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健带郑彬一起出任常年法律顾问的A市农工商公司，一阵子暴发出一大堆的问题：董事长被抓，法院来查封财产，还有不少的人前来讨债。
农工商公司的前身，是市郊的园艺场；城市开发建设的扩展，囊括了它大半的耕地，因此就改制为公司，下属还有房地产、园艺、制药、建筑、装修、商贸等十几个子公司；公司和子公司、外公司，子公司和子公司、外公司，又派生出几十个“孙”公司；父、子、孙公司之间又继续杂交，生产出来的“混血儿”就更加多了，有时连“老祖宗”都不认识，偶尔还互相打架。
有个“国字号”的中国XX总公司大单案件，株连到房地产公司，因此，被中国建设银行的一个支行在北京市第X中级法院起诉；法院查封了房地产公司名下的商业用地，使农工商公司的经营受到严重影响。为这事，邵总经理要常健陪他赴京谈判，他说：“常律师，我还没有去过北京，你去过没有？”
常健很奇怪：“我去过好多次了。公司的业务遍布全国各地，你当老总的没有去过北京？可是，人家怎么在北京跟你们打官司呢？”
邵总经理说：“以前的事、都是董事长一手运作，他出事后我才接手，有很多问题还不清楚。我是大老粗，真没去过北京，怕冷要带什么衣服？”
常健想了一下：“带套保暖内衣吧！现在还不怎么冷，穿上它就可以啦！”
邵总经理又说：“国字号公司很牛，这次是他们提出要谈判，我们先摸清情况。如果能解决问题，又保持今后的关系，跑一趟也值得。”
常健诚恳地说：“由你老总掌舵，我听你的。”
常健回忆二十世纪八十初期首次进京的情况，那个时侯他才二十一岁，在平合农场管教科做内勤干事，已经有了警察的身份。
临近春节时，北京市公安局通告G省公安厅：抓到平合农场一名逃犯。省公安厅让劳改局通知平合农场：尽快派人去押回来。
闻讯后，常健主动向科室领导请战，宁愿放弃与家人一起过春节，也要乘此机会去一次首都；和他有同样想法的人，还真不少。领导上考虑到常健平时表现不错，就让他带着政委的儿子小张去办这一美差。
小张刚参加工作不久，十八岁、老家在北京市郊区平谷县；他还是个职工，由于父亲的关系，就临时套上警服“以工代干”、跟随常健去执行任务。
常健带着小张，先到了A市，经省劳改局转到公安厅开办好介绍信、通行证方能进京，因为过去劳改局是公安厅的内部二级机构。
在北京火车站下车时，常健他们要将随身携带的“五四式”手枪，交解放军警卫连保管后才能出站，那天正好是大年三十除夕。
常健谢绝了小张约去平谷过节的邀请，独自住到公安部的招待所；当日，招待所没有晚饭供应，常健在街上乱窜了很久，才找着一家正常营业的回民饭店，将就了一碗檀味很浓的羊肉馅饺子，就算是“过年”了。
春节期间，常健把北京开放的主要旅游景点都转了一轮；节后上班时才与小张汇合，先去市公安局办手续；然后到功德林监狱提出逃犯，押着他直达火车站；再从解放军警卫连领取枪支，上火车返回平合农场……那时侯唱“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觉得很遥远，可一晃、这二十年就过去了。
常健和邵总坐飞机抵达北京时，国字号公司派了个姓李的业务经理开车到机场迎接，他与邵总在A市见面过：“邵总您好！这位是…”
“常律师，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邵总介绍说。
“李经理你好！”常健已知对方身份，主动打招呼，但不习惯称“您”。
“您好常律师，辛苦啦！”双方握了握手，就上车往市区开去。路上李经理说，他们领导比较忙，今晚就由他陪同吃个便饭；明天他陪客人游览长城，明晚公司请客人吃北京烤鸭，是他们领导出面招呼，后天上午正式谈判。
第二天，李经理如约开车带客人去长城，他就在停车场等候，由客人自己尽兴游览。常健虽然曾经来过，但依然兴致勃勃。长城上风很大，凉叟叟的剌骨，邵总穿了保暖内衣还不行，便买了帽子来戴，也给常健一个。
游览了长城，大家又驱车转了长陵、定陵、十三陵水库，李经理和常健都算是陪邵总经理了，让他这个“大老粗”大饱眼福。
在市郊游览完毕，已接近晚餐的时间，李经理直接把邵总经理和常健带去“全聚德”赴宴，见了国字号公司的赵副总经理等几人。为了次日的谈判，双方不知不觉地拼起白酒，算是正式交锋前的预演。
赵副总经理致辞：“我代表总公司，热烈欢迎A市农工商公司邵总的到来，还有常律师，希望大家合作愉快，先干一杯吧！”
邵总经理答谢：“感谢贵公司和赵副总、李经理的热情招待，我不大喝酒，但为了双方的合作，干杯！”第一杯大家都喝了。
赵副总经理一边招呼客人吃北京烤鸭，一边说：“你们G省人很能喝酒哟！听说上次李经理在A市让你们灌得够呛！”
邵总挂起免战牌子：“我们公司很多人能喝，我是最差劲的啦！”
常健插话：“我敬赵副总一杯，也代表邵总和A市农工商公司。”
赵副总经理说：“好！常律师，你、邵总和公司，那就是三杯啦！”
常健硬充好汉：“三杯就三杯，待会我还要单独敬你呐！”
