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老大、吉老二、吉老三和老全，算是多年的邻居，其中吉家三兄弟的房产，是一座大宅院的左进、中进、右进，共用同一份《土地证》，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旧社会、新社会几个年代的证书都有；他们的房屋早已分户，各有各的房产证。就在大家苦苦等待城中区法院通知的日子里，魏平的岳父吉老二，收到市建委的“A建拆裁（补）字1号-112”《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书》；吉老三和老全所得文书的字号分别是：2号-113、3号-114，唯独没有吉老大的份。
市建委跨越几个年度的补充裁决，声称是应中级法院终审判决要求而作出的。它根据拆迁人提出的补偿方案，对“漏裁”的、被拆迁人房屋“无产权证”部分的面积，裁决由拆迁人按“市场价”的30％，给予被拆迁人补偿（注：此部分由“拆了就算是白拆”到每平方米补偿几百元，应该属于有点人性化了。但是，拆迁人在原地新建的商住楼，最高的售价是每平方米几万元。几百元与几万元相比，差额未免也太大了）。裁决书最后特别写明：“若不服本裁决，双方当事人可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个月内向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也可在60日内向A市人民政府或省建设厅行政复议。”
大家讨论怎么办时，魏平气愤地说：“一、建委补漏没有补全，漏掉大伯一家本身就是问题；二、隔几年的时间才作出补充裁决，没有法律依据；三、判决书的主文，根本就没有提到补充裁决；四、市场价以及30％是怎么来的？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五、凭什么要根据拆迁人提出的补偿方案来裁决，它怎么还会不服裁决，明明就是针对我们嘛！六、搞那么久每户才多补几万元！就想打发我们了！太过份啦！七、房屋都没有了！还提什么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八、行政复议原来也搞过，没有用的！我的意见是直接向法院起诉。”
吉家的女婿不愧是一个法律工作者，而且当了几年的副主任，他一口气的工夫，基本上就把案件的要害问题全部都说出来了。
吉老大火气也不小：“吉家我是老大，情况和老二、老三的一样！大家一起打的官司，我还没有死！补裁、补钱怎么就没有我的份了呢？”
常健见没人吭声了，就说：“吉大伯的事我是这样考虑，补充裁决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有没有、关系不大，不是有一国两制、多种经济成份、鸡蛋不能全放在一个蓝子的说法吗？咱们三家先诉补充裁决，吉大伯这边继续盯住法院已经签收的《行政赔偿起诉书》，两头作战，建委不可能总是有理吧！如果说补充裁决是正确的，为什么没有吉大伯的份？行政行为的规范性、统一性何在？既然建委不给吉大伯补充裁决，法院就应该及时立案审理他的行政赔偿起诉。其实，法院受理四家行政赔偿起诉那么长时间，早就该立案了！”
当常健、魏平将吉老二、吉老三和老全针对“补裁”的《行政起诉状》交到城中区法院时，立案庭让他们直接拿去给行政庭；卢庭长接过材料后，脸上有点笑容：“补裁啦！你们还不服呀？哎！原来不是四家吗？”
常健风趣地说：“不知建委怎么回事？它区别对待吉家三兄弟，不给老大补裁，制造新的矛盾，存心让人家打架呢！”
卢庭长笑容没有了，还皱起眉头：“这帮人怎么搞的？”
魏平用做生意的口气说：“上次的材料还在立案庭，要不就让我岳伯父一去跟进这次的诉讼算啦！也可以说是合二为一嘛！”
卢庭长认真地说：“不行！不行的！补裁三家、就三家先诉嘛！那一家建委还会补的，到时再说！这次不能算进来！”
常健在一旁觉得很好笑：“不是有做诉讼交易的吗？再谈谈条件嘛！”
卢庭长可能不知道常健是开玩笑，他更加认真：“不行的！绝对不行！”
常健又问：“上次的材料还立不立案？什么时候立案？”
卢庭长有点装糊涂：“那是立案庭和院领导考虑的问题。我们先办这次的吧！反正开发商也参与诉讼，我认为协商解决的机会还是有的；如果大家能达成协议，上次的事和吉老大的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吉老二、吉老三和老全的《行政起诉状》写明：市建委是被告，开发商（拆迁人）是第三人；诉讼请求是撤销被告的补充裁决，令被告和第三人连带赔偿原告被损毁房屋（未登记部分）的经济损失。
本来，魏平想“登记和未登记部分”一起搞，常健说不行，因为“登记部分”已经过法院生效判决的处理，未改判的情况下怎么搞？如果“未登记部分”能搞下来，照样可以解决经济损失的问题。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没有“补充裁决”的规定，而是明确规定行政裁决的程序，必须经过当事人的“”方能启动，如果房屋已经“灭失”是不能进行裁决的。对此，也许是法院和建委都很清楚，所以，判决书的主文根本就没有提到补充裁决，建委也迟迟做不出补充裁决，最后准备补充裁决时，甚至怂恿拆迁人做出“宽松”的姿态，多给被拆迁人多算几平方米的面积，以超过“有关标准”几元钱的单价给予经济补偿，企图用小便宜引诱被拆迁人认可其补充裁决。
