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与他们交缠在一起的只是一群几日之前还在田里扛铁揪的农人或是在山里砍柴的樵夫。跟训练有素的日军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这本该是一触即溃的战斗。连我们的指挥官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们立即发动了第二波冲锋，是真正的主力冲锋。
可是战场上发生的变化，却让人始料未及。这群农夫与樵夫组成的炮灰之军，竟然将看似悍不畏死的日军打得个抱头鼠窜。原因在于虽然我们的拼刺技术比不上日军，可我们压根就没跟日军拼刺，他们都是抓着枪直接就往日本人的脑袋抡过去。
要知道这些家伙都是靠使力气为生的，蛮力过人。一枪杆抡过去，日军顿觉两耳生风。被砸中的脑袋直接开瓢。由于人太多，地形过小，都是你挤我拥的，一枪杆抡过去，很少有日军能躲得过的。
有些日军的刺刀刺入他们的身体的时候，刺刀还没来得及拔出来，就被旁边的一个人，一枪杆把脑袋像砸西瓜一样把头盖骨都砸裂了。
日军从未见过这种如此奇怪的战斗方式，同时又这么可怕的战斗方式，他们见过鲜血满天飞，但是没见过脑浆像喷泉一样喷洒的，而且都还是他们自己人。他们开始恐惧，前所未有的恐惧。
甚至有日军想后退，但是一旦进入这个战斗圈子，就无法再退出去，只有至死方休。转过身刚想逃开的日军，都是后脑勺被开了洞。
我是那个姗姗来迟的人，我一般不会主动去迎敌。我看见有那些正在与日军相持下不的圈子时，我才会过去凑热闹。趁他们正打得火热时，我出奇不意地给那日军来一下。我的战斗都是在毫无凶险之间结束的。
也有日军看不惯老捡便宜的我，或者说是已经出离了愤怒，便喊喳喳地朝我冲了过来。不正面作战是我的一个重要原则，他们一冲过来，我便迅速逃开。阵地上人那么多，我一躲开，自然就会有我们的同僚从中插出来与那日军对峙。二话不说，开打，你死我活。
接着我便又神出鬼没地再次出现他追我的日军的身后，抢起枪托热情洋溢地狠狠给他致命的一击。
我差点忘了交代这次战斗中，我的弹药使用情况。军队发了五发子弹，我只打了两发，而且半个人都没有打中，然后那支锈得厉害的正中式步枪便卡弹了。后来我便把这支生了锈还卡了弹的正中式步枪也当柴劈使了。
在我砸到第五个日军的时候，那支枪便彻底报废了，便砸成了两截。后来我换上了一支日军用的三八大盖，这玩意好用，既结实又顺手。我手都砸软了，那支枪还是完好无损。
我的战斗只能用”轻松”两个字来形容。因为对很多人来说，他们的战斗既悲壮又复杂。有用拳头揍的，有用手指挖的，有用脚踩的，有用头撞的，还有用牙齿咬的，反正你能想到的方式全都有，你没能想到的也有，千奇百怪，无所不有。
而那场战斗中最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竟然有同僚与日军两人互掐而死的。这种同归于尽的方式实在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战斗在随着主力部队冲过来之后的瞬间便结束了。只可惜我没看到。
都说不怕贼偷就怕被贼惦记。我算是深有体会了。
看着被我们揍得恐而西逃的日军，我无法不感到沾沾自喜，我无法不感到热血激昂，虽然这胜利来得极为惨烈，一千多号人差不多都拼光了。正当我正要为我们所取得的伟大而惨烈的胜利而欢呼的时候。一个被杂夹着逃跑的日军突然转过身，愤而咬牙地朝我打了一记黑枪。
一颗子弹正中我的胸口。“妈的，这种死法真意外。”，在我晕死过去之前，我骂出了这一句。
我醒来的时候，便发现自己躺在了医院里。听医生说，子弹完全从我的胸口穿了过去，子弹只要再调皮一些，往左移那么一小寸我就得去跟阎王爷家做客去了。
我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月，每天都看到有人血淋淋地被送进来，也每天都看见有人从头到脚盖了一张白床单被送出去。亦每天都看见有人为他少了的那只脚而默哀，也每天都听见有人为他少了的那只胳膊而哭泣。
死了还好，一了百了，不用再忍受这种痛苦。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看着一群少了胳膊缺了腿的人在你面前晃悠，你就会觉得莫名的愧疚，难以忍受，好像他们的胳膊和腿是被你生生折断的一样。暗地里庆幸自己是不幸中的大幸，而又瞬间自虐性地觉得自己比他们健全是一种可耻的罪过。
医院是个比地狱而地狱的地方，那里死的人，比任何一个战场上死的人还要多。时时刻刻，日复一日，死亡都在坚定不移地进行中。
我一直在央求医生让我出院，我一刻都不愿再停地想远离这个鬼地方。可是医生不给，他说他得对我的生命负责，如果就这么让我出院，一被感染的话，我会整个人烂掉的。他还变相的威胁我：“手被感染的话，可以把手截掉；腿被感染的话，可以把腿锯掉。你的是在胸口，没啥可锯的，直接收拾包袱到阎王殿报到。”
还别说，他还真把我给唬住了。直到我在里面熬满了两个月，那医生才将我放生了。
出来之后，我又再一次回到军队里。可悲的是，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像第一次战斗那样的胜利。人死得一次比一次多，败仗也一次比一次惨。
