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犯罪
危险的年龄-社会反抗心理？-儿童时期的灾难-青少年的悖论-主观性缺失-追寻法令-如何应对？
我们说到过，青春期是对所有情感的改组期：父母的爱，对自己的爱，对他人的爱。青春期的兴奋还会让过去复活：小俄狄浦斯又出现了，但这次，孩子已经拥有了成人的身体和生育能力。童年时所有没解决好的问题，主要是肛门阉割和俄狄浦斯阉割，又会强势回归。如果孩子三岁时的暴力、全能意志没有被驯服，如果乱伦愿望被抑制却没有被放弃，一切就都会在青春期时再次爆发。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在五岁时被决定了——改变当然是可能的，但很难实现。
我们见到过一些父母使童年的变化变得容易，他们建立了一种爱的关系，既尊重孩子，又肯定了孩子的意志，使得孩子成长。从断奶期到俄狄浦斯禁止，父母都发挥主动的作用。但在青春期的变化中，孩子第一次支配游戏。他们要重新开始小时候被制止的行为，但这次父母无法再施加明显的影响。我们可以说父母会收获他们曾播种的行为，虽然他们并不想如此。
危险的年龄
“青春期”并不是个自然概念。如今，在一些国家，青春期并不存在。青春期出现在西方从封建土地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父亲不再是土地或手工作坊的主人，而是变成了市场的“奴隶”，无法再传承财产，而只能传递“精神价值”。接近成年时，孩子体验和幻想的转让期许似乎变成了幻象，失望由此而来。父亲失去了光环，国家却尝试着重燃火焰，尤其是依靠创立义务教育和兵役制度……
在十九世纪，人们将青春期视为危险的阶段，会有很多恶习随之而来。奇怪的是，我们发现在同一时期出现了无产者形象，被殖民者形象，他们也被认为是危险且无序的。青少年同这些人一样，反抗并且想获得自由……
今天，我们认为青春期是一种运行方式，我们在一生中都可能经历。中年危机，老年危机同青春期一样，都是产生深刻改组的时期。我们可以想象对历史的理解，历史就是在不停地描述“危机”，至少是从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以来，这种观点逐渐传播，如今也渗透进了我们对个人生活的理解之中。
此外，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常常到了三十多岁还处于青春期……甚至一辈子都处于青春期！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就是属于青少年的；行为优先于思想，拒绝一切依恋，性与爱相分离，自恋欲……
短期记忆
人们如今惊恐地描述着群体犯罪行为，生活在郊区的人醉心于暴力和上瘾（主要是毒品）行为，专业人士对此也同样感觉恐惧。我们感觉这些情况是新出现的，产生于新的生活条件，摧毁了传统框架，还会造成家庭分裂。
然而，每个年代都有类似的“帮派”。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黑夹克（不良少年），二十世纪有流氓混混。中世纪时，最好不要晚上出门，城里都是年轻人团伙……
加入恐怖组织，参加叙利亚战争，这些会让我们想到青春期初期的团体逻辑：将某一事业或某一领袖（神灵）极端理想化，不完全性成熟（一方面禁欲、升华，另一方面色情），非主观性暴力（没有他者的再现），受死亡引诱，将死亡看作是入教的考验。
社会反抗心理？
郊区汽车被烧，学生抗议，骚扰警察，在低租金住房的地下室策划犯罪，在这些情况下，心理学的思考似乎显得多余。然而社会学调查揭开了秘密：59％的案例中，犯罪者来自单亲家庭，母亲很年轻时就当了妈妈，入不敷出……预估的结果（尤其是具有统计数据时）于是证实了我们之前的想法。定量相对于定性的优势便体现在此：我们处于客观事实中，以至于无须思考。
可事实上，还有41％的情况被忽视了？他们的问题是什么？这些有爸爸有妈妈，每天都能吃饱喝足的孩子怎么了？而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也占了犯罪者的十分之四！弄明白他们的情况就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剩下十分之六的犯罪者的问题！
专注青春期痛苦的心理分析学家让-皮埃尔？卡提耶（Jean-Pierre Chartier）认为，这些孩子在很小的时候经历了重大的缺失、畸形的父母之爱，他对此写下了下面这些话：
我把这种内在灾难称为“心理黑洞”；就像吞噬光和恒星的宇宙黑洞一样，心理黑洞囚禁着主体的力比多，将周围的人、事物吸引过来，摧毁自己 ……
卡提耶认为，这一黑洞的形成是由于“过早遇到可能致命的暴力”。当然，他不将此应用到所有青少年身上，针对的是变得边缘化的少年，面对他们，无论是父母、学校还是社会机构都感觉无能为力。
儿童时期的灾难
如何描述这一阻碍孩子成长为正常人的灾难，或者说是阻碍他们接受生存所需法令的灾难？
