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权、辛海、翁池、常健、郑彬等执业律师，除了本职的工作以外，一般都从事一些社会活动。例如：参加律师协会组织的法制宣传、义务咨询，为扶贫、济困、助学、救灾捐款，还有法律援助、送法下乡等等。方权、辛海还是G省律师协会的理事，其中辛海是常务理事，责任更重大一些。
常健因为有律师的身份，曾经在居住的社区被选为首届居民委员会委员；城区政府专门发给一本《居民委员会干部当选证书》，他有几年经常要跟一帮妇女、老太太在社区搞一些公益活动。那时，辛海参加了客家人联谊会，翁池则义务给“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当法律顾问，大家都没有闲着。
《物业管理条例》出台的时侯，常健即将入住阳景小区，其隔壁的庭园小区因为较早建成，率先成立了业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方权由于有律师的身份而当选为首届业主委员会主任，因此更加忙碌了。
后来，阳景小区的一些“维权”积极分子，多次向政府主管部门和社区居委会提出要成立业主委员会；社区居委会组织业主选举“临时业主代表”时，常健被本单元的业主推选为代表。选举临时业主代表工作刚刚结束，就有人迫不及待地打出“阳景小区临时业主委员会”的招牌，常健认为这样做不合法，因此没有主动参与其活动，那些人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
过了一段时间，政府主管部门张贴公告，要成立阳景小区业主大会筹备组，在业主积极分子的鼓动下，常健报名并被确定为筹备组成员。
筹备组成员共九人，有业主积极分子小方、老汪、小磨、小江、小张，还有常健和一个女将小魏；开发商派有两个代表：柯经理和小邹。
筹备组的第一次会议，是政府主管部门代表小余把大家召集在一起的，确定小方为“联系人”后，他就赶第二场活动去了。因此，小方继续主持会议，他说：“我们先把筹备组的办公地址确定下来，怎么样？”
柯经理说：“就在我们公司客户服务部办公吧！联系业主也方便。”
小魏心直口快：“那怎么行？现在业主都不大相信你们了，在你们那里办公，人家还以为是你们包办的呢！我们怎么去做工作？不行！”
常健说：“柯经理，既然你们支持筹备组工作，给一间办公室怎么样？”
小方接着说：“把锁匙给我们，有几张桌椅就行！别的开发商都这样。”
柯经理不怎么高兴了：“这恐怕不行，我们办公室紧张呢！”
老汪很豪爽地放话出来：“不行就定在我那里吧！我单身汉一个，三房一厅，住宅、办公通用，就算为业主们做点贡献了。”
除了柯经理和小邹，其他的人都举双手赞成，然后大家又作了分工：小方负责联系有关部门，并统一协调筹备组的全面工作；老汪接听电话、接收材料，相当于办公室主任；常健负责起草《业主公约》和《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等文件；柯经理和小邹从开发商的角度，给予必要的协助和支持；小磨、小江、小张和小魏，负责宣传发动工作，重点是他们所在高层的住户。
很少见有房地产开发商支持、配合业主“维权”活动的先例，在阳景小区也是一样。参加筹备组的柯经理和小邹先后调走了，他们公司干脆连人都不补进来，对业主大会筹备工作不公开阻挠，已经是不错啦！
大部分的业主不关心小区公共事务，也是一个大问题，小磨、小江、小张负责业主的宣传发动，后来连他们自己都不想动了，经常有事而不参加筹备组的活动；小方、老汪、常健和小魏四个“常委”又不过半数，要开会还非得抓住小磨、小江、小张其中一个，才能够合法化。
一天，常健泄气地对小方和老汪说：“我看算啦！又不是我们几个人的事情，以后人头不够数时，你们也别找我了。”
老汪则满腹牢骚的讲：“经常到我那里开会，水电费用都得比原来的多，到头来什么结果也没有，我确实是耗不起。”
就在筹备组基本瘫痪时，几个业主代表去找小方，小方领着她们到常健家，常健又和大家一起去老汪那里，经过重新核计，又一致决定继续干下去！
按规定，筹备组成立一个月内，就要召开首次业主大会。由于种种原因，阳景小区的首次业主大会，在筹备组成立一年后才得以召开。
阳景小区首次业主大会召开的第一天，开发商的工作人员要来张罗投票事宜，被筹备组成员拒绝；投票结束时，开发商的人向有关部门投诉小方弄虚作假。因此，有关部门派人来封存票箱、调查处理。
过了一个多月没见任何的动静，业主积极分子们鼓动大家“聚众闹事”，有关部门才派人到现场给开箱验票、计票。
统计结果表明：只有百分之五十五的“投票权数”参加投票，按当时的规定，《业主公约》和《业主大会议事规则》未能通过；业主委员候选人有七个获得法定票数，从高到低是：常健、老汪、小方、小阳、小江、老凌、小文。
投票结果公布后，有关部门没有人来指导工作了，老汪、小方、常健、小阳他们凑在一起商量怎么办，常健说：“业主委员会一经选举产生，就应推选出主任、副主任，并报有关部门备案。由于我们小区分为两大块地盘，我建议各出一个主任或副主任，就由老汪和小阳来担任好啦！”
老汪说：“应该是谁的票数多，就由谁来当头吧！”
常健坚持说：“这只是内部分工，现在关键是要把业主委员会的旗帜尽快树立起来，造成法律事实，让业主们有信心。”
