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叶远对常健说：“常律师，我要和我儿子签一个协议书，给他80万元出国读书，从此他名下的房屋以及财产继承权，都没有他的份了。我已经拟好协议书的草案，还打算去办公证，你帮我看看行不行？”
本来，法律顾问是不负责顾问单位干部职工个人事务的，常健出于好奇，并鉴于上次的不愉快，就热心地问：“怎么回事？我听说过把儿子养到十八岁的故事，据说是签了父子协议。你也要这么干了？”
叶老板无奈地笑了笑：“我何止把他养到十八岁？他已经是二十几岁的成人了！”接着，就郁闷地给常健讲起自己的故事：叶远在原单位有一套“房改房”，后来另外买住宅的时侯，就用了儿子的名义；他离婚不久，又住到新夫人单位的“房改房”，接着用后妻所生女儿的名义，再买一套商品房。目前，他们一家只住了其中一套房屋，其他的房产全部出租，有时为资金周转还临时抵押给银行办贷款。
叶子今年大学本科毕业，见不少同学吵着出国镀金，他也想到国外去留学。本来，叶远不大愿意他出国，就说没有那么多钱。叶子说：“我不是有一套房屋吗？把它卖掉肯定够我留学几年的花费。”
叶远反问：“你有房子吗？你什么时候买的？”
叶子认真地说：“那套房产证上只写我一个人名字的，以前不是讲送给我了吗？长辈说过的话就要算数，不能欺骗晚辈嘛！”
“本来是打算留给你以后结婚成家的，如果真要卖房、出国，你就混出个名堂，不要考虑回来了！”叶远想出这么一招，让儿子断绝后路、背水一战，并声称后妈生的妹妹年龄还小，其余的财产归她了。
叶远签协议、办手续，一是为了激励儿子，二是表现给夫人看，三是作好假戏真做的准备、不定什么时候真的把那套房子卖掉。
常健听完故事有点感动，就说：“好！我帮你看看。”他替叶老板认真地审查和修改《协议书》，并思考了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叶子名下的房屋，原本是出租的，物业管理费也一直由租户承担；其出国不久，旧租户就搬家了，叶远尚未找到新的租户。
这时，小区业主们闹着要成立业主委员会，叶远就以叶子的名义亲自参与此事，还想当个头目。业主积极分子们企图以“拒交物业费”的行动来凝聚人气，使业委会的旗帜尽快扯起来，并*迫开发商安排的“前期”物业公司主动撤退，结果一些人被物业公司以“欠款”为由告到法院。
南区法院立案后，立案庭的工作人员按物业公司提供的号码打电话给叶远：“你好！请问你是叶子吗？你现在哪里呀？”
“你是哪里的？有什么事？”叶远没有直接回答对方的问题。
“我是南区法院立案庭的李法官，请你到法院领法律文书。”
叶远愣了一下，大概明白是什么回事，他应付着说：“知道了。”
放下电话，叶老板马上找法律顾问常健咨询，他说：“常律师，物业公司告我们业主拖欠物业费，我那套房屋是叶子的名字，他已经出国了，这个事情怎么办好？我要不要接这个官司？能不能打羸？”
常健反问他：“欠多少钱？值不值得打官司？”
叶远说：“金额没有多少，大家主要是斗气。”
常健说：“如果是这样，你就不用理睬它。按规定，法院收了原告的诉讼费用，要负责送达法律文书给有关当事人，你没有义务去领取；当事人是你儿子，你没有手续、就不是代理人，让他们找你儿子去。我估计法院下一步可能要采取邮寄送达、留置送达或公告送达，或者找不到被告、就动员物业公司撤诉。反正这个官司涉及的金额不大，输不到哪里、也蠃不到哪里！”说完这个问题，常健还和叶老板扯了业主委员会的事情。
常健先后住过三个小区，并且都是首届业主委员会的成员。他现住的景阳小区，从筹备组到业委会成立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与开发商、前期物业公司斗得天翻地覆建立起的“堡垒”，内部却出现问题，短短的几个月就基本上被业委会主任搞垮了。因此，常健对叶老板说：“小区的事是全体业主的事，期望越高，失落也越大，我劝你最好不要太投入。”
“这是大家的事，总要有人牵头来搞呀！”
常健说：“搞这事很费时间、精力，所以很多人不愿出头，可他们什么意见都有，七嘴八舌的，组织者很难照顾到每一个人，人家也不一定听你的。不象你在公司里当老板，公司的人个个都听你的。”
叶远答：“人家说我是大老板有号召力呢！”
“叶总，从法律手续方面来讲，你不是业主；如果你那套房子不更名，你肯定选不进业委会，甚至连选举权都没有。”
“给大家把事办成，应该有些好处吧！”
“就是这个方面容易出问题，搞事的人也很有头脑，他既抢功劳，更要谋利益。我们成立业委会、更换物业公司不久，还不是给人家轰下台了。”
“是怎么回事呢？你最好给我说得清楚一些。”
“我是做法律工作的，加上办事认真，所以业委会选举时票数就高，人家就忌妒了；我谦让别的人当了主任，他不仅乱搞，还容不得不同的意见，千方百计地算计我。在业委会里面，我们坚持原则的是大多数，后来想按物业管理条例更换主任人选都不行。主任在业委会中是少数派，他就乱扯是非，经常组织所谓的业主代表围攻我们，我们多数派只好退出。”
叶老板关心地问：“那么业委会还搞得下去吗？”
“还有一两个人帮着主任，他们掌印、又掌钱，以经济作文章，硬撑了一段时间，捞了不少好处，也逐渐丧失人心。”
叶老板想知道结果：“现有怎么样了？”