李经理插话：“赵副总经理有糖尿病，一般是不怎么喝酒的；我还要开车，明天事情也不少，大家都少喝一点吧！”
赵副总经理一副大老板的样子：“我还没有见过喝酒南方人比北方人还厉害的，李经理，别啰嗦！你给我再上一瓶！”
最后也不知喝了几瓶酒，常健连北京烤鸭的味道都不记清了，只记得回到住处便吐得一塌胡涂，邵总一边饲侯、一边埋怨他。那时常健尚能酒醉心明白，因此心里说：我还不是为了你和农工商公司。
第二天上午的谈判按时进行，常健身体状态尚未恢复，真是硬撑着上了，赵副总经理滔滔不绝、振振有词，主要是说：房地产公司承担责任是肯定的，钱拿不出来就用土地抵债，协商解决总比由法院判决好。
谈着、谈着，李经理把常健叫出会场。常健以为是让两个老总单独沟通，没想到他神神密密地把常健带到另一间办公室，说：“我给你看一些资料。”
常健暗暗高兴：“好呀！搞清情况我可以跟邵总讲讲。”
李经理指着厚厚的一堆文件：“这都是房地产公司承担责任的证据材料，你们上级公司不一定有，不信、你随便抽几份看看。”
常健半信半疑就抽查几份，发现主要是国字号公司向银行贷款，房地产公司自愿做担保、拿土地做抵押的文书复印件；最特别的就是房地产公司的一份《书》，即法院立案之初，它向法院提出自己是“被告”国字号公司的连带责任保证人，要求作为“第二被告”参加诉讼，自投罗网。
常健觉得难以置信，便说：“我复印几份给邵总提醒一下，怎么样？”
李经理大大咧咧的：“你就拿这几份去吧！我们有的是。”
谈判没有结果，常健私下把那几份文书复印件给邵总经理看了，他只讲一句：我们回去再说！最后也不明确表态。
第二天下午以后，就只有李经理陪同了，大家在市区边游玩、边谈判；胡混了几天，邵总经理说“回去再跟领导班子商量商量”要打道回府；李经理也没有挽留，还亲自开车把客人送到机场。
法院开庭的时间快到了，邵总说让公司办公室韦主任作为全权代表，陪律师一起去。本来常健也不想去，他问郑彬：“小郑，你去过北京没有？”
郑彬老实地说：“还没有去过，常主任，怎么样？有事吗？”
常健有点施舍的味道：“农工商房地产公司那个案件你去开庭吧！我们俩人各跑一趟，就算合办了！你看看材料，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商量。”
郑彬有点患得患失地说：“常主任，我没有空，这个案你一人办吧！”
常健觉得奇怪：办大案、去首都，既有收入、又得游玩，自己头一次去北京，才是有得有失呢！这可不象一个年轻律师的正常举动（过后才知道此时是他与人密谋办新所的紧要关头）！常健考虑到他也许有什么难言之隐，便遗撼地说：“那你忙你的，不过我出差期间，顾问单位有什么事你还是要办哟！”
郑彬连忙说：“常主任你放心，我这一段时间都在A市。”
农工商公司办公室韦主任是邵总经理的亲信，也是第一次去北京，他和常健提前几天出发，国字号公司的李经理，照样到机场迎接。大家算是老朋友了，李经理和韦主任在A市已见过面，俩人私下又聊了一阵子。
然后，韦主任给了常健800元零花钱、很放心地要去游玩；李经理和常健陪同，比上次邵总经理来的时侯，还多走了几处新地方，其中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一个神密的寺院，给常健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常健、韦主任和别的游客参加拍摄小电影活动，还坐了《西游记》里的“飞毯”上镜头；在寺院，常健把韦主任给的零花钱全部捐入功德箱，换回“善哉施主”的吉言和一些吉祥物。
开庭那天，法官、原告、被告的大部分人胸有成竹地表演，要看房地产公司这个“第二被告”的热闹。常健不甘心束手就擒，在法庭调查阶段、举证质证时就反动了一下，要看对方证据的原件。原告没有这个准备，有点迷惑不解并求救似地看着法官，法官问：“原告有没有证据原件？”
原告代理人答：“有的，放在单位里没有带来。”
法官又问：“如果去拿来，你们需要多少时间？”
原告代理人想了一下：“来回大约需要40分钟。”
法官说：“休庭50分钟。”大家脸黑黑的暂时散场；常健对韦主任解释：证据要以原件为准，否则经不起历史检验。一个小时后，本案重新开庭，气氛紧张，没有人给常健好脸色。走完程序，法庭宣判：（一）原告与第一被告、第二被告的借债、抵押担保关系成立；（二）本判决生效后的十日内，第一被告要归还原告借款的本金261万美元以及借款的利息；（三）前项履行期届满，第一被告未能履行该项规定的偿还义务，原告可以第二被告抵押的土地使用权折价或以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四）第二被告对本判决第二项或第三项清偿不足部分承担连带履行责任。
案件受理费124016元，由第一被告、第二被告共同负担（本判决生效后的七日内交纳）。
韦主任和常健打道回府时，李经理破例没有送行；回到A市后，常健简要地汇报了情况，邵总经理既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