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桦的话，对我来说似乎起了决定性作用。若要对在上海的生活培养出感情来，看样子的确应该像孙甘露所说的，把这个城市当作过眼的风景，用仓促间所捕捉的记忆印痕来体会，也许只有这样才能琢磨出上海这个奇怪城市的味道。不论是衡山路的蓝月酒吧，在报社所干的两天活计，包括宁武路老房子里的外婆、外公和不请自来的“苏尔策”，把这些都搀和进去，也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来描述其中的怪诞。去回忆也好，离开，我选择了离开。
但终究是她要我来上海的，我越想越觉得自己被她和付宇间莫名其妙的感情纠纷耍弄了。可说真的，他们让我觉得可爱而又悲剧化。是实话，一想到她和付宇已无法再见到面，我就有一股无名的悲伤与兴奋之感由内心而出。
二十一号，我在上海住的第六天，没有去任何地方。老太太早饭后出去上街买菜，整个一上午，没有来一通电话，所以我在家里无聊至极，但也不想走出家门。我觉得毫无力气，慵懒不堪。若似一下子开始，心里所有的依靠物都不见了踪影，睁着眼睛，惨白一片；闭上眼睛，漆黑一团。那种感觉如同平平淡淡地在无边的平原上漫无目的走来走去，不知不觉中，竟被什么怪物迫到了悬崖边，恐惧感直逼心脏，后退，后退，一脚蹬空。
整理了下思绪，把生活重新放回欣赏角度。可坦白地说，恐惧感总是很难摆脱，导致我特别要找个人好好聊聊天。还好，我想到阁楼上的外公，而左想右想间，似乎怎么都像是被某个理由迫使着去干毫无意义的事情，也便可称为的世事，如是而已。
“我说外公，”看着直呆呆地坐在阳台口的轮椅上的外公，我找了把椅子坐在他旁边，“外婆刚才出去了，早饭吃过了吧？不知道还有什么需要？”
“还好，还好。”他说，低声地。
“没有吗？我是说比如外婆不在，您尽可以吩咐我去做什么什么的。”
“还好，还好。”他重复低吟着这两个字。
“说实在的，我在北京时听李桦的说法，也没什么隐晦的，她说上海是个顶无聊的城市，我住的这几天倒没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也许是由于她住的年头太长的原因，谁都会像她那样的。可说到无聊，我并非针对这个城市来找晦气，只是针对我自己。无聊便无聊了，意思也就是没有被思维联系上的两种状态。您大概有这种感触，一点都不好，讨厌透顶，糟糕透顶！”
因为这段话里没有问题，他也没再重复那两个字。
“尤其是这一上午，安静得叫我烦躁不安，如果能发生些事情，什么都好，比方说李桦或者杨昕的电话打过来，对面商店被强盗打劫，黄浦江边有人自杀往下跳等等，都要好得多。——您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已经持续多久，总之应该是不少日子了吧？人们都说老人们的心境无论怎么样都会和我们这些年轻人有想象不出的千差万别，不用说，这一定是岁月的杰作。但对于我们终究算是好事还是无可奈何的结果？也说不定哟，也许是好事，也许一钱不值。单就我么……还好啦，无所谓，毕竟还没那个资格说三道四的。其实安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既虚无又中庸，并且碌碌。外婆大概也会这么认为吧？等她回来……我很想问问她。”
“还好。”他继续重复着，只是这次只有一遍。
“还有……李桦现在真的没法让人琢磨透她究竟在想什么。劝我来的是她，让我走的还是她，不过我看倒不是她在左右着自己的想法，也是挺可怜的啊。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付宇能去北京，怎么说见见也好，即使看上一眼，打声招呼，不像电影里的那样拥抱啊，接吻啊什么的，清淡一些总不至于那么伤感，您说呢？”
他微微点点头，很轻，不注意几乎看不到。
“我准备后天就回去，我是指回北京。李桦她说的对，把这个城市作为回忆的一部分也许就可以变得更美好些。对了，和您讲讲这两天在干活那个地方所见所闻吧。总的来说，那里工作更像是在做个地质学家，成天在座死火山边干活似的。其实要真是那样倒也好了，自自然然的蛮不错的。我前天去的那里，给我安排的是专题部最靠门口的一个工作桌，一抬头就会看到外面走来走去的人，怎么可能安心工作？……”
说到这儿，外公突然向我打了个手势，我停住了讲话，他冲我说：“我要支笔，要支笔。”我明白，他又要写字。于是我下楼找来了一支钢笔和一个本子，并且把外公床边的那张折叠小桌放到他面前。他又打了个手势，意思是叫我继续说下去。我把纸笔摊在小桌上，他拿起来，写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空”字。说起来，他的字写得真的很不错，看着很有劲。
“‘空’？是什么意思呢？”我问。他看了我一眼，只是又做了一遍那个手势，我明白了，他并不想解释什么，仍然想听我给他说的故事。
“那我继续说——刚开始就被安排到一个不满意的环境中，当然不会有什么好心情。原本以为我会叫我出去跑新闻，所以我并没太计较他们的安排，可没想到那个专题部的主任和副主任，包括这个部门里的所有人，如同坟地一样，有种能让人窒息的沉闷感……”
