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时，加奈和我们聊起了她那个貌若“草稚京”的男朋友。至于说如何相识，如何对上眼，是否是初恋这些更深层次（抑或说没什么意义）的话题，她没有兴趣提起，更别说何时初吻，何时第一次上床等等不着边际的了。
“为什么非得提起那个人来呢？倒不是我出尔反尔，好比将近喝干的茶壶，茶水只剩一层底儿，让人懒得再端起来喝得一滴不剩。没办法呀，姐姐要我的号码，给她便是。倘若那个人又来轮番骚扰，……那个嘛，真是没办法了。说实话，我并不喜欢像木村拓哉电影里的恋爱方法。”
“那威尔？史密斯呢？”我问。
“我只看过他演的《黑衣人》，还不错。”她的胃口似乎早已消失不见，“以前的事就不提了，一想就反胃。在东京嘛，他的铃木3000总还会招不少女孩眼的，不是十二个就是十三个，我真不晓得男人心里难道真放不下一种专一的感情吗？喂！你们俩也是？扫兴……
“幸好姐姐是个有问题的女人，除了我和她老公以外没人喜欢她，否则今天的事可真叫我担心呢。所以给她便给她，总不至于姐姐就和她睡在一起吧？我想没那么严重。可话又说回来，要是真的话，我就杀了他，杀了那个男人，说真的，不骗你！”
她说到这儿，我不由得想念起了妹妹李桦，她在北京正做什么呢？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仍旧不清楚她真正的职业是什么，像三宝或者方文山那样的人吗？如此来说，我根本猜想不到她的作息时间表是怎样。艺术这东西就是这样，没有规律可寻，更不要说她这样的天才了——天才怎么能被“规律”所主宰呢？所谓的“规律”能主宰的只有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每天早九晚五，生怕迟到口工资去挤最早一班的公车，双休日和同事、朋友或者恋人聚会逛街。像尼采这样的天才，他整天只会不停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样聪明？”“为什么我这样智慧？”“为什么我知道我的命运？”……我想李桦也应属于如此性质。
手机声打断我的思绪，加奈拿出来看了看，冲我们晦涩一笑：“来了不是？”等了几秒后接过来。“干嘛？……别说这个，你别说这个，我可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混蛋，怎么又关我姐姐的事？……你想到哪去了！……恩，现在七点钟……铁塔？为什么去那种地方？不能找个安静点的去处？比如杯户这边。我现在就在杯户……或者饭田桥、津田沼之类的……是，的确远了些，那就米花吧，该你妥协一次了。我公寓门口，七点半钟等你，不来就算了。”
电话是突然被她挂断的，连我们都吃惊不小。
“有事？”小腾问。
“哪里，插曲而已。咱们不提他了，把饭吃完去逛涩谷如何？”
“喂，不是开玩笑？刚才好像听到七点半你要在公寓门口等人，怎么突然想起去涩谷？”我提醒她。
“不是告诉你不提他了吗？”她似乎有些生气，“那里的爵士乐酒吧很经典呢！实话说，《挪威的森林》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也因为这，爵士乐酒吧几乎成了圣地一样。好，就这样，涩谷的爵士乐酒吧，没错！”
说完这话，加奈端起面碗把汤一喝而光，看看我俩，又莫名一笑，随即一起离开面馆走上大街，乘地铁直接去了涩谷。
我决定暂时不去考虑给高珊珊回那封信，因为我不了解现在她的情绪究竟怎么样，也许回信这事情本身就在冒险。她在信中所表达的寂寞完全不是一般的，是纯粹深刻的寂寞，而非孤独。她没有负罪感，也不悲观，有的只是每个“想念”单词背后纯粹深刻的寂寞。
十点后，我给高桥打去电话，是冲惠接的。
“高桥不太舒服，应该是感冒了。”她说。
“他真的去代代木参加了集会？那么大的风！你没阻止他？”
“我？我也去了，压根就没有阻止他的念头，风的确很大，但我就没事，奇怪不？”
“现在他睡了？”
“恩，刚睡。”
“既然你也去了，不妨说说所见所闻。”我按照惯例，顺手拿出电话边的笔记本和圆珠笔，把话筒夹在腮下。
“滑板社的集会嘛，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几个社团干部大呼小叫了一个多小时，竟是些不着头脑的话！”
“像自民党竞选？”
“哪有！不过你这么一说倒让我觉得今天真不像个体育社团的集会，似乎更像是在做一场政治煽动，那几个干部歇斯底里地嚎叫，说的什么意思……因为太吵，风又大，也没听见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不过居然还打出标语旗，是什么什么……‘把深褐色记忆碾碎，重新唤回日本的自我。’大概是这个词儿吧，其中是什么含义，我不得而知。”
我想了想，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便瞬间作罢。
