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母亲、生育和生命之初的故事 适应

1

我们将睡熟的你放在大床中央，身长50公分，体重3390克，原来是那么小那么小的崽，两只手托起来软软糯糯，比猫咪或是蛋糕胚还柔软。哪怕你哭起来，我们急得团团转，也不敢兀自将眼前这个红彤彤的小肉团托举起来。我们好担心你啊，担心将你折断，担心你夜里睡觉时停止呼吸，担心奶水呛入气管，担心你被自己的指甲划伤。

刚生下来时，你的指甲很长，边缘并不完整，像被什么人咬过似的。为了防止你抓伤脸蛋，我们将你的衣服袖子裹起来，或者干脆系一个疙瘩。为了剪掉过长的指甲，趁你睡熟，我捏起你的手指。在阳光的照射下，指甲是淡粉色的，有些透亮，关节绵软，指肚光滑，没有指纹。指甲剪的刀刃划过，它们就扑簌簌飘落在空气里。弯月一样细软的指甲，不像是人体产出的多余杂质，不需要特意用纸巾包裹起来再丢到垃圾桶。它更像是窗外飘进来的一颗灰尘、野外落在树梢的一片雪，是某种自然之物，可以泰然处之，无需刻意清理。

婴儿的指甲不像大人那样坚硬，最趁手的修剪工具是一把小剪刀，和小时候剪贴纸的剪刀类似。网上有卖另一种指甲刀，带有全自动的磨砂转轮，商家声称它碰到肉之后会自动停止，可以免去家长手动操作的麻烦和失误。我最后还是选了圆头的小剪刀，就像园丁剪掉花园里多余的枝桠，修剪也是一种乐趣，更何况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新生命。

有一次我不小心失了手。血从你的指尖溢出来，我慌忙找来棉签擦擦蘸蘸，血迹还是在你指甲缝里残留了几天。鲜血漫溢的那一刻，我第一次因为别人身上的伤感受到切身的疼痛，仿佛那血是从我自己的指尖滴下。之后的若干天，那一小块残缺的指甲和暴露在空气里的粉嫩的肉，也像长在我的手指一般，承受着空气和流水的侵蚀，火辣辣地疼。

你出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咱们家经历了打仗一样混乱的日子。最明显的改变当然是身体上的。产后第三天，分泌的乳汁堵塞在乳腺，胸部肿胀得像块石头，轻轻一碰就钻心地疼。你还在住院，电动吸奶器的吸力不够，整整一天一宿，涨奶的疼痛使得我的后背连同后脑一并麻木，完全无法入睡。原以为分娩痛已是最后一关，何曾想涨奶的痛竟如此撕心裂肺。幸好有通乳师帮忙，最后咬紧牙关，受刑一般扛了过去。

我一度非常抗拒电动吸奶器规律的轰鸣、频繁闪烁的红灯和通过塑胶管流入奶瓶的淡黄色乳汁。使用它是为了提前吸出多余的乳汁，留待婴儿食用——撩起上衣，露出乳房，将两个喇叭状的透明罩子扣在胸前，等候奶水有节奏地被泵入塑料瓶。不知道其他新手妈妈感受如何，在日夜泵奶的过程中，我的屈辱和愤怒达到了顶点。我愤怒于人的身体以如此直白的方式被机器操控，愤怒于市面上普遍流行的母乳主义。

喂母乳还是奶粉？在新手妈妈们当中，这个问题常用于开启话题。无论是在月子中心还是社区诊所，面对邻居还是朋友圈的熟人，回答“母乳”总是安全的，可以省去听人说教的时间。如果回答“奶粉”或“混合喂养”，得到的则往往是意见和建议、民间诊断、各路偏方。人在敏感的时期，家人的好意也会伤人，包括频频端上饭桌的“下奶汤”、言语间的不解（“咱们那个时候天天挨饿还有奶，现在的年轻人好吃好喝……”）、有意无意的调侃（“看看孩子吃你一口‘点心’累成啥样”“点心吃完咯，该吃正餐了”）。

哺乳将原本整全的时间切割成碎片。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每三小时左右，奶水就会充满乳房，乳房的胀痛会提示我：该喂奶了。无论是亲喂还是使用电动吸奶器，都需要尽快解决，好换取下面三小时的短暂休息。如果因为什么事耽搁了，奶水便在乳房中积蓄，有堵奶的风险，容易发展成乳腺炎。而每当奶水排空，原本的自我和身为母亲的自我会短暂分离、出现缝隙；对我而言，便是突然意识到自己（仅仅是自己）仍然存在的瞬间。

奶水不够。我没有很快放弃。用奶水喂养初生的婴孩，从中体验到初为人母的成就感，是我对“母亲”这一角色最原始的想象。选择不“母乳”是一回事，希望“母乳”却没有能力是另一回事，正是后者让我不甘：明明孩子最初的食物就出自你身上，只有你有能力提供，第一时间安抚他，让他不再饥饿、停止哭泣，为什么偏偏做不到呢？

