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何提前退休了，最后的职务仍然是省司法厅法制处负责人（主持工作的副处长）；他还是没有能够转正，所以名片也只能是这样印了，并且一直沿用到做特邀律师的时侯，才加上一个“原”字。
司法厅给“自愿退休的老同志”政策性照顾，给他们特别授予律师资格，这样的条件肯定优越于常健、魏平等人；老何到第一合伙律师所做“特邀律师”时，说是赶上“末班车”啦！以后改为“司法考试”了，就不可能特别授予律师资格啰！包括提前退休，恐怕也不行了！
在第一合伙律师所里，老何这个“副处”级，名义上是要受辛海、凌森俩个“无级”的老同事领导；后来，甚至要受到常健的领导，因为常健在律师所里也有领导职务，而他只是律师，没有其他职务。
但是，老何有退休金作保障，干得多少、算多少！有人说他们当过官的，可以借机“洗钱”了！比专职律师们都潇洒，也比合伙律师所的老板们自在。那时侯，全国已经统一把《律师工作执照》换成《律师执业证》。
毕竟做了几年的领导干部，老何的关系确实不少，除了自己办案，他也给常健介绍了一些案件，其中有一个是涉及到“住房制度改革”的纠纷：西江纸品厂原业务科长小何，在“房改”的初期向厂里交过三千元的订金；与曹副厂长竟争厂长职位失败后，他辞职去搞私营企业，不但同单位抢生意，还占着原来的住房不退。由于纸品厂房屋紧张，许多职工尚无住房，空了一套房屋，大家都眼巴巴的看着，厂领导希望律师能设法让小何交回房子。
常健知道这种事情比较难办，因为涉及“房改”政策，法院一般是不受理的，找有关部门也不容易解决。所以，他先到纸品厂所在地的西区法院，与熟人李庭长商量怎么办？“李庭长，你好！”常健边招呼、边进门。
“你好！请坐！”事前大家电话里约过，李庭长就不怎么客气。
“忙吗？”常健接过李庭长递来的水杯喝了一口，随便问了一句。
李庭长漫不经心的样子：“忙什么！人家都说我们行政庭太清闲、白拿工资了，院领导要我们帮民庭、经济庭也办一些案件呢！”
“那不正好！电话上跟你说的那事，材料我带来了，你看看怎么办好？”
李庭长把材料大概看了一遍，有些不解的问：“房改房，有什么好争的？该谁住、就谁住嘛！真要打官司呐？”
常健说：“这个小何不在那里住，还公开扬言他别处有房，没住房的职工意见大得不得了！也可以说是民愤极大。”
李庭长问：“把订金退还他，再补点钱，他还不让？”
常健答：“是的。厂里说他在较劲，故意为难厂长。”
李庭长又说：“你律师出面试试看。如果真要提起诉讼，案件最好能以调解的方式结案，否则法院不大好判决。”
“就按你的意思办。谢谢啦！”
李庭长说：“客气什么？好走啊！”
常健去找小何时，双方一照面，还未打开话题，小何就已经先知先觉，他套近乎地说：“常律师，你好！我曾经在电视上见过你哟！”
“嘿！都什么时候的事了。”常健满不在乎的样子。
“纸品厂房屋的事，老曹他们给你多少钱？我可以拿出比他们高的律师费，你帮我怎么样？”小何还在较劲，而且露出商人的本色。
常健正容以对：“这不是律师费多少的问题，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不允许我这样做；如果真的这么做了，你也会看不起我的。”
通过进一步交谈，常健发现小何越来越不“理直气壮”了，他一是想拖时间，故意为难曹厂长，要出一口怨气；二是想争取到“讨价还价”的机会，经济上要赚上一笔。他不是非要那套两房一厅的住房，已经很久不到那里去，仅仅有一些破旧的家具占领着阵地、象征“主权”性质的。
常健经过第一轮攻势之后，紧接着搬出法律武器，代理纸品厂向西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办此案的李庭长，及时地给“被告”发送《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这样，小何就有点紧张了，生意人也挺怕麻烦的；李庭长趁机做些调解工作，既讲道理、又讲一些利害关系，小何便表示愿意调解处理。
在李庭长的主持下，几经协商，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纸品厂退给小何“订金”并适当给予经济补偿；小何搬走自己的东西把房屋交回纸品厂。
这件案子，常健、老何都认为办得成功，纸品厂也算是比较满意。因为我国的“住房制度改革”问题，长期属于国家政策调整的范围，当时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常健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介于政策与法律之间打了一个擦边球，可以说是一种尝试，无可非议！
常健到第一合伙律师所干了两年多后，认为在律师这个行业是完全“入门”了，禁不住回顾自己的光辉历程：已经累计办了各种各样的案子百余件；从性质区分：有刑事、民事、行政和法律顾问业务；从程序区分：有一审、二审、执行和非诉讼的代理；从主体区分：有代理原告、被告、上诉人、被上诉人。
虽然大部分是辛海、凌森安排的，但自己也有了一定的案源，其中辛海的最多。一般情况下，辛海的“案源”他还挂个名，视为俩个人合办；常健的业务收入，只能算全案一半的一半，再扣除税费就没多少了。
“学徒”学艺是要付出“学费”的，可是无论如何，常健觉得凌森更够朋友，也考虑过自己要“独立自主”的问题。
辛海和凌森逐渐意识到：能干的聘用律师要想方设法留住，因此，先把常健、洪新分别任命为“刑事、行政业务部主任”和“民事、经济业务部主任”。岑光、大杨、小杨、古汉他们暂且没有头衔。辛海和凌森说：以后设立“法律顾问业务部”或什么部门的时侯，再作考虑。
岑光有些不满，他认为洪新资历不如自己，就找常健发泄一下：“老常，你知道律师所为什么要给你和洪新封官吗？”
