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母亲、生育和生命之初的故事居所

1

第一次知道你的存在，是一个秋天，树叶刚开始变黄，空气里银杏的苦味还未散去。我骑上单车，哼着歌，在午后的马路上飞驰。周遭的一切像万花筒，以炫目的光影在太阳底下流动。

家附近的公园里，孩子们闯入我的视线：奔跑，嬉闹，在草坪上放风筝。在那之前，我从未认真留意他们的存在。更准确地说，从前我有意无视了他们，对他们的喧闹和缺乏理性感到不耐烦。

在当时的我看来，生孩子根本不算是“我”自身的生活，而是向外索取意义——人应当主宰自己的生活，坚定地寻找自我的价值。生育则更像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缴械投降，是女性违抗自身命运的一次失败。多年来我接受的教育、信奉的价值，从来不包括生下一个孩子。

骑着单车飞驰的我，刚满三十一岁，处在毕业后来北京生活的第六年，搬过三次家，换了三份工作，不算稳定，但已经比大多数人幸运——没露宿过街头，没住过地下室，不曾被房东从出租屋赶走，不需要帮衬家里，收入不多，但足够日常开销。

我的真实生活由什么构成呢？一间每年续约都会涨价的出租屋，一份必须做到随叫随到、耗费心力的工作，每天三小时的地铁通勤，每月一次出差，配送距离以内的几家外卖，周末的综艺节目和人满为患的商场，一只通体灰色的暴躁英短，再无其他。

晚高峰的地铁，窗外漆黑一片，人潮中浮沉，昏昏欲睡。和我一样忍受拥挤的人们静默着，紧盯一个个发亮的屏幕，拇指翻飞，面无表情。他们在想什么？过怎样的生活？除了生存还有什么别的愿望？假如一颗陨石在此刻击中这节车厢，火光四溅，轰然炸响，烈焰和气浪吞噬一切，我们就这样停留在此刻吗？

如此生活几十年，然后呢？

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工牌的绑带是宝石蓝色的，照片上的我还在读大学，对高楼大厦里工作的白领生活抱有浪漫的想象。早晚高峰的地铁车厢，那块塑料工牌被人潮卷席着，把脖子勒得生疼，可我仍高昂着头，故意不摘掉它。我把它看作是在这座城市立足的明证——经过长达十八年的学校教育，这个人终于脱离了父母的资助，为自己挣得了生存的口粮。

入职一周后，我将全部衣物塞进两个行李箱，背上陪伴我两年的茉莉花木吉他，从一百一晚的旅馆搬出来，一路拖拽进一间六层的临街旧板房，四十平，一居室，月租金四千，没有电梯，没有院子，楼底下是两排用于占车位的铁皮椅子。夏天，狗尿味从树坑漫溢开来，屋内墙上满是蚊子留下的血迹。

之前的两年，我一直住在美国加州，农场广袤，人烟稀少。在国外读书期间，从学校去超市要横跨三个市镇，每个周末需乘坐校园大巴往返三小时，用背包和手提袋扛回一个星期的口粮。无论如何精细谋划，差错总会发生：一个冬夜，苦等一小时没等来当晚的班车，又没有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只好打电话求助同学，请他开车来接；街区路灯昏暗，相似的公寓楼黑魆魆看不分明，班车没有报站，很难把握好按下STOP（停车）键的时机，动辄坐过站，只得凭蛮力将满当当几大包食材扛回家。

一次从超市返回公寓后，我发现自己竟忘记买鸡蛋。我在冰箱前站立许久，内心被悔恨吞噬，怎么都没办法原谅自己。腆着脸跑去隔壁，向大学一道来读研究生的老同学借两颗鸡蛋。她从冰箱门上取出鸡蛋，一颗，两颗，郑重交给我。我至今记得她的眼神，坚定和犹疑交替闪烁。手握两颗鸡蛋，穿过无人的走廊，心里蓦然安稳。走廊尽头，弗里达·卡罗的巨幅画作上，梳马尾辫、皮肤黝黑的墨西哥女孩背对着跪坐在地上，环抱一大丛高出她头顶的奶白色水仙花。