生活里再没有别的任务，只有一个有着最基本需求的孩子和你这具久经考验的身体。当你周围的环境、接触的人都在和你谈论这一件事，这件事就顺理成章成了你唯一在乎的。而当你的思考、教养、学识、积累，通通不能在这件事上给你助力的时候，陷入思维的僵局就不奇怪了。

夜里，孩子嗷嗷待哺的哭声敲打着我的神经，熬过一个又一个无眠的夜晚，天光透过窗帘，无法遏制的委屈如同潮水将我淹没。在护士站，妈妈们一边隔着落地窗晒太阳，一边将孩子揽在怀里喂奶，她们的动作如此娴熟自然，而我哺乳的过程却一波三折。我开始怀疑自己其实并不适合做母亲。

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里，夜里每隔三小时就会在熟悉的哭声中醒来，喂母乳，冲奶粉，喂奶粉，洗奶瓶，消毒奶嘴，抱在怀里哄睡，有时还要更换被尿浸湿的衣服和床单。完成这一系列流程，房间里只亮着一盏光线暗黄的夜灯，大脑空无一物，感觉麻木；在睡眠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人很难调动多余的情绪，只剩下一连串机械的动作。

“孩子睡你也睡”是新手妈妈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而真实的情况往往是：孩子睡下后，世界不再向妈妈索求之时，妈妈的自我才开始慢慢拼合为一个整体，释放出来，站立起来。她才终于有机会思考和自己有关的具体的事，比如自己喜好什么，希望实现什么，借由什么实现。在这些时刻，她宁愿保持清醒。

无数这样的夜晚、清醒的时刻，初为人母的妈妈们不由得想念过去行动自由的自己：可以随时随地离开家，去想去的地方，和朋友聚餐、逛街、旅游，尝试心爱的食物，喝酒和咖啡。那时她们的身体尚未损伤，五脏六腑都清爽，睡眠未被剥夺，她们精神饱满，心无挂碍。

2

生完孩子后，在护士、护工、月嫂、早教推销员、家政服务中介的口中，我成了“宝妈”，无名无姓，简单明了，有尊重的成分，但更多是图省事。“我”被迅速替代、抹去，转换成了另一种附属角色——照料者，新生命赖以生存的客体。

成为母亲后，诸如此类的对话时常发生：

“睡得好吗？”

“我睡得还行，半夜醒了几次。”

“我问的是孩子。”

“晚上别睡太晚，孩子睡你也睡。”

“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有什么事比孩子重要？你休息好了，第二天才有精力带孩子。”

“孩子呢？”

“孩子在家，和阿姨午睡呢。”

“心真大，把孩子撂家，自己出去潇洒。”

“赶紧把下奶汤喝了。”

“我喝不下。”

“喝不下也得喝，你又不是你自己，孩子等着吃奶呢。”

我不是我自己，还能是谁呢？

我一定不是第一个体会到这种崩溃的人，但对外讲述的并不多。在美国作家蕾切尔·约德（Rachel Yoder）的小说《夜母》（Night Bitch）中，一个不堪重负的母亲终于化身一条狗，在无人的黑夜里嗜血、撕咬、嚎叫、自由狂奔，全凭生物本能养活她的孩子。这个母亲曾经有自己的事业、在艺术界大展拳脚，却因孩子的出生、丈夫常年离家在外工作而成为全职妈妈。每日身陷混乱、崩溃，变身母狗让她得以从母职中脱身，重新感知到自己身体性的存在：“她成为家庭主妇之后，自我就开始慢慢消失，最后她只在自己的被监护人面前才是完全存在的。当她回想起自己如何度过每一天，不禁要问：没有孩子的话，她还存在吗？”

怀孕期间，我一直在负责一档视频访谈节目的策划和采访，和嘉宾讨论“何为真实”这类高屋建瓴的问题时，我可以敏锐捕捉到提问的时机，在有限的录制时间内，通过不断设问引导他们表达，将节目所需的内容补全。我们探讨历史转折期的偶然与必然、人性的光明与灰暗、个人选择与时代的关联，也聊到了王安石变法、赫尔曼·黑塞的精神危机、喜剧的内核、乔纳森·弗兰岑、儿童性教育的路径、社会变革的要素、年龄之于写作的意义。阵痛发作前三小时，我还在修改一本书的译稿，虽然呼吸不畅需要靠吸氧缓解，双脚肿胀得不像话，但我的思路仍是清晰的，可以从几种方案中筛选出最恰当的表达方式。

半年后，生下孩子两个月，我收到一封英文邮件，需要确认一部我策划过的片子的版权，看是否能在艺术展览中使用。我试图回复那封邮件，却发现自己丧失了调用英文的能力：我拼写不出最简单的单词，拿不准句子怎样写才通顺，经过多年训练习得的语感消失了。我尝试了一遍又一遍，在手机上写写删删，终于还是放弃了。

