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不是一帆风顺的，A市医药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常健干不成了！第十合伙律师所也遇到一点小麻烦：小康正式提出要退出合伙、转到别的律师所。
由于翁池与小康有隔阂，常健又是律师事务所的党支部书记，因此要出面做做工作；双方谈了大半天，无奈小康去意已定，常健只好找翁池商量对策：“……情况就这样了！翁主任，我们怎么办才好？”
翁池无所谓的样子：“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的，让他走吧！”
常健郁闷地说：“这样搞下去，等于三驾马车、俩个人来拉了！负担重不说，我的案源和关系可不多，觉得硬撑难度大呀！”
翁池继续发话：“你先管好律师所内部事务，我拉案多了会分一些给你的。我现在有个合伙人的人选，已经约他明天下午来谈，大家一起把把关；如果定得下来，就由他顶上小康的位置，你看怎么样？”
常健说：“好呀！你干嘛不早说，叫我瞎*心。”
翁池很沉着：“这不刚来嘛！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确，无论如何，这个律师所一定要撑下去。”常健心里明白，毕竟他是创始人、一直当着主任。
第二天下午，所里来了个叫“谢柳”的中年男子，是翁池约的人到啦！他是B市人，比翁池还大好几岁；民主党派人士、高级律师职称，与翁池资历相当；因为在A市买了商品房，计划是往这边发展。
翁池、常健与老谢经过一番商谈，彼此感觉都不错，就决定谢柳以常健入伙的条件，作为加盟本所的条件；小康与翁池、常健签订《退伙协议书》后，即退伙转所；老谢与翁池、常健签订《合伙协议书》后，成为新的合伙人。
王关考取《法律工作者证》，要到新城区的法律服务所做法律工作者，翁池、常健就安排小方顶上；小卢嫌工资低要跳糟，老谢推荐小阮接替，翁池和常健也同意。经过调整，各有所得，皆大欢喜，老谢像小康一样不怎么管事。
小康离开第十合伙律师所后，有一个当事人来投诉他，说他前几年收了几千元的律师费，案件一直没有办好，要求律师所退款；翁池和常健商量怎么办，俩人找小康他也不理，破罐破摔了；最后，翁池在电话上与谢柳通报，大家为了律师事务所的声誉，就帮小康“埋单”了。
又过了几天，翁池给常健介绍一个民事诉讼案件：当事人是一位姓马的老板，他在C地区东山县有点经济纠纷，被别人起诉到当地的法院，需要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参与诉讼活动。办理委托手续前，常健向马老板询问有关情况：“马老板，请问你现在住哪里？户口在哪儿？”
马老板答：“常驻在A市西区，但户口还在K市郊县。”
常健又说又问：“按原告就被告原则，对方应该到A市西区或K市郊县的法院起诉才对呀！他怎么在东山县法院告你呢？”
马老板晃然大悟：“有这样的规定是吗？这巴老板有亲戚在东山县法院，肯定是他们搞鬼啦！我早就觉得不正常了！”
常健冷静地问：“你有什么证据吗？”
“要什么证据？我认得他的亲戚；关系好时，大家一起喝过酒呢！”
常健继续问道：“还有什么情况？”
马老板答：“他们跑到A市来扣我的车，说是财产保全。”
常健边思考、边说：“如果他亲戚参与这个案件，我们可以要求他回避。但是，目前首要的问题是，我们要先提出管辖异议，看能否把案件移送到A市西区或K市郊县的法院来审理，避免人家先入为主。”
马老板说：“我也不想在东山县法院打官司。”
常健又问：“你到底在哪里收对方的货？双方有什么约定没有？”
马老板想想后回答：“原来大家关系一直很好，没有什么约定；刚开始时，是他送到A市给我，后来我也曾到东山县收过货。”
常健再问：“在哪里结帐呢？”
马老板说：“两个地方都结过。”
常健表明自己的意见：“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应该提出管辖异议。”
马老板很干脆的讲：“就按你说的办吧！”
于是，常健代马老板写好《管辖异议书》并送交东山县法院。但是，却被东山县法院以“案发前双方当事人口头有约定，合同履行地在东山县，本院有管辖权”为由，裁定驳回。