很明显，同法律的关系是处于中心地位的。从技术层面上讲，我们说这些孩子超我缺乏，他们没有将禁止的法令内化，也没有将生活和渴望的典范内化。我们说过，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消失，或者说随着对禁止乱伦这类法令的接受，人们实现这种内化。所以在父-母-孩子的三角关系中存在混乱，爱在这三者之间没有很好地流转。
我们更强调父亲的缺失，父亲可能不在场，也可能母亲没有让父亲的职能被承认。我们很少描述父亲缺失产生的效应，只是总结说，处于自愿或迫于无奈，父亲把孩子留给了母亲。可这样做的后果会是怎样的？
母亲无法在支持父亲的同时与孩子保持良好的距离。这会表现在一些具体的行为上，例如接受孩子和自己睡，而原因则是心理上的，母亲“过于爱”自己的孩子——或者她想要放弃孩子，但孩子“太爱她”，或者说孩子生活的目标就是要满足母亲。
没有父亲或父亲角色构成的三角关系，孩子会像婴儿一样沉浸在对母亲渴望的想象中。她想要什么？孩子继续和母亲融合，想要处处满足她。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孩子注定只会遭遇失败，从中获得一种无力感。于是他觉得自己是母亲的一切，自己又什么都不是。同时，他又觉得母亲的这种苛刻让自己专横武断，母亲将自己围困起来了。
青春期时，任何对母亲的接近和服从都有补充意义、性的意味，这是因为俄狄浦斯欲望再现。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咒骂其实都是来自于投射机制，比如“操你妈！”，我们在骂别人时其实想实现自己潜意识中的愿望。青少年要对想象中母亲遇到的危险做出反应，有时他们找不到暴力之外的其他方式：对母亲表现出攻击性，有时候会打她，以这种方式保护自己——其实潜意识里是想要满足和母亲身体接触的渴望。
还有一种方法是逃避：流浪，寻找其他联结，例如在某个有领袖领导的群体中，或是在一段显得艰难的感情关系中。他们会保持警惕。
青少年的悖论
青少年会有一种奇怪的悖论，这是一种菲利普？贾迈（Philippe Jeammet） 所描述的双向联结。青少年越是感觉空虚，就越会转向爱的对象。他们会转向一个完美的可追随对象，可能是政治人物，也可能是美学或道德偶像；一个令人快乐的渴望对象，青少年需要这些获得自恋构建。可惜的是这些爱的客体同时也构成很大的危险，因为在他们身边，青少年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他们所渴望的人同时也是威胁他们的人，唤醒他们身上最原始的幻想：他们可能会被入侵，被剥夺自我。他们因而会害怕自己的欲望。菲利普？贾迈（Philippe Jeammet）写道：
这种情况可能会让青少年感觉到一种真正的矛盾，会成为他们自主性的自恋威胁，甚至会威胁他们的身份，身份与自我欲望的强度和对爱的客体的期待相连。其中有一些无解的，难以想象的，呈悖论的东西。或者说是一些虚假的矛盾。因为这中间的一些说法并不属于同意逻辑层面。成年人知道，在接受爱的对象的给养的过程中，青少年越来越脱离对爱的对象的依赖。然而青少年所经历的，在于他们所需要的客体是一个威胁。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触发防御的决定因素，主体想通过这样做来用行为控制一个他们无法在心理上内化的空间 。
主观性缺失
犯罪的青少年没办法自我构建成独立的主体，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一直都是“某种东西”。没有存在感，什么都不想渴望，无聊厌倦的情绪由此而来……从这时起，他们也会把他人看成“东西”：他们不是另一个我，他们不会对我有同理心。我们完全看不到他者言行对他们产生的效果。因此，我们会联想到前文提到的肛欲期的孩子。
这种主观性缺失使得青少年犯罪者受全能欲望支配，所有人在小时候都经历过这种欲望。同时，青少年犯罪者还会觉得没有存在感，或者感觉到低人一等。别人的一个眼神就可能伤了他们的自尊，让他们想要反抗。
他们的欲望没有内在的生命力，无法将爱的对象转化，必须立刻被满足。他们是“短链循环”和冲动的拥护者。行为代替了思想，给予他们存在感，让他们产生了一种受虐-施虐癖的想法：他人痛苦，所以我存在。
这种立即触发中，超我和理想自我处于原始性中，愉悦的愿望没有获得俄狄浦斯转化，仍保持原始状态。
如何应对？
我们说过，父母很难弥补已经过去的时间。而寻找解决途径则要在家庭中完成。
组织心理疗法专题研讨会并不合适，也常常没有效果：青少年内在心理缺失对此无益。若心理疗法医师建立了移情，青少年还会将心理医师变成自己的精神领袖，对其完全依赖，而这是危险的。
所以最好采取更加实际的措施，建立多个交谈者、多种活动、多个参照环境，青少年因而可以在其中表达自己的多元倾注和依恋，我们希望他能从中获得和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倾诉”联结，也就是说在面对他（们）时，自尊得以建构。此后，青少年可以从行动转向语言；对于某人建立自己的存在感后，他们就可以发展内在生活了。