我的处境：陌生，琐碎，庞杂，惶恐。我随时随地都需要一种决断力，将自己割舍出去、交付出去，时间和注意完全分配给初生的婴儿，确保他按时进食（计时、喂奶、拍嗝、吸奶、清洗、消毒），保证他的睡眠（哄睡、安抚、保持安静、观察反应、及时唤醒），保持卫生（换纸尿裤、洗屎、洗澡、抚触、洗衣、擦地、擦灰、整理），和他互动（认知卡、排气操、布书、故事、自说自话、唱歌），适应新身份（办理卡证、购买母婴用品、学习咨询、求医看诊、处理家庭关系、沟通、解释、争吵）。我再也没有余力去思考一句中文的晓畅、一期节目的节奏和架构、一本书的动人之处、一个问题的真伪。那些我曾经视若珍宝的观念、信奉的价值，全数让位于切实的密集的劳作。

每晚八点，面对阳台的大窗，窗外依然是万家灯火，层层叠叠的楼宇像黑夜里的萤火。我怀里抱着小小的你，在黑暗中摇晃身体，时而哼歌，时而模仿胎儿在子宫内听见的“嘘嘘”声为你助眠。你睡熟后，我将你放进小床，压低台灯，光线调至最暗，打开一本书。那本书写了什么、写得好与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还有兴致阅读，还有可供自己支配的一点时间。

一旦躺下，“夜班”就开始了，比“白班”更累人。最大的难题是，在完成喂奶等一系列操作之后，如何在两三小时后下一轮喂奶之前，快速入睡，保存体力。

因为要不断醒来，睡眠通常很浅，梦境却骇人：木屑和樟脑球味。漆黑一片。手脚被绳索之类的东西紧紧捆住。我被关进了一个木质衣柜，外面有两个男人在说话：“刚抓来的？送去乡下吧？”“不然就先奸后杀，留着干吗？”……

钥匙插入衣柜门上的链锁，咔嗒。

惊醒。看一眼时间，再过半小时，刚出生两周的你就会饿醒，用哼唧或哭声叫醒我，吸饱奶水再重新睡去。

倒头继续睡，恍惚梦见自己只身穿过一条漆黑的走廊，楼上是丈夫殴打妻子发出的怒吼和妻子声嘶力竭的惨叫。

睡眠尽是断断续续的梦。梦也并非毫无用处，可用于鉴别那一夜是否睡着。如果说有什么经验，那就是所有关于婴儿啼哭的梦，醒来后都是真的；大部分哭醒的梦，现实未见得太糟。

一次大哭着惊醒之后，月嫂抱着不比巴掌大多少的你站在床边。她问我是不是做梦了，我说我梦见把孩子放在一旁的货架上，低头系鞋带，起身后孩子就不见了。她轻轻拍了拍趴在她肩膀上酣睡的你，安慰我道：“孩子在这儿呢。”

原来我有孩子了。人真的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新身份。

丢孩子的桥段像被施了魔咒，一遍遍潜入我的睡梦。有人说，在母亲的潜意识里，孩子是入侵者，毫无道理地侵入她的生活，吸吮她的乳汁、占据她的心智、打乱她的生活常态。因而丢孩子的梦，本质上是意识同潜意识抗争的结果：在某些时刻，母亲在潜意识里希望孩子消失。可是在梦中，每一次我都会发了疯地找你，会因为你突然消失大哭不止。

你的到来，像一台昼夜运转不停的粉碎机，不断打乱我对秩序的偏执，绞碎原有的计划，生出新的问题，源源不断。

从前我能准确地说出某件东西在家中哪个柜子哪个抽屉的哪个位置，毫不费力就能调用方位记忆找到需要的物品。可当刚来家里的婆婆和月嫂轮番问我某个东西在哪儿，我的记忆和方位感竟完全失灵了。这让我的恐慌和焦虑达到顶点，人像一只无头苍蝇在家中转悠，希望能重新建立起物品的秩序。

客厅原本用来冲咖啡、招待来客的茶几堆满了抚触油、屁屁霜、棉签、面霜、生理盐水、电动吸鼻器、纸尿裤、隔尿垫、口水巾。卫生间添置了一台小洗衣机专门洗你的衣物，为了安装这台洗衣机的下水管道，撤掉了从前放护肤品的储物架。进门处特地布置的水吧台不再摆放咖啡机和红酒，而要为消毒锅、奶粉桶和大大小小的奶瓶腾出空间。卧室的衣柜不够用了，买来一整排便携式的抽屉盛放你的衣物。

之前装修这个家，找设计师、看图纸、跑家具城、灰头土脸当监工，一副恨不能紧跟世界家居设计潮流的劲头，结果生育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不要计划，计划赶不上变化，没有希望就不会失望。纸尿裤是打碎设计师美梦的罪魁祸首，它们毫不客气地侵吞一切储物空间，在每个平面、空档、缝隙如气球般膨胀。

