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常健按约来到经贸律师所，宾明打电话说几个亲戚回老家筹款去了，对此方权不太在乎，他让内勤华丽给常健办聘用手续。
经贸所的变化比较大，除方权两口子外，其他的人、常健一个也不熟：龙副主任是外省人，到本所未满五年；华丽是C市人，她负责行政、财务工作才一年多；常来办公室的律师还有林娟、磨练、李铁、覃武等四五人。
方权说：律师证要本人亲自去办，估计没得那么快，所里可以先发个《工作证》，方便新人开展业务。小华又说：办公室搞装修时、空白工作证不知放到哪里了？等找到才能给常律师办。常健心想：自己二十年前就曾领过经贸所的首版工作证了，再办一个也好，只怕这工作证没有律师证来得快！
与经贸所签订好聘用合同后，常健轻车熟路地准备好有关材料，就去司法厅律师管理处办理“恢复执业”手续，未料所见的几个都是新面孔，一个女办事员姓李、一个男科长姓黄、一个女副处长姓莫，竟然一致说常健歇业已经超过三年，按规定要培训过才能重新上岗，且不知道什么才能培训，要他回去等候通知。
常健最后与莫副处长论理：“我办歇业时，王主任说随时可以恢复执业，你们改变政策，应该来个安民告示嘛！再说我实际歇业未满三年。”
“你不是前年四月份办歇业手续吗？现在可是五月了。”
“那时我还有业务没办完，直到年底、我还以律师身份办了几单收尾案件，有法院的判决书为证，不信、我可以回家找出现给你看！”
莫副处长公事公办地说：“你留个电话、先回去吧！”
常健感觉她是打发人，无可奈何地说：“好！我希望你们认真考虑我的情况，尽快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不然，我就直接找厅领导了。”
回家后，常健立即动手写了一封求助信，内容如下：
中,共G省司法厅党委及曹波书记：
五一劳动节刚刚过去，七,一,党庆日又将到来，我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及共,产,党,员的身份向组织寻求帮助。
本人常健，1959年出生，1976年在平合农场（第六监狱）参加工作，1981年入党，1993年获授律师资格并转入律师行业（附件一、二为证），1994年获授四级律师职称（附件三为证），从无违法、违纪行为（附件四为证）。
2010年11月，我有幸参加曹波同志以党委书记兼厅长身份莅临指导的“全省律师管理人员和律师事务所主任培训班”，其中《律师管理工作几个问题的培训提纲》规定：（歇业）律师恢复执业需提交…1、个人请求书…2、请求人所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同意恢复执业并盖章…3、律师管理处出具恢复执业的有关手续…律师管理处主管人员王燕还作了具体“训导”（附件五为证）。
2011年4月，我由于身体欠佳等个人原因歇业，律师管理处王燕给本人抄录“恢复执业补充材料”为：（1）执业登记表一份、相片2张（兰底）；（2）律师资格证；（3）歇业期间无违法犯罪证明；（4）原执业证（复印件）；（5）身份证复印件；（6）无业证明（辞职文件）；（7）聘用合同（附件五、六为证）。
我歇业后一直坚持参加律师协会党组织活动，并以A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的身份承办过多起仲裁案件，从未脱离过法律工作（附件七为证）。
现在，我身体已完全康复、并受聘于经贸律师事务所（即本人最初执业的工贸律师所）。昨天，我带足材料去律师管理（行政审批）处办“恢复执业”手续，未料接待人员声称：政策变了！如果早点来还行！目前处里无法办…
《宪,法》和《劳动法》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律师法》对“律师执业许可”也有规定。本人从事律师职业近二十年时按规定“歇业”，怎么可能无法“恢复执业”？如今的情况是：我年过半百、且基本没有经济收入（办仲裁案属兼职性质、劳动报酬很少），又无别的谋生技能，实为“特困党员”，希望党组织帮助解决“恢复执业”的问题。
常健五月六日。
附：有关材料七份随卷，材料及信封上有本人联系地址及电话。
正当常健准备去邮局寄信时，律师管理处黄科长给他打来电话。
手机传出一个男中音：“请问是常律师吗？”
常健不知陌生电话是谁打来的，只能回答：“对呀！你是谁呀？”
对方在话筒上说：“我是律管处的小黄。”
“你好！黄科长。”常健又有点意外。
“你的事、我们已经请示过领导，同意给你办律师证；你带上规定材料直接到办证大厅去找韦处长，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谢谢你们。”常健异常高兴，他不用去邮局寄信了，也不必再等待，带上材料就直奔省行政服务办证大厅。
这行政服务办证大厅办事效率就是高！其承诺是十五个工作日之内办妥……第五天便来电话通知常健去领《律师执业证》了。
常健领到新律师证后、认真地看了一下，发现还是原来的号码，当真是恢复执业了！他再三感谢承办工作人员；回到经贸律师所，方权、华丽对常健那么快就拿到律师证表示惊奇，小华不好意思地说：空白工作证我还未找到呢！
常健自豪地回答：“把它留给更需要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