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洋电话打过来时，我刚结束与茹琳的约会，猜会是高珊珊打来的（像是条件反射一般），事实上是李桦。她例行公事地叙述了一些我能想到的事情，语气平缓却无力。最后，她说到了付宇给她寄去的第四幅画：宽广无垠的湖面，长桥上通过的列车，对岸一排一直延伸向远方的高压线铁塔，黄昏雨后的彩虹浮在画面边缘，整幅画描绘得一如以往不着边际，什么都不相干。背后一行字：桦，从昨天起，直到今天，这一切我都深信是美的，但为了你，我必须怀疑明天。
我不清楚以上那些对于李桦意味着什么，画就是画，她可以什么都不理。原则上没错，谁知道她自己会怎么想呢？也有可能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吧，都没准。
上班工作的简单化很容易落实，“工作”这东西只不过是死板一块，任由你胡乱安排，都会做得井井有条，起码让上司这么认为。新一年的媒体合作协议都已OK，每天的修订稿和翻译原件不说出色，也算秩序井然。鲁桑也特批了我们所有人半个月的年假，加奈提议新年大家一起去青森爬山露宿，小腾则希望重返鹿岛，莫名其妙。
此时离二零零三年新年还有一个半月。
不知怎的，我开始疯狂地想念起高珊珊来，没有任何征兆，来信、电话、EMAIL、传真……什么都没出现过，却是着实地想念，完全发自内心的！当然，我和茹琳从没说过任何有关于高珊珊的事情，但我实实在在地明白，她什么都清楚，因为她有她的鸟在，她的鸟就寄生在我心里，什么都瞒不了。即使这样，我相信我们仍然会坚定相爱。
说到正题，我问到那时为什么离开我、离开北京、离开最熟悉的世界，她答不上来，只用她姨父的借口来敷衍我。无法不用“敷衍”这个词，我和她说，她默认了我的判断。
电影放到一半，迪田的弟弟似乎永远无法摆脱魔道，任凭养父如何治疗他，他的灵魂已经被淹没，除了被杀没有其他选择。情节大致如此。
茹琳睡在一旁，情节与她无关。我把她叫醒，然后起身离开，她也木讷地随着我出了放映厅。休息室中，我们并肩相互靠在沙发角落，她像要再一次进入梦乡，闭着眼睛一动不动，我也不想说话，仰面发愣地看着天花板下足够大的发光物体。“在想你的恋人？”她嘟囔一句——“你指的是？”我说——“没什么，当我没说。”她继续嘟囔，“爸爸昨天电话里说很想我回去。”——“你不想回去，对不对？”我说——“你知道，那不是梦想，只是一般想法。”她挣开眼，坐起来。
电影继续播放着，我拉着她的手回到放映厅。此时迪田的弟弟已经死去，费解的情节仍没有完。她用细细的声音问我，电影的开头说的是什么？开头？电影的开头？其实和梦一样，每次的梦都无法知道梦的开头是什么，每次记住的只有那惊醒的一瞬。那么，那个理由该如何解释？“开头”就是“理由”，这是定理。这难道是她离开我、离开北京的最终解释吗？
电影几近结束，养父才是真正的罪魁，一直隐匿在迪田的汽车里。茹琳说结局必定幼稚，不想看下去，想回家睡觉。我也觉得电影无聊淡然，就随她出了电影院，至于迪田最后如何，是否能活下去，我们一概不得而知。外面她看到冲惠发来的短信，说如果有时间的话就来杯户饭店后面的酒吧去找她和高桥。短信是十分钟前收到的，茹琳问我去不去，我说无所谓。
酒吧里很热闹，几乎和上海的蓝月酒吧没什么差别。人声嘈杂，酒保晃动着调酒的器具，发出“啪”、“啪”的声音，并且没有爵士乐，唯一和蓝月不同的是，没有个叫付宇的家伙（BAD GUY）弹奏莫名其妙的木制吉他，取代它的是混血DJ播放出的罗比？威廉姆斯的早期作品。因为我一向反感欧美歌手（除了艾尔顿？约翰），所以也便不怎么在意究竟是些怎样的歌曲。高桥坐在吧台边独自喝着香宾，一旁并没有冲惠。我们过去和他打招呼，他说冲惠去了卫生间，好像是来了月事。我事务性地要了嘉世伯，坐在他旁边。
“还以为你们不会来，本来是挺好的约会，这种地方显然不太合适。”
服务生将两个220毫升的瓶子打开，茹琳道了谢，而后转头冲高桥说：“哪里，约会这种事并不是绝对性的合适与不合适，再说电影实在很倒胃口，这里也很不错。”
