永远是暂时的，风浪是上天的考验。人定胜天。

“那你们最开始为什么决定要我？”

“没有为什么。那个年代不像现在，想东想西的。那时候的人结了婚一个个都怀孕了，自己也稀里糊涂的。好处是我们从来不为这些事纠结。”说完，母亲微微吸了口气，像是终于下定决心一般缓缓说道，“怀第一个的时候不怎么吐，怀你的时候一直吐到生，进了产房还在吐。”她垂下眼睛，那是她感到歉疚时的表情，“你问我最开始为什么决定要你？其实是因为我需要你，度过痛苦，抹平一些回忆。”

怀第一个。身为母亲，经历两次生育和养育是什么感受，尤其是第一次已湮没于时间之谷，永无追回的可能。抹去一个人的存在，与抹去相应的记忆，哪个更残忍？

如今回想，一切都有迹可循。

小学放学，和父母讲起一个同学的绰号。厨房陷入寂静，排油烟机骤然轰鸣。我蹲在厨房窗子下面，仰头看他们绷紧的下巴、飞速择菜的手，好奇他们为什么不笑。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绰号中的一个字，是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名字。名字还在，名字所属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回想一生中后悔的事，我脑海中反复闪回的就是那个寻常的傍晚，厨房里的油烟如同爆炸后的烟尘，将我不合时宜的笑声吞没。

我从小头发被剃得很短，不穿裙子，跨栏背心、短裤、寸头是标配；足够像个男孩，以至于很多人会弄错。我不在乎，照旧在太阳底下疯跑，膝盖摔得流脓，红药水涂了一层又一层。一天母亲领我去姥姥家，路上偶遇一个女人，老家来的。那人盯我好久：“你家孩子才这么大吗？我怎么记得是个男孩？”我转头问母亲那人在说什么，母亲攥紧我的手又松开：“姥爷起早去市场买了只烤鸭，二十块钱。”

一个人能代替另一个人活着吗？倘若时光倒转，那场病没有夺走素未谋面的亲人，在计划生育的年代，我也一定不会存在。不存在的我，无法感知人世，和我父母亦是陌路人。吃烤鸭的时候，油脂在舌尖化掉，芳香四溢。那是我第一次吃这东西，脑子里想的却是别的。

一个冬天傍晚，北方的天完全黑透了。母亲下班回家，父亲在厨房忙碌。医生说了，确诊了。父亲低哑的声音穿过烹炒声，母亲脱下长靴的动作停顿了一秒。我趴在房间门口看他们。那段时间，我有点恶心，有点头晕，下腹部酸痛，但并不严重。为了打破这个房子里尴尬的沉默，我拼命朝他们笑，却无人回应。

母亲将一套巴掌大的蜡笔递给我，又从塑料袋里掏出一个可以将小钢珠投入篮筐的转笔刀。我专心将钢珠弹射出去，一遍又一遍。

“我家孩子生病要住院，课暂时上不了了，费用回头退给你们啊。”那一年，为了挣钱贴补家用，母亲在家里开了个美术班。她和父亲重新捡起上山下乡时在公社画宣传画的本领，趴在地板上用彩笔画招生海报：一个小男孩穿着天蓝色条纹的海军服，仰望漫天星空，星星和银河之间点缀着几行父亲设计的花体字——“美术班开始招生啦”，笔画像燕子的尾巴飞向半空。

夜幕降临，我跟着他们走到附近的院子，在一面砖红色的外墙底下停下来，用浆糊将那张精心绘制的海报贴上去。隔了一天还是两天，等我再跑去找，海报不见了，只留下一圈浆糊上的碎纸片。有人用这样粗暴的方式对待爸爸妈妈画了一整晚的作品，我为此感到难过。它那么美，和市面上的小广告全都不一样。可在那个年代，私人办班是不允许的。贴海报那天，他们窃窃私语，好像在密谋什么，然后领着我快步穿过院子。

现在好了，课上不了了。我手握母亲特意买给我的高级转笔刀，坐在皮沙发上，等待每一通电话结束。屋里没开灯，母亲的声音漂浮在黑暗中。我们像两块海浪中的浮木，在风暴中保持缄默，碰撞着。一间没有光的房间，怎么看得清学生家长的电话簿？又怎么让钢珠正中篮筐？记忆何时出了错？

我当晚即住进医院，成了病房里最小的病号。接下来的一个多月，身旁的病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他们在消毒水的气味中用空洞的眼神看我。每天早上打吊瓶，我最喜欢的护士声音轻柔地提醒我，忍一下就过去了哦。我闭紧眼睛，牙齿咬得咯吱响，等针头刺穿皮肤。病床只容得下我和一个大人，另一个需要乘公交车每日往返家和医院送饭。我依然记得这个画面：零下三十度的北方冬天，病床对面的窗外，玻璃上的冰霜被一双大手拂掉，一只雪人的头慢慢升上来，来回摆动。我坐在床上，右手打着点滴，左手在田字方格上练字，惊异地看着窗外，一个用落叶和石子装扮的雪人的脸。有人朝我挥手，是爸爸！黑色羽绒服的帽子紧紧裹住他的半张脸，露出的眼睛在冲我微笑。

