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第一次投稿一直没有回音，常健只好“理论联系实际”又写一篇文章，另选一个杂志社寄过去。稿件的标题以及内容是：
关于如何保障刑事案件被害人合法权益问题的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1979年7月颁布的，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对该法进行修改后，明确刑事案件被害人属于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如果被害人死亡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自诉人”的身份进行诉讼（当然也是当事人）。
虽然刑诉法规定“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但近几年来，有关方面似乎强调保护被告人合法权利的多，而关注被害人合法权利的少。那么说，是不是“保护被害人合法权利”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呢？其实不然。
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刑事犯罪分子不仅危害社会，直接侵害了（被害）公民的人身权利等等，同时也给被害人家庭以及犯罪分子本人的家庭带来不幸，终究是极少数人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司法为民、执法为民，维护正义、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如何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的问题。
修正后的刑诉法实施九年来，笔者及同事在律师执业过程中经手的一些刑事案件，不同的司法机关、不同的办案人员以及不同的*作方法当中，旧的观念仍占有一定的市场，或是不及时处理被害人方面的报案、控告、自诉；或是仅把被害人当作“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来看待；或是在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赔偿部分）的执行过程中轻率地中止甚至是终结执行，使被害人方面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下面，笔者想把问题摆开，并提出个人的见解。
一、被害人方面报案、控告以及“自诉”的权利依法应予保障。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第84条规定：“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当接受”；在第88条规定：“对于自诉案件，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可是这些年来，除重大案件或紧急情况以外，很少见到司法机关接受被害人报案、控告后很快处理的情况。如果不是人赃俱在、证据充分的现行犯罪案件，接待单位只要认为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当即就推出门外（让报案人、控告人找谁去）；确属于自己管辖的，则先挂起来研究研究（接收材料一般是不给“回执”之类凭据的），难以破案的就暂不立案，即所谓的“不破不立”；被诈骗钱财的案件，被害人往往被告知属于民事经济纠纷，甚至连材料都不收。因此，要立案、破案或结案，被害人自己要多*心才行。
例如：2003年1月27日下午，G省某县城个体户肖某在大街上，突然被三个持刀男青年砍伤急送医院，凶手陆某当场被群众抓获，另两名案犯黄某、唐某逃走。对于此案，肖某认为是竞争对手侯某雇凶报复而向公安机关控告，可公安机关觉得已经破案，在逃两凶犯“挂起来”就是了，迟迟不对侯某立案。以致肖某出院后，自己多方追寻凶手、调查案情内幕并敦促办案人员处理。经肖某的不懈努力，公安机关终于同年4月17日拘留黄某、8月25日抓获唐某，并于11月27日对“若无其事”的侯某刑事拘留。在一个小县城，那么简单的案件，被害人却要折腾近一年，才使全案告破，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又如：1997年3月21上午，G省某矿区古某之母被同单位的职工张某（有精神分裂症）推跌致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案发后，死者亲属向公安机关报案，向检察机关控告，直至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是作为被害人方面最后一个希望所在的“人民法院”，却于2003年12月29日给古氏一个“红头文件”称：“由于你所递交的自诉材料缺乏被告人应负刑事责任的有罪证据，本院判决不予立案受理。特此通知”。
似乎经办人员忘记了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法院对于自诉案件“应当依法受理”，经审查后的处理是：“（一）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的案件，应当开庭审判；（二）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或者是忘了“末经审理不能作出判决”的基本常识，竟然非法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后来，这个案件经古某的抗争和有关部门的协调，市中级法院还是于2004年8月31日立了案，于2005年1月19日正式宣判：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由其监护人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真难以想象，这个官司对于古某来说，相当于一场“八年抗战”那么漫长。
上述情况引起笔者的深思：应该怎么理解刑诉法对于报案、控告和自诉，司法机关应当接受（受理）的规定，不“接受”肯定是不对的，可光“接受”不办理或者不及时办理，这样规定对被害人方面又有什么意义？因此，如果要谈论保障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司法机关对于报案、控告和自诉，务必要“接受”并及时处理。
