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近正午时分，我们的话愈发的少了。李桦也没要什么，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纸和笔，把茹琳留下的东西工工整整地抄下来。连格式都没变。而我又要了份简单的套餐和两杯红茶。这回她倒不再介意，津津有味地边品茶边认真地默读着抄下来的文字。等我把套餐吃完，我们收拾了下东西，起身离开了快餐店。她问我下午有什么事，如果没事，希望能去她的那个音乐工作室看看。其实我也确实没什么事，找不出理由拒绝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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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羽田机场外打车朝东京市区疾驰时，我想起了和李桦的那次碰面，从国贸到她工作室的一路，直到现在我仍然想不通，她是怎样得到的那种解释，简直就不是人类的理解速度。即使说她是个职业音乐人，善于捕捉一瞬间的灵感，若是这样来衡量，她几乎是个天才。我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她把夜鸟称作catcher，即夜的守护者。她说它不同于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它有它自己的希望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啊，夜的守护者为什么那么地向往光明呢？即便从始至终地无法理解这样的向往，可我仍相信它是有道理，也就是说，它一定存在！李桦的形容，说明她几乎比我的理解深刻一百倍，实际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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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音乐工作室在方庄小区的一座单元楼内，这座楼不很高，也就七八层，看外观，在南城算是不错的房子。我在楼下往上看，不觉间发现天上多了不少大朵的云彩，太阳也随着时隐时现，阴晴不定。
“你现在在这个地方住？”
“是我们几个哥们合租的，有时候偶尔在这儿住，大多时间在里面忙工作。主要在意这里有能莫名让我编凑音符的冲动，捣古出不少挺有意思的曲子。”
我们一起上了楼。
“你们一共几个人？”
“我们呀，三男两女，关系都不错。尤其是那三个男的，都比我大，而且心眼好的不得了呢。”
“是吗？每天和你们俩小姑娘在一起能不有歪心？真难得！”
“切，谁像你啊！那个女孩是主唱老大女朋友。老大嗓子亮的没话说，但总对老三不冷不热的，有时候我真想抽他一巴掌。”
“那你是老几？甭问，肯定是老疙瘩。喂，走过了吧？怎么都到顶层了？”
“本来就在顶层，顶层租金便宜。”
废了半天劲，她打开了房门，把外套脱下来，搭在门厅的衣架上。我也随她这么做了。
“你喝点什么？咖啡？还是茶？”她走到厨房，看样子冰箱在那里。
“冰的咖啡吗？来一杯吧。你的哥们儿都没在吗？”
“他们啊，作息时间都特固定。该去休息放松有天大的事都会抛在脑后的。大礼拜天的也就我没事闲得难受回来这儿。”她拿了瓶绿茶和一杯咖啡，放在玻璃茶几上。“来看看吧，我们的工作室——”她所说的工作室指的就是这里，是个复式结构的套间，木板楼梯上包括一间卧室，下面是一个特大号客厅和另一间卧室，她带我上下走了走，客厅很大，当中却很简洁地摆着一高一矮两张玻璃茶几，长条沙发臃懒地靠在墙边，放着一台二十一英寸康佳电视的高茶几后还有三四把高脚椅，墙角还有一台很大的音响，倒是没看到任何乐器。旁边是厨房，卫生间。
“怎么样？有什么感觉？”她喝了口绿茶，但没坐下，慢慢走到阳台边靠在那儿。
“感觉？啧——怎么看不像个做音乐的地方，更像个老夫老妻退休以后打理的港台肥皂剧式家庭，女主人是你？”
“不对，更像个开方桌会议的礼堂，不是吗？”
我点点头，认同了。把咖啡杯拿起来，摇了两摇，喝了一小口。
“哎呀，好像要下雨了……”顺她注视的方向，穿过她身后的那扇窗子，果然看到外面瞬间便乌云密布。“看来你是来不及走了，要不今天就住这儿吧。”
“真是的，中午还好好的，也只能这样了。”
“好像还委屈你了似的。不过今天你可以安心在这儿睡，我那几个哥们明天才来呢。刚才你是不是说这儿的女主人是我，是不是？”
“哎，只是个比方啊，房产证恐怕也不可能属于你，我猜。”