法院开庭的时侯，卢庭长再次装糊涂问原告：“不是你们要求被告作出补充裁决的吗？人家给你们多算面积不好吗？”
原告的代理人常健一点都不含糊：“我们从未要求被告作出补充裁决，这次更是明确地请求撤销补充裁决；我们一贯是要求被告给予经济赔偿，法院签收当事人的起诉状一直未正式立案，我们手上是有凭据的。如果建委和法院真的能够按老百姓要求来办事，问题就好解决了！”
至于“多算面积”的问题，常健、魏平区分当事人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回答。吉老二的案件，因为计算的图表上有小吉的签字就认可了，何况“多得”也不是坏事。吉老三的案件，因为签字不清楚、且签字的人已经死亡，就不予认可；老全的案件，因为没有签字，就坚持自己的测算结果，他们俩人的声明是：坚持实事求原则和不想占公家的便宜。
以上做法，使对方的代理人及卢庭长哭笑不得。常健和魏平分析：对于几种不同的情况，估计法院很难一概而论。
被告与第三人在房屋拆迁行政裁决案件当中，可以说是上下其手、狼狈为奸，分别代表它们出庭的两个代理律师，是第十合伙律师所的老廖和老熊，俩人算是常健、魏平的老同事、老同学（过去大家同在监狱系统工作、同在政法学院读书，常健还曾经与他们同在一个律师所里合伙）。现在老廖代理建委、老熊代理开发商（拆迁人），不知他们是哪个单位的法律顾问？如果说是“合穿一条裤子”或者“一个鼻孔出气”也行！因为，有时候老廖帮拆迁人讲价钱，有时候老熊又可以“代表官方”说话，恐怕连他们都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
老廖过去对付“小年青”郑彬，自我感觉比较轻松，双方最多算是打了一个平手；如今应付常健这样的老律师，他就略微吃力一些了。《建设行政赔偿答复书》和“补充裁决”的文书，其实是老廖、老熊一手炮制出来的。老廖身为“官方”的代言人，建委管着开发商，老熊又是他的师弟，他想“内部”的配合没有问题；无论“外部”的条件如何，也要硬挺过关，并相信“官官相护”、“官官护商”的道理，认为有关方面会给予他们必要支持和帮助的。
城中区法院对“不服房屋拆迁行政裁决”案件的审理，超过了法定审限未能结案。期间，卢庭长曾组织两次庭外协商、调解活动，被告如同正式开庭时一样没有来人，并认为讲价钱是第三人的事情；其代理人老廖的托词是出差、忙、没空等等。老熊代表第三人来参加了，在赔偿（补偿）总额方面，他第一次给原告“让利”几百元，第二次“让利”几千元，并说明是授权有限，象打发乞丐一样对待原告方，直把常健和魏平气得够呛！
半年之后，城中区法院给当事人送达一审行政判决书，对于三个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一律是维持被告所作出的补充裁决、驳回原告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对此，常健和魏平已经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们与吉老二、吉老三和老全商量之后，很快就向A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
与此同时，常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即“…受诉人民法院在七日内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的，起诉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或者起诉…”的具体内容，将吉老大的《行政赔偿起诉书》一并交到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万万没有想到，立案庭的接待人员拒绝接受吉老大的《行政赔偿起诉书》，常健讲明情况、拿出城中区法院签收凭据及最高法院的文件都不行；闹到一位副庭长那里，他也只在起诉书上盖了一个木头章，并注明：此类案件暂不受理。把材料退给常健时，他说：你可以向当事人交差了。
A市中级法院开庭时，常健把吉老大、吉老二、吉老三和老全的情况统统搬出来了，合议庭法官不是说与本案无关，就是无动于衷；老廖代表被上诉人答辩，依然是理不直而气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老熊代表原审第三人出庭，旗帜鲜明地支持“政府机关”和一审判决，搞搞阵而已！
按照常健的设想，如果吉老大的事与吉老二、吉老三和老全的案件同步进行，建委和法院可能就会首尾不能相顾，很难要他们全输。
如何处理“部分违法”以及遗漏吉老大一户，对于建委方面而言，应该是工作失误，对于法院来说，则是战略战术的问题。
由于吉老大和行政赔偿诉讼挂不上常健、魏平的“战车”，加上二审法院庭审的态势，常健估计拆迁户的上诉没戏了。
几个月之后，A市中级法院行政审判庭故伎重演，象第一阶段的行政诉讼裁判完全一样，依旧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又折腾了两年多时间，一直追随魏平的拆迁户，前后总共打了六、七场不明不白的官司，每人仅仅“多得”几万元补偿款的数额。因此，他们口不服、心也不服，要魏平继续张罗向上级法院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