有些情况下，不可控的混乱不能说完全是由你造成的，而是因为我们对于添丁进口给一个家带来的变化估计不足。有些变化是预料不到的：比如你五六个月大的时候，会被地板发出的响声吵醒，哄睡后我们只能尽量静止不动，否则就要陷入第二轮哄睡的泥沼。爸爸从网上下单了地板消音剂，用针管将乳白胶一样的粘稠液体注入地板缝，擦拭干净后即可。消音剂的确是消音了，可空气里弥漫着修正液的气味。正值冬天，不好开窗睡觉，为了腾出房间放味，我们一家三口住进次卧，让奶奶睡沙发。次卧太小，没有空间放下一张婴儿床，只能抽出床垫，铺在地板上。经常半夜睡到一半，你就滚到床底下卡住了，哭着醒来。

最初是为了解决地板的声响和哄睡难题，结果全家折腾了快半个月才重新搬回去。

3

有大半年的时间，我需要留在家中，和奶奶一起照料你。那并不是轻松的工作，比起疲惫，更准确的形容是茫然。我不知道以怎样的身份和心情面对你，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你满意。虽然你是我的孩子，我们却好像没有那么熟，我不知道你的脾气秉性，你也暂且没有表露出任何对我、对任何人或物的偏好。给你哼歌，和你互动、讲故事时，我语调欢快，你眼神茫然，多数时候更像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需要对另一个个体生命全权负责，其背后更本质的困惑是：我要怎么了解你的感受，怎么代替你做出每一个决定？

我需要帮忙，更需要倾诉。我变得暴躁易怒，渴望有第三只眼看见我原地打转的彷徨、多任务压身的手忙脚乱，然后理解我，替我分担。虽然夜里爸爸会帮忙哄睡、喂奶粉，但天一亮，他便穿戴整齐准备去上班，站在家门口和我告别。

门关上的刹那，仿佛我们之间关系的隐喻：从我进入产房独自经受疼痛开始，身为男性的他仅能在语言层面去想象我的经历和感受；只能靠道德感和责任感去体察我的付出和心境。无论两个人多么亲密，我们之间都横亘着无法弥合的裂痕。

我想起刚出院那晚，你还在住院，我们终于有了独处的时间。我急于将病房里发生的一切讲给他听，我的疼痛、恐惧、担心。我越说越激动，语速越来越快，我希望他能抱抱我，说一句“辛苦了，以后会好的”之类宽慰的话；我希望他亲口告诉我，在我生产的那段时间，他的担心和在意。但他只是那样安静听着，时不时点点头，仿佛我说的只是工作上遇到的困难、和我们的生活不相干的新闻事件。

这就好像你出生后，他工作了一整天回到家里，眼中的家一切如旧，和早上出门时并没有两样。可如果通过摄像头回放，他会发现在家这个固定空间里，我大概处理了三百个突发事件，活动轨迹不停缠绕，如一团乱麻。我和奶奶之间的协作和沟通并不如想象中顺利，在诸多基础的问题上都没有达成共识：穿纸尿裤还是垫尿布、继续催乳还是断奶、留在家里还是带你出门、要不要每次都给奶瓶消毒、为什么不能给婴儿把屎把尿、夏天要光脚还是穿袜子、要不要开空调……三百个突发事件，总伴随着不断的解释、平衡、妥协、博弈。

面对下班归来的丈夫，我该如何向他讲述这一天的忙乱，成了考验我语言能力的难题。它们如此琐碎、重复、无聊，当我试图用语言复原当下的处境、心情，事情看起来更加荒谬了，因为它们根本无法被一一讲述，更遑论精准传达。

你爸爸一向是个温暖的人，为人并不冷漠。大学时，他买来猫粮，每天去喂校门口的流浪猫，有回还被抢食的小猫抓伤。我也因为他爱上了猫。他心思细腻，在我身处异国他乡、我们异地的两年中，定期给我邮寄手写的信。那些写满温柔诗句的纸片，让我觉得那段日子没那么难熬——

“我现在所做的，

只是把存在之中人性与诗意的那一部分记录下来，

别的东西，可能残酷得多。

我始终觉得，细细想来，

人有无数的理由去悲观自殁，但是只有很少的理由乐观起来。

很少，但也足够。

……

我蛮喜欢做的事，是把一种体会条分缕析之后，

又重新打包成诗。正如你飞越太平洋的旅程让我想到：

一天清晨，一只翠鸟飞过朝霞，停在我对面的河岸上。”

“想想看，我不知不觉间为你做的那些事，

道一以贯之，想让你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想要的味觉，

唱出由衷的旋律，抓住一瞬间的光华，

能够重复动人的指触，而且拥有不带虚饰的嗅味。

总之，能够不经迷失地感受到生活中最真实的元素。”

他的感受力、理解力在同龄男性中已经算是不错了。可即便如此，在生育这件事上，他依然难以理解，无力共情。

我察觉到自从有了你之后，他脸上会频繁出现一种从前没有过的表情，常见于我说话或发出指令的时候——他会皱起眉头，眯起眼睛，嘴巴微张，缓缓扬起下巴，我把它解读为“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或“我倒想听听你又要干吗”，于是我只好用更多的语言努力填补意义的空缺，结果却换来同样的表情。有时我刚显露出说话的意图，这个表情就会闪现，它让我一度绝望到极点，因为那代表在他心里，我说的话、表达的意思不再重要，甚至是在自找麻烦。