回国当晚，站在上海弄堂口，眼见大排档人声鼎沸、火光攒动、招呼声此起彼伏，竟感动得无以复加，这才意识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人间烟火气。一周前，租房中介带我来看了这间建于1980年的北京老房。这栋房子的楼下就是菜市场、早餐摊，上班路上吃一口豆浆油条煎饼果子，顺便旁观老人们为一斤苹果、两根葱砍价，空缺已久的故土情结终于补全。

和中介签下这套房，租金押一付三，卡里余额不够用。临近傍晚，我冲到银行办理转账，验证码按照银行预留的手机号发给了远在哈尔滨的母亲，却始终联系不上她。中介的签约系统即将关闭，我在银行柜台前失了神：如果签约不成，意味着接下来的几天又要奔去找别的住所。无奈之下，我跑去央求前面排队的人，可不可以让我先办理。

“您可别和我来这套！”排在我前面一个五六十岁的红衣女人高声道，“我也跟这儿排了一下午了，大家都有事儿！您先问问他们同不同意！”她的音量过高，银行办事大厅包括安保在内所有人齐刷刷望过来，众人的目光在那个傍晚将我从头到脚穿透。慌乱之中，手中整沓租房材料散落在地上。俯身去捡，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

“妈——”被抑制的哭泣只剩下颤抖的嗓音，“对，租房子用。”落在我身上的目光，如演出结束后的舞台灯光收拢起来，人声倏地盖过我的声音。一切归于平常。此后多年，每当我有求于人、不得已暴露自己软弱的一面，我都会想起那个红裙子女人愤怒的注视。她和我母亲差不多同龄，完全可以用更温和的方式回绝我。

这栋比我还年长的楼很快露出溃败的端倪：第一个星期，马桶的冲水按钮失灵、淋浴喷头掉落；第二个星期，厨房的下水道堵塞，原本要洗手，最后连脚也一起洗了；第三个星期，窗子的把手掉落；第四个星期，房门的锁锈住了，怎么拧都锁不上；之后断网、停电、漏水、漏电、漏煤气，我和那间老屋轮番交战。

居委会负责维修的大爷年过六旬，常年穿一件白布衫。接到我的电话，他来了几次，举起锤子敲敲打打，离开后报修的物件并无改观。每回报修，依然是他来。

一天早上，我在烧煳的烟熏味中惊醒，发现客厅的墙壁上赫然出现了一个洞，踮脚朝洞口看去，小小的火星在缠绕的电线之间忽明忽暗，再向上望，水渍从天花板一边漫延至洞口。随消防队上楼查看，门虚掩，敲开门，客厅洗衣机漏的水已浸泡大片地砖，位置恰在我房间那处洞口的上方。“电线短路”，消防人员在笔录上写，随后让我签了字，便离开了。

泛着白色泡沫的水汩汩从洗衣机底下涌出。开门的男人听我说完，转头拔掉洗衣机的电源，重新躺回到床上。格局相同的卧室，俨然一间大学宿舍，上下铺加上客厅帘子隔出的空间，足足住了不下十人。我这才恍然为何每日午夜一过，酒瓶撞击地板的声音、麻将滚落的声音、聊天声、喊叫声会从头顶传来。

正赶上社区群租房查得严，这群在附近餐馆打工的男人住了半年，便搬去了别处。

日子久了，人间烟火气的魅力也在消退。每天清晨去上班，需要跨过一百种气味和一千道尘土。小区楼下标明分类的垃圾桶里倾倒着菜汤、瓜子皮、纸盒箱和啤酒瓶，提着菜篮吆喝着“贱卖”的果农菜商，小摊边抻长的油条滋啦啦下了锅，煎饼果子里的烤肠有一股塑料胶质的气味，老人们牵的狗在贴满小广告的电线杆子底下撒泡尿，挂在路边甩货的毛衣散发出樟脑丸和毛线发霉的气味。往来穿行于人群中间烧汽油的电动三轮车，扑面而来的汽车尾气，随时从脚边一掠而过的痰，还有无处不在的烟民吐出的几口烟。

