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健的熟人老邹，早于常健从外地到A市做生意，年纪越来越大，日子越混越差，至今仍在“城中村”租房住。据说老邹经常学雷锋、做好事、助人为乐，偶尔还登报、上电视，常健也没有认真考究，任由他自吹自擂。
老邹以前给常健介绍过几件小案子，常健歇业期间，俩人几乎没有联系。常健恢复执业不久，老邹便有电话来找：“常律师，还记得我吗？”
“是老邹吧！”因为他的口音比较特别，常健想开玩笑说：你烧成灰、我也认得你。可毕竟几年没见面了，常健认为刚恢复执业还是低调的好。
“好久没有一起喝酒了，你现在忙什么？”
“不忙，我撤销个人律师所便歇了几年，刚刚恢复执业。”
“还是自己搞吗？”老邹很是关心。
“不啦！那样太累，我挂靠经贸律师所。”
“上班在哪？有机会我去看看！”
“要预约、不然不一定碰面，我一般不坐班。”
“不要紧，你说你们所在哪里吧！”
“市中心金石大厦12楼。”
“那可是黄金地段，不错嘛！”
“老板的地盘，我很少去的。”
“今晚出来吃饭怎么样？”
“有什么好事？”常健本想问谁请客。
“有个朋友从B市过来，他在铁路上跑车，大概六点钟到。”
“行！具体到哪里呢？”
“他们平时都是在火车站附近的小酒店，到时我给你电话。”
“你那个朋友有什么事吗？”
“有个小案件，咱们见面再聊吧！”
老邹的朋友叫汪贵，与老邹、常健是一个年代的人，比老邹小几岁，比常健大几岁；他对老邹比较粗鲁，经常以“这个野仔”、“这个杂毛”相称，还说是亲近、随便，而老邹一概以笑脸对待、从不发火；他对常健则相反，开口闭口不是“健哥”、就是“阿健”的尊敬，有时让常健很不好意思。
汪贵从不当着第四个人的面谈他的案件，说是“家丑不外扬！”等等，其实也是怪事：汪贵身世不明，养父是个离休干部、前几年已经去世，养母是个家庭妇女、去年去世；他本人结过两次婚、有两个儿子：汪大、汪二。据说汪大虽然一直随父亲生活，却偏向母亲（汪贵的前妻）。
在小酒店里，汪贵点了五、六个菜，又支使老邹到对面街店买来酒，大家就边吃喝、边聊事，还看了一些文书材料……
半个月前，汪贵收到B市南区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儿子汪大以“遗产继承纠纷”为由起诉父亲汪贵，称奶奶临终留有遗嘱，将所住的楼房全部给他一人继承，而汪贵拒不履行遗嘱，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汪贵说：“这个仔现在已经工作、独立生活了，想要房子、他好好说嘛！我不在乎那套房，可他冷不丁就起诉到法院，肯定是想弄给她妈，是她妈教唆他这样做的……算是给我难堪了，我能怎么办？”
常健问：“毕竟是父子关系，能不能协商解决？”
“我不可能去求他，法院已经定下开庭时间了。”
“还有半个月，大家沟通一下嘛！”
“我在B市找过律师所，说请律师要万把块钱。有那么贵吗？”
“要看怎么算法！给付之诉还是确认之诉……”
“太深奥、我听不懂呢！”汪贵忍不住打断常健的话。
常健不想继续对牛弹琴，便问道：“我能帮你做什么？”
汪贵又敬常健一杯酒，试探说：“你帮我列几个要点，我回去和老婆商量一下，如果我们对付不了，再请你去帮开庭。怎么样？”
常健说：“老邹经常学雷锋，就算我也学一次吧！”
“衷心感谢！搞完这事、我会有所表示的。”
常健见多识广、吃了嘴软，找纸执笔写了大半页：
一、章节花是被告的母亲，其生前由被告照顾，后事也是被告经办；被告收到法院诉讼材料之前，从未听说父母立有遗嘱。因此，被告不认可所谓“代书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
二、北欧路78-17号房屋是被告父亲汪玉名下的遗产，被告是法定继承人。原告是被告的儿子之一，其还有一个亲弟弟；被告尚健在，原告“抢班夺权”太过着急，依据不足、且无理由。
如果原告愿意协商，被告亦同意调解处理。
三、假如本案不能调解结案，被告希望法院查明事实、阐明道理，依法作出公正裁决，维护本人合法权益。
汪贵回到B市后，打过几次咨询电话，还问常健如果帮出庭能否优惠收费？
老邹则经常溜达去金石大厦12楼，他也不进经贸律师所，偶尔打电话问常健为何不在办公室？好象是查岗一样；律师所内勤华丽也反映：见老邹在门外探头探脑几次，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常健嘴上说他无聊，心里估计他是察看汪贵是否办聘请律师手续？如果常健收律师费、是否给他介绍费？
汪贵开过庭后，自我感觉不好，后悔当初未请律师；常健安慰他说：“你按我列的要点说，应该没有大问题，而且还有二审的机会。”
“常律师，如果要二审，你一定得帮我来开庭。”
“可以帮你，你到律师所办过手续、我就去。”
又过一段时间，汪贵找到新感觉了，他说：“常律师，法院电话通知我去调解，估计我儿子赢不了啦！你说我去吗？”
“可以去呀！你把握好、就行。”
“我不想去，让他们求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