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公安机关统一开展整治酒后驾车的专项行动时，新闻媒体报道了大量的案例，触景生情，常健回忆起自己从事律师初期的往事……
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有几年特别流行唱卡拉OK，人们在交际应酬中，喜欢在酒楼里订个带音响设备的包厢，边吃、边喝，边聊天、边OK！常健到第一合伙律师所跟同学辛海做“工仔”后，业务增多、应酬也增多，不仅学会唱歌，还练就了酒量。那时的法律、法规虽然也禁止酒后驾车，可是执行的力度不够大；常健或是坐公共汽车、或是搭别人的便车去赴宴，甚至是以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根本就没有酒前、酒后的顾虑。久而久之，常健醉酒的次数多了，因为酒喝到一定程度，会使人感到兴奋、麻醉，辩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就会大大降低甚至是丧失，恶性循环、后悔未及。常健有机动车之后，免不了就有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幸好没有伤害过别人，却伤过自己、伤过自己的车。醉酒还会使人迷糊，胡作非为也在所难免；由于酒后失言、酒后失德，常健得罪了不少人，失去很多“发财”的机会，因此他经常自嘲是：一身酒气、两袖清风。
常健记得：辛海的酒量不怎么样，没有见其醉过酒；卡拉OK水平也有限，但其自我感觉良好。因为卡拉OK音响设备有自动评分的功能，并且主要是根据噪声的分贝大小来显示得分的高低，辛海的嗓门大、中气足，无论何种情调的歌曲，他都一个劲的嚎，不顾听众的感受，可照样得高分；更由于他是大律师、大老板，人们也恭维他。常健不佩服辛海的歌声，认为他是说的比唱得好听，自己是唱得比说的好听，但是却佩服他对饮酒的控制能力。
常健衷心拥护整治酒后驾车的专项行动，并且觉得“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的口号很有其道理。现在，他已经很少开机动车了，对饮酒也有所节制，可是偏偏有人找他办理因酒后驾车引起的交通肇事案件。
来人是常健父母的老同事邓叔，他的侄子邓贵和邓海，一个月前由于“交通肇事”双双被刑事拘留、逮捕；他们酒后驾车，造成同向行驶的一辆自行车之母女俩人一伤一亡；被害人方面已请了“律师”跟踪案件，因此邓叔要常健帮忙。虽然本案属于过失犯罪，但犯罪嫌疑人之间显然是有利害关系的，常健申明只能帮一个，即替其中的一个做辩护人；邓叔就让常健对与其较为亲近的邓贵负责，顺便兼顾邓海，特别强调要主次分明、有重有轻。
办好委托手续之后，常健去市第三看守所会见了邓贵。
据邓贵说：案发的当天，是邓海要他开自己的“面包车”去市内帮拉货物，完了邓海请他吃饭，俩人喝了不少的啤酒，他比邓海更海量一些；天黑时他们返回郊区乡下的家，在半路他让邓海开车不久，就出事故了。
起初，邓海称自己没有汽车驾照、不敢开！邓贵就怂恿说：“有我这师傅在，你怕什么？回到村里大家看见是你开车，保证惊喜一场。”
这样，在邓贵的指导下，邓海就大胆地开车向前走了！俩人仗着酒劲，还以师徒相称，彼此感觉都不错，车也越开越快。汽车开到一个村边的时侯，对面迎头驶来一辆大货车，徒弟有些紧张，师傅在旁边就伸手相助，虽然避免了与大车相碰，却把靠边行驶的一辆自行车撞飞了，而且“面包车”开出几百米后才停得下来。由于怕村里的人出来围攻，邓贵与邓海交换座位，直接就把车开到辖区公安派出所投案，俩人约定对外由师傅承担责任。
常健问：“公安机关查清案情没有？如何认定责任？”
邓贵答：“人家水平高呀！三两句话就搞掂我们了；我和邓海都承认案发时是他开的车，是我让他开的，他没有汽车驾驶证。因此，交警认定我和邓海共同承担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同时明确对方没有任何责任。”
考虑到律师在侦查阶段主要是了解案情、提供法律咨询，常健与邓贵聊完后，还讨论了同被害人方面协商赔偿问题的可能性。
被害人方面的代理人是一个法律工作者，已经主动找过邓贵和邓海的家属，他开口提出了几十万元的赔偿要求，令人无法接受。
常健会见邓贵两周之后，他估计案件应该到检察院了，就抽空去检察院的公诉科联系，并与主办人接上头。甄检察官接过常健递交的手续，就说：“常律师，你动作真快呀！我才接手案件，材料还没得细看呢！”
常健恭敬且客气地表示：“甄检察官，我也就是按照有关规定查阅、复制诉讼文书、鉴定材料，以便配合你们的工作，麻烦你啦！”
甄检察官笑笑说：“行！公事公办嘛！不必客气！”
看了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后，常健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公安机关认为：邓贵和邓海饮酒后共同驾车追尾碰撞自行车，不抢救伤员，不报警，逃逸后虽然投案，但没有如实供述犯罪的事实，属于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受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应当从重处罚。按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量刑的档次将是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常健把其它有关材料也看过一遍，就说：“甄检察官，这公安的材料一会说当场死亡，一会又说受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自相矛盾呀！”
甄检察官说：“现在是风头，他们主张从重处罚没错嘛！”
常健认真了：“这个案件发生的时侯，整治酒后驾车的专项行动还没有开始呢！邓贵说，如果早开始、不定就没这事啦！”
“那你写个意见来吧！还有什么问题？”
“他们直接到派出所投案，是因为村里有人看见了，怕挨人打，说不抢救伤员、不报警和逃逸，过于牵强了。我认为他们是自首。”
甄检察官似乎不动声色：“你继续说吧！”
“他们让家属代赔了被害人的医疗费和丧葬费，还计划与对方继续协商赔偿的问题，这也算他们认罪、悔罪的一种表现呢！”
