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等16人诉建筑施工公司的棘手案件，东城区法院在立案四个多月后，由王副庭长电话通知当事人前往参加再次调解，说是如果调解仍不成功、就得办理有关的手续了。这次去东城，仍由建筑施工公司派专车，除常健和曾艮两个诉讼代理人外，还顺便捎带宁老板的代理人洪干。
常健分析：简易程序的时限已经超过一个多月，倘若不能调解结案，法院肯定要转换为普通程序的。因此，他对曾艮和洪干说：“小曾、洪经理，如果调解不成，王副庭长让我们签收文件时，我们不能倒签日期；万一法院乱作判决，我们提出上诉的时侯，程序违法就是理由之一。”
“常律师，你说怎办就怎办吧！”曾艮当即就表了态。
“法律上的事，就由律师把关啦！我还要考虑如何对宁老板负责的问题。”洪干不冷不热的，好象要与建筑施工公司保持距离。
常健感觉洪干是有思想问题，可他说的话没有错处，就暂不深究。
A市到东城有四小时左右的车程，路上王副庭长的电话一直催问常健他们何时可以赶到；考虑到调解需要充裕的时间，大家商定下午到法院。
下午去到法院的时侯，为了不使人认为建筑施工公司和宁老板是一伙的，常健、曾艮和洪干分批进入王副庭长的办公室；常健和曾艮进门时，老陈、小容已经在座，大家寒暄几句，待洪干也进来之后，王副庭长干咳一声，就正式发话：“人已经到齐了，我们开始协商、调解……”
常健先是左右看看，然后举举手、笑着插话问道：“老陈和小容是代表原告、还是第三人？或者是分别代理？两头兼顾？”
老陈老脸皮地说：“老常何必计较那么多？如能解决问题，怎么算都行！”
王副庭长又干咳一声：“今天还是庭外调解，也可以说是非正式的。”
大家都不再吱声了，也算是给王副庭长的面子。但是，“调”了半天时间，仍“解”不开问题的死结，还是“钱”在作怪！
王副庭长忙乎大半天的唯一成果，就是向大家宣布了转换程序的事宜，他让各方面等会儿把手续办了。老陈说“先照顾外地的当事人吧！我们明天再过来办。”他和小容郁闷地撤离现场，走前不忘给常健一个笑脸。也许，他们是为了避免代表原告、还是第三人的尴尬，或者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五、六分钟后，王副庭长从其他办公室把16份《转换程序通知书》拿来了，在把材料分发给曾艮和洪干的同时，他对常健说了《转换程序通知书》签收时间要提前一个半月的意思，希望能够理解并帮做做曾艮、洪干的工作。曾艮和洪干俩人一反“签收文件之前要看清楚、并问过律师”的常态，不待常健发话，很快就签完了16份《送达回证》。等王副庭长反应过来，“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常健只好陪着他苦笑，怎么回事大家却是心知肚明的。
在从东城回A市的路途中，由于天黑行车无所事事，常健回顾了当天的情况，并想借机做一下洪干的思想工作，他说：“洪经理，今天表现得不错呀！不愧是公司的老员工了，往后大家就这样配合下去！”
“可我对公司还是有意见的。”洪干好象不领情，他老人家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令人不快的言语，可能是想趁机说点什么。
常健有点吃惊：“哟！怎么回事呢？”
洪干说：“按照公司和宁老板的合同、和我的协议，我的工资是由宁老板直接支付的，可吴总硬要改为先转到公司、再发给我，结果两头衔接不好，我去年8月份到现在都没有工资，可事情却照样要干。”
曾艮插话：“洪经理，宁老板没有钱转过来，怎么发给你？公司的百分之二的管理费也没得嘛！为这个项目还贴了不少钱，包括打这场官司。”
“所以我说吴总乱搞。”洪干更加来气了。
“公司给宁老板挂靠，未得好处还要帮他擦屁股；你是公司的人，却帮外人说话，好象不妥吧！”曾艮继续他的辩论发言。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是天经地义的。再说，公司什么时候把我当自己人了？”洪干也不甘示弱，边防守、边反击。
曾艮说：“你拿过人家的钱财没有错，可我们公司真的还未曾收到宁老板的费用。怎么说你也是公司派出去的人，不认这个行吗？”
洪干反诘：“谁敢说吴总没有得过宁老板好处？”
常健看到自己点起的火乱烧，不能再不吭声了，“洪经理，你到底是对公司有意见？还是对吴总有意见？有意见也要好好的提嘛！”
洪干的怒火已无法平息：“还不是一回事？我老家伙一个，提意见有什么用？费劲不讨好、里外不是人。但是，我帮宁老板说话没有错！”
