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母亲、生育和生命之初的故事漂流

1

产后两个月，我在走路时才勉强感觉不到身体骨骼的错位。我脱下月子服，在胸罩内侧贴上防溢乳贴，将尚未复原的肚子塞进宽大的衣服（大部分怀孕前的衣服都不再合身），重新给消肿的双脚穿上从前的鞋子，将你交给奶奶，独自一人走出房间，暂时关闭大脑中纷杂的育儿事项，不去计算下一次喂奶的时间。

佯装悠闲走在街上，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克服了多少障碍才得以恢复如常。

卸掉重物，重新坐回工位，打开电脑，和同事对接工作，他们只看到了一个和之前相同的人，最多只关注到身材的变化（“你没怎么变啊”）。他们不会了解也无需了解，这个人正日夜兼程地忙碌着，正努力调动全部的能量，抵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让自己像从前那样全心全意地工作，在任务袭来时不退缩，至少不会退缩到再也不工作、全职在家照顾孩子的地步。

像从前一样踏上出差的旅程，需要调试的，除了与婴儿分离的焦虑，还有如何处理不断溢出的奶水，找准同屋不在的时机用吸奶器泵奶，以及，如何在视频通话时面对大哭的你压抑住前所未有的愧疚感。愧疚感——做母亲后，我还没学会如何和它共存。每当我接管你，欣赏你可爱之处的同时，总能隐约感到一股力量，将我从重复性的名词、动作、交代、安排中拖拽开来，一次次敦促我返回到真正使自身丰盈的活动中去，比如阅读、写作、度过闲适的时间。

世界上存不存在死心塌地、全心全意作父母的人？心甘情愿将每分精力悉数分配给孩子的那种父母？身为母亲的呵护备至和身为人的精神需求，两股力量将我冲撞成两半。和你在一起时，我心里想着别的事；离开你，愧疚感又会在不经意间涌现。

短短四五天的差旅，你可能因为喝不到母乳大哭着不肯入睡，可能会怀疑妈妈怎么突然不见了，在我回到家后拒绝让我抱紧你。我们各自都需要时间，适应分离和重聚。

为了不丢掉工作，也为了证明自己（该死的自尊心），我需要应对的还有很多：睡眠严重缺乏导致的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冷静面对“一孕傻三年”之类的玩笑话，确保不会反应过度；通勤和出差路上不去想工作的意义；不和未婚未育的同龄人做比较，尤其是职业发展和生活质量方面的比较；被迫放弃社交和休闲娱乐的委屈感、孤独感。当被问起“当妈妈感觉如何”，很想笃定地说一切值得，但多半只会笑笑，最终什么都没有说。

经历生育之后，我仿佛怀揣了一个不可声张的秘密，即便有人问起，也只会轻描淡写说一句“反正挺惨的”，不会描述细节，更不会过多触及感受。倒不是有意隐瞒，而是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语言、哪种视角去讲述，不知道面对不同的人该袒露多少。因为一旦和人讲起这些困境，就会发现自己陷入新的困境：既然最初是自己做出的选择，为什么不满意现在的结果？一个人如何能既深爱着自己的孩子，同时又后悔生下他？

单独带你出门，尤其需要心理上的调适。第一次推着刚满月的你出门，正值盛夏。刚走出单元门，迎面走来一个没见过的老太太，朝我喊道：怎么不给孩子穿双袜子？

百天，忘记你因为什么哭起来，我抱起你安抚。一旁的家人说：“孩子哭的时候不要哄，不要抱，笑的时候才抱。哄着哄着成习惯了，父母得给他立立规矩。”

你刚学走路，我领着你在公园玩。台阶很陡，怕你摔跤，于是拎着你的两只小手一步步往山下走。路过一个老头，指着我说：“一只手就够了，你得让他锻炼，练习走路。”

