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花和常健与美容院谈判的过程中，对方是“卢总经理”作主谈，他说他们是一个连锁公司，古丽是出事那个分店的负责人，他俩全权代表公司；因为老板很忙，公司的法律顾问今天也没有空！是不是那么回事？余花和常健不知道；按照事前的分工，余花负责讲价钱、常健负责把法律关。
常健假想有个律师在支持美容院，要给协商多留一些机会，就说：“美容院违法并给小余造成损害这是事实，应该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罚款50000元的额度范围内考虑赔偿；罚款是交公的，对美容院和小余都没有好处，赔偿是给个人的，除协商解决的办法以外还有法律途径。美容院与其承担双重开支，不如双方和解后、让行政主管部门不再追究。”
卢总经理说：“现在是两个问题，一是小余想要多少赔偿？二是赔偿之后能否让行政主管部门不再追究我们？”
余花说：“我常叔叔不是已经讲过啦！在50000元的额度范围内赔偿；如果是马上兑现，我可以考虑少要一点。”
常健接着说：“因为我方是被害人、投诉人，只要双方签订和解协议，一般说行政主管部门不会再追究，至少也会减轻处罚。”
看看卢总经理和古丽的表情，常健又补充说：“不信可以问一问你们的律师，或者是问药监局也行嘛！我估计你们都问过了吧！不然怎么会找我们协商。”
余花适时地插话说：“如果大家达不成协议，我就继续投诉，要求省药监局对你们加重处罚。”
卢总经理没有吭声。古丽说：“好！我们赔2000元吧！”
常健没有吭声。余花生气地说：“你当我是乞丐啦！”
卢总经理笑笑说：“小姑娘好好说话嘛！”
常健说：“这2000与50000差别也太大了，不说小余，我也有气！”
古丽问：“你们想要多少？”
余花说：“至少20000。”
古丽又说：“5000怎么样？”
两个大姐、小姐在那里讨价还价，两个大男人在一旁看热闹……
最后，常健说：“这样吧！小余你下午问问药监局，他们不是行政复议吗？看我们是不是要交一份书面意见？”余花会意地点点头。
常健又对卢总经理说：“你最好向你们老板请示汇报一下，咨询你们的法律顾问也行。如果有话给我们，不要超过下午三点钟。”
下午三点整，卢总经理的电话来了，说是老板同意给付8000元，可以先给一半，双方签协议并到省药监局说明和解情况后，再付另一半。
余花问常健是否答应对方。常健想这个数目已经是美容院收余花款额的十倍，差不多了，就说：“由你自己决定吧！或者跟你父母商量一下。如果你们愿意，双方签的协议、我可以帮把一把关。”
余花想了想，就给卢总经理回话：“要办就今天下午把事情办完。”
卢总经理说要余花起草协议书。常健在旁边插话：“由他们起草，我们修改。他们不是有法律顾问吗？为何不用？”余花把这意思搬了过去。
五点时分，常健陪同余花到了卢总经理的办公室，没有见到什么律师在场，他将对方起草的协议书大幅度地修改，剩余的三个主要条款是：
一、甲方为平息矛盾，同意向乙方支付8000元人民币。其中，于本协议签订前先行支付4000元；甲乙双方向药监部门说明和解情况时，甲方当场再支付4000元给乙方。乙方收款后要给甲方写收据。
二、本协议履行完毕后，乙方不得再以此事由向任何部门提出申诉，也不得再向甲方提出索赔。
三、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卢总经理、古丽和余花看过几遍，认为就这样定了。卢总经理付了4000元给余花，双方在打印好的协议书上签字盖章。这时已近下班的时间，大家约好第二天上午再去省药监局，常健声明有事不跟他们去了。
第二天上午，常健在接待化山县来人之时，接到余花的电话：“事情已经顺利办完，谢谢常叔叔！你先忙吧！有空咱们再聊…”他估计，美容院可能会得到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反正是给它占便宜了……
常健接待的来人，是化山县法院一个姓蒙的老法官和一个姓吴的乡镇干部。蒙法官过去是开车的司机，然后是法警，转成法官后主要是搞行政工作，快到退休的年龄了，他与宗立、老吴是朋友关系。
由于宗立小时与常健同学期间不好学习、经常抄袭别人的作业，常健从各方面情况综合分析，认为他的朋友素质也不会太高。
