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母亲、生育和生命之初的故事 成长

1

作为去饭店喜欢点同一个套餐、永远走同一条路上下班、去同一家便利店买同款饮料的保守界人士，我逐渐接受了这个现实：有了孩子之后，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接受归接受，我的强迫症却愈发严重了。整理癖对于育儿家庭来说胜似顽症，越努力越心酸。我一次次弯腰捡起散落在地上的玩具，叠好洗净的衣服，眼看着人类幼崽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自己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我像陀螺一样高速旋转，只为了将家里的物品都放回本该属于它们的地方。可仅仅几分钟之后，又回到老样子。

很多不经意的瞬间，我和西西弗共情了：“攀登山顶的拼搏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每默念一遍，心酸的感受就削弱几分，自我怜惜也会少一点。自尊对于幼儿的母亲非但毫无用处，还会徒增她崩溃的时刻。

襁褓中的你是一生中最乖巧的阶段，日后的挑战才更棘手。只消不到一年，你便对纸尿裤产生了浓厚兴致，会兴冲冲拆掉外包装，雪片一样将它们撒在书架上、垃圾桶里、厨房的灶台上。

阳台的飘窗、飘窗上的绿植也没能逃过劫数。飘窗下方的墙皮最初只掀开了一道针鼻儿粗细的裂缝，最后却在一只小手的不懈努力下被生生撬掉，露出一片凹凸不平的灰色。雪白的墙面也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我们在走廊一侧贴上了两大块白板，并给你买来彩笔，供你认识颜色、自由发挥，不料贴白板的时候手一抖，两块板子之间留出了手指肚宽窄的缝。万万想不到，这道缝成了你最中意的画板，每次经过那里，你都伸出一根手指，指向那道被涂得乌漆麻黑的白墙，露出骄傲的笑容。

我想不到的事还有很多：过了一岁，要防止你在洗手时随手抓起一旁的洗手液、牙膏或漱口水吞到肚子里。我们尽可能将它们放到很难够到的地方，有时藏得太隐蔽，我们自己用的时候也很难找到。

再过段时间，你心智发育得更加成熟，不再满足于生吞牙膏、吸食洗手液，书桌上放化妆品的旋转架成了你绝好的玩具。你逮到机会就不停转它，直到将上面的面霜、防晒、口红全部甩出去，才嘎嘎笑着，满意离开。有时你会挑选一些形状或颜色合心意的瓶瓶罐罐，放在地上滚，膝盖撞在地板上啪啪直响。我好奇以这么快的频率爬行是怎样一种体验，就俯下身和你一起爬，爬了两下膝盖疼得钻心，只好作罢。可能就像赶海的人习惯了光脚踩在布满砂石的滩涂上，东北人喜欢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室外吃冰棍，婴幼儿的膝盖也具有某种特殊的适应功能？

心情好的时候，你还会抄起那些瓶瓶罐罐，从书桌丢到地上，伴随“砰”的一声，你脸上的表情和我刮彩票中了奖极为相似。我很少能从成年人的脸上看到那样兴奋、自得、灿烂的表情，五官在一秒钟的功夫舒展开，然后迅速回归原状，整个人像一根节日里的小呲花（烟花），瞬间点亮。

上下两排牙齿长出来后，你发觉自己可以靠牙齿打开之前打不开的容器，于是兴冲冲向我的护手霜、润肤霜、塑料盒装的棉签发起进攻，连我的保温杯也不放过。有天你从床头柜下面掏出了一个专门装化妆品小样的盒子，如获至宝，一瓶接一瓶啃了起来，将盖子全部掀开。每当看到这一幕，我都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后来想起来，小时候照看我的爷爷就是这么喝白酒的，他的脸上也会浮现出一种介于满意和虚无之间的神情。

你算是晚熟的小孩，至少在运动能力这一块和我算是旗鼓相当，同龄孩子开始奔跑时你还在地上爬；同龄孩子厌倦了走路，你才刚开始享受走路的自由。大人会对小孩有很多错误的预判，比如会坐了就能自己玩了，或是会走了就不用你弯腰跟在后面了，总之是一些可笑的自我安慰。学会走路之后，整个家变成了你的乐园，没有什么能逃过你的小手。给你买了半个屋子的玩具，可你偏偏独爱纸抽、湿巾、卷纸、滚毛器，玩法多样，可啃可拽，还能搬起来砸自己的脚。一次我刚拆封了一个卷纸，你不知道从哪里冲过来狠狠啃了一口，结果那半个月擦屁股都要格外提防那些缺口。

