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平在第六监狱工作的末期，与A市棉纺厂女工小吉结婚成家，并以解决“两地分居”的名义调入市区某单位，但是报到的当天就“下岗”了。
原来搞“调动”的时侯，人家说好只能找一个挂靠单位，还需要些手续费什么的；魏平急于求成，就应了一声没问题。他以为说说而已，觉得自己有学历、有资历、有能力，不信没有用武之地。未料到：魏平真的没得领过工资，连生活费、失业金也没有；他只好面对现实，直接从事了预备的“兼职”。
魏平毕竟从事了多年的政法工作，参加过律师资格考试，又有城市户口，所以就做一名“光荣”的法律工,作,者。对此，他曾经幽默地说，就算自己是被拆迁了，因为“调动”已经完全变样，司法干警几乎变成了无业游民！
就这样，魏平在没有正规“编制”和固定工资的法律服务所里艰苦奋斗，虽然混上一个“副主任”的位置，却只能办理一些非刑事性质的法律事务，总觉得底气不够足！因此，他每年都坚持参加“律师资格考试”或者“司法考试”，想尽快换成律师的身份；有一串莫名其妙的官司，也追随着他多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出台前后，房屋拆迁纠纷的案件似乎增多了，据说有那么一些原因：一是有关单位、部门为免受新法约束而加紧行动，不断扯出事情；二是公民、法人的法律意识已经增强，要依法维,权了；三是新闻媒体的介入，使人们感觉这类案件越来越多，纯粹是感觉的问题。
魏平岳父家的所在地，是A市的繁华地段，因一个境外的大老板来开发房地产项目，遭遇政府组织的“拆迁”行动。承接吉家老祖宗遗产的几户人，即魏平的岳父及其兄弟（好象魏平要称他们为岳伯父、岳叔父）三个家庭，以及几十户普通居民，都要被拆迁。这对于老百姓来说，算是天大的事情了。与吉家关系较好的十几户邻居，知道吉家的女婿是律师，一致要求魏平出面替大家打官司，尽可能多争取一些赔偿，说是不能让开发商白占大家的便宜。
魏平心里暗暗地想：自己就是因为被“拆迁”而住到岳父的家，怎么岳父家也要被拆迁了？真是祸不单行呐！同时，他考虑对街坊邻里们不好说自己是法律工作,者，不好讲价钱；对岳父、岳伯父、岳叔父，也不好开口谈什么“代理费”的问题，就与妻子小吉商量：“我如果干这事情肯定是白干，办砸了更加不好交差；现在我还不是正牌的律师，参加司法考试也要时间。所以，干脆跟大家讲我是家属、要回避此类事情，可以负责推荐别的律师来办理，我只在幕后做协助工作。这样不但不用劳心费神，应该还能得到一些中介费。”
小吉说：“这可是我们家族的大事，还有那么多邻居，你找谁办？”
“常健，曾经上过电视、以前和我一起在第六监狱工作的。”
小吉有点怀疑：“怎么没听你说过这个人？他是律师吗？”
魏平回答说：“是呀！我们打官司还碰到过好几次呢！”
小吉趁机埋怨：“怎么人家考得资格、你老是考不上？”
魏平没有自责，轻松地说：“他是趁年轻时冲一冲，就创过去了。”
小吉讽刺说：“难道你没有年轻过？一生下来就那么老？”
魏平满脸的不高兴，他把话岔到一边去：“你别乱扯啦！我要忙正事呐！常健原来的手机号码不用了，我还不知道怎么找他呢？”
“他在哪个律师所？直接到办公室找他不行吗？”
魏平拍了拍脑袋：“我同他打最后一场官司的时侯，他在A市第十二合伙律师所。对！我直接到办公室找他去，先见个面再说。”
魏平到第十二合伙律师所找常健时，常健不在办公室；郑彬估计可能是有业务上门，就以主任的身份接待了他，并直接打开话题：“你找常主任有事吗？他这段时间不常来律师所，你有什么问题就同我说吧！”
“你们律师所到底谁是主任？”魏平有些糊涂了。
郑彬笑笑说：“我是主任，如假包换！他以前在别的律师所做过副主任，大家叫习惯了，老律师嘛！我们都尊重他，干多干少就由他了。”
魏平若有所思：“郑主任，我现在有大单的房屋拆迁纠纷案件，想介绍过来，你们提成的比例是多少？你认为谁来办比较合适呢？”
郑彬想了想：“提成比例是各人自己掌握的，我是百分之三十，常主任是多少我不清楚！谁来办比较合适？这应该是你说了算。”
魏平说：“你是律师所的当家人，就你亲自来办吧！怎么样？”
