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律师的业务越来越少，方权、辛海、凌森、老文还坚持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洪新、翁池、谢柳、郑彬还做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岑光、小康和常健则改做聘用律师或“挂靠式”的“合伙”了，而卢辉等一些老律师和女律师，干脆就办了“歇业”的手续，或者直接转行走别的门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常健不再顾及过去曾经作出的誓言，也算是为“生活”所迫，经熟人介绍，他接连受理了一些“鸡鸣狗盗”案件。
其中，有一个案件是：被告人韦某，因晚间乱窜A市新城区的“城中村”、被怀疑与“撬门入室盗窃”系列案件有关而受到拘留；他招供了几十次作案后，又被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时，家属聘请常健做辩护律师。
开始，常健以为是一般的刑事案件，按照正常程序办理；去看守所会见韦某时，韦说被抓那天并没有作案、在公安机关被刑讯*供。
案件到了一审法院，律师便可以“阅卷”了，常健注意到：韦某有犯盗窃罪的前科、曾经被法院判刑一年；这回公安机关办案时，审讯记录韦某作案共有几十次；公安机关给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认定盗窃作案是十几次。检察院审查起诉时，《起诉书》认定的是：韦某盗窃作案七次。
常健再次去看守所会见韦某，他说他有前科不错，这回确实也做有坏事，但《起诉书》认定的是七次盗窃，肯定不是他干的。
法院开庭审理韦某盗窃案时，常健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 我认为检察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证据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检察机关在《起诉书》所列举的证据中，没有涉及有关被窃物品的下落，我们都知道：抓获盗窃犯，不外乎是人赃俱获；要不就是有被卖赃物所得赃款，或者案犯的有关供述。这正是本案所缺少的东西。
2。该案缺少直接证据，例如平时所说的“抓现场”的材料，被告人盗窃过程中所留下的指纹、脚印、痕迹或是现场目击者等。
（二）本案存在程序违法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在本案的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对被告人的盘问留置时间是从去年5月31日22时开始到6月1日22时50分止。已超过人民警察法第9条规定的法定时间24小时且无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的延长批准。
2。讯问的合法性有问题，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公安机关拘留人的时候，必须出示拘留证。”第65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据查阅案卷记录发现：新城区刑侦大队对被告人的第1次讯问是从去年6月1日23时25分开始的，但此时公安机关并没有对被告人刑事拘留。而在此后的第2次讯问笔录中，我发现了迟来的刑事拘留通知。因此，这次询问的合法性有待考究。
3。在本案的审查起诉阶段，从起诉书上看：公安机关早在去年9月3日就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但起诉书却是于12月23日才作出的。刑事诉讼法第138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本案审查起诉的时间，已经大大地超过相关法律规定的时限。
一审开庭后不久，法院下达判决书，认定韦某盗窃作案三次，数额巨大构成盗窃罪，因是累犯依法从重处罚，判有期徒刑四年。
韦某不服一审判决而提出上诉，其继续聘请常健做辩护人；二审法院开庭审理案件时，常健针对一审判决，又发表新的辩护意见：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1、《起诉书》末提到、案卷材料里没有、庭审中也末出示“指纹鉴定”这一证据，不知一审判决书凭什么写上公诉机关出示了“指纹鉴定”，而又不把它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判决书3至4页列举并“确认”的证据中就无此项）？
2、据被告人陈述，其在案件到了检察院之后，立即否认了原在公安机关“交待”的“犯罪事实”。现在，案卷中末见有公诉机关的讯问笔录或“补充侦查”的材料，可是一审判决书中又有“公诉机关提出”延期审理（补充侦查）的说法，不知道检察院查获些什么？为什么不予以公开？