你的脚步从跌跌撞撞到站稳跑快，花了大半年时间。带你出门的运动量，也逐渐从弓背猫腰、锻炼腰腹力量，到撒腿快跑、加强腿部肌肉。为了能跟上你的脚步，第一时间逮到你，我不得不报名参加普拉提课，每周去练习核心力量。我们用“抱牛犊”的故事勉励着自己：古人为练力气，晨夕两次抱起家中牛犊，五冬六夏从不间断；日后牛犊个头渐长，此人臂力也逐日惊人；三载过后，便可将重达数百斤的成牛轻松抱起。

新生儿的脚丫不是为行走设计的。脚趾细细软软，脚底扁平没有足弓，每根脚趾都可以向不同的方向伸展。揉搓新生儿的脚掌心，脚趾会缓慢地展开，和一只软软糯糯的小猫爪无异。将你抱在怀里，你的脚丫会依照接触到的物体形状，自然地蜷曲起来，将那个物体包裹住，和其他灵长类攀爬时四肢抱住树干的动作近似。

婴儿的脚不臭，和身体其他部位没有太多分别。给婴儿洗澡不需要单独使用一块毛巾擦脚。婴儿从头到脚是一体的，干净素爽，没有哪里比哪里更尊贵。触摸这样的身体，会真切感受到成人自身的粗粝，包括在尘世沾染的不良习气。只有放下这些，才敢和你肌肤相亲。最初给新生儿穿上衣服，心情多半是复杂的，似乎正是这个举动将你粗暴地划分为人类，破坏了你的天然形态，以及赤条条来去无挂的象征意义。

因为不必踩在地上或穿上鞋袜，不会发汗，婴儿的脚给人的感觉比手还洁净。相信每个妈妈都做过类似的事：偷偷将那对小脚丫含在嘴里，疯狂亲吻它们，仿佛突然患上了恋足癖，难以自拔。新生儿手和脚的指缝、腋窝，一切褶皱都容易粘上白色的毛毛，似一层薄薄的柳絮。或许是因为他们太新太嫩，皮肤湿湿滑滑，很容易招来衣物、床单和空气里的灰尘。每次洗澡过后，澡盆的水面总漂浮着一些毛毛，让人不禁怀疑婴儿的前世会不会是猫咪。

一开始，你很少注意到自己手和脚的存在。若是一个人待着，你的胳膊和腿会无意识地摆动，手和脚伴随每次摆动或伸展或蜷缩，没什么规律可言；你也会被自己突然张开的手吓到，尤其在睡梦中。婴儿无法自主入睡，需要由大人抱着缓缓摇晃、蹲起、哼歌。将一个已经睡着的婴儿放在床上是一大挑战，要诀是第一时间固定住你的双手，让其不被尚未驯服的四肢困扰、懊恼。降生之初，婴儿不再被子宫包裹，初尝自由的滋味，因而时常受到惊吓。为了抵御自由的侵扰、防止惊跳，要将他们用包被裹住，或放在睡袋里。

襁褓里安睡的你看上去并不属于这个嘈杂喧嚣的尘世，神情平和安宁，不时露出微笑，仿若美梦降临（其实是中枢神经尚未发育成熟引起的不自主的动作）。你就这样理所当然地存在着，和某种超越时间的东西相连。这时如果将你的小拳头靠近你嘴边，你会不自觉地吸吮起来，眉头舒展。

六个月的你会扳起脚丫，饶有兴致地观察它；脚趾每动一下，你的神情都会有细微变化，好像在看一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带着失而复得的感情。两个月后，你才能凭借一己之力成功将大脚趾塞进嘴里，像吃奶那样吸吮，心无旁骛。不过你也有脾气，别人替你塞脚趾是万万不行的，脚趾非要自己动手吃到嘴里才顺理成章。

我的一位艺术家朋友想要复刻儿子刚学会走路的状态。他观察了好一段时间，终于甩开胳膊尝试——每一步都毫无关联，难以预测，跌倒，再撅着屁股爬起，撞上墙壁后垫上几步，跌跌撞撞，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永不放弃。起初只是模仿，后来这位艺术家朋友竟从孩童的步态中感受到某种接近自由的东西——前进从来不是他们走路的目的，功能性的行走不在他们考量的范畴；他们走路似乎只是为了体验身体活动本身，让眼前的世界从半个身体的高度拓展成更开阔的图景。就像他们爱极了踮起脚尖，伸手去够超出自己能力的东西，因为距离从来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向成人的傲慢发起挑战。