常健应付他：“我怎么知道！这是老板他们的事。你不问问凌主任？”
岑光悲哀地说：“老乡也不关照我啦！”
常健鼓励他：“你要努力点呢！不要给人感觉你老不成熟。”
岑光不服气，并且有些神密地说：“不是成不成熟的问题，洪新想出去办新所，老辛、老凌他们想留住他。他妈的！看来我也要找一个去处了。”
常健表示有一些兴趣：“你消息那么灵通！还知道些什么？”
岑光得意地说：“要办新的律师事务所，只能到市里去办了！司法厅现在严格控制省直辖律师所的数量和质量，可能还要下放一些律师所给市司法局来管理，他想直接挂在司法厅旗下办新所，那是没门的！”
常健情绪低落了：“难怪纵恿我搞合伙的几个人，最近没有音讯啦！”
岑光对常健情绪变化视而不见，仍兴致勃勃的问：“你也想出去？”
常健有点不大明白他的意图，含糊地说：“有一点。”
岑光高兴地说：“嘿！干嘛不早说，害得我费那么多口舌。第十合伙律师所翁主任你还记得吗？他想增加合伙人，我们去见见他，怎么样？”
常健想了一下后，连忙说：“他那里也是省直辖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呀！不过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接纳我们？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呀！”
岑光胸有成竹的样子：“他跟我说一直在找人呢！我负责与他联系。”
常健有些担心，谨慎地叮嘱说：“注意要悄悄地干活，不要表错情。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不要弄得满世界都知道了！”
“你放心吧！”岑光应了一声，屁颠、屁颠干什么去了。
第一合伙律师所打印了正式的红头文件：任命洪新、常健为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而且，不光在全所会议上郑重宣布，还呈报司法厅律师管理处备案。将聘用律师与合伙律师一样安排为副主任，这在合伙律师事务所当中是很少见的。但是，不知道辛海是怎么考虑的，把洪新排名在常健之前。
升职后，常健并没有冲昏头脑，该干啥、还干啥。
这边，在岑光的张罗下，常健与翁主任见面商谈了，三个人在一起谈过之后，翁主任对常健很满意，明确表示希望他尽快入伙。
私下，翁主任也认为岑光不够成熟，说如果是做聘用律师无所谓，当合伙律师恐怕成问题，究竟如何是好，由常健拿主意。
常健考虑再三，决定先与岑光单独谈谈。“小岑，翁主任跟你谈过吗？”
岑光有一些茫然，反问道：“谈什么？”
“到他那里去的问题的呀！”常健觉得有点好笑。
“这家伙他看中的是你，对我可能不太满意。”看来小伙子并不糊涂。
虽然谈开了，但常健仍有点为难的说：“怎么办才好？”
岑光无所谓的样子：“反正我是经常当电灯泡的！你觉得行，就过去吧！我在哪里，都是一个混蛋！”说完还很好意思地笑了。
常健想了想：“第一合伙律师所的聘用律师，就我们俩个是元老，一下子都走了、也不大好。要不我先去试试，往后有些什么事情，互相还有个照应。”
岑光感慨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咱们兄弟一场，后会有期吧！”
常健打定主意要离开第一合伙律师所后，他先找凌森提出，为感谢“凌主任”几年以来的关照，谈话是以“约请吃饭”的方式进行的。凌森对他要离去、不觉得很意外，说那是迟早的事情，还说洪新准备到市里办新的律师所，自己也将要与辛海分手而加盟别的省直辖律师所。
常健在心里为辛海感到悲哀，他与凌森一起谈了很久。散伙时，凌森执意结了这“最后晚餐”的帐，并幽默地说：目前他这个第一副主任、比常健那个“第三副主任”的经济基础稍好一些。
常健向辛海正式提出离所要求时，他很吃惊，特别是得知“凌主任已经同意”后，更是表示难以理解。但是，辛海最终说：“翅膀硬了总要去飞的，好合好散吧！”由于还有别的事，双方谈话的时间不长。常健办完手续就离开第一合伙律师所，升职升到别处去了。
有句话说：不想成为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还有人说：不想当老板的工仔不是好工仔。
在G省A市律师界，有一个时期的说法是：不想做合伙律师的聘用律师，不是好律师。讲得难听时，好象还关系到人格尊严的问题。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可以说是地球上的一个自然规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传说，也有一定道理。洪新、常健想做合伙律师，不过是顺应社会潮流而已；岑光混得不怎么样，也都一直考虑这个问题；古汉等人虽然不露声色，难道能说他们不想吗？往后自然会有答案。
现代中国律师业的发展，从（国办）全民所有制律师事务所，到私营或叫民营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其间还有过少数短命的（集体所有）合作制律师事务所，所有的聘用律师，都不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人，这些人混到一定程度之后，有些想法是正常的。就是在“主人”当中，即公职律师、合伙人、合作成员队伍里面，想当头头的也大有人在；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算是“一把手”呢！因此，肯定会有人要争坐“主任”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