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常健被顾问单位的事情搅得焦头烂额之时，律师所给他分配一个需要异地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说是按有关规定轮派到的法定任务。
常健当即给尚老板和叶老板通报情况，说明最近要出差。
尚林很在意，他焦虑地说：“老常，你出差的时间很长吗？我的案件法院还没有开庭呢！可千万不要影响这个头等大事呀！”
叶远好象无所谓，或者说很通情达理，他说：“法律顾问嘛！顾得上就问，你又不是做我的独家生意，有事就忙你的去！什么时候有空闲，你就到公司来看看，反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翻不了天！”
常健对两个顾问单位曾经作过比较：一个是大公司、小生意，一个是小公司、大生意；一个主要是内部矛盾，一个主要是外部矛盾。
洁白公司是生产、服务混合型企业，有十几台汽车、上百号职工，其生产一套产品（套装消毒餐具）卖价不到一元钱；尚老板的旺旺公司是个人独资企业，仅仅十几号人马，其经销的白酒、红酒、黄酒、清酒价钱却很贵。由于它们都是做餐馆、酒楼的生意，常健想把两者串联起来“互动”一下，体现法律顾问的作用，可是有意栽花花不发，一直未能连接上。
洁白公司的内部矛盾，主要是劳资纠纷，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叶老板起着主导的作用，法律顾问的作用不是很明显。
尚老板的外部矛盾，主要是与合作伙伴、客户的纠纷，例如与茂盛公司、永利糖业公司、百姓药业集团、白杨淀粉公司等单位的矛盾，那些对手的规模比旺旺公司大得多，而梁宪、二百五、郑彬等人的资格、资历又比不上常健，这种“不对称”的斗争，有时让人感觉别扭。
律师接受法律援助任务，最多也就是一宗平本的生意，常健不接也不行，他只好以此来调剂一下自己的职业生活。
第十五合伙律师所的内勤小杨对常健说：要办的是一个二审刑事案件，上诉人关押在R市看守所，中级法院以“抢劫罪”判他死刑，他上诉到省高级法院；由于上诉人在二审阶段没有请辩护人，高级法院就指定省法律援助中心委派律师给他作辩护，援助中心没有多少公职律师，就轮流给省直辖的律师所派遣法律援助任务；办理这个案件，要去R市会见上诉人，如果“二审”安排在R市开庭，届时还要再去；差旅费用由承办律师自己预支，结案时到援助中心实报实销，如果自己开车去，还可以多开点油票报帐。
常健刚做律师之时，律师事务所曾经分配“指定辩护”的案件给他办，使他能够自由地施展才华，并且尽快熟悉业务。那个时侯，还没有“法律援助”的说法；审案法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指派当地律师出庭辩护并支付相应的劳务费（虽然比正常的律师收费低得多，但毕竟还有一定的收入）。因此，“指定辩护”是新律师的重要案源。
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初期，有过“经费”无着落或律师自掏腰包的情况，常健还遭遇过很搞笑的案例。一次，刚成立不久的省法律援助中心分派了一件法律援助任务，是上诉人关押在外地并需要去会见的案件，说明将由高级法院支付差旅费。常健办了手续到高级法院后，法院方面说差旅费应该是法律援助中心支付；常健阅卷完毕回头再找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中心的人说：“岂有此理！我们哪里有这个经费？他们不给钱你就不办了！有什么问题由我们来扛，没你的事啦！”一个多月后，常健却接到于接到高级法院寄给的判决书，上面照列他为“二审”的辩护人。常健既没有参加开庭，也没有提交辩护词，甚至没有见过当事人，觉得自己对“辩护人”的称号受之有愧，根本未考虑到这是两个单位扯皮的结果，也是“法律手续”的需要。
后来，法律援助制度逐步走上正轨了，由于经费有了保障，又一度成为部分律师的香饽饽，常健一直未能亲自尝试过。
接到法律援助任务通知的当天下午，常健去省法律援助中心办理有关手续。法律援助中心的小王对常健说：应该是律师事务所的内勤人员来办理，下不为例！作为具体承办的律师，拿到初步的材料后，要主动与高级法院的承办法官联系。其他事项的说法，与律师所小杨交待的差不多。
常健从法律援助中心出来，便转去高级法院刑三庭再办一次手续，领到一份R市中级法院的刑事判决书，还查阅了案卷材料。
上诉人名叫柯帅，本次作案时不满十九岁，其在十五岁、十七岁的年龄段，曾经两次被判刑进未成年犯管教所改造，已经属于“累犯”了，与其同案有三人，其中一人和他一起抢劫并杀死被害人，另外两个帮他们窝藏赃物。一审法院开庭时，当地一个叫韦壮的律师为其辩护。
常健记得：早几年韦律师想到A市发展，曾经找到第十合伙律师事务所，当时与其聊了半天，不知什么原因他最终未能过来？而这个案件他没有跟进也有点疑问？常健打算要找适当机会，向韦律师问一问情况。