除了一次母亲迟迟没有送饭过来，害我盯着隔壁床病友吃的糖三角、馋得伏在床上流了眼泪，其余在医院的记忆堪称美好——父母每天陪在身边，不用上幼儿园，照顾我的护士温柔又漂亮。

时隔多年，父母无意间提起他们得知我确诊消息的那个夜晚，说他们背着我在雪地里狂奔，双腿发软，带着哭腔去求医生救救我。医生见过不少患儿家长，但像他们这样还没到医院就情绪失控的并不多。

而我只记得那晚，昏暗路灯下，大雪仿若漫天黄沙在我身后翻卷，始终有一个力量擎着我让我免于坠落。

正是在我那个年岁，一切尚未开始的年纪，他们的第一个男孩得了同一种病，最终没能幸存。

我二十好几，已在别的城市生活。有天，公司前台出现了一对夫妻，说是我父母在老家的邻居。打电话给父亲确认，父亲说他们刚好来办事，晚上就走了，临走前非要看看我。夫妻俩和我父母年纪差不多大，他们从老家提了整箱蓝莓干、几大袋山货，硬塞进我手里。他们拉着我的手，聊起他们的儿子、孙子，聊起年轻时的我的父母，说他们两家做邻居时就像一家人。

我知道他们是很好很好的人，但中途仍不免担忧他们找我是另有请托。等他们离开，依然不明所以。很多事我总是领悟得太迟。我父母的孩子，第一个男孩，原本和这对夫妻俩的孩子一同长大，读同一所学校。一个被锁进了永恒的时间，一个时间还在身上奔腾不息。我则像一条岔开的支流，自密林的边缘溢出，父辈的历史凝固在深不见底的岩层，沙土、腐殖质、青苔、昆虫将它层层包裹，任那条细流冲刷涤荡，也无法还原全貌。

即将迎来一个生命降生的我，已接近母亲生我的年纪。比我还年轻的母亲，却在她最好的年华跌入绝望的谷底。任何母亲都不敢去想象那种悲恸——连着骨髓带着皮肉渗透每一滴血每一次呼吸每一点念想让人不得不咬牙坚持才能活下去的痛。

韩国作家韩江的《白》读得人眼泪直流：“有些记忆不会因为时间而损伤，痛苦也是如此。时间会影响、毁掉一切的说法，并不是真的。”“如此锋利的时间的棱角──我们置身于每分每秒不断延长的、透明的悬崖边，向前走去……这并非因为我们特别勇敢，而是除此以外我们别无他法。”

向前走，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当我终于来到母亲生我的年纪，同样面对一个由自己孕育的崭新生命，方才更透彻地明白：母亲对我省略的话，还有那些不经意留在时间缝隙的微小注脚，并非有意隐瞒，而是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5

要不要再生一个？如果生，会不会被重叠的记忆击倒？如果不，余生做什么才能抵挡创痛？

一个残忍的春天，母亲的命运被改写。为了捱过伤痛，她调用全部力气将那个日期从大脑中彻底清除。家里的每个角落都不忍看，夜晚的静默令她无法忍受。她和我父亲一路南下，从东北一路辗转到北京，投奔那里的姑姑、姑父。途中他们不停变换着姿势甩掉哀恸，颐和园的昆明湖，天坛的祈年殿，北海公园的九龙壁，每在一处停留，他们都会拍照留念。小时候翻相册，我正是从这些照片中初识北京。当时我以为，父母的青葱岁月和我经历的大同小异，游山玩水，享受二人时光，却从来不知道他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踏上那段路途的。陈年旧照中的母亲，面容清秀，眼神迷茫。父亲那副墨镜则刚好遮挡住他眼里的不安。两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人生行至断崖处，渴望从大地、山川和湖泊中寻求宽慰。

“你得让它过去。”多年以后，当我遭遇挫折，譬如失掉爱情或丢掉工作，母亲就这样劝我。

“怎么才算过去？”我问。

“不去想，不追问，继续把日子过下去。”这是她习得的生存法则，曾将她从精神崩溃中解救出来。往后的母亲，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理智坚决。

我则和母亲走了完全不一样的路。面对困境（当然不比她的苦痛之刻骨），我会反复咀嚼，不停反刍，将现实中过不去的事转化为文学的语言，以此收获一种旁观视角，进而使主体得到解脱。有朝一日我会讲述，会记录，会留下存证。无论是生存还是生育，如今想来，支撑我的全是这个有点天真的信念。

母亲最终有了我，全因为二娘的一句话。那位善良到骨子里的农村妇女，用她朴素的信念劝慰了痛不欲生的母亲：你只管生，有奶就喂，其余的我全包了。

我半岁时，母亲因脊柱关节痛、体力和精力不济无法单独照看我。孤立无援之际，她抱着我住进了二娘家。二娘没有食言。在家家还在吃粮本的时日，她从夫妻二人、四个孩子加上公婆总共八个人的口粮中，省出了我们一家人的粮，并将粗粮煮熟捣烂喂给我吃。她教会我识字，认卡片，给我唱歌，在我不明原因大哭时用她厚实的手臂抱起我。她的怀抱和母亲的无异，都代表着绝对意义上的安稳。