老吴的亲戚叫吴有智，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工。两个月前，他在A市北区一个木材加工场做工时因机械故障受伤，右大腿、小腿等多处骨折，被送医院抢救、住院治疗。起初，加工场老板很紧张，垫付医疗费、经常去探望；吴有智住院一个月后，老板亲自去医院办理出院手续，并由“老板娘”出面与吴有智签订一份《协议书》，又支付了一万五千元的现金，就把他送回家乡“疗养”了。当时，吴有智及其家属都说老板的心眼真好，使他们一下子就成了万元户，这在贫困山区是相当稀罕的，一再向对方表示了感谢！
老吴和蒙法官知道此事的时候，吴有智一家经过赤脚医生、江湖名医的各种花费，已不再是万元户了；而病人至今仍然瘫在床上，无法正常生活，应当算是残废。与余花相比较，这才叫做人身损害啦！
蒙法官虽然在法院工作多年，估计也没有办过什么案件，他羡慕那些能“通吃原告、被告”的同行，觉得能象律师、法律工作.者一样“吃一家”也不错！因此，这次他跟单位请假出私差，尝试找个律师合作办案，积本钱、打基础，为以后做法律工作.者备个路子，又算是帮朋友的忙。
见蒙法官和老吴口口声声说要找木材加工场打官司，常健问他们有什么证据材料？老吴从包里掏出一份用草稿纸手写文件的复印件，是吴有智出院时与对方签订的《协议书》，共有五个条款，具体内容是：协议书
一、吴有智在A市第八人民医院住院期间的医药费、护理费、生活费等费用由木材加工场承包户黄世X负责支付。
二、吴有智出院之后续康复治疗费用、护理费、伙食补助费等等，由木材加工场承包户黄世X一次性支付，全部金额共计人民币一万五千元整（吴有智不再追加任何费用）。
三、吴有智出院回家费用（路费）由木材加工场承包户黄世X负责支付。
四、此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
五、此协议经双方签字有效。
双方签字：吴有智、黄世X。
见证人：薛辉200X年12月23日。
常健看完协议书后问：“这木材加工场是企业法人还是个体户性质？”
蒙法官说：“应该是个体户性质的，我们可以去工商部门查清楚。”
常健指着对方的签名又问：“这个是黄世仁还是黄世任？写得那么草！是老板还是老板娘？见证人是什么人？怎么都没有身份证号码？”
大家都知道电影《白.毛.女》中向杨白劳*债的恶霸地主就叫黄世仁，谅对方也不会用这个臭名。因此老吴说：“应该是黄世任。我问过吴有智和他的老婆，说是老板娘签的字，见证人也是对方找来的。他们都没有文化，除了签名和数钱，其他的事情一概是人家*办的。所以，我说他们无知得很！”
常健想了想：要是真说吴有智“无知”或者是“没有智慧”、倒也算名符其实。他笑笑后再问：“找过当地劳动部门没有？这可是工伤事故，应该按工伤认定、劳动争议仲裁的路子走下去，争取工伤保险的待遇。”
蒙法官想直接打人身损害赔偿官司，说是如同“吹糠见米”一样效果快！如果搞工伤认定、劳动争议仲裁，不仅花时间长，最终还要去到法院。
常健回忆起自己处理过的农民工维权案件，就默认了蒙法官的方案。
蒙法官从包里拿出两份文件，一份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说里面规定有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康复费、后续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内容；一份是G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印发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他说里面规定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误工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参照该文件的标准计算。总之，赔偿数额的计算有法律依据。