长期以来，常健基本上是为公民、法人提供法律服务，很难得到为国家（机关）效力的机会；为了能够顺利地完成法律援助任务，他安排第二天出“公差”去R市。同时，常健觉得自己开车太累，又不想占公家的便宜，就打算坐班车去，认为“实报实销”已经不错了。
近年G省的道路交通建设方面搞得不错，几乎每个地级市都通了高速公路，从A市到R市是五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来回一趟连办事，满打满算一般要两天时间。常健上午坐车、中午到，当天下午很顺利地找到了韦律师。
R市第二律师事务所只有五个人，租赁的办公场所破烂不堪，不过韦壮本人倒是很热情。也许那天韦律师有空闲时间，他不仅乐意回答问题，还主动介绍有关情况，与常健“痛快”地交流了一番。
韦壮对常健说：小地方留不住人才，要不是当上律师所的主任，他早就到A市发展了；柯帅的家乡更是贫穷落后，名义上是R市的郊区，实际上是个穷乡僻壤小山村，正所谓是“耕地靠牛、点灯靠油、娱乐靠球”的山沟；不少人是因为贫穷而去偷、去抢，人家大都是跑到富裕的外地作案，柯帅是兔子专吃窝边草，几次犯事都是在本地；那个被害人也真是，开辆几万元的新车到野外钓鱼，柯帅他们就以为是大富翁；柯帅在家里是唯一的男孩，从小就被骄惯了，案发后父母亲砸锅卖铁、东拼西凑拿了两万元到法院，说要赔偿给死者家属，希望能给柯帅留条命；可人家有条件讲，说钱数太少了，谅解是不可能的！如果要钱还要命，否则宁可要命不要钱！这钱至今还存在法院；一审阶段只收他们千把块钱的律师费，办成这样无法再跟进了……
韦主任滔滔不绝讲了许多，让常健回忆起一次出差在火车上见到的事：列车员推着售货小车过来叫买方便食品，声称本次列车没有餐车，一些旅客提出至少应该有个快餐，并抱怨说想吃顿热饭都不行；一个农村人模样的青年，默默地从包袱中取出几根黄瓜充饥，他戴副眼镜、斯斯文文，脸上没有多余的肉，而且明显看出其长期营养不良；大家见状都不大吭声了，列车员则继续说：红军长征只有草根树皮吃，现在方便面冲开水也不错嘛！五块钱一盒，要吃就掏钱啦！常健心想：那个年青人恐怕连方便面都消费不起，这与许多青少年的反差太大了！可是，不见得穷了就偷、就抢吧！
常健见过韦壮之后，又到R市看守所会见柯帅，一见面就问清楚他是否同意二审法院的指定辩护，并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柯帅说：“家里没钱请律师，有法律援助当然好！”
交谈中，柯帅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并称其在关押期间检举揭发别人的问题，有立功表现，希望上级法院能够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
常健问：“你的年龄比同案还小，怎么是你为首做这事。”
柯帅愣头愣脑地答：“我被判过两次刑，在道上比他们资格老。其实也是一时糊涂，有些事是从网上学的，别人教的……”这家伙长得一副帅哥、靓仔的模样，据说从小家里就宠他，在外也蛮招人喜欢。没想到他第一次是偷盗，第二次是打架，第三次则把过去的“武艺”综合运用了。
据说案发的那一天，柯帅和“友仔”为了找钱花，突然盯上一个开车到荒山野岭钓鱼的中年男子，他们一前一后拦住人家“搜查”遭遇了反抗，就掏出随身携带的牛角刀乱剌、乱捅，直到把受害人杀死。然后，他们劫取财物、焚尸灭迹，将抢来的汽车交给朋友去销赃，便若无其事的该干啥、还干啥，被捕时竟然脸不变色、心不跳的，简直是完全丧失了人性。
常健和柯帅谈话约一个小时，最后让他继续好好地反省。并且说：在法庭上要有认罪、悔罪的表示，律师只能尽职尽责去辩护。
柯帅“抢劫”一案，因为是青少年的共同犯罪，常健认为涉及的问题有许多方面，他至少要考虑三个问题：
首先是“教育”的问题。柯帅走上犯罪道路之前，其家庭是怎么教育的？学校是怎么教育的？他在社会上又受到哪些不良的影响？其被判刑进到“未成年犯管教所”之后，两次教育改造的效果如何？是没有教好、还是越教越坏？刑满释放回归社会之时，有关部门对其又是如何“综合治理”的？能把原因往这个方面去推、以减轻其责任吗？
其次是有无“精神病”的问题。曾经有相关资料称道：有些人天生具有犯罪倾向，而且从面相上就可以看出来。柯帅“一表人才”的相貌，怎么看都没有凶神恶煞的样子，可他为什么屡教不改、变本加厉，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持刀杀人就跟宰个鸡差不多了！毫无恐惧的心理，也无后怕的感觉，是否要给他做精神病的鉴定？
再次是如何“惩罚”的问题。有关部门提倡对青少年犯罪要采取“教育、改造、挽救”的政策，可柯帅已经两次判刑，这次又弄出人命，教育显然失效，改造没有成功，还有挽救的可能性吗？一审法院否定了立功表现问题、判其死刑，二审法院凭什么给他改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