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已经是冬天了，三天前下了第一场雪，今天看起来阴沉沉的，好像又要下。我和顾佩瑶约好了晚上吃自助火锅，我在路上走了一半，传呼疯了似的叫了一遍又一遍，顾佩瑶要我立刻回电话。
“什么事？”我终于找到一个电话，给她打了过去，心里七上八下，以为她遭遇了什么意外。
“出事了。”顾佩瑶声音压得很低，“出大事了。”
“什么事？”听得出，她声音很正常，根本没事。
“一条船，时光号，要沉了。”
“怎么了？”和顾佩瑶处得时间长了，也了解了不少知识。沉船可是滔天大事。
“船上起火了。海上风大，上面的货车翻了，起火了。”顾佩瑶匆忙的解释，“我们局上下都在值班，等消息。”
“多大的船？”
“五六千吨吧，滚装船，上面有上千号人呢。”
我看看外面的天：“今天风不大啊！”
“海上风大，你在市里觉不出来，阵风十二级，已经封港了。行了，我就能说到这儿了。”
“哦，那你晚上不能来吃饭了？”我简单的总结道。
“你有毛病啊？”顾佩瑶说，“这是大新闻啊，你们记者不赶紧去？”
我干笑了一声，向她道了谢。这姑娘虽然很聪明，但终究还是年轻天真，她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思考方式。现在是什么时候，世纪之交！媒体就是天，就是一切的传播渠道的总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媒体不得到指令，是不能乱动的。避免一切意外反应的最好方式，就是大事发生的时候让媒体先一边呆着去。
虽然如此，我还是抱着侥幸的态度挤公交回了趟单位。大多数人已经下班了，值班室里，老郝正在看电视磕瓜子。做为一名电视台的新闻工作者，他果不其然的在看某部港台的弱智电视剧，而且百分之百不是我们台的。
“没事？”我问了一句。
“能有什么事？”老郝认为我的问题很奇怪。
“老郝，打牌去。”夏主任兴冲冲的走进来吆喝说，“103，快去！”
“我值班呢。”老郝勉强的回答，同时用询问的眼神看着我。
“我得回家。”我严正声明，“打个电话就走。”
“那算了，”夏主任拽起老郝，“走走走，谁输了请吃鸽子馄饨。”
“我值班呢。”老郝象征性的挣扎着。
“能有什么事？走走走----”
他们消失在走廊拐角，把空荡荡的值班室丢给了我。我给顾佩瑶打了个电话，没人接。我估计她在忙，于是决定回家睡觉。公交车有一段经过海边，我看到海面好像沸腾一样，浑浊的波浪冲击着堤岸，激起一阵又一阵滔天的水柱。最多的时候，水柱能够飞出一百多米，落到马路上。公交车驶过时，车厢顶部嘭的一声，玻璃窗上哗哗的淌着海水。司机开启刮雨刷，几个乘客快活的惊叹着。我靠着车窗努力向海上望去，希望能够看到一条大船的身影。
这么大的风，这么冷的天，火灾应该早就灭了。这么大的船，风应该能把它推到岸上。我反复对自己说，然后抖抖索索的回家，钻进被窝就这么想着睡着了。
我睡着的时候，又一次梦见自己回到了校园，看到了老聂、老陈还有一些牵挂的人。此时，空荡荡的值班室里，电视孤独地亮着，电话疯了似的响着，一遍又一遍。
103房间里，乌烟瘴气，六七个人打得开心。夏主任无奈的看了自己响了三遍的传呼，把牌让给了旁观者，骂骂咧咧的走到自己的办公室回电话。没人注意到，他再也没返回牌局。
我又梦见阳光下穿碎花裙子的女孩，这时外面正寒风凛冽，间夹着零零碎碎的雪花。沿着海岸线，所有的大路小路上，各种类型的军车、警车、救护车，发狂一样的开着大灯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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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天翻地覆。
台长、主任冷着脸坐在上首，大小记者鸦雀无声。办公室的电话此起彼伏，美联社的、路透社的、法新社的、NHK、BBC、KBS------我们这里一下子成为焦点，在坐上第一班飞机之前，大家都想从这里掏出点东西。而接电话的只能疲惫的回答：“记者还没回来。”“记者正在现场。”
老郝晚上擅离职守，值班电话无人接听，市委市政府放话说，一定不能放过。所以要重罚，具体金额和详细处分未定。
社教部老夏晚上主动加班，连夜召集该部记者，跟随第一波救援队伍赶往现场。所以要重奖，具体金额和详细内容也未定。
下午两点，第一波两个记者回来了。新闻部无颜面对社教部抢到的大新闻，于是安排我去拷贝资料。毕竟年轻人没有面子可言。
“太惨了，太惨了！”社教部的摄像叹道，“他们不是淹死的，是冻死的啊。”