郑彬摆点架子：“行！我完全对你负责。咱们就不麻烦常主任了！我估计这样的案件工作量比较大，我可能要带上我的助手。”
看见郑彬这样的派头，魏平感觉自己找对人了，就说：“好！”
经过双方进一步的切磋，魏平回头再做做工作，郑彬便与十几个拆迁户办了委托代理的手续，带着小覃律师介入案件。
拆迁涉及吉家老宅这一片居民区的工程，虽然是市政府“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但纯粹属于一种商业行为，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挂不上号。然而，市建设委员会的领导蛮当一回事来做，他们先后组织“城市房屋行政裁决申诉受理前听证会”和“房屋拆迁协调会”，政府有关部门、评估机构、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拆迁人、被拆迁人都有份参加；郑彬和小覃也参加了，对方的律师同郑彬很熟，但各为其主、毫不客气。
有一次，小覃过于感情冲动，在大庭广众之中讲了一些出格的话，马上被人向律师协会投诉。这个小插曲与“协调”不成功也许有点关联，市建设委员会很快就作出了《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书》。
郑彬、小覃理所当然地代理当事人（拆迁户）行政复议，不久，市政府又作出“维持建委行政裁决”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郑彬和小覃马上将案件引入行政诉讼法律程序，庭内、庭外的忙乎起来。
拆迁户们与市建设委员会的行政诉讼，一审时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市建设委员会的行政裁决部分违法”的结果，即基层法院认定“主裁”合法、但有“漏裁”的项目。对此，郑彬、小覃和当事人仍不满足，再接再厉又上诉到市中级法院，二审最终是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
由于城中区政府早就发出《依法实施强,制,拆,迁的通知》并组织了强,制,拆,迁，涉案的房屋在行政诉讼一审判决前就已经被拆掉了。
期间，郑彬和小覃为了一些枝节方面的问题，代理部分拆迁户与房地产评估公司进行民事诉讼，想以此来支撑与官方的行政诉讼，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均没有达到推翻评估鉴定的目的。
据说，在A市的房屋拆迁行政案件当中，几乎没有拆迁户胜诉的先例，得到“行政裁决部分违法”的判决，应该算是了不起啦！因此，郑彬、小覃面对拆迁户们，经常是“表扬和自我表扬相结合”、以功臣自居。
至于往后怎么办的问题，郑彬意味深长地对魏平说：“就象我已经给你们打开了房门，怎么去拿东西？拿多少东西？你们自己就看着办了！”大家私下个别交谈时，他建议得到“行政裁决部分违法”判决的拆迁户，直接向市建设委员会国家赔偿，双方可以讨价还价。
经过两年多的折腾，大家都疲惫了，有些拆迁户不再追随魏平和郑彬，有找省建设厅的，有告市政府的，还有越级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的；直接向市建设委员会国家赔偿的，已经没有几个。
后来，“郑主任”变成副主任了，常健也转到第十五合伙律师所，他一直未参与这件事情，甚至不知道有这回事。
魏平等到行政诉讼的第二阶段“战役”即将全面开始之前，才拿着市建委的《建设行政赔偿答复书》找常健去……
“老常呀！找你可真不容易！”这是魏平见到常健时的第一句话。
常健回答：“没有吧！这不见上啦！不过咱们很久没有交手是真的。”
“还交手呐？咱们联手吧！我这有单大案、要案、疑难案件。”接着，魏平把其岳父他们被拆迁的情况，简要地诉说了一遍。
“哟！都已经做到这一步了，你让郑彬他们继续干嘛！”
魏平笑了笑：“他不大愿意干下去了，怕毁了自己的英名呢！所以见好就收啦！哎！我听说他是你大徒弟？他带的那个小覃是你的徒孙？”
常健说：“都是过去的事啦！现在可是一代更比一代强。”
