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当事人最初到法院打民事官司的时候，各方诉讼地位、目的比较清楚，起诉者是原告、被诉者是被告，一方要求法院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另一方希望法院驳回对方的诉讼请求。少数案件还有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和无独立请求权两类，其法律地位与原告或者被告差不多。
二审的情况就有些复杂，因为原审法院的判决只能是“一边倒”（调解结案的例外），不服原审判决而提出上诉者，按规定要列对方当事人为被上诉人（也有极少数人稀里糊涂地列原审法院或法官而闹出笑话的）。但是，其在诉状中列举的上诉理由，都是原审法院或法官的“不是”（直接追究对方当事人的很少），例如“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违反法定程序”这样的指向就很明确。被上诉人方面则极力维护原审判决，其通常表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恰当，符合法定程序。”唱赞歌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胜利成果。如果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个判决都不满意，都提出上诉，那么这个判决就很容易被推翻，当然这种情形几乎没有。此外，二审改变一审判决的也不多，因为一些较为重大、疑难的案件，下级法院早已向上级请示汇报过了，上级法院维护下级的多、属于正常现象。
我国法院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二审民事判决一经宣判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再审不影响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再审想要获得立案也不容易。而宪法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老百姓不服二审判决，仍按习惯搞申诉、写申诉书，也不管它效果如何？反正很少叫“再审”的。
据杨庆介绍，涉及他的案件大概情况是这样：
2003年1月，林振、玉风夫妇俩人成立了一家名为A市福禄娱乐有限公司的企业；2月，福禄公司与A市林荫公园签订《联营合同》，约定林荫公园以现有规划土地约820亩及其基础设施作为投入，福禄公司投资3000万元，对林荫公园进行开发、管理和经营，联营期限为50年，合同（含林荫公园授权福禄公司对外招商引资的委托书）经过省公证处的公证；3月，杨庆、陈萍、王瑶三人受林振“招商”的鼓惑，入股福禄公司（玉风把其股份转让给王瑶后退出），公司股东会决定由林、陈、王三人对公园分区承包经营，仅杨庆一个股东没有搞承包；6月，一个名叫宋会的D省人找到林振，声称他是出家人，自告奋勇要做林荫公园里面圣堂庙的住持，说由他负责找100万元资金为破庙重塑金身，林振不仅答应了这桩好事，还承诺送给他（福禄公司）5％的干股；12月，杨庆想辞去副董事长的职务当“甩手掌柜”、就与林振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委托林振管理其在福禄公司的股份。
2004年1月，杨庆对林振不大放心，又撤销了与林振签订的委托协议；林振则用福禄公司的名义，与A市龙门文娱有限公司（宋会不知用什么手段占有其20％的股份）签订《租赁承包合同》，转包其个人承包范围的约200亩土地；王瑶与林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率先退出福禄公司；G省大化饮食服务有限公司向福禄公司支付第一笔“联营款”30万元。同年2月，林振用福禄公司的名义和大化公司签订第一份《合作开发协议》，将其及王瑶原来承包的400亩土地与大化公司“共同开发经营”49年，明确约定协议不受福禄公司与林荫公园《联营合同》变化、变更、解除的制约，并经过省公证处的公证；随后，大化公司“全体股东”决议：增加宋会、玉风（林振的配偶）为公司的股东，各持有20％的股份；林荫公园给福禄公司发通知：撤销授权福禄公司对外招商引资的委托书。同年3月，林振用福禄公司的名义和大化公司签订第二份《合作开发协议》，林荫公园给福禄公司发通知解除《联营合同》，陈萍与林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退出福禄公司。同年4月，杨庆也与林振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书》，并收到林振之弟代交的“购买股权定金”30万元。同年5月10日，为解决林荫公园与福禄公司是否继续联营的问题，A市林业局及林荫公园的领导同林振一起开会并达成共识：双方可以继续合作，杨庆必须在5月底前退出福禄公司。5月21日，杨庆收到林振交给的“股权转让金”余额70万元，自以为是彻底退出福禄公司了。同年6月，林振用福禄公司的名义又与大化公司签订两份协议书，并到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事项、把福禄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宋会和林振俩人。同年10月，林荫公园向A市中级法院起诉福禄公司，要求确认其《解除联营合同通知书》的效力。