若干年前，高铁邻座，一对夫妻和婆婆带着两岁左右的孩子。一路上婆婆不停指导儿媳：孩子睡着了要用手挡住阳光，该给孩子脱鞋了，该穿上了，该喝水了，该吃饭了。我一直在偷偷观察那个妈妈，她不多说话，每件事都照做，面无表情。我心想，她何以能够忍受？

若干年后，过年带你回河南的奶奶家。你感冒流鼻涕，什么时间要擦，怎么擦，穿多厚的衣服，什么时间吃饭，该吃什么，要不要出门玩。大年初一，一屋子的人，无数的建议、评价、指导在耳边飞舞。而你在哭，不肯吃东西，小米粥淋了一身，鼻涕抹在手上，为了拒绝爷爷奶奶的抱抱蹬腿大哭。我缺乏睡眠大脑宕机，手脚却在麻利地收拾，在下一个提议到来之前，集中精力安抚你的情绪。

相信不止我一个人听过这样的话：“就因为妈妈在旁边，他才不听话，你不在的时候孩子可乖了。”一直不能理解，和一个母亲说这样的话，是想表达什么：她是多余的？她教育失败？孩子无理取闹全是她一人的过错？

我不想成为那种母亲：因为没办法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和情绪，将额外的压力加到孩子身上，时隔多年还对当年的不易耿耿于怀，不断抱怨丈夫的不理解、孩子的冷漠、家人的刻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做了母亲，我更加糊涂了。每个人都爱在这些问题上横插一嘴，但当孩子号啕大哭不肯入睡时，抱着他、安抚他、和他共同抵抗黑夜的，往往只有母亲一个人。这让她们感到无比孤独。

“母亲是全世界都极力想象的那个女人。世界对我们活着的意义抱有充满怀旧色彩的想象，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也怀着各种不切实际的想象，规定了母亲应该是什么样子，且极力想符合要求，为此吃尽苦头。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社会系统想象出来的带有政治色彩的‘母亲’其实是一种妄想，世界爱这一妄想超过爱母亲本身。”（德博拉·利维，《我不想知道的事》）

成为母亲后，我所作出的全部努力，就是让自己说话不像是在抱怨，生活不像是在忍受。

2

2024年春节前夕，一个工作日的寻常午后，公司HR单独约我谈话，告知公司现在有困难，年后即将裁员。

“在一家没有前途的公司拿到赔偿，再去有前途的公司工作，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她说。

不知是因为那天太冷，还是公司供暖不力，我看见她嘴角在微微颤抖。

“好吧，我明白。”我说。

我以为，公司即将倒闭，这是所有人都将面临的命运，而我只是率先得知这个消息的人。毕竟那天下午，会议室的玻璃门照常打开，同事们鱼贯而入，每周一次的选题会如期举行。新的选题陆续写在白板上，电视屏幕上展示着一张张PPT，新的计划，新的人选，推翻，讨论，建议，熟悉又陌生的脸。墙角那株两米多高的盆栽植物，枝叶枯黄，只剩一片巴掌大的叶子挂在枝头，摇摇欲坠。它是什么时候死掉的呢？它已经死了吗？

阳光透过身后的百叶窗照在笔记本上，恍神之间，三岁的我正蹲在街心花园，屏气凝神。砖石的缝隙，一处黄土垒起的小小洞穴，琥珀色的蚂蚁从那里进出，沿凹槽前进，触角相碰。它们正合力搬运一小块面包屑，匆忙而镇定，浑然不知一个比它们巨大的人类已经注视许久，手中的树枝即将直插入洞口，捣碎它们精心搭建的一切。

三十年过去，冬日午后的那间会议室，以为预先知道消息的我再次获得了一种俯视的视角。只不过，我不再为此而兴奋，而是心有戚戚——存不存在一个更庞大的东西，此刻同样在俯瞰我的行迹？随着那片暗影的扩大、蔓延，是不是我自己也终将变身为一只劳碌却浑然不觉的蚂蚁？