曾艮不再说话了，他对洪干已经有点憎恨。常健感觉今后要注意提防着洪干，因为这人不是那么容易掌控的。
东城区法院立案大半年后，正式开庭审理张三等16人诉建筑施工公司、宁勋“拖欠工程材料款、劳资纠纷”的案件了，“共同被告”对外还是统一战线，吴总和宁老板没有到庭，仍旧由常健、曾艮和洪干分别代理；原告一个都没有露面，老陈、小容作为他们的全权代理人，一切包办了。
最有意思的是交通局，它就象插足别人家庭的“第三者”似的，躲躲闪闪、尴尴尬尬，本不愿出面，可又被迫现身；因为其法律顾问已经代理原告了，不便再分身，只能派一个副局长来应付场面，不然法庭缺席审判、将有损政府机关的形象。但是，“第三人”到庭后坐什么位置也是个问题？
审判席的两边：一边是原告席、一边是被告席，各有三个座位；原告席那边还空有一个座位，论各方当事人的关系、在本案所起的作用，“第三人”往那儿坐也是应该的；可又象是与“红杏出墙的妇人”坐在一起了，太过于显眼，使人很容易就联想到“第三者”的插足！王副庭长动了一下脑筋，便叫书记员在被告席边上加个座位，让副局长将就着坐。这样，交通局就与自己的冤家对头坐在一起，与自己的法律顾问坐在“对立面”了。
开庭的过程中，“第三人”与“原告”配合默契，俩“共同被告”也互相协调，大家心照不宣，以“经济”为中心，甚至不考虑避不避嫌的问题。法庭调查的争议焦点、法庭辩论的慷慨陈辞，与“炒旧饭”的概念差不多，几乎没有什么激情；由于分岐太大，法庭调解无法进行。
休庭后，各位代理人草草看过《庭审笔录》，签字完毕就走人了。分别前，老陈和小容再次拉了一下常健的手、冰冷冰冷的。
开庭的几个月之后，王副庭长荣升东城区法院民事审判二庭的庭长，他“新官”一上任，立马带着随从人员专程来了一趟A市，给建筑施工公司送达一张12月4日上午9时宣判的《传票》。
为按时参加宣判仪式，吴总派车于12月3日晚上将常健、曾艮送到东城。第二天上午，常健和曾艮准时进入法院的办公大楼，到“民二庭”却找不到一个法官；一个新来的书记员一边忙碌、一边对常健说：“王庭长他们都开庭去了，让我告诉你们在大厅等候，判决书弄好就发给你们。”
常健看情况不妙，就气乎乎地责问道：“传票上写明是9时宣判，我们提前连夜赶来了，你们法院却不当一回事！到底要我们等多久？”
年轻的书记员陪着笑脸说：“对不起！我还要去文印室校对、装订判决书；按规定你们不能呆在办公室，请到大厅等吧！”
常健和曾艮灰溜溜地从楼上走下来，只能在大厅里干等，他们见不到法官，也未看到“原告”和“第三人”方面的人，甚至连宁老板或洪干都没见着。常健预料法院一审判决的结果可能不利于己方，他就同曾艮商量对策；俩人决定签收判决书的时侯，要写明情况和具体时间……
11时50分，一个法官和书记员捧来两摞文件。分发判决书时，曾艮一面看判决内容、一面张口提意见，明显带有憎恨的情绪。常健埋头在《宣判笔录》上写道：“我们9时准点到庭，没有开庭，11时50分收到判决书。是否上诉，由法定代表人决定。”16份《宣判笔录》，他一份不漏；他边签字、边说：“小曾，快下班了，你负责签送达回证，抓紧时间吧！”
从东城区法院的办公大楼出来，上到建筑施工公司的汽车之后，常健按判决书的定性，把16个原告的案件作了具体分类，其中“买卖合同纠纷”6件、“租赁合同纠纷”5件、“劳务合同纠纷”4件、“交通运输合同纠纷”1件。他发现：系列案件已经没有多少“农民工”的痕迹了。
以上判决书的主要内容是：认定建筑施工公司把建设工程转给宁老板承包，是宁老板（非建筑施工公司）与原告达成口头协议，他是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受益人，应承担支付欠款的民事责任；判决宁老板支付原告的欠款，并由建筑施工公司负连带清偿责任，俩被告共同负担案件的受理费。
曾艮的情绪还是很激动，他说：“我虽然不太懂法律，但要论法律关系，算是我们为交通局做工程，它作为业主未结清工程款却没有责任；宁老板算是帮我们做工，该得的、已经得了，所以他根本不*心；原告帮宁老板做工，没有得到的钱，却直接找我们要。我们搞工程，不仅分文未得，还要倒贴钱，这公理何在？按吴总、柯总的意思，我们上诉是肯定的。”
后来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大家又在再审和执行程序上纠缠，两个老陈直接交锋了，常健就不再跟进，由他们折腾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