我回想起我们二十一二岁刚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在我说话时牢牢盯着我，用舒展的神态迎接我，他关切我的喜好、情绪、瞬间流露的小心思。在婚礼上，面对礼堂黑压压的脑袋，司仪让新娘讲一段话，我拿起麦克风，说：我想知道，婚姻能让一个人变成更好的人吗？我们能一起变成更好的人吗？我对婚礼并没有任何浪漫的幻想，对婚姻也是。这些问题更像是一则浪漫的童话故事。年轻的时候，人一般只在乎王子和公主有没有生活在一起，不大去追问生活在一起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个表情第一次出现，应该是在我坐月子期间。他有十五天的陪产假，基本是在月子中心的大床上度过。那时他刚转行，对新的专业热情高涨，隔几天就从家里搬来几本专业书，堆放在月子中心的床上。有回月嫂偷偷问我：“宝爸是不是在大学当老师，怎么看这么多书？”大概是产后激素水平变化引起了心态上的失衡，我第一个反应竟然不是一笑了之，而是辩解：“我也看很多书的，我们家有一整面墙的书架，上面几乎全是我的书。”

现在回看，让我心态失衡的，是他的日常依然向外界开放，他可以出入自由，享受悠闲的假期，陪产假结束后立即恢复工作，什么都没有改变。而我每天被困在同一个地方，面对一个初生的婴儿，工作停滞，没有精力做热爱的事，也没有机会和外界产生有价值的连接。我的社交圈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其他妈妈们、月嫂、通乳师、产后修复医生、婴儿用品团购群、儿科问题交流群、邻里旧物置换群、家政中介……

当你爸爸和我分享他新近掌握的财经、产业、社会新闻时，我丝毫感受不到他的欣喜，心里只有对比之下难以抑止的委屈。在那个时间节点，我唯一关心的是你能否顺利存活、有没有得到悉心的照料，而不是缅甸工厂的女工没有得到她们应得的权益、北美帝王蝶因喷洒农药濒临灭绝。

我提议他多抱抱你，练习拍嗝、哄睡、洗澡、抚触，以免回家后我一个人应付不了。那时我的伤口还在愈合，身体尚未恢复，整个人依然处在“震惊”的状态，容易过度紧张。有次他下楼做核酸，忘记戴口罩，第二天我提醒他要戴口罩，以免传染给你，临走前多重复了两遍，他脸上就出现了那个表情：“你现在为什么总是重复说显而易见的事？”

我被问住了，花了两天时间思考自己的变化从何而来，结论是：我的大脑实在无法处理这么多新涌现出来的细枝末节，于是只能先传达给身边的人，在我忘记之前，在酿成不可逆的后果之前。

4

离开月子中心前一晚，北方的夏夜大雨倾盆，房间里所有人都睡下了，我独自陷入了精神崩溃的危险边缘。我还不会稳稳地抱住你，不能有效安抚你每一次大哭；我的队友没有认真学习过任何一种必备技能，他抱你的时候姿势僵硬，拍嗝的姿势还不标准，没有换过一次纸尿裤。他几乎不和你说话，顶多只站在一边看着，看不出任何情感。这些顾虑像一个接一个弹出的任务框，任凭我拼命点消除键，它们依然疯了一样布满我的大脑。

我失眠了。不是一宿两宿的失眠，而是无论何时入睡，我都保持着可怕的清醒。过去我可以一觉睡到天亮，夜晚对我来说只是一次停顿、休整。现如今它变得漫长无涯，像日夜湍流的水，永无止息。我的耳朵随时留意着你的动静，一次翻身、一次不均匀的呼吸都足以驱使我奔到你床前查看。夜间亮起的夜灯、厕所的冲水声，丈夫的鼾声，都让我警觉。一个夜里，恐慌症突然发作，心跳过速，呼吸急促，无论如何也不能自行恢复，只好摇醒丈夫，在他的引导下慢慢复原了呼吸频率。

四十二天产后复查，我问大夫失眠怎么办，她说：“把自己累到极点就行了。”

我已经累到极点了。我似乎不需要睡眠，不需要进食，不能源源不断产出母乳。我无法想象自己出门工作、见人或消遣娱乐。你第一次冲我笑，我毫无感觉。只有尖利的哭声才能唤起我的紧张情绪。正念冥想、呼吸练习，从前奏效的统统不奏效了。

我依然醒着。

直到那晚，在清醒的意念中，我试着一件一件丢掉客厅多出来的物品：先是那辆放在门口的婴儿车，接着是水吧台上的消毒锅、奶瓶架上的奶瓶、茶几上的抚触油、屁屁霜、棉签、面霜、生理盐水、电动吸鼻器、纸尿裤、隔尿垫、口水巾……直到整个客厅恢复原状，只剩下一面墙的书架，书架上的书排列整齐，还有跟着我搬过三次家的躺椅。