我看他又写了“莫”字和“其”字，他每写一个字都有不短的停顿，所以写的什么字我都看得很清楚。只是不知道他写的每个字是不是想到哪写到哪，随意性很大，并且无法连成整句。不过，他写的这三个字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是对称的。
“您看我像个不爱说话的人吧，可是要是把我放在那种环境中我也根本忍受不了。第一天时，我闷头在做当天的专题设计，怎么说也算要表现表现。偶然发现那个副主任在和主任低声说着什么，还往我这边指指划划，那样子真够叫人烦的。如此情况持续了一整天，倒不是说那两个人一直在交头结耳，嗯……怎么说呢？总之就是这种气氛吧，让人浑身不自在。这样来说我怎么可能在这里一直干下去？下班时我曾对主编——付宇的父亲说明情况，他表示无能为力，这也情有可原。”
他没停下，又写了“登”、“合”、“尚”这几个字，几乎都是对称的。
“于是我试图再坚持一周，如果不行就辞职，但想不到第二天我彻底忍受不了了，中午就向主编提出离开。他若无其事地接受了，一点其他的什么也没说……对了，他只是咳嗽了一声，让出纳员将我两天的工资一百块钱交给我。我道了声谢谢，随即回到工作桌收拾东西，转头看见那两个主任仍旧嘀咕着并且对我指指点点。说实话，那里的工资已经相当高了，试用期就一千五，这对于我这个毕业生在北京都不可想象。可我宁愿少挣点而能在个舒畅的环境中工作，我想您应该可以理解的吧？”
他没看我，微微点了下头，说了声“也好，也好。”而后又写了“平”和“全”两个字，之后又再次写了一遍“空”字。我起身走到他旁边，看他指间挥洒自如，一点也不像个半身不遂的老头。忽然间我从他写字的一举一动中看到了某种心情，说不清——倒更算得上是兴奋和愉悦，起码不是垂头丧气一类的。奇怪的是，这种精神状态会主导在上海余下几天的心情。
外婆在十五分钟之后回到家，见我和外公在一起聊着天，她有些不高兴。便叫我下楼去收拾一下刚买来的菜，自己把外公扶回床上，纸笔和小桌都小心翼翼地收起来。等她下楼时，我告诉她准备周末就离开上海回北京，她也没显出很异样的表情，只问了我李桦是否知道，我说还没和她打招呼，她就提醒了我一下别忘了这事，之后再没说什么。
和李桦说吗？我想不必了吧，她上次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她的心思，不管是一时冲动或是早已失望到底，总之我回去就是了，当面吵架也比电话里莫名其妙地发无名火强。倒是临走前不得不见一面付宇，他大概从他父亲那里知道了我离开报社，猜到这里面有他父亲口头上与行动上的误差，也会推测他一定使我决心回北京，向我作了道歉，我抱以原谅。那么他呢？——我说的是更深层次理解上的他的去向，在感觉上他们（包括李桦）更像是在逃，背对背地逃亡。如果付宇选择北上，甚至到北京，那他会见到李桦吗？即使见到了，还会像他们在上海临别的那个夜晚一样带着忐忑情绪互相拥吻吗？原本没我分析的必要，可我认为百分之百有必要！总之就是有必要！怎么说，他与她的心都不可能再碰面了，我不晓得其中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但一想到这里我就不寒而栗——我一万个不想这样！
似乎我正选择了他们同样的路，同样的方式，游离于迷茫与漫无目的的寻觅中。即便回到北京，那个世界的另一个模样无非不还是一个样子吗？谈论到不是自己的某个人时，总是带有Hip-Pop 节奏的黑色舞步。我想任何人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仔细地想想而已。
不凑巧的是，要走的那天上海的雨忽然大起来，而且一直没有停的样子，就如同老天不让我走似的。外婆叫我等雨停了再走，我只好答应，没料到这一场雨一下就是三四天，等到停时早就过了周末。还好我有先见之明，周六冒雨在火车站退掉了票，又问了下趟到北京的车的起程时间——是下周五晚上。其实按理说这场雨并不能阻止我的回程计划，难以想象的是外婆的挽留，也许是在我准备走时她忽然想起了某件往事，便借着下雨的借口多留我几天。我也只好依她的意思退掉票，然后给父母打个电话，说迟几天再回去。
这里无意中提起我的父母，可怎么都很不自在，因为我实在对他们没什么描述的兴趣。从我记事开始，在印象中他们就在不断地吵架，有大吵也有小吵。甚至为了买瓶醋用不用换醋瓶这么点小事也能吵个没完没了，仿佛这是他们每天必修的功课一样。但即使这样，他们居然从来没有提到过“离婚”两个字，这一点一直让我不能理解。有时我甚至认为他们离婚要比现在这样半死不活的生活关系要好的多。记得我第一次带茹琳回家那天，他们就为了削苹果还是削梨吵了半天。当茹琳向他们打招呼时，就立刻停下了争吵，带着笑招待她。后来对于这件事，她认为只是一种宿命的表现形式，你根本说不清原因是什么，但它有它存在的道理。所以直到现在我把这种解释作为唯一可信任的说法，也就随之而理解了父母。
理解归理解，只是我无法确认这次上海之行的无功而返他们面对回去的我会表现出怎样的态度，还是说了了而已。
最终我还是定下了八月二日的返程票，外婆在我临走时让我以后有机会能回上海看她和外公，但想来她还是更希望李桦回来，这一点没必要说明，我愉快地答应了她。自然，她也没去火车站送我，说是没人照顾外公不行，大概她自己也觉得没那个必要吧——上海就是这样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