经过第一轮的交锋，常健对东山县法院和“原告”有了初步的了解，决定先走完一审程序。他向马老板交待：“《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请求他们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近亲属；（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如果你认准原告的亲戚参与了案件，你就有权要求他回避。”
一审开庭时，“原告”得意忘形，他的亲戚也一本正经地坐在审判席上；他们没想到：在审判长核对当事人身份、告知权利义务过程中，被告竟然提出“要求与原告有亲戚关系的那一位法官回避”的。
接着出现了精彩的一幕：未等大多数的诉讼参与人反应过来，一位审判员脸红耳赤的站立起来，收拾自己的东西灰溜溜地走啦！审判长只好发话暂时休庭，说要请示院长更换审判员的问题。第二回合，常健和马老板略占上风。
更换审判员后继续开庭，法庭的气氛严肃多了，原告陈述、被告答辩，双方举证、质证、辩论发言。庭审结束时，审判长宣布待合议后、再另行宣判。
东山县法院几乎把一审的六个月审限期间全部用尽，方给马老板送达一份判其败诉的判决书。马老板和常健不肯善罢甘休，俩人专门作了一番讨论，马老板问：“常律师，法院搞那么长时间有什么名堂吗？”
常健答：“名堂应该有，但时间上并未超过《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马老板说：“原告的货物质量确实有问题，第三者的证明材料已经证实；双方也说过要按质论价的，法院一边倒毫无道理！”
常健答话：“到了法院，主要是讲事实、讲证据，当然也讲法律。”
马老板不以为然：“现在人家都说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常健无可奈何：“这个问题一下子是说不清楚的。”
马老板气愤地说：“我认为原告仗势欺人，发生纠纷主要责任在他。”
常健深表同情：“地方保护主义影响难以消除呀！原告的亲戚虽然回避了，可谁知道他事前、事后都做了些什么呢？”
“我要上诉是肯定的了，你帮写个上诉状吧！继续给我代理二审。”
“双方对于合同履行地的约定并不明确，上诉时管辖问题也要再提，毕竟他们跑到A市来查封你的车，这个案件管辖地应该在A市。”
马老板表示信任：“一切就由你把关啦！”
马老板和常健依法提出上诉后，C地区中级法院经书面审理：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移交A市西区法院。
案件到了A市西区法院，签收开庭通知书后，马老板曾经问常健：“在咱们自己的地盘了，要不要也找找关系？”
常健反问道：“你对自己的事，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马老板微微一笑：“大的问题没有，就是钱算多算少啰！”
“找关系，无非就是请客送礼，同样要花钱，而且是冒着法律上的风险，你看值不值得？”常健连说带问。
马老板很世故的说：“人家好象都是那么做呢！”
常健讲：“那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的办法。”
马老板不放心地问：“这个案件你认为有没有必要？”
常健表态：“从目前情况看，我认为还没有那个必要。你看着办吧！”
马老板考虑了好一会儿：“那就看看再说！”
这时“原告”神气不起来了，私下找马老板企图协商解决，马老板没好气的说：“早就该这样嘛！现在恐怕有些晚啦！不过我再问问律师看。”
常健说：“如果他有诚意，让他先办撤诉手续。”
“撤诉”有点“认输”的味道，有时也可以作以退为进、重新备战的理解，实际上是“主动权”转移的一种方式。
“原告”没有战略眼光，坚决不答应，硬撑着又开了一次庭，双方越斗越僵，法庭上也没有调解成，只好由法院作判决。
法院的判决是：除双方确认的款项“被告”需支付以外，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事后双方都没有上诉，俩人的关系也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