2005年3月，林振私自到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将福禄公司股东变更回原来的杨庆、陈萍、王瑶、林振四人；5月林振因宋会控告其涉嫌“挪用资金罪”而被拘留、逮捕；8月，A市中级法院作出（2004）民二初字203号判决，确认林荫公园给福禄公司发出的《解除联营合同通知书》合法有效；12月，大化公司给福禄公司发通知解除双方签订的全部协议，G省检察院对（2004）民二初字203号判决提出抗诉。
2006年4月，A市中级法院依照省高级法院的要求，再审林荫公园与福禄公司“联营合同纠纷”案，9月作出（2006）民再抗字第20号判决维持原判。同年11月，A市中级法院受理大化公司诉福禄公司、杨庆、陈萍、王瑶、林振“合作开发合同纠纷”案，把已经退出福禄公司的杨庆、陈萍、王瑶三个“老股东”拉扯到诉讼活动当中。同年12月，A市新城区法院作出（2006）刑初字第84号判决：林振犯职务侵占罪处六年徒刑。
2007年3月，A市中级法院作出（2007）民一初字3号判决：一、解除大化公司与福禄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及《协议书》；二、福禄公司退还372万元款项给大化公司；三、福禄公司向大化公司支付372万元款项的孳息；四、杨庆、陈萍、王瑶、林振对福禄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大化公司要求福禄公司支付200万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同年6月，杨庆不服A市工商局作出的股东变更登记，向A市新城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同年8月，省高级法院受理杨庆、陈萍、王瑶不服A市（2007）民一初字3号判决而提起的上诉，12月作出（2007）民一终字148号判决：一、维持A市（2007）民一初字3号判决第一、二、三、五项；二、变更A市（2007）民一初字3号判决第四项为：林振对福禄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008年5月，省高级法院作出（2008）民申字第146号裁定：再审大化公司与福禄公司、杨庆、陈萍、王瑶、林振“合作开发合同纠纷”一案。同年12月，A市工商局作出工商企处字（2008）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撤销福禄公司2005年3月股东变更登记。据此，杨庆向A市新城区法院撤回自己提起的行政诉讼，得到新城区法院的准许。
2009年6月，省高级法院作出（2008）民再字第69号判决：一、维持本院（2007）民一终字148号判决第一项；二、变更本院（2007）民一终字148号判决第二项为：变更A市（2007）民一初字3号判决第四项为：林振对福禄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杨庆对福禄公司的本案债务在115万元及孳息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陈萍……王瑶……承担清偿责任。
杨庆脑力有限，他想不明白：公证过的法律文书可以不算数，福禄公司与林荫公园的联营合同、福禄公司和大化公司的合作开发协议都废了；行政机关的工商登记可以不算数，自己好象又是福禄公司的股东，好象又不是；法院的判决书也可以一改再改，这官司似乎有始无终、有头没尾。
省高级法院的“三审”判决作出后，杨庆一度对法律失去信心，他不再请律师，自己写了一些《官商勾结》、《再调查请求书》等文书，胡乱地向政协全国委员会等机关单位发送，并抓紧时间清理自己的财产。
A市中级法院没有给杨庆喘息的机会，它根据大化公司的，继续执行原来作出的冻结、查封败诉当事人财产的裁定，甚至追加了杨庆的配偶为“被执行人”、查封和扣押了他们四套（栋）房产及一辆小轿车。这样，杨庆想卖给尚林的房屋也被查封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打算请常健以法律顾问的身份出谋划策，把案件翻回到省高级法院“二审”判决的状态。
常健与当事人打交道的作风是：首先他希望对方能把情况或问题讲清楚，然后明确是想要指点（当事人怎么做），或者是想要他帮做什么？他最讨厌那些半天讲不清楚情况或问题，不懂得自己想怎么样的人；因为对方一个劲地倾诉，不惜浪费他的时间和精力，又不认真地听他说话。
由于尚林等人犯过常健的忌讳，因此，常健与杨庆约定：法律顾问按月收费，先付费后工作，领一个月费用、要做满当月顾问的时事；不愿继续请法律顾问以停止付费作表示，不愿继续做法律顾问以停止领款为辞职。
双方谈好条件后，杨庆付给常健第一个月的法律顾问费，并交给他一大堆复印材料，要求一周内拿出《申诉书》的初稿。
常健按照时间顺序，把乱七八糟的文书材料排列好，然后逐份细看，遇到不明白处就找杨庆问清楚，他陆续又补充了一些资料。
从材料上看，大化公司与福禄公司、杨庆、陈萍、王瑶、林振“合作开发合同纠纷”一案在两级法院已经历时三年多，先后参与诉讼的律师有方权、洪新、古汉、翁池、郑彬等多人。其中，经贸律师所主任方权，带着个徒弟一直代理大化公司；第二十合伙律师所的副主任洪新和古汉代理过杨庆，翁池以及第十合伙律师所主任小文代理过王瑶；A市第十二合伙律师所的副主任郑彬和另外两个律师，分别在不同时期代理过陈萍。