若碰巧下了雨，路边停了工的地下电缆无人看管，黄土搅着雨水沿马路边缘倾泻而下。塌陷的地面上虚铺着几块开裂的砖，一不留神踩上去就会溅一身的泥。急着拉客的出租车一声鸣笛直冲过去，潭中的积水和泥汤在雨后阳光的映照下腾起一道色彩斑斓的虹。

左邻右舍频繁装修的电钻爆发出轰鸣，从下水道蹿出的蚊蝇惊扰着睡眠，楼下晚归的醉汉在路边呕吐、叫嚷、大声争吵，临街的餐馆循环播放着《小苹果》和《青春修炼手册》，摊贩的叫卖声一浪高过一浪。我盘腿坐在床上写无人知晓的诗：

“生活啊/你为什么不是刀斧利刃/劈开我内心的冰封/偏偏做那绵延无尽的电钻/一寸一寸/将我的高傲和矜持/凿穿/击落。”

比噪声、气味和尘土更使人忧心的还有钱：每月10号发工资，11号交房租，工资只在账户停留不到一天。偶尔延后一天发工资，房租就岌岌可危了，一天要罚几十块钱的款。

有家媒体做“名校留学生回国的生存现状”的报道，他们通过网络找到我，我如实讲了，对方觉得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记者在电话里解释道：“我们想要的故事是像这种的：常年住地下室，看不见阳光，最后抑郁了——说白了，就是得够惨，读者才爱看。”我说我住五楼，能看见阳光，目前也不抑郁。

对方挂断电话。一周后，那家媒体刊发的文章里，我读到一位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博士，在北京找不到工作，住在月租不到两千的地下室，吃发霉的食物。

我最终还是搬离了那里，倒不是因为居住条件本身，而是因为每天挤不上地铁，上班容易迟到，会因此而被扣钱。数不清多少个早上，地铁满载乘客呼啸而过，连续十几趟都没有多余的空间容我挤上去。那时共享单车尚未普及，一次地铁线路故障，公交车不直达，出租车打不到，人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地铁口乱转，到了公司还要被领导谈话，这才下定决心要搬走。

从城东搬到城北，货车拉着我们，身后载着在北京两年的全部家当——一辆自行车，一把吉他，一张折叠桌，两把椅子，三大箱书，塞满衣物和被褥的几件行李箱。车子在三环上飞驰，阳光透过车窗洒在身上。我欢欣雀跃，忍不住唱起歌。

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就这样开下去，随便去哪里都可以。除了这一车家当和从大学起就一直陪在我身边的人，我一无所有。

2

在你来到我这个临时居所之前，我们一直努力想在这座城市找一个叫家的地方。每在一地落脚，过上一种生活，我们都会想象你的到来。

不过我们很快就放弃了。不是放弃你，而是不想让你出生长大在那样的境况中：比如没有客厅也放不下洗澡盆的卫生间、蚊虫肆虐漏水漏电的“老破小”、会发生入室抢劫的老旧居民楼。为了生存，我们觉得那样的房子，那样的地段、租金、环境，是我们能承受的，生活并不算糟。但放在你身上，我们似乎又没办法接受。

为了学有所用，找一份和“理想”相配的工作，回东北老家反而不现实。于是我们在这偌大城市里笨拙地移动，寻找能度过每一天的东西。结束一整天的工作，我们就像两只长途迁徙的候鸟，跨越大半城市向城北飞去。我们移动，我们寻找，同时我们偷偷想象你的存在——你在哪里，会如何看待这一切，怎样平安无虞地长大，会将哪里认作故乡。

也因为实在无法想象上述那些事情，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了你诞生的可能。嘈杂的声音总会有，“孩子怎么都能长大”、“困难年代还不是一样生”、“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自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格外抗拒生育的话题，无论是年节的家庭聚餐，还是朋友间的闲聊。

看起来我们是在逃避什么，但实际上，我们已经设想了种种你存在的可能，却被现实狠狠否定了。结婚了吗？有要孩子的计划吗？有相关工作经验吗？不，我们解决不了户口。是的，也没有工作居住证，不解决子女入学。我刚毕业，坐在形形色色的面试官面前，像抵挡子弹一样抵挡一连串的问题。怎样仅凭一纸简历和言语本身证明自己，是初入社会的我们最大的软肋。