看到他意兴阑珊，我索性把录像带拿走了。很多记者都想看一眼真实的救援现场，毕竟有些画面是不能播出的。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新闻部上下都疯了，跑现场、跑医院、跑海事局------为了应付不怀好意、热衷炒作的外媒，最可靠的现场总是挑选最可靠的记者，同时要求管住嘴。顾佩瑶那里更乱，只给我打过两次电话。
“你收拾收拾东西，马上出发。”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这个事只能一个人去，就指望你了。”
“什么事？”我好奇的问。
“中国最大的打捞船——天龙号就要到了，我好不容易要了一个名额，你去。带好全套东西，把打捞遇难者和沉船的全过程、全景都纪录下来。”
“要住几天？”
“不知道，快的话一个星期，慢的话一个月。”
“那怎么发新闻？”我想了想，问：“用船送吗？”
“新闻不急。老夏说他的片子够拿中国新闻奖的，呸！他那录像你看了吧？那东西顶多能做个短消息。”主任的意思十分隐晦也十分明白，“你去，按照纪录片的方式拍。”
“我一个人？”
“就一个名额，”主任一摊手，“我看你最合适，”他看看我的脸色，又补充道：“我会安排人去替班的，你等着好了。”
我悻悻然的收拾东西，电池、充电器、录像带之类的顺便收拾了一大包，然后带上最好也是最沉的摄像机——技术部讨好的问我要不要带上三脚架和新闻灯，让我骂回去了——就我一个人，这么多东西不是要我的命吗？
出发之前顺手给顾佩瑶打了一个电话，她一听大惊：“海上太冷，你得多穿点。”
“我衣服很厚，没事。”我轻松的回答。
“阿迪，海风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你必须穿厚大衣，”顾佩瑶强调说，“你等着，我给你送一件。”
“算了，我马上就走。车已经等着了。”我不耐烦的说。
“在哪个码头？”
“军港，跟救援队一起，我也不知道哪条船，你千万别乱打听。”
“那你务必要借一件军大衣。我看看能不能托人捎一件给你。”
我做了承诺，一个小时以后就搭乘了一条登陆艇晃晃荡荡的奔向海上巨无霸——天龙号。这个庞大的怪物与其说是一条船，不如说是一个工地，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一个8000吨的吊车展开。海风凛冽，不同派系的人马在这个工地上折腾的人仰马翻。
第一天，我被冻了个半死，深刻体会到顾佩瑶的警告。当天晚上厚着脸皮借了一件油污厚重、内衬羊毛的海军专用大衣。
第二天，几十斤的大衣扣上以后就像墙一样拦住了所有的寒风，我笨手笨脚的把整个船转了一个遍。
第三天，我成功的和厨房的大师傅搭上了关系，给自己弄回了一份潜水员的补给——一箱苹果、一箱火腿加一箱牛奶。至于水，那是休想，不过啤酒倒是可以考虑。于是我决定不再洗脸，用水洗苹果更重要。
第四天中午，风力四级。工作正在有序展开，这个时候显然没有摄像的必要。我沐浴着难得的阳光，咔嚓咔嚓的啃着一个苹果，看着五米外的作业艇，上面整齐的排放着打捞上来、封装好了的遗体。
“必须尽快打捞啊，”我叹道，“没想到天这么冷，遗体竟然也开始腐烂了。”
强劲寒冷的海风依然吹不走死亡的气息。旁边干了十年的老船员对我的镇定深表佩服，感觉安记者确实是自己人。远远的传来了马达声，一条交通艇开过来了
“今天送补给的船怎么这么小？”我纳闷的问。
“后天才能送，今天听说是有几个专家来，就捎了点水果罐头。”在船上，消息总是流通的很快，船员们渴望每一点新鲜的东西。
“这么点的船，怎么靠帮？”我指指打捞船高大的船舷。
“靠到作业艇上，然后爬舷梯不就行了。”船员用下巴点点作业艇和船帮上的舷梯。
“他们敢？”我讥讽的问，意思是他们敢从排满遗体的船上过吗？说实话，我很愿意和这些粗野的船员交流，他们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我也很愿意表现自己的男人气概。
“你安记者能上，他们就不能上？”船员撇撇嘴，显然抱着看好戏的态度。
很漫长的时间，交通艇突突突的靠上了作业艇，然后几个穿着鼓鼓囊囊的人哆哆嗦嗦的从船头跳到作业艇的船尾，惊恐的从几个黄色遗体袋的中间走过。好几个人趔趄了一下。
一堆人从工地乱七八糟的绳索和机械间钻了过来，准备迎接新的来宾。我显然不爱凑这个热闹——他们也没有新闻价值——于是就准备离开。船员突然碰了我一下：“看，来了个女的。”
“来了一个女的？”我大吃一惊，“怎么能来个女的？”
“你看那个，”船员用粗大的手指点着，“你看那不是个女的吗？”
我扶着眼镜眯着眼认真看了一会儿，实在看不出这些鼓鼓囊囊的人的区别。不过我相信这些老海员的视力。
“这年头，怎么女人也能随便上船，晦气！”我老练的抱怨道，像极了老海员。
“就是，就是。她不懂规矩，船长应该懂，”船员附和道，“没准儿她马上就跟着船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