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池给G省物资总公司担任常年法律顾问几年了，因为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劳总经理，也曾经在F地区工作过，俩人算是老朋友。
大家完全没想到，几年的时间情况变化得那么快，总公司投资的项目几乎一个个都完蛋了：矿山倒闭，港口码头停工；计划搞房产的开发用地成飞地、死地；旗下的水运公司濒临破产，还欠银行的贷款几千万元。
都说改革开放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这话用在G省物资总公司最为恰当。劳总经理年富力强，从F地区带来的一批骨干，也无一不是精明能干的人，可经营的企业怎么就那么不景气？实在是想不通！想不通他就召见法律顾问，翁池很快赶到了：“劳总，有什么好事？”
劳总经理没好气的发泄：“你就尽想好事，我都愁死啦！”
翁池搭讪说：“开玩笑嘛！怎么，气不顺啦？”
劳总经理继续发作：“事不顺，气怎么顺？我们那些投资项目，基本上都是经过你把关的呢！现在玩不转了，怎么办？”
翁池腆着脸：“项目是你们要搞的，我只是在法律上把关，可没有办法掌控市场呀！你是高级经济师、我是高级律师，大家再重新合计合计吧！”
劳总经理言归正传：“上面有资产重组的新政策，我想以总公司的优良资产与下属的A市公司进行重组，叫企业管理办公室拟订了一个初步方案。你帮审查一下，我准备要提交班子讨论，还要上报物资厅呢！”
翁池不大了解有关情况，想探探底：“物资厅领导目前谁分管你们？原来不是说要提拔你当副厅长，继续管这条线的吗？”
“厅长直接管。马上要改为物资集团了，我的事还没着落呢！管不了那么多了，你抓紧办这事吧！要想办法摆脱困境、打开新局面才行。”
“好！按规矩，我只是在法律上把关，别的我就不多心啦！”
劳总脸板板的：“你现在不是国办所，可不能有机关作风，我最烦了。”
翁池小心翼翼的说：“咱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我再想些办法吧！”
回到第十合伙律师所，翁池和常健说了物资总公司的事，引起常健的关注：“哟！翁主任，你是物资总公司的法律顾问呀！我可当过A市物资公司的法律顾问，帮他们办过不少案，跟梁经理、连书记很熟的。”
翁池开玩笑说：“原来我们是上下级关系啰！”
常健顺着讲：“对！你是省级公司的顾问，我是市级公司的。”
翁池有点不解：“我们还没有打过交道，两个独立法人单位也难怪呀！”
常健接着讲：“在第一合伙律师所工作时，是辛海带我去办事的；离开后，我一直跟他们保持联系。最近连书记还找过我。”
翁池说：“辛海好像不当他们的法律顾问了，前不久我和劳总去过那里。”
常健乘机吹嘘：“我要是去争做法律顾问的话，辛海不一定抢得过我。”
翁贵很有兴致：“两个公司准备重组了，我们继续当法律顾问怎么样？”
常健高兴的说：“好啊！不知道今后是谁当头？”
翁池想了想：“总公司就剩下骨架子了，要在A市公司的地盘混饭吃；劳总还要往上走，搞不好是A市公司的领导当家呢！”
常健信心大增：“那你负责劳总这头的工作，我负责联系老梁和老连；我们一起上，把这个法律顾问搞定了！”
翁池痛快地说：“就这样啦！”
由G省物资总公司和A市公司重组而成的“G省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就在A市公司的原址挂牌了。劳总是董事长兼总经理，老梁是党委书记兼副董事长，老连是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他们是公司的一、二、三把手和当家人。因此，翁池和常健就成为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当然、他俩也是做了一番努力才定下的方案。
“物资总公司”因为欠债太多无法注销，就由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代管；A市公司虽然比较干净，但有关部门也不让注销，它名下的土地证、房产证无法过户给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这公司重组搞得有点不伦不类，后来劳总对翁池很有意见；对此，老梁和老连也不大满意。