邓贵、邓海交通肇事一案，被害人的代理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竟然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而且早于刑事案件的公诉；法院的立案庭稀里糊涂也照单收下，并由于诉讼标的额是几十万元，就收了几千元的诉讼费用。
当邓贵的家属告诉常健案件过几天就要开庭时，常健说：“不可能，我还没有接到通知，案子好象还在检察院。你听谁说的？”
邓妻在电话中说：“邓海老婆说的。怎么没请律师的反而先知道呢？”
常健郁闷地回话：“我马上去法院问一问情况。”他当即赶去法院，刑庭的人说最近没有交通肇事案件；再去立案庭，接待的人说是民事诉讼；转去民庭交涉，庭长听常健把情况一说，当场表态：“刑事优于民事嘛！刑案还没有审，民事诉讼怎么搞？我让原告方办撤诉手续，不然就驳回他们。”
常健还到了检察院，找甄检察官问清楚是怎么回事？
甄检察官说：“那个法律工作者对被害人方面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没有精神损害赔偿，如果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可以得更高的赔偿金额，所以就乱搞一场。我看是他想多收代理费，不跟进我这一边，我还更省事呢！。”
常健一贯主张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应当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来维权，认为这样可以省钱、省力；如果要解释为“公报私仇”也行，借公力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无可非议！本案被害人的代理人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好理解，法官、检察官们对其已经没有好感了，这当然有利于常健的辩护。
民事诉讼案件撤诉不久，刑事诉讼案件就移送到法院，常健也拿到了《起诉书》的副本。估计检察院考虑了律师的意见，因为《起诉书》与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出入较大，它把邓海排在第一位，虽然没有主犯、从犯之分，但邓贵的法律责任显然不会重于邓海。检察院认为：被告人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依照《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如果法庭采纳检察院的意见，邓贵他们都有获得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机会，因此，常健松了一口气，觉得办好案件的概率更大了！
邓贵的家属问常健：“常律师，邓海老婆说，是邓贵要邓海开车的，因此邓贵要完全负责任。可能她觉得我们情况不同，你认为如何？”
常健想了一下，就笑着答：“如果邓贵要邓海吃屎、邓海就吃屎，那邓贵就要负责任了。现在邓海是个正常人，能够辩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怎么可能要邓贵负完全责任。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是邓海要邓贵开车去帮他拉东西，是邓海请邓贵吃饭喝酒，才有酒后驾车和事故的发生，这责任又怎么算？”
邓贵的老婆乐了：“对呀！常律师，你说得好、你继续说。”
“就是那么回事了！大家都不是故意肇事，都有过错；因此要一致对外，该赔、能赔的就赔给人家，双方共同分担，包括责任问题在内。”
“我们那有那么多钱来赔？对方一张口就要几十万元呢？”
常健想了想，又说：“生命是无价的，他们怎么开口都有其道理。但是，按现行法律的规定，也就是由法院来判决，我估计赔偿额不会超过十万元，减去你们已经给付的，恐怕连一半都不到了；因为几岁的小孩子，按规定死亡赔偿金数额是没有多少的。所以，对方想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做文章。”
邓妻问：“那怎么个赔法？对方扬言要查封我们的房屋呐！”
“你们的汽车不是办了交强险吗？首先要由保险公司来赔，这样，你们的赔偿额就不大了。退一万步来讲，即使赔偿数额很大，如果你们只有一套住房，也不能查封；就是查封了，也不能拍卖，这是有规定的。”
“我们是只有一套住房，现租给别人住着；我们另外租房住，是为了方便小孩读书。这有什么问题吗？……”邓妻吞吞吐吐了。
常健说：“自己的房屋不住，人家就以为你们不止一套房了，或者说那套房屋可有可无，有危险哟！这个时期最好是自己住着。”
“现在我既要考虑经济问题，又要考虑我老公，真不知怎么办？”
“如果协商解决赔偿问题，多给或少要就看双方的意愿了。你们多给一点，取得人家的谅解，你们的老公可以判轻点、甚至是缓刑；如果对方少要一点，又在你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就这样办了吧！不然就由法院判决，赔偿多少及怎么执行？不是我目前要考虑的问题。我只能尽量争取从轻处罚。”
邓妻再问：“你估计法院会怎么判他们的刑？”
常健说：“《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分三个档次：违法而发生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肇事后逃逸或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现在是整治酒后驾车的专项行动的风头，如果按照公安机关的意见，就是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我已经做过检察院的工作了，如果按照检察院的意见，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法院方面不大好估计，我争取三年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