二、 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依法应予保障。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121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被害人，如果被害人提出，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第13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第155、156、160条规定，在法庭上被害人可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并以当事人的身份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辩论等等，规定被害人有权参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
在司法实践中，仍有一些办案人员不把被害人作为“当事人”看待，或者根本上就没有“被害人”这个概念，随意就把刑事案件当作无被害人的案件来处理——在侦查阶段，不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不听取被害人方面的意见；在审判阶段，仅把被害人当作“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借故不让其参与刑事审判活动（特别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
例如：在前面谈到的2003年1月27日肖某被伤害案，当场被抓获的凶犯陆某，法院于4月21日开庭审理其故意伤害一案时，仅让肖某在庭前与陆某、黄某的家属，以及在逃唐某的家属协商赔偿医药费等问题，末让肖某参与案件的庭审活动，只给陆某判刑6个月。
同年7月23日，法院又开庭审理黄某故意伤害案，也末通知肖某参与诉讼活动，对黄某也是判刑6个月。
同年8月25日在逃的唐某被抓获；10月16日黄某刑满释放后，竟然以交待主谋为条件、找肖某要钱。经肖某多次找有关部门，直到同年11月，公安机关才对主犯侯某进行刑事拘留，检察院对唐某提起公诉时列明肖某附带民事诉讼，法院也同意肖某参与诉讼及重新评定伤情、鉴定伤残等级的请求。可末等重新评定及鉴定的结果到手，也不通知肖某到庭，同年12月17日上午法院就把唐某故意伤害一案又审理完了，对唐某同样是判刑6个月（肖某找上门时法官以“判决末生效”为由不告知判决结果并拖延不给判决书）。
2004年2月9日，肖某才收到法院委托“重新鉴定”的《法医鉴定书》。同年4月29日检察院起诉侯某“故意伤害”并建议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肖某再次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同年5月24日法院开庭审理“侯案”，公诉人末出庭，独任审判员不让肖某及代理律师参与刑事部分的审理，而且“先刑后民”，肖某及其律师只能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代理律师”的身份参与庭审活动的下半埸。
在此，暂且不论肖某为自己所受伤害而作的努力是否值得，不论司法机关把共同犯罪案件分案处理是否妥当；也不论在逃案犯尚未归案的“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是否合法，不论法院对凶犯的量刑是否适当，而司法机关根本就没把“被害人”当作刑事诉讼的“当事人”看待，只因肖某向侵害者索赔、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便剥夺其参与刑事诉讼之权利，说轻了是不依法办事，说重了就是执法又违法。这种做法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三、为了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还应加强对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赔偿部分）执行的力度。
目前，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刑罚（含罚金和没收财产）的执行，没有规定附带民事判决（赔偿部分）执行的内容。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1997年修订的刑法，也规定有“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属于“民事赔偿优于刑罚”原则）。
但在实践中，往往是刑罚执行排第一；民事判决、裁定执行排第二；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特指赔偿被害人部分）的执行排第三。
也许有人认为：“刑事优于民事，公权大于私权”，刑事判决肯定要执行，罚金、没收财产是上缴国库要优先；对于附带民事判决来说，毕竟已经执行了全案判决主要的部分（即刑罚），赔偿被害人损失是“附带”的，肯定要往后排；民事判决、裁定如果不予执行，则等于整个案件的判决都没有执行。
而犯罪分子的想法更加直接：花钱消灾，灾消不去，钱就不赔了。
例如：上述的肖某被伤害案，雇凶伤人的侯某，有钱雇凶、却无钱赔偿，本人早已刑满恢复自由，至今尚未赔完肖某的经济损失。古母被伤害致死案，从1997年打官司到现在，末得被告人方面的分文赔偿，去年12月12日某市中级法院还下了终结执行程序的裁定。当事人打这样的官司、何苦呢？
又如：2001年G省某市城北区法院审理的李某故意伤害黄某案，被告人在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时许诺分期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同时还向法院缴纳了罚金，因此李某得判缓刑。尔后，李某就一直以经济困难为由对被害人拒赔，法院办案人员也说无法执行。
众所周知，被害人是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或是身体受创伤，或是精神受创伤，或是物质上受到损失，甚至是几者兼而有之。因此，刑法专门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笔者认为：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问题的最终落实，关健还在于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完全执行。如果法院关于被告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判决（或调解书）执行不了，不仅有损法律的尊严，同时也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受损。这个道理，应该不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