和你说这些，并不是在讲我们有多辛苦，比我们苦的人甚至连讲述的机会都没有。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个人选择的问题，症结不在坚强或脆弱，也无关乎是非对错。我所描述的是一种结果，亦是构成它的若干情境。在诸多时刻，跻身其中的个体无力扭转，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必须想方设法从内心找平衡。倘若内心力量不足以支撑现实中一路溃败的颓势，一种更广泛的时代症候便显现出来。

在你出生的三年前，2020年年底，疫情趋于平缓。每逢周末，我们会事先选定一个区域，乘地铁或公交过去，在不同小区的外围散步，观察那里的街道、商超、学校、楼群、车站，想象自己生活在其中的样子。每遇到一条规整的街道，一幢外观精美的楼，一个绿化不错的小区，我都会偷偷猜想：到底什么人住在里面；在过往的人生中，我付出的努力还有什么不足；哪些机遇被我白白错失了。

“如果努力有用的话，这世上还有穷人吗？”我自言自语道，话音飘在空气中，像一缕烟。

几周下来，我们多少有些心灰意冷。能力可负担的房子就那么多，五六十套看下来，竟没有一处合适。有的紧邻公交站和铁道线，地铁从房子底下穿行，轰隆声沿墙体蔓延至整个房间；有的太破太旧，没有电梯，走廊布满裸露的电线；有的次卧或厨房没有窗子，不开灯时一片昏黑；有的朝向不合理，不是太晒就是太冷；有的房间是用隔断打出来的，没有孩子活动和居住的空间。

我一直记得有个装修精致的房子，墙体和天花板呈淡紫色，衣帽间闪亮如商场卖金银珠宝的柜台。年轻的女主人戴着口罩，靠坐在沙发上，不多说话，一举一动、说话呼吸都透着疲惫。中介说，房子刚装修完，使用的材料是品质最好的，整体价位也算合理。从这间过于精美的房子出来、等中介沟通下一家看房的时间时，我盯着单元门口层层叠叠的小广告，忍不住想那位女士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有一间房子那么美丽又那么悲伤？

“它很好，但感觉它并不属于我。”我对中介说。我想象不出自己住在里面的样子。

11月，入冬后下了场雪，气温骤降。坐在房产中介的电动车后座，风从脖领直灌进来。我们踏着风雪来到现在的房子，厚厚的棉衣底下，冻僵的身体瞬间感到了暖意。

高楼层，窗外没有遮挡。夜幕降临后，从阳台能望见万家灯火。客厅的墙面洁白平整，如果拆掉几个摆放装饰品的木架，可以做一整面墙的书架。长长的走廊虽浪费了面积，却让主卧隐蔽安静，走廊两侧可以设计成家庭照片墙、乐高玩乐区或小小的图书馆。最关键的是，每个空间都有一扇窗，不会阻挡阳光和空气。

零下十几度的冬天，屋里暖极了，房东着一身薄薄的秋衣迎接了我们，飞奔过来的还有一只纯黑色的巴哥。“疫情隔离在家，我一边在客厅跑步一边看窗外的景色。”他说。城市是个有趣的地方，我想，街道、楼群和绿化带也能叫“景色”。 “你们住进来的话，这盆留给你，我母亲生前种的。”他又指着卧室阳台上的一盆多肉，说。

那丛小小的多肉盆栽，和我们需要应对的大事件截然不同，果实般的植物扎根在白色的碎石子中间，毫不理会我们贸然闯入。后来在你出生后，奶奶从老家赶来帮忙照顾你。难得休息的间隙，她买来一株十二卷、一株新王子高，栽种在原有的多肉花盆里。以此为起点，阳台飘窗上一夜之间摆满了鲜花绿植。我成天抱着你在屋里转悠，少有外出的机会，有时难免单调疲惫。奶奶的花园是在现实以外延伸出来的触角，一盆盆植物像慢悠悠的日子在呼吸。