一天下班后，我在家楼下见到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她固执地想爬上马路牙子，但那高度显然超出了她的能力。只见她在父母的注视下蹲了下来（不比马路牙子高多少），接着她两只手扶住道牙子，猛抬起一条腿，将脚搭在台阶边缘，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在用力。这一系列动作太出乎意料，像第一次爬上陆地、用双鳍走路的小鱼。等我绕到她前方，才看见她憋红的脸、努起的小嘴。她差不多和你一样大，但显然发育得更快，已经拥有了一双合脚的小鞋，还在努力驯服四肢爬上台阶。你在十五个月前只能扶站，顶多靠大人拎着胳肢窝向前走；而她已经可以用身体践行自己的想法了。我停下来，饶有兴致地观望了一会儿，想看她究竟能不能做到。一旁的父母警惕地瞟了我一眼，露出生人勿近的神情，吓得我连忙离开了，走出好远还忍不住一直回头看。

婴儿开始学步的时间各异，这我本就知道。同龄的孩子已经四处奔跑，你还只能坐在婴儿车里或扶着车杵在那里看，呈现出一种不争不抢的“气度”。出门遛娃，其他家长聊起自家孩子会走路的月份，不知道为什么，我站在那里总有些不好意思。作为一个爱自省的人，我很快又为自己的不好意思而不好意思：早或晚而已，有什么好比的呢？难不成若干年后，我终会成为那个和人攀比孩子学习成绩的家长——曾经我惧怕成为的人？

在老一辈的认知里，孩子到一定年岁不说话、不走路是天大的事，你的太奶奶为此着急到睡不着。有天她终于按捺不住，给我打电话，叫我用手掌在你两只脚中间砍一砍，“没事就砍两下”，她说得极为庄重。我问这是要做什么，她说：“前世他两只脚被小鬼锁了锁链，这辈子一直迈不开步子，砍断锁链就好了。”和朋友说起这件事，大家都笑了，老人解读事物的思路总是如此清奇。但他们不知道，我真的偷偷“砍”了好几次。

十五个月，你终于学会了走路。你第一次双腿屈膝下蹲，又稳稳站起来，兴奋得直叫，转头奔向我，跌入我怀里。这也成了你最开始走路时的固定模式：我蹲在两步远的地方，张开双臂迎接你。你只要迈一步就好，第二步交由惯性完成，身体的惯性会将你直接抛入我怀里。我挺享受这个过程：你眼睛瞪圆，铆足力气站稳，挥舞着两只小手平衡身体，馒头一样的小脚丫被地面压平。你直视我的双眼，咧开嘴大笑，毫不犹豫地扑向我。我被你撞倒，一个趔趄坐在地上，我们笑作一团，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只是一步而已。你在笑什么？我笑什么？我们在共同庆贺什么呢？理性地考量爱是浪费生命的，但我总想从中找回点什么。自记事以来，以这样丰沛的热情迎接某个人的记忆屈指可数，无论朋友、恋人、伴侣、父母。成人世界的关系更像一场考验善良的博弈，每个人的存在似乎都在暗中被标了价——以某种方式对待别人时也在期待着被同等对待，付出一点辛苦同时渴望这份辛苦被看见、被赞颂。我们太期待回馈。在不甚言明的欲求中，我们交换着彼此的一部分，再从他人的那部分中获得满足。可当我们为那一小步笑作一团，我发觉自己不再衡量得失、追问目标，不再质询存在、给快乐标价。我们兀自欣喜，且这欣喜与其他任何人无关。

你只是出于身体本能，在神经发育到一定程度后站起来探索世界而已。换句话说，你是为自己做这件事的，并没有承担额外的责任，可我却不由自主想要夸赞你。大概只有在这个年龄段，夸赞才唾手可得。在初为父母的人眼里，自己孩子的屎沾在手上、床单上皆可忍受，口水流到前襟的没牙仔也可爱至极。我屡次三番想提醒你珍惜：在可预见的人生中，被这样无条件地欣赏、认可会越来越难；有时候拼尽全力也很难让人满意。但你显然不是为了让谁满意才铆足力气爬行、站立和行走的，挥舞双手奔跑的时候也从不看他人眼色。或许正因为对赢得他人的赞许毫无兴趣，对外部加诸你身上的期许一无所知，你才有可能踏着这样轻快随意的步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恣意欢笑吧。

不由自主地，我还是想要夸赞你，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词汇。聪明、厉害、勇敢、努力……都不够贴切。最后我只好一遍遍对你说：“你真好。”“你为什么这么好啊？”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好的。真正的爱和赞许无需条件，一个被爱着的人不必花费额外的力气去证明自己值得。

你起身再次尝试，我的热情又一次被点燃，我的存在此刻很容易确证——稳稳接住你，和你分享那份简明的快乐；我会鼓励你再次尝试，直到你学会行走，从我的怀抱离开。

几乎可以预见：终有一天，我不会再为你微小的进步发自内心地雀跃，你也不会再这样无所顾忌地迎向我。不过这些都没关系。常常遗憾，小时候的自己曾如此被善待而不自知、不记得。而当我坦诚地对待你，好好记住这些瞬间，遗憾会不会填平？爱是不是也就流动起来了？