3、一审判决认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盗窃罪罪名成立，却没有证明被告人作案的物证。例如：本案的赃物没有，留在犯罪现场的指纹、脚印没有，作案工具（所谓的“塑料插片”、“铁制工具”）或者与被告人作案有关联的其它痕迹也都没有。此外，也没有“证人证言”方面的材料。
4、据被告人陈述，自从被宣布拘留并到看守所之后，他就从末去过所谓的现场。因此，如果说他去年6月5日去“指认现场”拍照，或者在6月12日做《现场指认笔录》，那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有《提讯证》在、可以核对。一审判决书在列举证实犯罪事实的“证据”时，没有对公诉机关出示的“现场指认笔录及照片”进行确认，可（在判决书第4页）又有“现场指认照片及笔录等证据相互印证”的说法，实在是令人费解。
（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一审法院在办案程序方面有违法之处，主要的表现也是在4个方面：
1、从案卷材料来看，被告人于去年5月31日22时被带到公安机关盘问、留置，直至6月2日21时40分“第二次讯问”时宣布刑事拘留，其间末见有批准延长留置（继续盘问）或传唤、拘传的法律手续。被告人“承认作案”，就是在6月1日23时50分至6月2日3时50分“第一次讯问”这种非常情况下开始的，哪个时间段，不是正常的作息时间。
2、起诉书中写明公安机关是去年9月3日移送审查起诉的，至今末见有“补充侦查”的法律手续，而检察机关直至12月23日才作出起诉决定，已经大大地超出了法定的办案期限。
3、一审判决书称本案是去年12月26日向法院起诉的，审理过程中公诉机关提出，法院依法延期审理一个月，可案卷里《流程管理信息表》无此记录。检察院今年1月5日建议延期审理、2月5日建议继续审理的文书，辩护人在1月10日去一审法院阅卷并领取《出庭通知书》时末曾见有，2月6日的庭审时末听说过。如果说真有这么回事，也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65条的规定。因此，无论检察院是去年12月23或26日起诉，一审法院今年2月17日才作出判决，都已经超出法定的期限。
4、本案一审法院末依法公开宣判（没有宣判笔录，只送达判决书），被告人于2月23日提出上诉后，一审法院末按法定期限将上诉状及案卷移送二审法院，致使本案迟迟不能进行二审，并造成被告人长期羁押在看守所里。
综上所述，希望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作出公正裁决。
A市检察院出庭的检察员对常健所提的“指纹鉴定”耿耿于怀，说不可能没有；审判长要他出示，他拿不出来，却建议休庭延期审理。
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时，检察院出庭的检察员不再提“指纹鉴定”的事情，而是坚持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拖延了一段时间，作出的终审判决书认定韦某作案两次；同时，特别强调对A市检察院的意见，本院予以充分考虑，判决：（一）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二）上诉人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收到二审判决书后，韦某及其家属说律师辩护有一定效果，还要申诉。常健觉得意义不大，心想韦某已承认有错又是累犯，司法人员办案虽然粗糙，而他也有必要继续改造，就由他们自己弄去了。
韦某盗窃一案刚刚了结，常健还未来得及向介绍人邀功，他就主动找上门，一边说感谢常健，一边又说他姐夫的姐夫的儿子，在北区被公安机关以“职务侵占、盗窃”同案犯的罪名抓起来了，也是一个冤假错案；由于已经移交检察院处理，要常健赶紧去抢救。
常健按规定办了手续后，去北区检察院起诉科，复印了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并且了解到：在南某数次实施窃取、侵占公司货物行为的过程中，有一次邵某曾经帮南某将价值1400元的两台电脑主机，拿回自己住处存放。因此，邵某就被刑事拘留、逮捕、移送审查起诉。
常健去看守所会见时，邵某说他不知道南某是偷盗，自己也无意占有那两台电脑主机。因此，常健认为邵某不构成犯罪，就给检察院交了一份《辩护意见书》，建议对邵某作出“不起诉”的处理。
后来检察院将邵某的案件材料退回公安分局，公安分局就以“情节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为由，将邵某释放了。这小子从看守所出来后，也不同常健打个照面，便消失得无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