年后复工，我才惊觉，公司还将继续运转，我只是要离开的少数人之一。

接下来的日子，每天下班前从办公桌拿几本书回家，收走水杯、电脑支架、鼠标、工作笔记本、生日时同事送的手办。原来一人在一地留下的痕迹可以这么轻巧地擦拭而去，干净利落，仿佛不曾来过。最后一次走到门口，回头看见对面的书墙隐没在黑暗中。刚搬来这里时，我们相隔站立，像传送带一样接力运送那些书，我负责按类别摆放。将它们整齐垒在书架上的时候，我还不到三十岁，像那些书页一样崭新。

办公室角落里的圆台，天花板垂下的幕布，白色投影仪，堆放在墙边的折叠椅……艰难的三年，各地剧场的演出暂停，节目录制被迫从剧场搬到办公室，全靠这些物件维持公司的运转。有些事你知道它终会结束，却无法预知它何时结束，如何结束。悬置的时间是一条激流，冲荡着一切坚固的事物。在一次次冲撞涤荡之中，任何能抓在手里的都成了救命的浮木。经历了这一遭，你急于知晓下一次水流的方向。预先知晓是可能的吗？知晓之后呢？

骑上车，最后一次停在晚高峰的十字路口，心头涌现的画面似曾相识：小学四五年级，校长出现在班级门口，叫走了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这位孙姓校长主管教学，经常来班里听课，我那时候大概比较踊跃，被他注意到了。

“这次期末考试，语文阅读，考肖复兴的文章。”他语气不急不缓。我不明所以地看着他，不知道下一句话会是什么，和我有什么关系。“你们班这学期学到肖复兴了吗？”我们摇头。“我就先和你们几个说一声。”他略带狡黠地笑笑，临走前提醒我们，“别和你们班主任说。”

回到班里继续上课，黑板上的字迹化作齑粉飘向半空，班主任的声音似从深谷传来。我怀揣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却不知道要拿这秘密怎么办。既然提前知道了要考什么，学习不考的部分又有什么用？

下课后，班主任将我们叫到讲台前：“刚刚校长和你们说什么了？”我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作答。沉默支吾良久，我们终于在权威的凝视中缴械投降，如实相告。第二天的语文课上，肖复兴的课文被着重讲解，题目和解答一应俱全，被印在纸上分发给全班。

几日后的期末考试，语文阅读题的作者的确是肖复兴，却不是我们着重复习的那篇。

红灯变绿，避开逆行的电动车，自行车勉强从两辆汽车之间穿过。心中的疑惑和此起彼伏的鸣笛声一并汹涌而至：那个孙校长为什么要那么做？是为了考验我们是否诚实吗？或者他明知我们会泄露秘密，只是想考验老师的品行、押题的能力？

多年过去，校长的个人意图已不可考，问题却变成了：当被赋予了预先知晓的权利，我又额外得到了什么？和班里其他同学相比，我在面对老师时更加尴尬了，再遇见校长更是无地自容，我非但没有信守承诺，还无意间让全班走到了错误的方向。而那个下午，会议室里预先知道即将失业的我，就像当年预先知道考题的孩子一样，除了掩藏起内心的忐忑，假装一切如常，我还能做什么？

失业之后，我成了咖啡馆的常客，以前没机会读的书、看的剧、写的东西终于提上日程。陪孩子玩耍时不再频繁查看手机，不惦记未完成的工作，也不担心错过谁的电话。我好像变成了一个更和善的好人，骑车时不再心急火燎地向前冲、见缝插针般在车流中穿梭；也有了足够的耐心，等待同乘电梯的老人先下，停下来看樱花被风吹散；第一次发现小区门口光秃的树并未枯死，枝头长出的是香椿芽。

过去的几十年，我以马拉松式的坚持严格执行着被分配的任务，读书，考学，上班，完成KPI。而这一次，时间不再被切割成规则的形状，起床和入睡都成了自己的事。当你终于不必迎合他人、靠交换自己的一部分换取生存，生存就彻底回到生存本身。