魏平不以为然：“姜还是老的辣！咱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既然你的徒子徒孙干不了，就由你师傅亲自来做，也让我见识一下嘛！”
话说到这个份上，常健考虑要接这个烫手山芋了，同时觉得当事人方面如果配合不好、是不行的，就琢磨着说：“试试吧！你也是搞法律的，我们俩人合作，代理费五五分成，税赋各自承担。你看怎么样？”
魏平明白“提成”与“分成”是有所区别的，就有一点不好意思：“我还要参加司法考试，时间、精力和水平都很有限呀！”
“你是老资格啦！还考什么考？就是考，也要理论联系实际嘛！何况这是你岳父家族的大事，你这当女婿的、在一旁看热闹可不对头！”
魏平想了想：“好！我就跟你学一学、练一练。”
常健笑笑说：“咱们是互相学习、并肩战斗！”
这时，紧跟着魏平“战斗步伐”的还有四户人家：他的岳父、岳伯父、岳叔父和街坊老全，他们原来的房屋被“强拆”前，虽然被迫搬到单位或亲戚家去住（不排除有的人有第二套房屋），或者是租房子暂住，却坚持拒领拆迁补偿款，以表示与“拆迁人”抗争到底的决心。魏平也懒得再费口舌去讲什么回避、不回避的问题，在常健办理手续的同时，就以第二代理人的身份赤膊上阵了。
市建设委员会给四个拆迁户都有《建设行政赔偿答复书》，其关键的内容是：
“你向本机关递交的《赔偿书》收悉。
“……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确认我委对该房屋所有权证未标明面积部分的拆迁补偿未予裁决（即裁决书第四项）违法，并准许我委对房屋所有权证未标明面积部分的补偿另行作出裁决。
“……房屋所有权证未标明面积部分的补偿，依法该责任应当由拆迁人来承担，而且拆迁人已经书面向我委表示愿意……依法进行补偿。所以，我委的行为并未对你的财产权利造成损害。
“……本机关认为你的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本机关不予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若不服本决定，你可在收到本答复之日起三个月内向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常健和魏平，代四户人家准备好《行政赔偿起诉书》等材料，到城中区法院办理立案手续，立案庭的接待人员让常健、魏平直接找行政审判庭。
常健、魏平到了行政审判庭，正好遇上卢庭长，忙把材料递给他，他粗看一遍后，就说“建委不是要补裁吗？你们怎么还诉呢？”
常健答话：“是建委要当事人向法院起诉的，它的《建设行政赔偿答复书》上写得清清楚楚，我们这四户只能照办。”
卢庭长再翻了翻材料：“简直是乱来！”他当即给建委打电话。
打完电话，卢庭长对常健和魏平说：“建委还要作处理，三个月的期限也还未到，你们回去等吧！解决问题主要靠它呢！”
常健想了想：“行！反正还有半个月的期限，我们就听你卢庭长的，到时侯建委如果还没有什么新动作，我们再来找你。”
半个月的期间内，建委什么动静都没有，常健和魏平只能找卢庭长去；卢庭长唉声叹气一阵子，就“在鸡蛋里挑骨头”、要常健他们修改诉状。
常健当即做了修改，完了又把它交给卢庭长。卢庭长无可奈何地说：“你们拿材料到立案庭吧！我给他们打个电话。”不知他是给谁打，说什么？
到了立案庭，一位姓王的女法官把四套材料如数收下，公事公办地说“按规定，我们将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你们回去等通知吧！”
常健、魏平一直挨到第七日也未见法院通知，忍不住又跑了一趟法院的立案大厅，见王法官端坐在那儿，就问起“立案”的事情。
王法官有点麻木不仁，她打个电话不知请示谁后，就开始给常健和魏平办手续。即将办好的时候，王法官接了个电话，办好的手续又不给常健他们了，只退给四份盖了法院签收章的材料（四个当事人各留底一份），说是请回去“等侯通知”（当事人从此就抱着一线希望在痴痴地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