我想象自己坐在那把躺椅上，背靠飘窗，读书、写作、翻译。阳光流淌过指缝，房间里空无一人，阳台的花草清新繁茂，时钟嘀嗒嘀嗒嘀嗒。

我睡着了。

你满月当天，我拖着因睡眠不足而疲惫不堪的身体，抱着你第一次走出家门，去社区诊所打预防针。走在街上，红绿灯频繁闪烁，汽车鸣着笛，电动车飞驰而过，人来人往，世界一如往常，从未改变。

我的心跳加快，眼耳鼻舌身全部被调动起来，手臂和腿脚加快摆动，余光不放过任何经过的人和车。意念告诉我：要用尽全身力气，抱紧、保护怀中的你——像极了丛林中为了保护幼崽反应过激的母狼，随时会对潜在的威胁发起攻击。

终于，我精疲力竭坐在诊所的长椅上，怀里的小不点在嘈杂中睡熟，身边随处是哭喊的孩子、神色紧张的家长。他们不时过来询问关于孩子的信息，陌生的词汇如惊涛骇浪席卷了我。如同置身别国却尚未习得当地语言的外来者，我既没有能力理解，也无法快速反应。震惊和失语之中，我不得不启用手机里的语音备忘录，录下医生的叮嘱。

身为一个长期和语言文字打交道的人，我感到前所未有地孤立无援。我沮丧地发觉，生育瓦解了我过去的语言系统，在我周围高高垒起了语义的屏障：粟粒疹、母乳性黄疸、胎脂、肠绞痛、“落地醒”、“黄昏闹”、排气操、卡介苗、百白破……我腾出一只手接起婆婆打来的电话，先是问我们几点能回去，之后她说了一些零散的话，类似于：外面下雨、做饭、打针、小心……电话这头，我努力将这些语音转译为能理解的语义，却发现我完全听不懂语词背后的意思，分不清那是询问、关心，还是提示，因此也无法给出任何恰当的反应。

身为记者和策划人，提问和交流曾经是我最擅长的技能。作为作者和翻译，语言和词句是我通行于世的钥匙。那一天，我同时丢掉了它们。

当晚，我试图向你爸爸讲述这趟外出的经历、我在一片陌生领地的孤独和无助。他茫然地看向我，眉头紧蹙，好像在听一门外语。

也许是我要求的太多了。我多希望他像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克拉斯特一样，潜入巴拉圭的密林，直面神秘的瓜亚基人，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他们的声音、词汇、手势、行为，一切潜藏在他们表露的文化符号背后的所指，开掘他们更深层的信仰，理解他们内心渴望的秩序和价值。

以及，重新理解我的价值，比子宫和母乳更广阔、更深邃的价值，作为人而不只是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价值。

一岁零八个月的一晚，你半夜哭着醒过来，哄睡、安抚、唱歌、喂奶、语言沟通都于事无补，就连最爱的安抚奶嘴也被丢到地上。你哭得惊天动地，大约半小时后，全家陷入恐慌。我们打开灯，检查你身上是否有伤或起疹子。看见你的眼眶和鼻头因为长时间嚎哭已经发红，眼泪还在喷涌，我们问你是不是做了噩梦，没有回应。翌日早五点，你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大哭。孩子不明原因的持续哭泣最考验家长的意志，它会让人为自己的无能感到愤怒。邻居敲门控诉，又在诸多情绪之外平添了歉疚。当天下午，爸爸在安抚奶嘴上发现了被咬穿的豁口，此案终于告破：新长的牙齿磨穿了安抚奶嘴，你吸不住一个漏风的奶嘴，于是用哭声抗议。幸好我们没有带你去医院，否则大概率会安排全套体检，抽血化验，CT扫描，X光片……最后发现根源是一只被咬裂的奶嘴？

两岁的一天，从外面遛弯回来，你一只脚突然不能着地。一放在地上，你就会蜷起腿大哭。我们反复检查你的脚踝和脚掌，没有看到淤青、红肿或其他外伤。出于担心，我们直接赶往家附近的社区医院，儿科却说他们不接诊七周岁以下的孩子，让我们去其他医院。给家附近的一家三甲综合医院打电话，对方说看不了，现有的儿科医生中没有能看骨科的。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又来到了儿研所——每次去这里看病，我都会经历一次内心的震荡。

挂急诊，抱着你来到诊室，值班的大夫还没听我说完，便说：“你去挂门诊吧。”

“可是门诊现在没有号，最早的已经排到下下周了。”

“我们这儿只能拍X光片，拍片有辐射，还不一定能看出问题，你认不认？”

见我犹豫，他又加重了语气：“我就问你，你认不认？”

你还在怀里哭，无奈，我只好退到门外，跑到分诊台，再次说明情况。分诊台的护士说，听医生的，医生说不能看就是不能看。于是我重新返回了诊室。

“不是说了吗？我这儿只能拍片。”