自从我被扔到那个团开始，团长换了两任，营长共换了十二任，连长共换了十八任，排长共换了二十八任，全部是阵亡的。
直到一个月以前我们奉命转移的时候，遭到日军三个联队的围剿。那一仗打得异常的剧烈，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我们的团长刘明轩一开始便知道仅凭我们的火力是不可能冲出这个包围圈的，便向离我们最近的二团请求救援，但是二团与我们团一直都有着不小的矛盾。所以他们以不成理由为理由拒绝了我们的请求。
失去了救援，我们只能背水一战。我们团长带着我们拼死突围，可惜由于敌人兵力太多。我们始终难冲出包围圈。最后我们团长亦中枪受了重伤。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将我们的生命大事托付给了我们的三营长。
到团长死时，我们的人数已经不到三分之一了。营级的长官也就只剩下两个，一个是三营长，一个是二营长，但是二营长是刚提上来不久的。三营长是我们团在任时间最长的一任，所以这个突围的重担只能由他来挑。
团长在交代后事的时候，他便忍不住地哭上了。而团长在临死前还过了一把骂瘾：“你看你那熊样，丢不丢脸，嚎啥呀！把你的劲都留着……，留着杀鬼子！还有……。”。
我们的团长，或许是还有事要交代，或许是觉得骂三营长没骂过瘾，还想多骂几句来着，可是一口气喘不上来，就两眼一瞪，断气了。
他知道三营长好战，便一再叮嘱他不要恋战，只求把剩下的兄弟们都活着带出去。
可惜三营长是一头犟牛来着，他犟起来的时候，别说是拽，就是拿鞭子抽他，他都是磨掌擦掌，该忙啥就忙啥。团长活蹦乱跳时他都敢抗命，更别说现在团长都撒手归西了。团长的死，让他大受刺激，所以他替我们下定决心，要跟日军死磕。
直到我们把手榴也扔完了，子弹也快打光了。才勉强从日军的铁桶般的围困中杀出一条血路来。整整一个团，杀出来的也就一百来号人，眼看就逃出生天了，三营长那头犟牛中的极品，已是杀红了眼，领着几十个兄弟又打回去，我知道，那些家伙已是打算给团长和先行一步的弟兄陪葬来着。
剩下几十号人还不至于和跟在三营长屁股后面的人那般视生命如粪土。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这等觉悟的都撒开脚丫子，四散作鸟兽散。
当然，也包括我。
活着的人加起来还不是日军的零数，冲回去都不够他们塞牙缝。至于要这么跟自己过不去吗？我懂他，却是不能够理解他。
他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并不是我们在这个混沌的时代里所见所触所闻的兵油子。他不止是一个军人，而且是一个时刻沸腾着，有着强大无比的信念的铁血军人。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或许是他一生的夙愿。他敬仰的人，他拜服的人，他妒忌的人；他的师长，他的朋友，他的同僚，在这场战斗中几乎都壮烈而悲屈地死去。这些人的死带走了他的热情，带走了他活着的勇气。
他要为那些死去的同伴复仇，死也不惜，即使是多杀一个鬼子，他都觉得得赚了。因为他和那些跟在他身后的那些人一样都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这样的决心是那样的强烈。面对多于上百倍上千倍的敌人也丝毫不畏惧。
果然，三营长刚杀回去不到十分钟，激烈的枪声便赫然而止，接着我们便看见如洪水猛兽般杀了过来的日军。那一刻，活着的人都明白，他如愿了。他实现了对他的同伴们所发过的誓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很平凡的一句话，但是又很沉重的一句话，在我们存活下来的人的心里更加的有份量。
但我们没有时间去悲乎歪哉，我们各自内心盛载着惊恐和绝望掠尘而去。
日军有种斩草要除根的打算，虽然我们也剩下几十号人，但是他们并未打算让我们就此安然无恙地扬长而去。他们便派出了几个小队，来剿杀我们。
我们几十号人，分散成好几路，朝各自的认定是活路的方向窜开。我这一队有将近二十号人，在躲躲藏藏间与追来的日军有过十几次的交锋。我们仗着对地形的熟悉，总能在日军放松紧惕的时候，打他们个措手不及，然后又慌然撤退。
可那些日军就是让人头痛不已，你越是把他们打得狠了，他们越是不服，越是像疯狗一样死死咬住你不放，我们二十多号人被他们咬到只剩下三个人。最后的三人中，我是仅存的硕果。那两个人死得都比较窝襄，也比较悲凉，有一个病死了的，有一个是跑死了的。
等我把我这四年的故事都大概都数落了一番，完结的时候已是深夜。听完故事后他们都各自无语，在火堆旁躺下。这深林里夜间气温降得很低，让人觉得阵阵寒意。原本打算用来镇防野兽攻击的火堆，此时却刚好可以用来驱赶寒意了。
睡吧！睡吧！明天还要赶路。谁知道明天又会遇到什么样的事。
守夜放哨仍然实行轮班站岗。乌海安这货，可以堪称史上最憋脚的哨兵。每次到他守夜，结果他都会比休息的人睡得更香、睡得更死。不过这次他不止又再一次睡着了，还弄出了大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