一审时，大化公司起诉的理由主要是：福禄公司和林荫公园签订的联营合同被法院判决解除，无法履行与其的合作开发协议，应承担违约责任；而福禄公司是林振、杨庆、陈萍、王瑶共同出资开办，他们将大化公司支付给福禄公司的372万元补偿款，以股权转让的名义全部分光，致使福禄公司丧失对债权人的偿债能力；且福禄公司的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股东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福禄公司和林振辩称：福禄公司没有违约行为，法院判决解除联营合同是“不可抗力”、不应承担违约责任；股东转让股份是合法自愿并经公司认可，林振购买股份的资金来源于个人招商引资所得，大化公司明知且不违法，股东退股后不应再对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杨庆、陈萍、王瑶共同答辩：三人将股份转让给林振后已不再是福禄公司的股东，福禄公司的债务应由其自身承担。法院认为：福禄公司股东之间转让股份，未按法定程序进行并履行相应手续因此无效，杨庆、陈萍、王瑶仍是福禄公司股东，依法应承担责任；大化公司与福禄公司的合作开发协议合法有效，因福禄公司和林荫公园签订的联营合同被法院判决解除，合作开发协议亦应解除；福禄公司和林荫公园之间联营合同的解除，是由不可归责于合同当事人的原因造成，故大化公司要求福禄公司支付违约金不予支持；林振、杨庆、陈萍、王瑶作为滥用权利的股东，应对福禄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审时，杨庆、陈萍、王瑶各自为战，每人都提出上诉，都交上诉费；各施各法，每人都另找律师，都另辟蹊径；“不约而同”的是，他们都认为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致要求上级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的第四项。由于林振已经失去人身自由，福禄公司已经失去往日的辉煌，所以它们没有上诉，没有委托代理人，甚至没有参加诉讼活动。大化公司的答辩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都未提交新证据；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但是，二审判决认为：杨庆、陈萍、王瑶转让全部股份后不再是福禄公司的股东，福禄公司于2004年6月依法向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无证据表明杨庆、陈萍、王瑶有抽逃资金、逃避债务的行为；大化公司支付给福禄公司的372万元，只能由福禄公司偿还，而该款项是林振个人经手使用，一审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其未上诉。因此，维持一审判决第一、二、三、五项；变更一审判决的第四项为：林振对福禄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时，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福禄公司、林振负担。
再审过程中，大化公司称：福禄公司的法人财产、法人资格及业务与公司股东的财产、主体及业务混同，各股东以股权转让方式逃避债务，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其有新证据证实上述主张成立，请求再审改判维持一审判决。杨庆辩称：大化公司认为福禄公司的财产、人格及业务与股东混同没有依据。陈萍辩称：福禄公司与股东不存在财产、人格及业务“混帐”的问题。王瑶辩称：其与林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前、大化公司与福禄公司签订合作合同在后，不可能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大化公司的利益。
福禄公司及林振“没有到庭亦没有答辩”。
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除“与一、二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以外，还查明了七、八点似新、似旧的所谓事实。
再审判决认为：福禄公司（对大化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杨庆、陈萍、王瑶作为福禄公司的股东和高层管理人员，未按法定程序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并非善意取得股权转让费；林振侵占公司财产已经构成犯罪，用于支付给其他股东的款项不属于个人合法财产，杨庆、陈萍、王瑶取得的款项属于不当得利，使福禄公司对外偿债能力降低，损害了大化公司的利益；二审判决部分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