走廊里孩子的哭声此起彼伏，不时抱着孩子跑进来的家长个个一脸焦急。我夹在一团混乱里，不知所措：为什么医生不能看一眼呢？孩子就在那里，伸手简单检查一下关节、筋骨有没有问题，为什么不行呢？

一时间，我好像被堵在了逻辑的死胡同，一句话也说不出，眼泪不争气地喷涌出来。我站在急诊室门口，哭得比你还凶。但随即便冷静下来，红着眼对大夫说：“开单子吧，我认。”

第二天，那只脚还是不能着地，你学会了踮着脚走路。第三天，你几乎好了。第四天，你完全痊愈了，原因依然不明。

后来和朋友聊起这段经历，他笑着给我讲了他的故事：一次带孩子去温泉玩，回家后孩子不肯下地走路，哭得撕心裂肺（后来被一位老中医确诊为滑膜炎）。他抱着不会说话的孩子，从一家医院到另一家医院，都说看不了。原本觉得没那么复杂的事，竟然无解。在儿童医院的急诊室门口，这位一米八的朋友终于情绪崩溃，捂着嘴哭到停不下来。

他说，就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太惨了，那些生病的孩子和家长，还有他和他的孩子，在这座城市，无处可去。

5

这孩子能不能养活？

第一次见到我，这就成了我父母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千辛万苦得来的孩子，居然和啤酒瓶一般大，哭起来像只小猫崽。父亲跟在护士屁股后面，不断地说“别给我们抱错了”。护士听后撇撇嘴：“你家孩子这么小，还是个女孩，谁要啊？”

抱回家，打开包被，姥姥惊呼：“这小东西，怎么这么丑啊！”母亲犹记得，她的第一个孩子出世时敦实得很，姥姥抱过去，说的是：“这孩子，怎么养都养得活。”

怎么养都养得活的那个，死掉了。不知道怎么才能养活的我，活到今天。世间的事，有谁能说得准呢？

讲起当年事，母亲仍会混淆哪些发生在我身上，哪些发生在哥哥身上。哼唱的儿歌、学会说的第一个字、喜欢穿的衣服、爱玩的玩具……父母口中的往事多半没有主语，曾让我误以为说的是自己。经年累月，他们的记忆也抹去了主语，反正都是自己的“心头肉”，这个和那个又有什么分别。

未曾谋面的哥哥就像一道影子，和我生命初期的轨迹重叠，许多他的故事无意中变成了我的，我则始终处在和他的比较当中。“我”是由什么构成的？为什么“我”会存在？“我”有没有可能是假的空的？如果因缘凑巧“我”没有存在，又会是怎样的结局？从七八岁起，这些问题困扰着我，直至今日。

人始终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纠正过去的错误，规避可能的风险。等到养我时，母亲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四个月左右，她察觉出我体温有点高，体温计量了几次，都是三十七度。年关刚过，东北还是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父母用棉被把我裹严实，抱起来就奔去医院。原本只因炕烧得热，后来我却在路上受凉，发了高烧。他们又抱着我四处求医问药，直到在中医张瘸子家中花了几十块（每月工资不到一百，这个价格实属非常昂贵了）开了几付小中药，才稳住病症。

有记忆以来，每回我生病，全家都严阵以待，哪怕只是头疼脑热，父亲都会脾气急躁，埋怨不已。他的神色会瞬间垮下去，好像精神突然被挖空。母亲还算强大，但也会忍不住替我流眼泪。父亲开药的架势甚是吓人，塑料袋塞满药提回家，每天敦促我按时吃药，见我不好，便叫我同时吃好几种感冒药。得知这样会伤肝时，我已经长大成人。

有一年父亲出差，母亲带我去姥姥家。姥姥特地去北秀公园附近的肉铺买了块猪头肉。我吃了很多，远比一个七岁小孩的胃能容纳的还多。吃完后，上一秒我还在地毯上爬，和大人扮鬼脸，讨她们欢心，下一秒，我就失去了知觉，只记得母亲在喊：“快先抬到床上去！”

要命的呕吐，白炽灯摇晃着，眼前一片花白。我哭，拿出最后的力气大喊：“我要回家！现在就回！”

“病好再回，不哭了，明天就好了，不难受了。”母亲劝我，握紧我的手。空气里安静了几秒。劝我的声音发生了形变、扭曲，我看见母亲在哭：“早知道就不来了，孩子遭了多大罪。”

我顿时冷静下来，脑筋清明。母亲一哭，孩子的天便倾斜了。

“我病好了，妈你别哭了，我好了，已经好了。”

父亲回家后，我和母亲默契地闭口不谈。

90年代，单位里一听说谁怀孕，就从家里带纯棉的线衣线裤送去。母亲收到了同事们送的整包线衣线裤，回家后用剪刀裁剪成片，用作我的尿褯子（尿布）。再凭布票从百货商店买几尺红布，裁成小片。那时候几乎家家有了孩子都用红色的尿褯子，图个吉利。暖气片、晾衣绳、窗台上，院子里一眼望去，就知道谁家添丁进口。