（编者注：粮本作为粮油供应证的一部分，与粮票、油票等一起，是计划经济时期城乡居民购买粮油的凭证，于1993年取消。）

直到成为母亲后我才惊觉，二娘和我一般大时，已有了四个孩子，那时的她不但要照顾常年生病卧床的公公（我的爷爷），负责全家的吃穿用度，还要去地里干农活，劈柴生火，洗衣做饭。我问她会不会觉得辛苦，她不假思索：“嗐，辛苦啥？那时候谁家不是这么过日子？做饭锅里多放点米，老大的衣服老小穿，干活的时候孩子养在土里，多掰一穗苞米就多一个人的口粮，少睡一会儿柴火柈子就劈完了。”

震惊之余，我多少有些汗颜。遵循女性主义、个人主义的平等思想来生活，看起来并没有使我内心平静，反而让我时时刻刻替自己忿忿不平。在孕育和养育过程中，我时常希望自己迟钝一些、糊涂一些，因为清醒并没有让我更好过。

怀上我时的母亲，在一所中学教美术，美术教师这个身份一直陪伴她，直到退休。时隔多年，她才向我透露，她虽喜欢当老师，却并不喜欢画画，学美术完全是阴差阳错，是时代的齿轮咬合后为她留下的唯一路径。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母亲下乡三年的青年点时，母亲正在公社农机站画宣传画。从十八岁来到这里，母亲一直在等一个机会。因为营养匮乏、气血不足，她始终没能适应田里繁重的劳作。幸好有唱歌跳舞和画画的才能，进入公社宣传队，她才不至于在风吹日晒中因贫血而晕倒。

（编者注：青年点，20世纪60、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居住和劳动地点。）

得知消息后，母亲几经周折从乡下回城，直奔向家里后院的大棚——文革开始时，母亲还在读小学，我姥爷多次告诉她，国家不会一直这么乱下去，一定好好读书，留好教材，日后会派上用场。于是，我母亲将小学五年、初高中四年的全部教材留好，每一个公式、每一次演算、每一个词句都用本子抄写工整，在离家前装进一个白色方木箱，再将捡来的烟盒拆开展平，用浆糊粘在木箱外，放在自家储存食物的大棚里。完成这一系列工序的母亲颇为得意，这代表她听从了父亲的告诫，完成了该完成的课业，做了她那个年龄能做的一切。

“我教材呢？”母亲蹲在大棚门口，朝里屋喊，两条麻花辫甩在脸上。

“什么教材？”姥姥问。

“我走之前留下来的啊！白箱子！还糊了烟盒！”母亲急了。

“那个啊，可能是让你爷卖了吧。”

母亲瘫坐在地上，从头凉到脚。此时距离高考还有两个月，那箱书是她最后的希望。相当长一段时间，母亲的噩梦里还有这句话。

第一年，母亲考大学失败。她返回青年点，继续画宣传画。

1978年，母亲二十二周岁，距离“二十三周岁前报考”的年龄要求仅剩一年。母亲说，一定得再试一把，不然这辈子都没有指望了，要么继续下乡务农，要么去城里摆地摊。

数学和美术，她从可选的两个专业中选了美术，因为考上的机会更大。教材被卖，无人指导，反复停课和下乡务农一再挫败她求学的志气。最后时刻，母亲发了狠心，捧着两厚本托人搞到的政治和语文教材，没日没夜地背。她白天干活，晚上熬夜背题；家里太吵，就用听诊器堵住耳朵，靠手指摩挲听诊头盖过噪音；困了用凉水泼脸保持清醒。备考的几个月，她体重轻了十斤。

高考当天，我姥姥上班骑走了家里唯一一辆自行车，母亲就跑到邻居家借了一辆脚蹬只剩光秃转轴、也没有车座的破车，冒着大雨，披着雨衣，一路跌跌撞撞站着骑，甩了一身泥点，勉强赶上考试。大雨打湿的袖口将母亲的试卷边缘沾湿了，她不停用手抹去水渍，心想千万不要把答题的字迹也洇湿，那样就全完了。

母亲最终考上了，整个青年点六十个人只考上她一人。她终于不必回去扛锄头画板报了，也不用在公社巡演，在舞台上跳舞、表演快板和三句半了。她进入师范学院，毕业后成为一名美术教师。

怀上我之后，母亲说自己也迎来了新生，有了从谷底将她承托起来的神奇力量。她开始创作四条屏的年画，一个她并不擅长的画种。那个年代，年画并不受书画界待见，但因为家家过年都要挂年画，最容易出版和畅销，而出版则意味着创收，意味着母亲能在每月四十块的工资之外，替我的出生做足资金上的准备。

我在母亲腹中孕育的十个月，年画上的胖娃娃慢慢长出了眉眼和笑脸，肉嘟嘟的手指、脚趾在莲花之上、仙鹤中间挥舞。

专注作画的母亲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我的孩子，平安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