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健他们到东城区法院的时侯，已经快到上午下班的钟点；接待人员告诉常健，是民二庭的王副庭长独任审判，可以直接找他。
王副庭长接过常健递交的委托书、出庭证，有些迷惑地问：“建筑施工公司不是已经有一个代理人了吗？你们再来两个不就超员啦？”
常健知道一个案件只能有两个诉讼代理人的规定，此时却假痴不颠地说：“你们动员陈庭长回避，他就不好意思交委托手续了，公司让我顶替他的角色；小曾以前来过，我可是第一次来呀！正式代理的就我们俩人了。”
“我也是刚刚接手这些案件，总共16件呢！”王副庭长边说、边动手翻腾一个个粉红色的塑料文件袋子，“原来是洪干签收《应诉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的，他不是你们公司的人吗？你们要分开代理也可以呀。”
“公司领导研究过了，这个事不管你们分成多少个案件，就我们两个代理人，法定代表人开庭时可能也来。洪干是宁老板的人，只能代表宁老板。”
王副庭长认真地说：“宁老板没有参加诉讼呀！”
常健也很认真：“两次调解他好象都参加啦！”
王副庭长解释说：“那是庭外调解，非正式的。”
常健说：“那我就不懂啦！我也是刚接手的。”
王副庭长突然发问：“你们怎么得到诉讼文书的？”
“听说是洪干转交的，他说这些材料是公司的，不光通知书、传票，还有诉状和证据材料一大堆，我以为他们另有一套呢！”
王副庭长说：“恐怕你们要补签字，不然就乱套了。”
常健说：“现在签收合适吗？不是快要开庭啦！”
“不签怎么开庭？你们还要签原来的时间才行，请配合一下吧！”
常健讨价还价地说：“如果这样，你也要给我们签收一份《请求书》，我们要求追加当事人。这样才平衡，或者说是相互衔接。”
王副庭长想了想：“好吧！我的意见是，既然你们来了，下午先和原告方协商、调解，不行我再考虑追加当事人的问题。怎么样？”
常健见好就收，他表态说：“行！大家互相配合吧！”说完，他让曾艮拿出事先备好的、盖有建筑施工公司印章的空白便笺，写了要求追加宁老板和交通局为本案被告或第三人的《书》一式两份，让王副庭长签收了。同时，他也给王副庭长办了补签手续，双方好象做“诉讼交易”一样。
中午简单吃过午饭，常健他们找个宾馆住了下来稍微休息；下午上班时分，他们按约来到法院王副庭长的办公室。“嘿！老常。”一进门，常健就被人喝了一声，他定睛看过去：原来是“律师资格培训班”的学友老陈，他旁边还站着笑嘻嘻的小容，毫无疑问他们是一伙的，估计代理原告的就是他们了。
“你们好！老陈、小容，十几年没有见面，这么突然就见到了，幸会！幸会呀！”常健满面笑容的迎了上去，分别拉了拉老陈和小容的手，的确是有一些感慨。曾艮愣了半天还没能回过神来，只能傻乎乎地慢慢品味。
王副庭长笑呵呵地说：“熟人好办事，先公后私怎么样？”
“好说，好说，当年我们三人同房有一个月吧！也算是同学一场，不用再比高低啦！”老陈不怎么见老，他大大咧咧地把话也发了过来。
小容虽然有些见老，但仍笑得很天真，他跟班似的搭讪着说：“老常什么世面没有见过，肯定也认为是协商、调解的好。”
常健没料到是这样的局面，心想不要指望谁啦！学友已经是对手了，各为其主吧！突然，他看了看王副庭长的案头，再看小容身边的“随行物品”和曾艮手上拎着大捆诉讼文书、材料，一语双关地说：“你们可都是粉红色的卷宗套套，是否先给我们外地人同等待遇。呵！呵！”
这事一经点破，大家都有点尴尬。估计是老陈他们为把16个原告的材料分清楚，就用塑料袋分装文件，并替法院也做了相同的工作、没有避嫌。
“老常真幽默！”老陈干干的笑了笑。
经过一番打压之后，王副庭长开始组织双方协商、调解。曾艮负责讲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强调公司只是有个收百分之二管理费的合约，交通局和包工头之间差价问题不解决，赔本的事情怎么做？
老陈、小容则坚持要公司先认下“农民工”的帐，然后再与业主、包工头扯差价问题，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老陈原在司法局长的任上，就做过兼职律师、公职律师，市里关照他的那位领导退休后，他也提前退休了，牵头办起一家合伙律师事务所，把“律师资格培训班”的学友小容拉入伙。在东城区的范围内，老陈和小容的律师业务做得还不错，他们长期担任交通局等单位的法律顾问，可以号称地头蛇。
所谓农民工诉建筑施工公司拖欠工程材料款、劳资纠纷的系列案件，法院有时又称之为“追索劳动报酬”、“拖欠货款”纠纷，是东城区交通局领导和老陈、小容等人精心打造的杰作，或者说是共同导演的一出戏也行！