常健曾与老梁、老连作过这样的谈论：“梁书记、连副总，今后我可要改称呼了，你们都升级、升职啦！”
老梁无可奈何的说：“算是换汤不换药吧！背上总公司这个烂包袱，底下的干部职工，可都骂死我们了。”
老连无所谓的样子：“我不要紧，本来做的就是协助工作；老梁是明升暗降，他在公司是老资格了，人情多呀！”
常健宽慰他们：“搞改革嘛！应该是越搞、越好的。”
老梁有点气愤：“我们公司本来好端端的，总公司瞎*乱搞，要我们上交利润、管理费不说，还整天要我们去做担保什么的；现在自己搞跨了也罢，还好意思来兼并我们，哪有这样改革的？”
老连说的话也不好听：“好像是翁律师给劳总出的馊主意，有这样做顾问的真是怪啦！下面人说的话更难听，我都不好意思当书记、搞政工了。”
常健做老好人：“至少不能全怪老翁，律师主要是在法律上帮把关；按规定：法定代表人对企业是全面负责的。”
老梁轻松地说：“这回好啦！我也学着当书记，不用担那么大的责任。哎！老连你可要教教我啊！哈！哈！哈！”
老连谦虚的说：“我们互相学习好啦！”
常健鼓动说：“大家同舟共济、愉快合作，继续努力。”
很快老梁就笑不起来了，他收到A市商业银行诉水运公司和物资公司贷款纠纷的诉状，以及A市新城区法院的《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文书、材料，还没来得及跟劳总、老连商量，他就急忙打电话给常健：“常律师，新城区法院送一堆材料来指明要我签收，商业银行告我们啦！怎么办？”
常健问：“现在法定代表人不是劳总吗？怎么一定要你签收呢？”
“不是告贸易公司，是告物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是我；以前水运公司贷款，总公司叫我们给担保的，人家想查封办公楼呢！”
“让水运公司扛下来嘛！又不是你们贷款。”
“水运公司基本上破产了，人家主要是冲我们来的。”
常健又问：“劳总知道这件事情吗？”
老梁说：“怎么不知道，就是他过去干的好事啦！”
“我是问他现在知道了没有？如果查封办公楼就牵涉到贸易公司了。”
老梁答话：“我刚签收的文件，还没有告诉谁。不过水运公司还有几个人守摊子，他们也应该收到的文件呀！”
常健说：“那你们几个头头先商量吧！需要我做什么就只管吩咐。”
这官司一审、二审都是翁池、常健代理的，物资公司被判决承担连带责任。贸易公司被原告认为是物资公司“改制”而来的，属于一套人马、两块招牌，因此追加为“第三”被告。翁池、常健提出贸易公司和物资公司是两个不同的法人，分别是省工商局和市工商局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也不同。经过据理力争，贸易公司始终无需承担责任。
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常健提出商业银行明知水运公司改变用途而不加以制止，物资公司毫不知情应免除责任；由于找不到关键的证据材料，未能达到此目的。根据劳总和老梁的要求，翁池、常健向省检察院申诉；检察院受理后，也认为本案有问题，因此依法提起抗诉，案件又进入了再审程序。
省高级法院依照有关规定将案件移交二审法院、指定其再审。A市中级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常健和翁池分别代理物资公司、贸易公司出庭，俩人在庭上表现都不错。但是，法院最终仍维持其原来的判决。
这场官司，实际上常健、翁池和物资公司、贸易公司算是输到家了；从表面看，贸易公司是不需要承担责任，但最终钱仍是从“同一个口袋”中出。
常健一直搞不懂，这个系统、这个单位，怎么经常做银行贷款的担保？而且既不请教律师，也不吸取教训，类似的案例，往后还有。作为常年法律顾问，跟单位头头的关系也不错，可是他还不好问个为什么？
商业银行的诉讼代理人是其内部的干部职工，他取得律师资格出来做律师后，曾几次去找贸易公司（物资公司）的负责人，来个角色反串，说他掌握关键的证据材料可以翻案。公司的领导与常健商量：怎么办？如何处理好？常健边考虑边说：“这种人不地道，当时为什么不实事求是；现在他那么有把握，让他搞风险代理吧！打赢官司、再给他钱，我就不参与了。”
那个人折腾了很久，却一直未能翻案，不知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