“之后因为风实在太大，把标语旗的旗杆一下子就刮折了——这是今天唯一的亮点。”她继续说道，“再以后，人们也许觉得越来越无聊，渐渐散去，我和高桥随着人群离开了集会现场，而后跑到丸内乱逛了一圈，就这样。从丸内回来以后，他开始头痛，并且发热，看来必是感冒无疑。”
……
电话结尾，我祝愿高桥早日康复，她“咯咯”笑着挂掉电话。
通话其间，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以下几个短语：
大风天气
政治煽动会
“把深褐色记忆碾碎，重新唤回日本的自我”
书桌上闹钟示时间为十点二十六分，意味着还有一小时三十四分便又是新的一天的到来。
入睡前，小腾和我说起新年假期的安排，虽然这里的新年远没有在国内春节那样隆重和热闹，但毕竟是一年中屈指可数的假期，有必要好好安排一下行程。
“已经定了，去鹿岛大玩一场，带着女朋友。”他曾经提过他的女朋友，是个来自青岛的22岁留学生，至于具体什么模样、在哪所大学深造一概不得而知，甚至没见过他给女友打过一次电话，约过一次会，仿佛他女友的存在只是为了给他口头上的辞藻加上些算是有力度的修饰一样。“如果你想去，报名还不算晚。”
“可以考虑。可曾问过加奈？如果她也愿意去那最好不过。”
他走出卫生间，用毛巾把洗过的头发擦干净，之后开始找吹风机。
“吹风机吗？在壁橱的第二个抽屉里。我早上用过的。”
“哦，谢谢。加奈啊，倒没问，你希望他去？我虽然没有如此经历，但能想象得到，和她旅行应该是蛮痛苦的吧。”他打开吹风机，“呜呜”声散遍整个房间，但还不至于完全遮挡住我们的谈话。“话说回来，如果我是草雉京男朋友，绝对会一心一意爱加奈，没有水分。因为她很可爱，什么都不顾，彻彻底底，毫无保留，草雉京男朋友还有什么可不满的？”
重提爱情，我发现自己开始变得逐渐无知起来。空间一点点收缩，我不得不在浅层意识中发掘新的领域。我翻出高珊珊的信，想了想她真正要表达的情绪，仍然没有答案。抬眼看表——十一点零九分，此时此刻的她在做什么呢？她又在做什么呢？值班？和病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独自上厕所？默默哭泣？还是什么都不想地早已睡熟？爱情在我眼中只剩下“想念”这一双音词可以定义了。也许她和我一样，怎么也睡不着？转念想来，那一边毕竟只是刚过十点，时差嘛，总让我不经意间放大与另一边的微乎其微的错位。那么，她最大可能是什么也没干，呆呆地发愣呢吧。总之，我们同样都需要时间。
周日，高桥他们俩约我去迪斯尼乐园玩，我说只希望在乐园外面的一个正正经经的餐厅吃顿正正经经的午餐，而不是去里面被搞得晕头转向，因为我只喜欢欣赏快乐，但无法承受。高桥耸耸肩，不问所以。冲惠是个很好说话的姑娘，欣然同意，但她说现在有百分之六十三的日本女孩都不像她这样，换了别人，只用一个英文单词“shit”来表达思想。我表示幸运。
冲惠提议去吃俄国菜，她说她知道迪斯尼东门外斜向街口里有一家不大的俄国人开的馆子。
“怎么想起吃俄国菜？”高桥问。
“忘了吗？我们和老师第一次吃饭就是吃的这一家俄国菜，老师因为不合口味居然还叫了杯冰块水呢。”
“哦，有印象，记得老师用中文嚷了句：‘呴死人啦！’纯粹的北京俚语！”
“你们的中文老师？经常听你们提起。”
“没错，老师很可爱，也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
这里的俄国菜的确口味重得可以，奶汁烤鱼吃着像是用盐水腌过半年一样，红菜汤也几乎无法下咽。我问他们是否也觉得很咸？他们异口同声说没有，我猜也许是他们吃日本芥末多到舌头早已麻木了吧。不自觉地，我叫来侍者要了杯冰块水。
我的主菜是俄式牛排，因为之前的菜我几乎没动，只吃了点面包和煎蛋，正饿得心慌，因而不顾一切地大口把牛排吃光。
“不可思议，老师也是最后将牛排一点不剩吃光，包括一杯冰块水……”冲惠一边细致品着波尔多一边说，“你居然和她如此一致！”
“中国人都差不多的，易于接受清淡、恬静，反之就不行。”我说。
“有机会领你认识老师，她很活泼，平易近人，并且个子很高。”高桥形容老师个子高的程度，远没有像赵蕊蕊那样夸张。
“有你高？”我问他。
“哪里，老师是女孩子嘛，自然只和她比喽。”他指着旁边的冲惠，冲惠从椅子上站起来，用手在自己头顶上大约半尺的地方比画了一下。
“喏，就这么高吧，因为她是短发，所以显得她个子高得不得了。”
短发和高个子有联系吗？
我的记忆里似乎是有的。
时隔三百一十七天后，我再次见到了茹琳。我的感觉仍然如初，仍然想抱她，想吻她，想与她继续过恋人的生活。但经过这十个多月相对的空白，我不会像从前那样孩子气。从她的表情中可以看得出，她也一样。
“我认识他，”茹琳对冲惠说，“他是我在国内认识了很久的一个朋友。”
“再次见到你很激动，真的。”我对她说，没有动作。
“恩，是的，我也是。”
“有时间的话可以请你喝咖啡？”
“有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