一年多前，交通局把公路工程发包给宁老板后，由于各方面的“费用”很大，工程过程中又有市场材料涨价的因素，竣工后将有一个“补差价”的问题；工程快竣工时，交通局领导打破常规，要宁老板给帮他做工的人办好结算手续，直接到局里支付款项。“做工的人”中领导的关系优先领到现款，少部分无依无靠的人，把建筑施工公司出具的“结算手续”交到交通局却拿不到钱，据说是超支了，但又不退还空头支票。工程完工了，没拿到钱的人找宁老板，宁老板让他们找交通局；扯皮扯出麻烦后，领导要法律顾问来处理。
老陈领着小容到交通局看完有关材料之后，与宁老板“接触”了几次，便觉得这个“包工头”不好对付，名下没房、没车，值钱的东西都在老婆、孩子或情人手中掌握。因此，就想到告建筑施工公司。他们编造一个理由，说原告与建筑施工公司达成口头协议，为公司提供材料、劳务，或以机械设备供工程使用。这堆案子，老陈和小容动了不少脑筋，首先是召集那些人开个会，说明交通局领导关心大家，专门委派法律顾问免费帮打官司，愿者交个身份证复印件、签几个字，就可以在家等着拿钱了；其次从局里的有关资料中凑足证据，给原告冠以“农民工”的身份，说是中央政策规定不能拖欠农民工的工钱，法院要尽快立案、尽快结案；然后合并给16个原告申办“财产保全”手续，统一由交通局下属的交通规费稽征所和公路管理所提供担保，一下子就连“标的款额”和“诉讼费用”足额计算，冻结建筑施工公司的银行存款。办完以上事情，老陈和小容就安心地等建筑施工公司或宁老板来协商、调解了。
与老陈、小容“一欢而散”后，常健觉得案情比原来的想象还要复杂，他只好带着“憎恨”缠住王副庭长扯追加当事人的问题；王副庭长打个折扣，同意有条件的追加宁老板为共同被告，希望常健他们做好宁老板的思想工作，不再要求答辩、举证时间，配合法院尽快审结案件。
常健和曾艮单独商议了一会儿，并打电话与柯副总经理简要地汇报、请示，然后对王副庭长说：“我们可以让宁老板或他的代理人明天上午赶到，同时尽量做好说服工作。”其实，他已经在心中有一个应对方案。
第二天上午，洪干以宁老板全权代表的身份赶到了，常健和小曾会见并做通他的思想工作后，大家一起去法院见王副庭长。
王副庭长早已打印好写明宁老板是共同被告的《参加诉讼通知书》，让洪干、常健和曾艮分别代表宁老板、建筑施工公司签收；然后，他郑重其事地对洪干说：“洪经理，下周三、周四两天开庭，你这一方没有意见吧！待会儿咱们做个笔录，说清楚你们不要答辩、举证时间，我再给你发开庭传票。”
洪干也一本正经的答话：“刚才常律师和小曾已经说了这个意思，我打电话给宁老板，他不同意怆忙地开庭。他说除了我这个代理人以外，计划再请一个律师，要有充足的准备时间；法律不是规定至少十五日的答辩、举证期限吗？他还打算延长时间。今天我不能领开庭传票，对不起！”
王副庭长愣愣地看着洪干，再看看常健和曾艮。
常健看到自己导演的“戏剧”已经成功地上演了，他在脸部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示，心里却早已是爽歪歪啦！曾艮则干脆“狠心”地把头别向一边去，不与王副庭长那双可怜兮兮的眼睛对光。大家不再劝洪干了。
王副庭长没能完成领导交给的“年前审结案件”的任务。
涉案的“农民工”们，因久久拿不到现钱，经常找老陈、小容的麻烦，有的企图和宁老板和解、尝试要求撤诉；有的直接找交通局算帐、并表示了达不到目的不罢休的决心。后来，这些人干脆集中起来，到城区政府门口“静坐示威”闹了一次；有关领导当即把交通局的头头叫去训斥一番，交通局的头头则把责任往法院方面推。从此，法院不再给老陈和小容好脸色，还根据常健原先递交的，把交通局追加为“第三人”，令其参加本案诉讼。
“拖欠工程材料款、劳资纠纷”系列案件到了这样的地步，交通局领导和老陈、小容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甚至，老陈和小容好象还有点“里外不是人”的感觉，被迫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各种压力。
有了压力就有动力，老陈、小容只好继续想办法，最终想出了“收购原告债权”的一个妙招。即由交通局方面出资，谁闹腾得厉害，就办个手续，先把钱给他、将他摆平，约定好以打官司蠃得的钱数填补回来。此事只能个别的处理，老陈和小容让得钱的人不要声张，如同做地下工作一样，暗暗地运作；总共办了多少人，只有他们以及交通局的相关人员清楚。
期间，交通局领导和老陈、小容与建筑施工公司的头头电话、电传商榷了几次，但因价钱问题谈不拢，无法达成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