我将上述文字读给你的爸爸，他说：“你写的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是其他人，没有孩子的人，他们能听懂你在说什么吗？会不会最后变成自我感动？”于是我一再回想没有孩子的自己，想调用那时的眼光再看一遍。结果却是徒劳。

在这个意义上，孩子是时间的刻度，通过创造全新的生命体验，永久地改写了母亲的想法、观念、看待自我和世界的方式。尚未经历，理解是困难的、奢侈的；经历了，就再也回不到从前。

2

十一假期，我们将一岁零三个月的你放在哈尔滨中央大街尽头。你还不及街上的垃圾桶高，刚刚学会走路。我刚准备开口：看，脚下的方石块像不像俄式小面包？这些建筑百年前就有了！这是巴洛克建筑风格，那是文艺复兴和折衷主义……可你这个小朋友头也不抬，扯着我的手，气急败坏开始了探索。人群、纪念品店、音响、美食一概不能干扰你。你迈开步子，在每个马葫芦盖（井盖）停留，道牙子（道沿）、背街的减速带、树坑里堆放的鹅卵石、坡路、台阶、沟沟坎坎都让你兴奋到发抖。人潮向哪里涌动、目的地在哪里，你全不关心，只一心低着头走，大多数时间都在原地打转。而只要偏离了预先规划的路线，你便用尽全身力气拽紧我的手，屁股下沉，将身体弯成一个问号。

因为你的坚决不肯合作，等走到松花江边，太阳已西沉，天空变成湛蓝色，江水乌黑，江风冷冽，比白昼寒凉。抱起你合影留念，你的小腿在空中乱踢，想将你放进婴儿车，你大喊大叫以示抗议——你还想走路，一刻不停地用踉跄的步子丈量陌生的土地。你的脑子里没有故乡的概念，身体和感官即是你理解万物的尺度。你的童年已然开启，而身处其中的人无法预先知晓那份可贵——生活全由色彩、光影、声音构成，愿望单纯，爱恨直白，不知妥协。

你对抗的姿态几乎就是“对抗”这个词语的具象含义：闭起双眼，关闭耳朵，昂起头，用尽全身力气，不顾一切地捍卫内心的绝对秩序，决不容他人置喙、左右。相信如果没有外力阻挠，任你独自行动，你定会一头扎进秋夜的江水，同水草和江鱼共舞，或是直冲到熙攘的车流中，在行人的脚步和疾驰的车轮中间翻滚。

比起大人的搂抱、婴儿车，你偏爱双腿摆动的节律。走路这个动作点燃了你小小身体里的能量。你走路时神色严肃，很少四处张望，专注于每一步的步态和速度。脚步加快时头先向前探，身体紧随其后；突然停下脚步则需依靠头部的晃动重新找回身体平衡，像喝醉了酒在花丛中和蝴蝶嬉闹的济公，摇摇晃晃，乐在其中。

可是，婴儿车这样便捷的设计，高景观、抗震、可躺可坐，还不用费力行走，为什么你偏偏不爱呢？你学会走路后，出门前将你塞进婴儿车成了老大难，有时零食和奶嘴也无济于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一次出差途中，我不小心扭伤了右脚脚踝，不得不靠轮椅出行，才一定程度理解了你的抗拒。

那是十一月的一天，在一座南部沿海城市，我摇着租来的轮椅，从半山腰的公寓酒店出发，准备前往剧场工作。酒店大堂的工作人员替我拉开大门，它看上去比我站立时高大厚重许多，轮椅前轮刚越过它，就遇到了第一个坎：酒店和室外地面之间不到两公分的高差。酒店建在半山腰，出门即是一段凹凸不平的石头路，轮椅有可能会失控冲下坡道。幸好同事过来帮忙，连人带轮椅将我抬了下去。接下来的挑战是人行道一段施工中的沙土路，轮椅陷进去，动也动不了，一位好心的路人连拖带拽将我解救出来；下水道的排水网也暗藏风险，轮椅的轮子刚好嵌进去，不得已单腿跳到一边，再等人将轮椅拔出来挪到平地。

同事家孩子和我家孩子差不多大，她凭借推婴儿车的丰富经验，一次次带我从城市马路的各种“陷阱”中成功逃生。坐在轮椅上的我在随处潜伏着障碍的城市里不断被人搬运、解救，除了莫名抱有“我很抱歉”的歉疚心理之外，最大的感受是无助和害怕。横在路上的软水管、超过一定坡度的路、矮到平时不会注意到的台阶、间距过窄的人行道护栏，都足以让出行受阻，止步于此。因为视线高度比从前矮了一半，目光所及都是人的裤腰和屁股，路人投来的眼神必然是俯视的：岁大一点的注视更为直接，他们会从头到脚打探“问题”的根源，眼神里有一种不易察觉的侥幸；年轻人则更谨慎，瞥一眼再瞥一眼，然后佯装无视；孩子最不忌惮，他们会大声提问、道出事实，得到回答后一溜烟跑开。