常健原以为有什么机密，一看都是公开的文件，且他早就知道这两份文件的内容，因此说：“一个文件是针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一个文件明确规定不适用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以这些文件来论现在的事情，说得过去吗？除非我们把吴有智说成是义务帮工。”
蒙法官说：“吴有智去木材加工场才几天，老板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他也没有得到一分工钱，说他是义务帮工没有错！”
常健想了想，微微一笑，就不再吱声。
吴有智的家庭情况是：上有父母，都是70岁左右的年纪；下有子女，大的4岁、小的2岁（不包括尚未出生者）。其妻子也是农民，或者说是农村妇女。
蒙法官说：“木材加工场老板的生意做得很大，有一辆高级轿车，是A市的车牌，当事人记得其号码是E2683，还有老板和老板娘的手机号码；他们在A市好象有商品房，但不知具体地址。找到他们就好办了！”
常健有点疑问：“现在还能找得到他们吗？”
蒙法官说：“我们商量好处置办法后，就给他们打电话或到木材加工场去。我的想法是，按双方的情况，赔偿的数额比较大；我只能帮准备材料、疏通关系，在幕后配合你，由你以代理人的身份出庭。你看费用问题怎么算？”
常健估计他是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就试探说：“按俩人合办案件的方式，律师费一人一半吧！税费也各自承担，怎么样？”
蒙法官先是理所当然的表态：“这个没问题。”又说“当事人目前经济困难，我们暂时不收费，可能还要帮他垫付诉讼费用；案件执行之后，我们可以高比例提成，你看定多少合适？老吴在此代表当事人和我们协商。”
常健心里立刻冷了大半截：“我从来不代当事人垫付诉讼费用的，他们亲戚朋友方面不能想些办法吗？类似这种案件，现在有规定不能搞风险代理。”
老吴急了：“那怎么办？常律师是不是看在宗队长的份上通融一下。”
蒙法官也说：“是呵！你和宗立是朋友，宗立和我是朋友，我又和老吴是朋友，所以大家都是朋友。帮帮忙吧！”
常健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理论，因此苦笑着说：“我这个方面好办，但办手续时你们至少要交一点费用，往下看情况再说。我最担心是找不到对方当事人，我们诉谁？到哪里去诉？这是个最大的问题！”
蒙法官好象也有点警觉了：“对！我们先找对方当事人。”
大家转了一天，做了如下事情并得到相应的结果：打电话联系，老板和“老板娘”的两个电话号码已经是空号；找到木材加工场原址，旁边的人说老板搬迁了，到哪里不清楚；去工商部门查询，查不出木材加工场的信息。
常健分析：木材加工场老板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或者是有高人给他指点（包括律师一类的法律专家），发生工伤事故后，他设法稳住伤者及家属，花点小钱，由所谓的“老板娘”（谁也不知道其真实情况）出面与伤者签订协议，老板本人未留下任何的痕迹，是哪里人也不清楚？最后，老板干脆把木材加工场处理掉，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心安理得地逃避法律责任去了。
这样的案件，等于是要与隐蔽的对手作战，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事到如今，蒙法官和老吴很恢心，常健反而给他们安慰：“象这种情况，应该向劳动监察部门报案；也可以通过公安交通部门查那辆轿车的车主等情况，或者到移动公司查手机用户登记情况；还可以找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找到对方就好办了！按吴有智的现状，应该有律师给他提供无偿的帮助。”
律师接待当事人、洽谈案件，未能收案、收费是常有的事，常健已经习以为常，对于吴有智这种难办的案子，他认为接不下来还好。但蒙法官好象是给自己造成了多大损失似的，闷闷不乐，忧心如焚最后，大家无可奈何地分手了，常健还记得让蒙法官回去见到宗立时，代问候一声老朋友；蒙法官嘴上应着，心里却在酸楚地想：这事往下怎么办？难道说自己真的成“杨白劳”瞎忙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