“老师，我们其实还是有些事情的，并非闲的没事在这里打发时光。”
我目视高桥，发现他看茹琳的眼神格外凝重，如同必须只有茹琳才能拯救他一般。
“我要去趟青森，估计要一个星期左右。”他说这话的口气让人沮丧。
理由有一大堆：摩托车被抢、有预谋的匿名信、而且夹着子弹壳、被人抓到扔下东京湾……“把我抓到的那几个小个子力气倒都不小，说不会给我麻醉药什么的，‘至于那个女孩，会有人帮忙处理的。’喏，就是这么说的。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冲惠还是老师。我晚上从码头那边刚上来，给冲惠打了电话，还好她接到了，所以就约到这里来喽。”
“那么这趟青森是必须要去的？”茹琳问。
“起码是务必的。”冲惠说，“但我不会跟着他去。”
高桥叹了口气，转过身去不再说话，一点点喝着香宾。冲惠微微笑了笑，把头探过去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高桥一把把她推开，狠狠地瞪着她，“也许会像你说的那样，但是那只是百分之五十的可能，另外百分之五十怎么办？不管它了吗？”
冲惠表情开始变得怪异，似乎不知道该笑还是悲哀，喝了口香宾后，眼泪掉了下来，而后又哭出了声。高桥只顾自己大口大口喝酒，没再理会她。我面对这样的情景哑口无言，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与他们沟通。威廉姆斯的曲子不知什么时候换成了嗓音如同激流一样的洛佩斯的BLUES，酒吧里吵闹依然，而且吵闹程度更加厉害。
“和你说，我想出去透透气。”我和茹琳小声说了句，然后喝光220ml 的嘉世伯，向冲惠打了招呼，不知道她听到没有。
酒吧外，随着三三两两的女大学生走到旁边的昼夜冰激凌店，我们什么都没要，找了个角落座位。
“现在几点了？”她问。
“已经过12点了吧，大概。”我下意识回答，打了个哈欠，仿佛给了回答一个注释。
“他们的话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大概。摩托车被抢、恐吓匿名信、被扔下海，这些足可以串联成没有瑕疵的好莱坞惊险大片。”
“别说风凉话，既然是事实，就应该严肃对待。”
“恩，没错。”
“但是……问题出在哪呢？故事总归有起因的吧。”
我也不知道，拿起手机，给冲惠发了个消息：我们在冰激凌店，就不想回去了，有些吵。问一下：事情原委是什么？
不到半分钟，她的信息回过来：原委是滑板社团，一会儿就去找你们，他的情绪还没恢复。
此时发觉，茹琳已经靠在我肩上睡着了。我把她放在角落座位边的沙发上，吻了一下发梢，“但愿你能安心睡到天亮。”
由于将近年底，分社里的同事们人心浮动，都在谋划着新年假期的去处。所有的几乎都推倒重来——小腾在与女朋友分手以后忽然很想去菲律宾的沙滩晒日光浴，“晒得不成人样最好。”他这么说。加奈要和姐姐回老家神社拜祭，本来她很想去青森的，可姐姐死活非要让她陪着去，她没办法，但并非不情愿。而我自然要随茹琳的愿，冲惠约她一起去青森找高桥，他来的电话说在年内不能回东京，冲惠表示很担心，他便告诉了找到他的方法。
离圣诞节还有两天，也就是卢玲自杀未果之后的第三天，东京才开始下入冬第一场雪，而且一下就是一个星期，并横跨两个年头。
茹琳在事发的第二天晚上得知的，于是在雪花纷纷降落天际时，她打电话过来告诉了我。当时我刚刚起床要去洗漱，小腾仍旧像死猪一样睡着。正在卫生间洗脸的当口，电话乍然响起。
“消息确实，是卢俐电话中亲口告诉我的，不会有水分。但具体是个什么状况，她也没说得很清楚。只是大致含糊地表述了一下——没有一丝先兆，中午还请我去吃肯德基，有说有笑的。她妈妈晚上给她俩留了纸条和三百块钱，让她们叫外卖吃。在卢俐打电话的当口，姐姐去洗澡，过了三十分钟，卢俐发现她光溜溜，满身鲜血地伏在浴缸边缘，浴缸里的水已经变成浓浓的粉红色。”
“那么，她还活着？”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