独自轮椅出行需要胆量，要反复在内心抵抗被审视的尴尬，被人推行则要适应新的行进速度——当面前没有任何遮挡，眼前的风景会加速后退，尤其是和汽车、电动车共用马路的时刻，不安感瞬间加倍。在机场，我憋了好半天，终于和接我去登机口的工作人员说：“可不可以慢一点推，我感觉自己快要飞起来了。”

轮椅也好，婴儿车也好，都是人行道上的“异类”，配合的是多数人的行进速度。我尚且可以要求别人慢一点，不会讲话的孩子怎有机会告诉我：刚刚理发店门口的旋转彩灯我想再多看一眼。

养好骨裂的脚踝之后，重新在城市的道路之间自如穿行，从前的障碍不再是问题，也没人再用俯视的眼光审度我，愧疚心和怒火于是平息了，婴儿车依然推得飞快，无暇顾及孩童的漫游心态。上下班路上，我再度接纳了行走的不便：隔开车流的防护栏使我必须绕行整条街才能抵达公交车站；过宽的马路、很难推自行车上去的天桥，让逆行成了家常便饭；十字路口的红灯太过漫长，冻得人脚底板冰凉，失去耐心的人会冒险闯过去，被车流隔在马路中央；夜幕降临后，在家附近错综复杂的立交桥下，我鬼使神差般一遍遍迷着路，像误闯迷宫的小白鼠，不甘而悲伤。

一个冬天的晚上，我下班照例骑自行车回家，右手边是停在路边的一排非机动车，左手边进站的公交车正在逼近我，我不得不刹车停下来，身后一对正追赶公交车的老夫妇被我的车子拦下来。我们都无路可走。他们对我破口大骂，好像我故意那样做，为的就是让他们错过回家的公交。我也因此学会了鸣响车铃，向着逆行的人，哪怕我知道错不全在他们。在无数个被车流和人潮裹挟着下班回家的夜晚，我一再克制也无法保持内心的安稳，无论是骑车、走路，抑或是乘坐交通工具，都使我焦躁难安，音乐和短视频也无法纾解我的愤怒，站在沉默的人群中，我不由质问自己：为什么偏要在这里？还有没有别的选项？如果有，那会是什么？

是否有人能够独立穿行于一种环境、一个时代而毫发无伤？漫漫通勤路上，我耳边时常回响起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抗辩：

“因为我也经历了那个艰难的时代——且我很难说，在走出那个时代时，自己毫发无损、平静而纯粹，保持了内在的完整、成熟、勇敢、不妥协，没有被异己的思想观念左右。”

使我不快的，究竟是何种思想观念？我无法感受到幸福，哪怕是切身的、微小的、瞬间的幸福，难道是因为我不想吗？我身体里藏着一段丰厚复杂的历史，我曾历经波折行至此地，却发现此地无人在意。

有段时间，我迷上了香港艺术家白双全的观念艺术作品。他用镜头记录下他在公共场合坐过的留有他人体温的座位：“温暖由别人的身体流进座位，再由座位流进我的身体，这种身体间的密切交流来自两个互不相识的人。”我知道那种奇异的感觉，在人满为患的地铁上凑巧得到一个座位，前一个乘客的体温让它不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设施，而变成你们之间私密的媒介。

他没有和任何人约定，只随意在香港挑选一个地方站着，等一个认识的人出现。一次在九龙塘，他等到一个很久没有见的大学同学。同学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会经过这里？”白双全答道：“其实我并不知道，只是我等了你很久。”

这个作品叫《等一个朋友》。它替我实现了久未实现的期待：在人群熙攘的地铁站，和一个多年未见的老友偶遇；你们无视列车进站和出站刮起的闷热的风，不过问下一班列车何时将要停靠，不理会来来往往的人和驳杂的注视，你们闲聊起若干年前的一桩往事，会心一笑，之后潇潇洒洒分别，乘相反方向的地铁，返回不同的生活。这样，偌大城市中便多了两个确证过彼此历史的人，无可忍受的地下铁道旁也就多了一个不只承受当下的灵魂。

将你放在中央大街的次日傍晚，天色渐暗后下起雨，我推着你到家附近的商场闲逛。正等红灯，有人和我搭话，问孩子多大。我们聊了两句，她突然叫出了我的名字。红灯变绿，我们同行了一段时间，聊到我们所在的同一所高中，聊起我们各自的孩子，中间空缺的十几年无需刻意填补。