“我可没在意啊。哦，只是个比方而已，我明白。不像的话我们还需要什么吗？你是说没有乐器吧？其实有，像楼上那屋的电脑里有MIDI软件，外设公放插件，足可以放些唱片来听，电子琴键也有，吉他之类的他们都会背在身上，随来随拿，还缺什么吗？再有就是打拍子的小鼓、纸笔什么的了。”
“不错不错，看来你的工作确实挺理想的……”
“工作？我可不把这些单纯地当作什么工作。”她走回那个高茶几旁，放下手里的绿茶瓶子，然后一屁股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
“那……你说叫什么？”
“我说，哎……你知道的写音乐的人都会心甘情愿地为了赚钱吗？差不多碰到的都是吧？真是混账想法！”
“那么是要表达出某种东西吗？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些说辞呢。”
“胡说八道！我讨厌‘说辞’这个字眼。”
“说辞”？她很讨厌？细想来这个词隐约也有不良借口之类的意思，但我绝非此意。如同外面下得正欢的春雨——今年的第一场雨，“春雨贵如油”，本来是好事，却偏偏把我困在这儿。那么我也应该生气才是，按她的逻辑。我可以原谅她，她确实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我需要在此说明一下，我也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而不含有任何偏见，可是，在我一成不变的混沌的脑海里，仍然认为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北京年轻人，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她们）做什么都是能让我所理解和宽慰的。最甚不过用一些不痛不氧的打岔性质的建议来调节一下。
“你这里有什么CD可以来听听？”我这么建议。
“CD呀，我得看看他们带没带走，如果能剩下两张就好了。”说着，她走到那台大音响前，蹲下身，在边上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书呀盒呀什么的里面翻来翻去。终于找出五张花花绿绿的CD盒，“咱们运气不错，这几张怎么样？喜欢吗？”说着，她一股脑都扔到沙发上。
我一张张地看了看，种类还不少，有轻音乐的——舒伯特的《小夜曲》十首，摇滚的——迈克？杰克逊《Invincible》专辑，民族的——包括唢呐曲《百鸟朝凤》在内的十三支民乐曲的精选辑，流行的——刘若英的《Love And The City》，甚至还有高雅的——卡雷拉斯的歌剧《李尔王》的经典唱段选辑。在此，我想在若干时间之后，当对某些人说起现在看到的这些，我会说——喏，这就是所谓的职业精神。
“这些……都是你们在音响店买到的吗？好多我连见都没见过。”
“有的是，有的不是，是老二收藏的，捐出来的。那张歌剧的和舒伯特的都是。”
“你们那个老二真不得了，这种东西都收藏……那就放放刘若英的吧，希望气氛轻松一些。”我递给她。她把CD拿出来，放到音响里开始播放——《一辈子的孤单》、《说你永远都不离开我》、《她的温柔》……一首首地放下去。我听音乐向来有个感觉，凡是听喜欢的歌，就会很轻易地忘掉自己，倒不是说感染于其中，而是种说不清的愧疚情绪，但是为何愧疚就不知道了。
“你说，‘守望者’究竟在守望着什么？”
“什么？什么‘守望者’？她愣了下神，“你说的是那只鸟？”
“你说这个城市里真的会有那只鸟吗？或者说，有夜的城市都会有这只鸟？”
“哼，这个城市那个城市？我对城市这个概念模糊得几乎快忘掉了。至于那只鸟，我从你的认识上说，只要她——我是指孟茹琳——永存于你心中，那只鸟就会欢快而健康地生活在她曾经驻足过和目前居住的城市之中。北京也好，东京也好，都没什么区别。”
“那么……你上海的十年呢？”
她没回答我，看看窗外，雨还下着，但依旧不大。
“现在几点了？”
“嗯，三点多了。”
“我有些饿了，你呢？”
“我无所谓啊，你要想去吃饭我奉陪。”
“那去吃烤肉吧，这儿有一家烧烤店很不错。”
她出我意料地自愿请客，为什么呢？我猜想刚才她没理会我的问题，在饭桌上她一定会跟我说一些和这有关的而且更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俩冒着毛毛春雨找到方庄桥边的一家烧烤店，落座以后她一下子要了很多很多东西。
“那么……这样，我们来赌一赌，如果最后上的是肉，我就回答你的问题，而且还会说一些我上海十年经历的其他的事；如果最后上的是素菜，我们就什么也不说，一口气吃完抹嘴走人。”
“我猜你很想说是吧？”
“你怎么知道？那要看老天给不给我机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