就是这里了。这里的生活至少是可以想象的。

第二年春天，我们带上全部家当，浩浩荡荡搬进了新家。收拾停当的那个晚上，房间熄了灯，窗外层层叠叠的楼宇像黑夜里的萤火，遥远又迫近，浮在半空，似梦似幻。

想不到我们也有了自己的房子。我说。

是啊，我们的家。他说。

3

家，既是空间也是时间。除了栖身其中的居所，家还是一个人溯洄时间之流的绝对原点。正如理解童年需在长大成人之后，真正理解家的意义往往在离家之后。

这也是我们存在的部分意义所在：不活过一定年纪，人很难理解特定年纪所负载的人生。

我家有个传统，逢年过节会有人将柜子里的老相册一一摆上茶几。没有人故意做这件事，所以算不得多么正式的仪式，而更像是出于怀旧的习惯，代替手机在茶余饭后消磨时间。随手翻开相册，挑一张照片，讲一个故事，其他人再补充细节，让故事无限贴近真实。我对我们家的认识除却自身经验以外，多半是通过这些口口相传、不断修正、整全的故事。

“教堂的家真小。你还记得这个书包吧？我这件红色羽绒服，穿了多少年。”母亲指着其中一张照片：我们一家三口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用废弃的胶卷制成护目镜，站在院子里看日食。院外是一座始建于20世纪初的东正教教堂，墨绿色的洋葱头穹顶，砖红色的外墙，拱形采光窗和我家隔窗相望。日落时分，颂歌和晚霞一道降临，将我家西侧的屋子点亮。

“当然记得，有天你带回一个新书包，给我高兴坏了。”上小学前夕，母亲为我买了一只新书包，红黄蓝配色，拉锁是小动物的图案。我将家里的书一股脑装进书包，背着它在床上蹦啊蹦，直到气喘吁吁倒在床上，背上压着令人喜悦的重量。我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财产，还是一件实用的容器，可以将心爱之物随身携带。没有哪个孩子能抵挡这种诱惑。

我当然也记得那件红羽绒服，下摆垂到母亲的膝盖，面料因反复洗刷显出粉红。有天上学，同桌用橡皮泥捏了一只陀螺，它掉在地上，被我不小心踩扁了。盛怒之下，男孩抄起我书桌上的文具盒，几根铅笔、钢笔、一把尺子纷纷在他手中折断。漫长的下午，用借来的文具写字，除了伤心还有担心：自己好像闯了不小的祸。

放学后，母亲照例在学校附近的路对面等我。那天下着大雪，我心爱的书包里背着残缺不全的文具，在雪地里一步一趔趄。转过街角，踩着咯吱作响的落雪穿过车流，远远看见母亲的红羽绒服。我一头扎进去，放声大哭。母亲掸掉我帽子和书包上的雪，从兜里掏出手帕，替我擦掉眼泪和鼻涕。她听我说完，反倒松了口气，笑了：那有什么关系，明天妈妈带你去买新的。

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那一刻的如释重负。黑下去的天空瞬间光明如白昼，雪花纷纷扬扬在半空轻盈舞蹈。妈妈牵起我的手，带我回家。

原来这就是我曾经拥有的东西：无论遭遇何种困境，总有人替我兜底，牵我的手带我回家。

过去翻开旧相册，我的注意力多半集中在自己身上。最近几年，尤其过了三十岁以后，照片里的其他人终于从背景走向台前，进入我的视线。和我现在一般大的妈妈抱着我坐在松花江边的台阶上，她望向江面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呢？爸爸出差回来，带给我一个会眨眼、会喊“妈妈”的洋娃娃，他买下那个娃娃，期待的是什么呢？

照片里的大人们曾经遥不可及，无论空间还是时间：他们身上携带着我不了解的世界，经历过我无从知晓的人生。现如今，我和那时的他们长成一样的年纪。他们也像我现在这样时时刻刻不知道怎么办吗？也在同自己无法掌控的复杂事物相抗衡吗？