“首届两年任期满后，他们想连选、连任，结果只得百分之十几、二十几的票；由于他们把整个小区的人心搞散了，业委会已经不复存。”
叶老板很失望：“那你不是瞎忙乎啦？”
“所以我把经验教训贡献给你参考。”
常健很羡慕那些享受国家住房政策的人们，那些人住在单位大院，不仅不须高价买房，还不用交物业管理费，人际关系也没有那么复杂。
刚从第六监狱辞职到A市做律师时，常健住的是小旅社，也悄悄住过律师所的办公室；辛海在省司法厅大院有一套“房改房”，久不久邀请他去吃饭、玩耍。常健觉得大院落的环境真不错，有保安义务帮看家护院，绿化、卫生、公共秩序都很好，可是自己也只能客串一下而已。
辛海辞去公职不久，又买商品房、写字楼、商铺，买地皮建别墅，有近十处房地产，眨眼工夫就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大亨。
事业成功之后，辛海就开始严格要求第二任老婆，希望她赶快提高素质、跟上他的发展步伐，主要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安份守己。
辛夫人问他：“现在不很好啦！你还要我怎么做？”
“你这几年帮我洗过几次衣服？煮过几次饭菜？”
辛夫人反驳说：“你做事，我也做事。家务就应该大家分担嘛！”
“你做什么事？这辈子就弄了一套房子，还是我帮打官司才最后落实的。人应该实际一些，女人要有个女人的样，家务是你们的长项。”
辛夫人曾经是一个女强人，她当然不服气。
一次辛海心情较好，很难得表扬了夫人，说她有一个方面是他望尘末及的；辛夫人高兴地问：“哪一个方面？”
“你的配偶比我的配偶强！”说完辛海就哈哈大笑。
辛夫人过了一阵子才反应过来，然后气得够呛！
城市的住房，原来主要是单位房、房产局直管的公房、居民祖传的私宅，后来又有商品房小区、（拆迁）安居小区、城中村小区，以及一些乱搭、乱盖的违章建筑（住房）。人们对住房的需求，一部分纯粹是居住，一部分是从投资的角度考虑，因为不用交房产税，也有两者兼而有之的情况。
常健在住房方面未能享受国家的福利政策，他买第一套商品房，是在市区的边缘，虽然“两房一厅”的总房价仅七、八万元，但他主要还是依靠了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的借款，后来陆陆续续才还清债务。
做律师六、七年后，常健想在市中心买第二套住宅；有一个在外地的高中同学听人介绍信息，计划在A市郊区买房地产公司开发的宅基地，他动员常健与其做伴。当时十几万元可以买到一百平方米左右的地皮，允许自建三、四层高的商住楼。常健没有战略眼光，只考虑居住的问题，嫌郊区的交通不便，一心想买套条件较好的现房，因此以十几万元的代价，买到一套七、八十平方米的住宅。那个高中同学买宅基地不久，房地产公司经有关部门批准统一回购已经卖给私人的宅基地，置换给他一大间商铺、两套住房，使他的投资一下子就增值了三、四倍（还有继续增值的可能），这让常健后悔不已。
做律师的第十年，常健攒了点小钱，又想买一套更大的住宅，他和夫人吕梅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几乎跑遍了市区的各个楼盘，最后选定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四房二厅二卫”大宅，总价款近五十万元人民币。常健办购房手续时，除了向父母小额借款以外，还向银行按揭贷款二十五万元。
向银行按揭贷款的日子并不好过，要存足够数额的资金让银行每月扣款，过了一段时间常健心理承受不了，打算将两套旧的住宅卖掉，把内债、外债全部还清楚。吕梅是会计师，她说：“房屋是保值、升值的，如果两套小房子都出租，所收的租金也差不多顶上银行每月扣款了。”
常健说：“那你来办这事，我没有那么多闲工夫。”
“房子有你的名字，银行扣的又是你的钱，我才不管这事。”平时，吕梅说常健说得多、做得少，却没有给自己对号入座。
常健出租、出卖房屋都不太顺利，他不会讲价钱，最终基本上是以原价把两套小房子都出手了，又被吕梅数落一通。常健还银行贷款后，认为节省利息部分相当于卖房屋多得的差价，心理却平衡了。
郑彬辞职做律师之前，在近郊区的原单位也得了一套“房改房”，后来旧城改造被拆迁，他得了一笔可观的补偿款，转到市区较中心的地带买了一套档次更高的现房，基本上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问题。
郑彬住的条件不算差，并考虑到面子问题，买了一辆“2位数”以上的轿车，不仅起步快，也快速地提高了自己身份和社会地位。
辛海算是常健的师傅，郑彬算是常健的徒弟，他们的原单位在A市；常健从外地到市内发展，在住、行这两大项方面，明显地处于劣势。人们常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常健既比不过辛海，也没办法跟郑彬，他以“人比人、气死人”来安慰自己，面对现实、不骄不馁。
尚林找过辛海，叶远找过郑彬，但他们却选择了常健，这使常健认为在事业上与辛海、郑彬还有得一比，因此，有空他愿意多跑顾问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