就像经历了一场长跑，起先是兴奋，继而疲惫感从大脑逐渐蔓延到关节和肌肉。焦虑紧随其后：下一次赛跑会在哪条跑道？跑向哪里？怎么开始？我的目光开始从外部回撤，转而频繁打量自己，想知道自己还有什么本事能换算成金钱——在这座城市落脚的基本条件。

我再次回到了起点。和刚毕业时一样，需要靠不断讲述和解释重新赢得认可。和二十五岁的自己并肩而立，我们的困惑在本质上如出一辙：读了那么多书，被教授了那么多道理，我究竟能以什么为生？

“我凭我二十多年的从业经验告诉你：在这个行业，经验比学历重要得多。”九年前，一家新闻媒体的主管告诉我。

“你的经验无可指摘，但目前我们不需要这么多，而是能短时间内帮我们搞到钱，最好一到两年能带团队实现营收。”九年后，我终于积攒了足够的经验，却被告知需要的是别的。

经朋友介绍，我和一家外企的部门主管在咖啡馆见了面。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走出本行，在全新的领域找寻立足之地。

“对我们肯定是一个挑战，”她坦言，“我相信你的学习能力，但直接聘用一个成手，带其他公司的先进经验过来，对我们来说更高效，成本更低。”她听完我做过的工作，用宽容的眼神鼓励我。我等待。她停顿片刻，然后抬头看我：“我觉得你志不在此。”

人在攀爬的时候，会短暂忘记坠落的失重感，直到天崩地陷，滚石和地火将肉身席卷，才惊觉自己太享受攀爬的感觉，忘记最初追求的本来只是到达山顶。“志不在此”冲入耳膜的刹那，我想起从小父亲便告诫我：不要安于现状。现如今难就难在，你所渴望的恰恰是安于现状，却不被允许。

“你知道，每一份工作，周围人都会说，‘你不属于这里’。”我们的谈话不再是流于表面的面试，而是踏上了平日不会触及的更为幽深的谷地，“可是我确实想属于一个地方。我想找到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用之即弃、漂流一样的日子。”我说。

“这么说起来，我还算幸运。”她说她喝了太多咖啡，只呷了一口杯子里的柠檬水。“生在70年代，每个人生节点，机会都摆在你面前，选都不用选，路都在脚下。”

“那是什么感觉？”我下意识地问，随即又觉得有些失礼，于是补充道，“我不知道机会近在眼前是一种什么感觉，对我来讲每个转折点都是茫然未知的，甚至很多时候问无可问，只能凭感觉走走看。”

我们相对坐了一会儿，没说别的话。告别后，我大步走上天桥。晚高峰的车流将整条路点亮，远看像一条亮红色的霓虹灯带，和粉蓝色的天空相映。面试大概率没有成功，我却莫名欣慰。九年前，面试官和我敲着桌子自吹自擂，而今天，我终于被平等地对待。

3

从CBD的高楼走出来，午休的人们胸前挂着工牌，在外卖柜前取午餐，在餐馆门口等位。他们脸上呈现出相似的表情，混杂着疲惫、不耐烦和戒备。外卖员在楼宇间飞奔。保安朝路边一辆车大喊：快点开走！这儿不让停！世界照常运转，每一天和每一天别无二致。按下暂停键以后，我才得以从第三人称的视角观察和思考：他们在忙什么，是不是非要如此才正常。

第一次产生这种和世界分离的感觉，是在山东烟台的海岛。舅舅绕过半个沙滩，将一部小灵通递给我，母亲的声音在电话里时断时续，告诉我学校已经提前开学。“不过你们先别急着回来，这波污染还没过去。再等等。”她郑重道。