从老家回到北京后，每次等待红灯变绿的间隙，我都会想念那个喊出我名字的人。时间向前推十年，我追求的是无人问津，我想逃离某种管束，去没人认识的地方生活。而现如今，我多么渴望在人群中被认出，暗自怀着渺茫的希望等一个朋友，一个能帮我在这座城市重建历史的人。

我想起我们小区门口一位六十多岁的保安，花白的平头，穿整齐的保安制服，他不爱待在岗亭里，无论冬夏都坐在路边的凳子上和居民攀谈。几年里我从未和他打过招呼。直到有一天我和阿姨带着你出门，阿姨和他熟络地攀谈了几句，等我们走远，阿姨笑着说起那“好玩的老头”——他遥控升降杆上升，你就会大笑，后来他们每次经过，老头为了逗你，就说：“爷爷再给你升一次好不好？”

这件事发生在夏天，我知道时已是冬季。自那之后，只要看见那可爱的老头在门口站岗，我都会和主动他打招呼：吃饭了吗？什么时候下班？明天几点来？我在乎的并不是他的回答，而是他笑着和我说话的样子——我感觉自己不再孤身一人，居住和行走的这个城市也并非冷漠无情。

不到两个月，岗亭换了个年轻人，他不是在睡觉就是低头刷短视频，除非有人敲窗或鸣笛，否则他几乎从不抬头。很显然，他只是来打工，并不打算和这里发生什么关联。岗亭附近安静了下来，从此再没人笑着对我说：天冷了，早点回家吃饭。

3

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远远看见母亲，她正眯着眼在手机上找我的电话。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母亲的失眠症复发，一直没合眼，见了我就说起在飞机上的经历：“美国人喝的水怎么都是冰的？我想要热水，想了好半天，突然想起来水是water。热是啥来着？我就比划啊。最后还是要着了！”

汽车驶过机场高速路，路边的棕榈树迎风摇摆，两侧稀疏的白色小楼从山头一直铺到山脚。天边起飞降落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加利福尼亚的夏天，阳光炽烈，晃得人睁不开眼。两年前，就在这条路上，我坐在一位基督徒的小红车里，只身一人，初来乍到，兴奋得两眼放光。

那年我二十三岁，响在耳边的不是老鹰乐队那首《加州旅馆》，而是因为太久没睡觉止不住的耳鸣。

“对啊，我就拿着你给我准备的材料，过海关的时候一直笑，人家就让我过了！”

母亲话没说完，就倒在床上睡着了。毕竟是快六十的人了，为了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一个人远渡重洋，第一次走出国门。这是她自己想都不敢想的。

两个月前，在我忙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母亲就在电话那头说：一定要去。接着就跑到照相馆拍了张签证照片，准备材料，坐火车到沈阳办签证。至于她为什么这么坚持，我百思不得其解。

母亲刚出生就是大饥荒，吃着马粮树皮勉强活了过来。小学赶上文革，没读几天书，每天都在“斗”，看着那些大人们斗，自己负责唱歌跳舞，歌颂领袖。比我还年轻一点的时候，她赶上了上山下乡，被委派到绥化的一个知青点干农活。后来读了师专，做了老师。结婚之后，正赶上国家计划生育，当初没敢要第二个孩子，三十五岁才有了我。她这辈子都是被别人安排的。挨饿、斗人、下乡、考学、结婚、生子，没有一件事随了她的愿。去美国，像是第一次由她一个人完成的宏图伟业，唯独这件事能为她正名。

我家的生活水平在东北只能算普普通通，存款说多不多，说少也算够吃够喝。母亲多年的心愿就是能住上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中考当天，她被考点附近的房地产广告吸引。我前脚进了语文考试的考场，她后脚就拍下了一套房。等漫长的考试过去，我考上了省里最好的高中，她一直都在心心念念那间“属于自己的房”，每隔几天就到工地去看房子盖得怎么样了。可惜天不如人愿，开发商和建筑商的交易迟迟谈不拢，两年下来，房子倒是盖得差不多了，窗子没来得及装，建筑商就跑了。

之后的周末，母亲终于闲了下来。再之后，我高考、到南方读大学、出国。八年间，她每天能做的，就是不娴熟地敲着键盘，查一查她那间房的消息。那幢楼里当初的房客，四处奔走、打官司、被驳回、继续打官司、继续被驳回。原本把它当做婚房的新婚小夫妻，离婚的离婚、再婚的再婚。儿女为了孝敬父母买的房，房子没等来，父母的年岁熬不住了，阴阳相隔。