没有纸尿裤，屎尿全靠手洗。一切节约从简的年代，沾上婴儿屎的尿褯子也不舍得扔掉，用铁片做成半圆形的刮板，放在水泥地上，一头脚踩，一头用手抻直，刮掉污物，再用水冲洗干净。洗尿褯子是大工程，通常一天下来就要洗上几十上百次，手上皮肤开裂、腱鞘炎发作是常事。

那时没有婴幼儿用品专卖店，要从百货商店卖餐具的柜台买奶瓶。只有一种玻璃奶瓶，不讲品牌，奶嘴孔用剪刀剪出不同的大小，适配不同的月龄。

没有头部呈圆弧状的小剪刀，也没有婴幼儿特制的小型指甲刀，我小时候怎么剪的指甲呢？我努力调动记忆，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任何一幕大人替我修剪指甲的场景。他们日复一日照顾我，巨细靡遗，却鲜少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明晰的印记。

“哦，我们用那种铁的大剪刀，做衣服、剖鱼也用同一把。”

母亲一说，我想起来了，那是一款刀头和刀脚一体的铁制剪刀，通体银白，印象里90年代每家每户都有。大人用它裁剪布料、缝补衣服、制作春联、剖鱼刮鳞；小孩子用它做手工，为书本包皮，交美术课作业。直到90年代末我读小学时，市面上才买得到塑料刀柄的剪刀或者便携式的折叠剪刀。指甲剪的记忆更为晚近，有记忆以来我的指甲都是无意间被自己咬掉的。

从剪刀款式的时间，我又想起八岁时课外英文班下课之后，父亲带我走向老师的样子。上课时，我余光瞄到他正透过教室门上的小窗瞧我。

那是1998年，在我生活的东北小城，学英文的热情旋风般横扫整个学校。我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央求母亲替我找课外的英语班，喜欢在四线格本子上抄写英文单词，对抑扬顿挫的发音着迷。我将教材和英文本放进书包，背起它，挤上摇摇晃晃的公交车，在拥挤的人群中默背单词拼写。车站前的音像店循环播放着任贤齐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我对男女之情一无所知，以为“对面的女孩”应该是和我一样年纪的小孩。

那一年，肯德基已经在这座城市存在两年，我还没吃到过，但经常会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大步流星走进那家飘着炸鸡和汉堡香气的餐厅，为的就是免费领取门口发放的玩具，有时是一块磁铁拼图，有时是那只叫奇奇的鸡。一家叫“山姆大叔”的西餐店在肯德基斜对面盛大开业，每个周末都人满为患。父母并不欣赏汉堡的风味，但仍然会带我去品尝。几乎每个餐桌都是三口之家，孩子大快朵颐，被西式的新奇味道俘获，大人则坐在一旁感慨价位之高。

我万分期待每周末的英语课，不仅是因为上课会路过山姆大叔和肯德基，还因为下课后父亲会带我到秋林公司的超市，买洋气的好丽友派、炸薯条和番茄酱。我仿佛走在由面包屑铺成的小路上，那条路将引领我和整个世界发生连接。那时的我并不惧怕俯冲下来的鸟可能随时会吃掉面包屑，摧毁那条小路。

“董老师，这是我家孩子。”父亲对英语老师说，我有些期待地抬起头，以为他以我为傲，因为我的单词拼写拿了满分。

可我却听见父亲接着说：“她上课总嗑手指甲，多不卫生，我们说了多少遍也没用，你多管管她。”

身边的同学笑了没有我不知道，我只感到无地自容，汗水浸湿了后背。

童年阶段，诸如此类的“扫兴”反复上演，譬如在幼儿园的家长开放日，我卖力做着广播体操，希望得到母亲的夸赞，她却抱着我的羽绒服在走廊里边跑边喊我的名字，叫我把衣服穿好。比起表现如何，他们更关心我会不会生病，能不能好好活下去。

偏偏我是那种相当难带的小孩，一岁前常常不明原因大哭。哭声多发生在半夜，警报一旦拉响，全家顷刻出动。二娘二大（叔叔）、奶奶、堂哥堂姐，冲奶的冲奶，换尿布的换尿布，取下挂历逗我的，唱歌的，跳舞的。我闭着眼哭，用尽全身力气，一小时，两小时。

抱着我的母亲浑身被汗浸透，她不知道我怎么了，更不知道怎么缓解我急切的哭声。全家人各显神通安抚我的时候，母亲看向墙上那幅中国地图。她的目光从东北平原缓缓下移，来到五角星标出的北京，那是她去过的最远的地方。从那里一路向南，母亲的视线扫过江南，来到西南山区，攀上青藏高原，她二十岁时唱过那里的歌，期待有朝一日去看看。

她的人生在那张地图上渺远无际，我的哭声不再让她大汗淋漓。如果不做母亲，自己会是谁，在做什么——她从不去想这样虚无的问题，也不会假设我和哥哥从未存在过。

她知道我们必存在。这是她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