那是2005年，我十五岁，初中最后一年。那一年，中国南极内陆冰盖昆仑科考队确认找到内陆冰盖的最高点，是人类首次登上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Beyond在香港举办了告别演唱会，之后正式解散；伦敦获得2012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2012还是遥不可及的年份）；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成功返航，费俊龙和聂海胜的名字频繁出现在电视、报纸、课堂和家庭聚餐上。

那一年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六十周年，也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打开电视就有抗日影视剧和历史专题纪录片可看，我家最爱的是《亮剑》。那一年我们班同学都在给《超级女声》投票，校门口的小摊上摆满李宇春和周笔畅的贴纸，音像店门口的音响循环播放着光良的《童话》、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SHE的《不想长大》还有电视剧《大长今》的主题曲。

可那一年真正影响我生活的，是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约一百吨苯类物质流入松花江，造成江水严重污染。受污染的江水流过哈尔滨，市政府向社会发布公告：全市将停水四天。消息一出，正上班的父母立刻从单位赶回家，将家里的红色水桶和一切能装水的工具摆成一排，储备未来一段时间的饮用水。各大超市的饮用水、饮料很快被抢购一空。更让人恐慌的是，一则有关地震的消息在邻里、同事、师生之间疯传：一场八级以上的地震即将侵袭这座城市，将这里夷为平地。不久，学校通知停课。我、表弟、姥姥、姥爷登上开往烟台的火车，投奔在那里工作的舅舅。

“姐，火车怎么还不开？咱们下去推一把吧！”小我两岁的表弟上车后不停问我。

“急什么？过会儿才开呢。”

“再不开地震来了怎么办？大水会不会把我们冲走？”他紧张得嘴唇发白。

“我睡上铺，省得你俩上上下下，再摔着。”姥姥说完，双手撑在中铺床边，三步并作两步爬了上去。

“我的妈呀，多大岁数了还这么灵分（敏捷）？”同车厢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女人惊叹道。

“七十一。我常年打乒乓球，游泳，这不算什么。”

我和弟弟对视了一眼，露出骄傲的笑。车厢里播放着《嘻唰唰》：“请你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我们住进了舅舅学校附近的画室。灰色水泥地，没铺地板或地毯，走廊将房间分隔成学校教室一样的布局，有些空旷。我和姥姥住靠近房门的一间，姥爷和弟弟的房间在中间，舅舅住最里面，画案和书桌占了大半个房间，一张单人床缩在角落。

我们白天出门闲逛，从附近的市场买扇贝和排骨回家做，我和弟弟在大人午睡后到楼下的花园疯跑。因为这意外得来的假期，我心情不错。唯一让我不安的是晚上睡沙发时，头顶刚好朝向走廊，偶尔半夜醒来，总感觉门外有人经过。我闭上眼，心里默念爸妈，等那一刻的恐惧过去。我从未想过父母此时在做什么，为什么单独将我送出来。少年的心是单向度的，只考虑眼下的事，只看眼前的人，分别和重逢不过时间问题。

出门匆忙，没带课本和作业，我获得了功课的豁免，不免无聊。有天路过一家书店，我向姥爷讨要了一本紫色封皮的英文彩色书，里面收录了徐志摩《再别康桥》的英译。我每天默念“Very quietly I take my leave/ As quietly as I came here/ Quietly I wave good-bye/ To the rosy clouds in the western sky…”消磨时间；偶尔还会从舅舅的CD盒子里找电影看。一个午后，我看完了《霸王别姬》，一连几天说不出话。直到舅舅将小灵通递给我，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学校已提前开学，我的自由终于烟消云散。

我依然身在海岛、沙滩、海鲜市场和花园，心里却急着回家了。那通电话将我重新安置回了从前的轨道，人人以学业为先、由考试和排名决定的轨道。我和世界相分离的感觉瞬间消失。我明白豁免只是暂时的，第二年夏天我就要中考了。