终于有一天，母亲拿到了那间房的钥匙。她已经从五十知天命到了六十耳顺，当初的兴奋劲儿早就过了。她摆弄着那副钥匙，嘴里叨念着：你都要去美国了，可惜有点儿迟了啊。

母亲等房子的时节，我们全家人就挤在90年代买的小房子里。下雨或下雪的晚上，会听见滴答滴答的声音，那是雨水透过脆弱的墙体，渗入滴落到地板上的声音。起初是掉落在书页上，窸窸窣窣，像老鼠偷食。后来，那些书被我搬走，就只剩下滴答滴答，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脆。母亲的房间也没能幸免，床正上方的天花板被水浸湿了一大片。我们俩并排躺在那屋的床上，我突然发现那片水迹像一只飞翔的天使，也像一个酣睡中的婴儿。母亲听了，笑得不行。第二天，我们借来了钥匙，从院子里搬来残缺的砖头，爬到楼顶修房子。

十九岁那年，我到南方读大学。老家的房子还是没经得住冬天的风雪，在开春的当天全面崩盘。母亲那屋是重灾区，床上放满了接水的脸盆。也是那一年，我在富庶的南方，感觉到南北方生活开销的巨大差异。想起母亲的新房和旧房，总觉得花钱本身就是罪恶。大学毕业前夕，因为年少无知无畏，我决定到美国读研究生。大年初三那天接到斯坦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盯着天花板上的水迹，总觉得对我而言，现实和理想之间，差的就是钱。

我说：不去斯坦福了，到公立学校吧，学费能便宜好多呢。

父母却一口咬定：不行。你能有这个本事，我们就能给你这个条件。必须去读！

当时我给一个电影公司写了一年半的剧本已经接近尾声，原本期待着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赚些钱，减轻家里负担。结果因为资金问题，制片方没拍成，合同没签，钱也没了着落。我的银行账户依旧空空如也。

就这样，我揣着家里几乎全部的存款和学校贷款换成的美元，来到美国加州，像是带着一种使命，从此背上了一屁股债。在美似花园的斯坦福，我的双脚总感觉踏不到地，一面是家里厚实如山的期待，一面是自己不知所往的迷茫。一面读着艰涩难懂的理论书，写着用词玄乎的论文，和人家讨论文学讨论中国，一面想起老家漏水的房子，母亲正站在街上，为一盒图钉和小贩砍价。

而我三个月的学费，就足足可以压倒这一切。

因为远隔重洋，加上要命的时差，我总是这个家里最后知后觉的人。那边的人病了、走了，我都不知不觉就被“置身事外”。在美国西岸那个安静祥和的校园里，每个人都在谈论理想，都为了某个学术问题而亢奋，完全嗅不到任何和现实相关的气息。尤其在富裕的硅谷，开在路上的敞篷跑车、在名牌商店挎着购物袋穿行的姑娘、路边咖啡店里一杯精致昂贵的咖啡，已是生活的常态。连卖菜的集市都可以配上一支乐队，吉他手弹上几支乡村音乐，活泼欢快，难免不让人坠落到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幻想中。虽然街上偶尔也会有穿着破烂的乞丐，有精神错乱的退伍老兵，有推着装满全部家当的小车和人讨钱的黑人，但总觉得那一切都和我没太大关联。

就这样，在那个人人都惯于优秀和富足的大氛围里，我渐渐走失，经常在噩梦中惊醒，无缘无故难过得想哭。

好在两年之后，我如期毕业。家里终于松了口气——再也不用花钱了。

母亲的鼾声响起。她平时不打鼾，只有很累的时候才这样。加州的中午，是国内的凌晨，时差催眠了她。我跑到厨房，操刀弄料，做好了午饭。平时上课的时候，很难有时间做顿像样的饭，只能跑到食堂吃菜叶、三明治和生牛排。学校附近没有便宜的菜点，只有等到周末搭校车拎回一周的菜。母亲来的前一天，没有校车，我才跑到学校附近的集市买了些菜。美国的农贸市场都是附近的农民从自家的菜园果园新采摘的蔬菜水果，和中国的农贸市场不一样，价格反倒相当昂贵。

母亲吃着这些她不知道的菜，笑得合不拢嘴。

她生怕自己走丢，特地让我写了个字条，上面是我公寓的地址和电话。还特地学了句英语：Where is the restroom? 当晚，她就用小本子抄下了几句英语：I am Chinese. I don’t speak English. Sorry.反复练习。

在美国，尤其是在公共交通非常不便利的广袤的加州，没有车寸步难行。在母亲来看我之前，我跟一个自称是刘备刘玄德后代的中国教练学车，通过了驾考。本打算租车带老妈环游北美，但母亲誓死不从，担心得要命。最后我只能放弃。