年节的聚会上，他们笑得那样恣意，冲镜头笑，仰面大笑，捂嘴偷笑，鼓掌欢笑，他们在笑什么呢？莫非我这个小东西给他们带去过不少欢乐？

“咱们在绥化过年，一大家子的人，真热闹啊。”

那是90年代，从正月廿三小年开始，老家就在备年货了——从集市上提回来几条鱼、包饺子用的面粉，当然还有东北炖菜必备的土豆、茄子、豆角、白菜、猪肉和粉条。运气好的话，还能买到小巧、鲜嫩的本地鸡，外加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马哈鱼，带着粉嫩剔透的鱼籽。

从灶台旁边的缸里捞出两颗腌好的酸菜，院子里的大棚取出用纱布包裹的黄澄澄的红小豆包，还有一截收秋菜时买来的大葱。它们在严冬中冻得邦邦硬，在被炭火烤得暖洋洋的屋子里，很快溢出一层白砂糖似的霜。

老家的炕头，支开圆桌，围坐一大家子人，嗑瓜子，剥橘子，含一颗杂拌儿糖，边打扑克搓麻将边侃起邻家的老老小小。谁家的媳妇漂亮，老谁家小谁要上学了，谁又在相对象。一家人谈起二三十年前的往事，致密的话语在酒杯间飞舞，儿时的我瞪大眼睛细细听去，仿佛在听一段遥远的神话。

开灶做饭，过程悠长，往往先闻见五常米香，紧接着各种佐料喷香扑鼻，鸡蛋酱的黏稠，香菜小葱黄瓜水萝卜的清爽，香油麻油料酒的滑腻，猪肉丁炝在锅底，鸡肉块在葱姜蒜花椒大料中翻炒。屋里也不闲着，和面的，掐剂子的，擀饺子皮的，和饺子馅的，包饺子的，端盖帘的，下锅的。小孩子跟着凑热闹，非要包几个奇形怪状的饺子。饺子煮好，上桌，开动之前要先认一认哪个是谁包的。

照片背景里的电视奇小，一个灰色的方块盒子，屏幕上时不时出麻点，两根电线怎么摆弄都不对。只有一个台，遥控器也不需要，全家人对着呲呲啦啦的电视机，如同盯着幻影一般猜歌手的名字，好在一人连唱好几首歌，唱完了总认得出。

东北的寒冬，夜幕老早就降临了。邻家孩子提着自制的灯笼，兜里揣上火柴盒，结伴去放炮竹。炮竹插进一旁的雪堆，捂紧耳朵看光亮升空，太过繁复的礼花是没有的，响声尖锐的小炮仗随便放。

临睡觉，屋外的鞭炮声欢腾如街市，隔着窗户纸将房间照亮。红包压在枕头底下，多半是一块两块的面额，但足够再买几块糖果、一串冰糖葫芦。

那张照片里，我是唯一一个没有笑的，却必然是所有人中最幸福的，不知其幸福的幸福，幸福的加倍。

在照相机还不那么普及、胶卷价格不菲的年代，他们不停拍摄我、记录我，一定是很想留下那些瞬间，让记忆在影像中定格吧。

可以确定的是，我是被坚定地爱着的。有朝一日我也有能力给予另一个人这样的爱吗？如果这个系于我身的小小生命能融解眼下冰封的生活，如果我也能为他带去一点意义，或者我们共同创造一种意义，一种跳脱开从前那个价值体系的更私人、更悠长、关乎记忆和情感的意义，为什么要先入为主地断绝这种可能呢？

在那个寻常的秋天，你已经在我的腹中孕育了，一颗红豆大小。我的身体将是你未来十个月的居所。我曾经拒斥你的存在。真到了知晓谜底的时刻，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未来像一扇徐徐开启的大门，轻转合叶，留下暧昧不清的缝隙，让人亟待一探究竟。

其实，在你认识我们之前，我们和你一样对未来一无所知。时间和经验并未让我们从无知中豁免。我们非但无法预知你带给我们的改变，无从知晓我们的一举一动会如何影响你，就连我们自己都在不断变化中无目的地漂流。

我所知的只有一件事：在任何意义上，我都将不再是独自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