快点开走！这儿不让停！CBD楼下的保安再次大声喊道。

中午气温骤然升高，后背汗涔涔，头顶被阳光烤得发烫。

记得那个夏天也是这么热。我倚在沙发上，穿着舅舅临时找来的短袖T恤，吃西瓜，吹风扇，看《霸王别姬》，背徐志摩的诗。后来我返回学校，一个同学告诉我，隔壁班有个男生和我一样，也被父母送了出去，只不过他去的是江西九江。

“结果哈尔滨没地震，九江震了。”她说。

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将近二十年之后，舅舅退了休，从此不再画画，姥姥和姥爷已不在人世。表弟在国外定居，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刚刚成为母亲，失去了工作，再次和世界分离。

可任凭我怎么查证，都找不到2005年九江在夏天地震的记录。去问父母，他们发来的照片上，赫然写着2005/11/29，北方正值冬天，我和表弟站在养马岛的礁石上，朝镜头挥手，我们穿着棉衣，姥姥系一条红黑相间的围脖。身后的小岛海浪翻涌。

记忆是可靠的吗？活在一连串暧昧不明的时刻，我总是知道得太早，领悟得太迟，不等作出反应，事情已成定局，除了随波逐流什么都没做成。这是个人的失误，还是注定的结果？

小学三年级，班级要上一节音乐公开课，校长、教委的领导都会来听课。班主任提前一天通知我们带音乐书和口琴。那天的课表本没有音乐课，所以我忘记了。早上第一节课，班主任问有没有人没带书和口琴，我站了起来。也许还有别的同学，也许没有，已记不清。只记得那天我特地戴了个过年新买的发卡，两条棕色的小辫子是我从没试过的造型。

“成天就知道臭美，还戴个破辫子，你有这工夫干点正事不行吗？！”班主任怒目横眉。

我吓坏了，委屈涌入鼻根，眼泪直冲出来。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无论如何都停不下来。不知过了多久，灯灭了，教室暗下来。班主任走到门口，和什么人说了几句话，之后告诉我们：“学校停电了，今天音乐公开课取消。”

眼泪还挂在脸上，长时间的哭泣让我鼻塞。我停下来，抬头望向班主任，希望她能对我说些什么。她避开了我的眼睛，什么都没说。从此我再没戴过那只发卡。

也许是因为这次不愉快的经历，或许也和身边的人长年累月的教导有关，从孩童、少年一直到成年，穿新衣服、戴新发饰、让自己变美、闪耀，接受观看和赞赏，从来都只会给我带来额外的压力，我无法从中体会到任何快乐，有的只是紧张，还有生怕自己因此而出丑的局促。

之所以在这里旧事重提，是因为这段经历带给我的，更多是类似哲学意义上的思考：人有没有可能先验地知晓自身的命运——假如灯晚一点熄灭，我挨的骂或许还有意义。哪怕任何一个人早点知道音乐课会取消，班主任的怒火、我的委屈都不会发生。可归根结底，谁能为此担责呢？除了将令人不快的记忆、苦涩抛在脑后，谁又能做什么呢？

我们对即将到来的事物一无所知，这构成了我们的敬畏心，促使我们不断匡正自己的行为，调整决策，好应对不断变化、无从把握的世界。我同样是在警告声中长大的，这个不能碰，那里不能去，不能早恋否则耽误学业，不能得意忘形不然关键的学年就会一落千丈，毕业前要努力实习找个好工作，到了年纪就要结婚，结了婚就要把生孩子提上日程，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

持续性的紧张、不进则退的焦虑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是谁又能知道，那段时间的失联意味着分手；那个决定将点燃日后争吵的引信；那晚去赴的约将带你进入全然不同的职业；面试官抛来的那个问题代表他已心有所属，而那个人不是你；你大可不必为了攒钱放弃出游，因为之后的三年哪里都去不了；那些人不必死，灾祸很快就会过去。

你应该紧紧握住那双手，更热烈地拥吻，更果敢地行动，因为你们从此不会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