没有车，母亲的活动范围从原本在哈尔滨从城东到城西的距离，缩短到我公寓楼下的院子。她偏偏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定要四处走走才好。每天晚饭过后，我们俩就从公寓沿着我每天上学的路，从商学院走到历史系走到传播系走到物理系，再从两侧都是棕榈树的图书馆面前的大道走回家。

那条路是母亲最爱的路。傍晚时分，红彤彤的晚霞从天边一直烧到头顶，深翠的棕榈树叶子在晚风中轻轻摇摆，两侧西班牙风格的黄色教学楼在时光中静卧。天色渐晚，夜色笼罩了整个校园，昏暗的路灯把原处的草坪变成一片寂静的海。成群的飞鸟从天际划过，不时召唤着同伴。我和母亲，从教堂前走过，留下一连串笑声。

母亲对周围的环境渐渐熟悉了之后，我逐渐开放了禁行。她可以独自到校园里转。一天，她兴冲冲回来，说自己站在教学楼前面做气功打太极，被一群外国姑娘围观。她勉强说着她仅存的那几句英语，和她们聊了半天。还有一次，一个美国大叔过来修灯，我恰巧睡着，母亲就和他聊得兴起。醒来后我问都聊了啥，妈说：他问我你是不是我女儿，我说是啊。他问是不是来参加毕业典礼的，我说对对对。他还问——

你能听懂这么多啊？！

她说，猜呗，不过八九不离十。

偶尔我带她到学校附近的镇子上转，她几乎和每一间民宅都拍了照。那些二层的别墅小楼，每一间都有每一间的风格，有的偏欧式，有的偏日式，有的门前挂着花篮，有的院子里种着五颜六色的植物，有的栽满了果树，黄澄澄的柠檬从树枝上垂下来。我们从路边捡了几颗熟透的李子，边走边吃。母亲说：这简直是共产主义社会。我瞥了她一眼，她正像个孩子一样蹲在地上摆弄一盆多肉植物。

母亲抬起头，看见一扇制作精美的窗子，又想起了她自己的房子。嗫嚅着：可惜还是来得晚了些。你都走了。

我连忙岔开话题，让她看路边一条精瘦的大狗。

刚来美国，母亲原本就不太好的身体更加不习惯。先是咳嗽。带她到药店买了药，药水里含了些酒精，最后咳嗽没治好，她的失眠症治好了。母亲依旧咳得说不完一句完整的话。因为没有保险，加上对美国医院的治疗方法不敢恭维，除了给她试不同的药，就只能这么捱下去。咳嗽好不容易好了，又开始拉肚子。美国的食物对她的胃而言还是太硬太冷了，但凡在外面喝一次汤都会拉肚子。于是只能在家里做。但还是免不了每次出门都急着给母亲找厕所。

千难万险，终于等到了我的毕业典礼。

前一天晚上，母亲陪我到学校书店领了硕士服，一件黑色的长袍，三角形的袖口从手腕一直连到后襟。我换上它，戴好四角的学位帽，绣着2015字样的流苏垂在肩上，站在公寓的镜子前，镜子里是憔悴的母亲兴奋的眼神。

典礼当天清晨，母亲穿上精心准备的衬衫和笔直的杏色裤子，化了大半天的妆，像个待嫁的姑娘。我们和几个一同毕业的好友，还有他们的爸妈，一路走到体育场。在体育场后面的丛林沙地里，聚集了一大批身穿黑色长袍、来自世界各地的毕业生，按照各个学院，在各自的院旗后面分站，院旗上绣着学院的标志，盾牌一样的图腾。

进入体育场踩上绿茵的刹那，瞬间被周围欢腾的景象震惊。远道而来的亲友团坐满了整个体育场，欢呼雀跃，呼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其中必有我的母亲。视线从一大片人群中掠过，心急地寻找。就在整个会场即将肃静、毕业生即将落座的刹那，我远远看见最后排的母亲正奋力挥着双手。对了！那就是我的母亲！

整个毕业典礼，母亲都在狂喜的情绪中度过。她听不懂英语，但在那些繁琐的流程面前，她是个再聪明不过的分析者，她明白哪一段是在唱圣歌、哪一段是在向上帝祈祷、哪一段是校长讲话。只有在毕业生们起立，朝着身后的人群鼓掌的时候，她懵了。我告诉她，那是校长让我们感谢支持我们的家人和朋友。

系里的毕业典礼上，我把母亲介绍给了我的导师、我的系主任、我的同学。她那么健谈，特别想多说几句话，只是刚要开口，才想起人家听不懂中文，只能微笑点头。上台领毕业证书的时候，我一眼看见瘦瘦的她在一群人中间，端着她的手机，眯着眼，给我拍照。

我当时特别肯定，母亲那老花眼根本看不清自己拍下了什么，拍出来的照片也一定是模糊的。

但是我为她在台上多停留了十秒。等她按下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