小方因为被人投诉，就说：“有关部门没有下文，我们自己搞行不行？”
常健说：“老百姓的事情，法律没有禁止都可以做。”
经大家研究，认为过几天是“七一节”了，就把业主大会暨业主委员会成立仪式，结合庆祝党的生日，在那天晚上一起搞了一个活动。结果，小区业主们不仅积极地参加，还为业委会捐款近五千元。
业委会成立仪式过后，办理登记备案却遇到麻烦，有关部门的人称：小方有作弊嫌疑、不能当委员，按规定业委会成员是五人以上的单数。
大家又一起商量，认为要从大局出发，先把业委会的手续搞好，暂时登记五个委员。小方这次不要勉强进来，可以下次再增补；小江因工作调动不常住小区，自愿同意不参加备案。这样，正式备案时就报其余五人。
经重新办理手续，有关部门才发给红头文件，使小区业主委员会合法化的问题，最终得以解决，是老汪和小阳、常健出力较多。
常健和老汪刻制业委会印章回来后，经通报其他委员，立即给开发商发函要求交接，并且一面与前期物业管理公司签订过渡的暂行办法，一面刊登广告招聘新的物业公司。小阳则经常将其办公资源给业委会使用。
为了使广大业主维权活动顺利进行，根据小区实际情况，常健提议实行“代表兼委托代理人”的制度，由各幢、单元、楼层的业主选出业主代表，并委托他们充当本届业主大会期间投票表决的全权代理人。办好推选、委托的手续，业主委员会便召开业主大会临时会议：第一次开会，顺利地通过《业主公约》和《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并增补小方和老罗为业主委员会成员，有关方面没有异议。
业委会成员分工时，常健说：“我建议主任分工联系政府主管部门、社区居委会，召集业委会的会议，还负责其他委员分工以外的事务。为了方便工作，其他六个成员以所在区域不同来混编，俩人作一个组：“一组负责业主这一块，包括搞好《业主公约》和《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修订工作并监督实施，做好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收集、保管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文件、物品等等；“二组负责应对商家这一块，包括非住宅的物业使用人，要草拟公共场所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管理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经费；“三组负责应对物业公司，包括草拟物业服务合同方案，监督和协助物业公司工作，还要管理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帐目。
“如果大家同意这样做，就请自由选择、搭配分工，剩下位置是我的。因为是我提出的方案，考虑公平原则，我就不参加选择了。”
大家觉得方案不错，为提高会议的效率，就开始分组了，老凌和小文俩个工程师，自愿做了第二组；小阳说要跟常健一起，配合做为第三组；如果这样，小方和老罗只能做第一组了。老罗不吭声，说怎么分都行；小方想想后说：“不行！第一组麻烦事太多，我愿意做第三组。”
常健没有二话，当即表态：“那么我就和老罗作一组。”
常健积极推动业委会开展工作，认真履行职责，完成集体分工的任务，并和业委会成员又组织了两次业主大会临时会议。
第二次，以业主大会的名义作出决议，明确指出房地产开发商违规在小区搞垃圾中转站、擅自变更物业管理用房的方位、霸占“人防”车位并擅自提高停车收费标准、挤占和挪用了原规划的“会所”场地、占用公共场所和共用部位做广告等行为，已严重地侵犯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因此，小区业主大会代表全体的业主，正式向“侵权者”主张权利。
第三次，以业主大会名义正式招聘物业服务公司，把房地产开发商委托的前期物业管理公司，与报名竞聘的另外三家物业服务公司及其物业服务合同方案，交大会投票表决。大会结束时，业主委员会当场与新的物业服务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把物业服务费用降低了不少。
常健为小区的公益活动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也许是过于锋芒毕露、有时说话不大注意，把开发商、前期物业管理单位和新的物业公司一些人以及部分业主“得罪”了。虽然，他觉得已为广大业主的“维权”做出了贡献，可仍有不少人对其不理解、不满意，业委会内部也有矛盾分岐。于是，有人从中做了一些工作，小区便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随着庭园小区业委会瘫痪不久，有人提出阳景小区业委会要实行主任负责制，常健便基本停止了这一项公益活动。方权因为有两处房产，东方不亮、西边亮，在另一个小区继续当业委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